波拉尼奥 | 如果要抢银行，我会带五个诗人去

如果要抢劫欧洲戒备最森严的银行，你可以自由选择五个同伴，你会带着谁？我的话，可能会带一个智多星，再带四个经验丰富、身手不凡的大盗，但波拉尼奥却说，他会带五个真正的诗人去。

做文学的人通常会有些不走寻常路的举动，面对一些问题，他们也会有着更感性、更有趣的回答，而波拉尼奥正是如此。他做着别人看来离经叛道的事，但却在表达着最朴实的爱和最深刻的思考。

下文摘选自《在地狱阅览室里》经出版社授权推送。篇幅所限内容有所删减。

01

谁敢这么做？

我记得最清楚的书是十六岁到十九岁之间在墨西哥城偷来的那些，以及二十岁时，军事政变发生后的几个月，在智利买的那些。

墨西哥曾经有一家极好的书店，名叫水晶书店，位于阿拉梅达大街。书店四壁连同屋顶都是用玻璃搭建的。整个书店就是玻璃和钢架结构。从表面看来，在那里偷书几乎是不可能的。

然而，试试看能不能成功的诱惑战胜了谨慎，过了一段时间后，我到底还是去了。落到我手里的第一本书是皮埃尔·路易的诗集，小小的一卷，纸张薄得像印《圣经》用的那种纸。我不记得那部集子是《阿芙洛狄特》还是《碧丽蒂斯之歌》了。我只记得对于当时不过十六岁的我来说，有那么一段时间，皮埃尔·路易俨然变成了我的导师。

后来我又偷了几本书，分别来自马克斯·比尔博姆（《幸福的伪君子》）、尚普弗勒里、塞缪尔·佩皮斯、龚古尔兄弟、阿尔封斯·都德，还有墨西哥作家鲁尔福和阿雷奥拉，他们当时正活跃在文坛，尽管是以自己特有的方式，这也说明了为什么就连我这样的人都能在某个寻常的上午，从芜杂的迷子大街上（这条街我在现今的墨西哥联邦区地图上已经找不到了，就好像这条名叫“迷路的孩子”的街道只存在于我的想象里，又或者这条街连同街上的下沉式商铺和各色街景真的迷失不见了，如同十六岁时的我迷失了自己）找到他们的书。在那些薄雾般的日子里，在一次次隐秘的突击中，我记得偷来的书有很多都是诗集，作者包括阿马多·内尔沃、阿方索·雷耶斯、雷纳托·莱杜克、希尔韦托·欧文、韦尔塔、塔布拉达，还有一些诗集的作者是美国人，例如《威廉·布思将军进天堂》的作者，伟大的维切尔·林赛 。

但是一部小说将我带离了地狱，又送了回去，那就是加缪的《堕落》。在我的记忆中，一切和它有关的事情都仿佛笼罩在幽灵般的光线下，或说是黄昏凝滞的光线下。我读了这本书，狼吞虎咽地读完了它，周身被墨西哥城绝妙的晨光照亮，那是（或曾经是）一种红绿相间的光芒，环绕着这道光芒的是一片嘈杂，那时我置身于阿拉梅达大街上的一家银行内，身无分文，却有一整天的空闲，或说有一辈子的空闲供我随意挥霍。自从读了加缪，一切都不一样了。我还记得那本书的样子：字很大，就像幼儿识字读本，页数不多，硬皮精装，封面上是一幅吓人的画，这样一本书太难偷了，我不知该把它夹在胳肢窝下还是藏在背后——那天我又逃学了，校服上衣完全遮盖不住这本书的形状。最后，我干脆把它拿在手里，当着水晶书店所有员工的面，堂而皇之地从书店走了出去。这是实施偷窃的最佳形式之一，我是从埃德加·爱伦·坡的一则故事里学到的。

从那时起，从那次偷书之后，从那次阅读之后，我从一名谨慎的读者变成了一名贪婪的读者，从一个偷书贼变成了抢书人。那时候我什么都想读，在天真的我眼中，这意味着去爱，或说试着去发现，那种无常的机制，那种曾经让加缪作品中的人物接受坎坷命运的东西。和我提前设想的种种情况相反，我的抢书生涯持续了很长时间，而且收获颇丰。

但有一天，我还是被抓住了，所幸不是在水晶书店，而是在地下室书店。

这家书店位于（或原先位于）阿拉梅达大街对面的华雷斯大街上，店如其名，是一间庞大的地下室，里面堆满了从布宜诺斯艾利斯或巴塞罗那运来的最新图书，每一本都闪闪发光。我在那里被抓住的场面相当不光彩，就好像书店里的武士为我的人头 开了价一样。他们威胁说要把我驱逐出境，要把我带到地下室书店里的地下室痛揍一顿，在我听来，这一说法就好比一群新派哲学家内部交流有关毁灭之毁灭的看法。最后，经过长时间的深思熟虑，他们还是放了我，但放我走之前没收了我身上带的所有的书，其中就有刚才提到的《堕落》，所有那些书都不是从他们店里偷的。

不久之后，我就去了智利。如果说在墨西哥我能遇见鲁尔福和阿雷奥拉，那么在智利我也应该能遇见帕拉和林恩，然而我只在散发着催泪弹气味的夜里，看见了行色匆匆的罗德里戈·利拉。

随后，政变来临，我游走在圣地亚哥的书店间，以这种廉价的方式排解无聊与疯狂。不同于墨西哥的书店，圣地亚哥的书店里没有多少店员，往往只是一个人打点一切， 这个人通常就是店主本人。我在那里买了尼卡诺尔·帕拉 的《巨著》和《装置集》，还有恩里克·林恩与豪尔赫·泰利尔的书，这些书我没过多久就丢失了，但阅读它们对我而言是一段至关重要的经历，尽管至关重要这个词其实并不恰当：这些书帮助了我，让我能够正常呼吸，但呼吸也不是那个恰当的词。

在造访这些书店的过程中，令我印象最深的是店员的目光，有时就像是被绞死之人的目光，有时又浑浊得像熬过夜，糊着一层眼屎样的东西，现在我知道了，那不是眼屎。

此外，在我的记忆中，再也没有比圣地亚哥的那些书店更孤独的书店了。我在那里一本书也没有偷。那里的书十分便宜，我完全可以自掏腰包。在我造访的最后一家书店里，店主（一名四十来岁的又高又瘦的男子）在我逐一察看一排法国小说旧书时冷不丁问了我一句：

如果一位作者向一个被判死刑的人推荐自己的作品是否合情合理。说这话的时候，他站在一个角落里，上身穿着一件白色衬衫，袖子挽到手肘处，喉结格外突出，每当他开口说话，喉结就会上下颤动。

我回答说，我不觉得这样做合情合理。我们说的是哪些被判刑的人？我问。

书店老板看了我一眼说，他真真切切地知道有不止一位小说家会向死刑犯推荐自己写的书。而后他说，我们所谈的是绝望的读者。我是最不该说这话的人，他说，但要是我不说话，我不知道还有谁会说。如果您要送一本书给一名死刑犯，您会送哪本？他问道。

我不知道，我说。

我也不知道，书店老板说，这太可怕了。绝望的人会读什么书？他们喜欢什么书？您能想象阅览室里有一名死刑犯吗？他问。

我完全想象不出来，我说。

这很正常，您还年轻，他说。而后他接着说道：那场面就好像是南极洲，不像北极，而是像南极。

我想到了阿瑟·戈登·皮姆，但我决定还是什么都不说为好。

我们来看看，书店老板接着说，谁敢把这本小说放在一名死刑犯的膝头？他举起一本颇有些名气的书，而后把它丢进了一只带耳筐里。

我付了钱，然后就走了。当我转过身，背对着这位书店老板时，我不知道他是笑了起来还是痛哭失声。我走出书店来到街上，听见他在我身后说：谁敢尝试这样的壮举？而后他还说了些什么，但我已经听不明白了。

02

最佳黑帮

假如要抢劫欧洲戒备最森严的银行，可以自由选择同伙结盟的话，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五位诗人。

我要选五位真正的诗人，不管是阿波罗式的还是狄奥尼索斯式的，都无所谓，但一定要是真正的诗人，也就是说，他们拥有诗人的命运，过着诗人的生活。世上再没有人比他们更勇敢了。世上再没有人在面对灾难时比他们更有尊严、更清醒了。

他们看起来有些羸弱，爱读圭多·卡瓦尔坎蒂和阿尔诺·达尼埃尔的作品，爱读那个曾经穿过尸横遍野的战场的逃兵埃斯库罗斯的作品，他们在词语的空白之处写作，就像在没有出口的星际间迷了路的宇航员一样，他们在一片既没有读者也没有出版商的沙漠中跋涉，那里仅有句法结构或愚蠢的歌谣，由幽灵而非人吟唱的歌谣。在作家公会中，他们是最伟大也最不被着重的珠宝。当一个十六七岁的年轻人发了疯，决心做一名诗人时，对于他的家庭而言，无疑是一场灾难。犹太同性恋，肤色偏深，半个布尔什维克分子，被流放到西伯利亚也会让家人蒙羞，还是波德莱尔的忠实读者，他在中学里的日子不会好过，不仅和同学们相处不睦，更不会受老师待见。

然而，他的脆弱却极具欺骗性。

同样，他的幽默、他表达爱意时的任性无常，也着实迷惑人心。藏在这些游荡的暗影背后的，是世上最坚韧的一群人，也一定是世上最勇敢的一群人。称他们为俄耳甫斯的后人是有原因的：俄耳甫斯用琴声让阿尔戈号找回了方向，他曾下到地狱，又回到人世，尽管回来时活力有所减损，但毕竟活下来了。

假如要抢劫美洲戒备最森严的银行，我会带一帮诗人去。这场抢劫最后可能以灾难告终，但依然不失瑰丽。

03

不幸的人物

摄影的洞见体现在哪里？

在于发现应该看见的东西，无视不需看见的东西吗？在于永远睁大双眼观察一切吗？在于选取看见的内容，让可见的东西发声吗？在于从大量空洞的影像中寻找那隐约的、可被视为美的事物吗？或者说，在于徒劳地寻找美吗？

凶手沉睡时，被害人为其留影。这句话几乎是被一个压低的声音嗫嚅着说出来的，它对我穷追不舍，对我的影子穷追不舍，多年如一日。

凶手在沉睡。被害人在为其拍照。描绘成影像就是：一张单人床，廉价货，放在一间既非采光良好又不至于太昏暗的房间里，床上躺着一个毫无戒备的家伙，他仰卧或侧卧着，身穿内裤和T恤衫，脚上套了一双深色的袜子，什么都没有盖，一副熟睡者特有的放松神态，床尾有一个黑影，看不出是男是女，仅仅是个影子，一个雌雄同体的轮廓，向左边，也就是房间中央的方向，斜着身子，手里端着一台小型相机，凝视着拍摄对象，那份专注与那个熟睡者对睡眠的专注无异，但（这里恰好传递出某种既恐怖又日常的讯息）两者性质不同，必须强调的一点是，那个影子手里的照相机固定在三脚架上，但三脚架是凭空想象出来的，支在房间中央，房间里有些杂乱，可能是某个宾馆的房间，也可能不是，无论如何，看起来都是熟睡者的房间，也就是凶手的房间，而不是摄影师的房间，或者说，那不是被害人的房间，尽管被害人在房间里走动时显露出某种熟稔，这种熟稔随时间的推移而愈发明显，其中的坚定与沉痛、反叛感与宿命感同等强烈，仿佛现实发生了弯折，而时间——虽然只是一个瞬间——转身望向了从前。

拍摄照片的人取得了胜利，但这份胜利最终可能无可救药地通向死亡。睁着双眼的人是赢家，可是他赢了谁呢？赢了又有什么了不起呢——在内心深处，这个赢家明知自己其实已经输了，知道我们所有人都输了。

圣地亚哥街头的流浪儿与伦敦街头的黑影。拉腊因作品中的湿与干。

这样说可能有些冒昧：我曾经在他的某张照片里生活过。这是有可能发生的。我能确定的是，我曾在他的某张照片里一闪而过，我曾走过拉腊因镜头下的那些街道，我曾见过那些有如镜子的地面（镜子仅仅倒映出最不堪一击之物或干脆就是空无），拉腊因凝望的那些人也曾凝望着我。

他看起来像是那种善于抓拍的摄影师。他看起来像是那种顽皮的摄影师。他看起来像是智利无拘无束的小孩。他看起来像是有各种各样的形象，却又哪个都不是。有时候我觉得他是在寻找和谐，或是和谐的某种替代品：一切都静止不动的瞬间，人与物相仿的一刹那。没有一个人在动。雨滴悬停在半空中。举着伞的人变得好像背景中骑马的雕像。眼睛圆睁，大小如同张开的嘴巴。

我有一种印象，就是拉腊因是那种完美的游客，美杜莎式的游客，他在一个狭长如走廊的国家的生活经历，连同一代又一代被浪费、被挥霍或被遗忘的智利人的命运，日积月累，赋予他一种特别的眼光，也是一种特别的移动方式。快速、灵巧、年轻而不加防备，拉腊因如此观察着这座迷宫般的城市，同时观察着我们。拉腊因的目光：一面枝繁叶茂的镜子。

拉腊因拍下了一条长长的队伍，那是排队等车的人们。这件事发生在伦敦，但或许也可以说，这件事发生在地狱的郊外。那是一条极为整齐的队伍，一条完全正常的队伍。当公共汽车进站时，人们就会上车，车将会前行，人们刚刚聚集的空间会在片刻之间变得空空如也。这一画面可以无穷无尽地重复下去。当然，上车的人并不会去往地狱。命运的偶然决定了他们将永远在照片的留白处游弋。

拉腊因拍下了在海德公园里散步的人的样子。从表面上看，这是一张英国式的照片，一张普普通通的照片，它呈现的依然是排队的人那种随时可能被打破的和谐。然而，凝神细看就会在照片右侧发现一个来自智利圣地亚哥的土里土气的人，他可能是政府工作人员或银行职员，总之就是一个办公室白领或小官员，一个此前从未走出过智利的好人的形象，他头上戴的小帽就是证明，只见他神情惊讶地走在海德公园里，举止僵硬（比残疾人还要僵硬），就好像他一边走，一边在头脑中思考着某些高深的问题。照片左侧有一位姑娘，也有可能是一只袋鼠，推着一辆看不见的婴儿车，画面里只出现了车的把手。那个姑娘倒是真正的英国人，她的目光落在那辆看不见的婴儿车和车里的婴儿身上，但从她脸上的表情很容易看出，她心在别处，那是一个更温暖的地方，几何学意义上的热带，几何学意义上的流放地的热带。

照片上的人物不止这两个，实际上他们两人只不过是出现在照片的边缘，却使照片因此而产生扭曲。在相隔遥远的路西法式袋鼠奶妈和智利圣地亚哥乡民之间，一对情侣手挽着手向摄影师走来，向着照片的近景走来，这构成了一种对未来的预示，就好像这对理想情侣（典型的英国情侣）的最终命运就是成为孤独逡巡的智利人和我们看不见的婴儿以及那位形迹可疑的保姆。

但即使讲到这里，照片所呈现的内容也还没有说完（因为这张照片，也可能是所有照片，都必然有始有终，但我们从不清楚何为始何为终），或说照片中还有别的人物：在镜头最远处，能看到三个极小的身影，它们处在整张照片真正的中心位置，在这个中心点上，海德公园惬意的步道与地平线相交汇，从而使构图达到了平衡。不知道这三个身影是正在靠近拉腊因的镜头，还是正在远离，大概是在靠近吧。三个身影如同三个黑洞，如同三道极其细微的抓痕，划过这张照片宿命般的恬静（与清醒）。

拉腊因拍下了一个刚从贝克街地铁站楼梯上下来的人。画面构图仿佛是对德尔维尔的某幅画的点评。在这位比利时画家笔下，人们从地狱飞升或堕入其中，裸露的躯体光彩炫目，有如旋风。而在拉腊因这张照片中，人们在地铁里上上下下，有着与德尔维尔的画作中相同的浮华与情境相同的冷淡疏离，相同的半沉思半哀伤的面孔。

从这个视角来看，伦敦大桥连同行驶在它上面的双层巴士，以及沉入漆黑冰冷河水中的怪物般的桥墩，一起组成了地狱之桥的形象：桥上人影飞奔，桥下河水翻滚（在所有摄影师的镜头下，那河水几乎都不曾有过平静的时刻），带着死亡的宏伟庄严气息。我说了“怪物般的”“地狱”“影子”“宏伟”“死亡”这几个词，但其中任何一个都不应该用抑扬顿挫的方式读出，而是不妨用随性慵懒的语调读出，拉腊因就是以这样的方式拍下这些照片的。

无论如何，一种令人不安的随性闪现在这张照片上，闪现的次数足以使我们注意到其存在，看到它由空气构成的面庞、由空气勾勒的笑容，看到它周身包裹的那条庄严的披巾，也是用同样一条富丽冰冷的披巾，它将我们紧紧包裹。就好像随性是地狱的同义词。或者更坏的说法是：就好像随性是地狱的本质，是地狱的内在机制、地狱的墙壁及其肿胀如双目的孔洞。

有时候，人们会觉得他在冷漠的中心操纵着镜头，但那只是在面对任何一场意外的时候，有意识地假装自己无动于衷。有时候，人们会觉得他的抵抗（一种稚气的抵抗）濒临崩溃。但他的抵抗从不崩溃，因为构成这种抵抗的是优雅，无常所内蕴的优雅。

拉腊因拍下了走在人行道上的七个人，其中几人头戴圆顶礼帽。他们很可能是在真正意义上的城市里工作的人。照片上走在中间的那个神似温斯顿·丘吉尔，或说颇有丘吉尔的风范。其中六人位于镜头的焦点之内。只有走在最右边的那个人位于焦点之外，有人可能会说他是最后一刻才出现在画面里的。但这是不可能的。他们六人步伐轻快，因此即便有人突然入镜也不可能是他们六人中的一个。第七个人貌似看门人或负责为每个楼栋清理垃圾的保洁员，尽管我也不太确定。第七个人看起来就像迷途的外质，从画面背后注视着拉腊因的这张照片。对面的人行道上也有几个人（他们的头部没有出现在画面里），正朝着他们所属的银行或者办公室走去。第七个人因而成了一面残缺的镜子，一面幸存下来的（空空如也的）镜子，它出现在历史上随便哪个点，从无常本身出发，对无常加以评断。

然而那些戴着圆顶礼帽的人，甚至就连那些没有戴圆 顶礼帽的人，都明白独处的意义。独处，从本质上讲，就是旅行，拉腊因通过他的镜头展现了这些在城市中旅行的人：这是一群在迷雾中前行的令人生畏的生灵；是裹着大衣、头戴礼帽、身携雨伞，庄重又笨拙地走过那些通常无人敢涉足之地的人，这些地方游客不会去，除非那名游客是拉腊因。在此，我们甚至可以提出一些荒唐的猜想：这几位悲伤的、穿戴颇优雅的男士，几个确切无疑的神奇化身，也许只不过是随机出现的人物，或者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智利年轻人拉腊因像一名间谍一样，悄悄地跟在他们身后，或一直纠缠他们，从人潮汹涌的大街一直纠缠到人烟稀少的小道，纠缠到河道或近郊最偏僻昏暗的角落，只为在时机恰当时给他们拍张照片。他们是拉腊因不认识的人吗？也许吧。其中大多数都只留下了一个背影。所有人都注视着一处，可以是外景也可以是内景：那是垂头丧气的自我所在的纯洁无瑕的房间。

但我认为，其中一个人在拉腊因按下快门的那一刻径直望向了他，那个人头戴礼帽，身穿大衣，打着领带，步态庄严，就像一名宇航员。有那么一瞬间，观众会觉得他是几年前从某个遥远星球来到我们所在的太阳系的，那个星球不仅遥远，而且不可捉摸。隐藏在他墨镜后面的很可能是一双红肿失眠的眼睛。这位太空旅客很可能在拉腊因身上认出了某个同类。

一些照片似乎处于真空状态，气压达到了一种凶残的程度。人们像梦游者一样走来走去，心脏和肺各干各的，互不相连。通过一些照片，我可以想象出一位年轻的智利摄影师坐着铝制轮子的轮椅，在梦中一座名为伦敦的城市的街道上穿梭，那儿与其说是城市，不如说是速度的集合；我可以想象出拉腊因脸上布满细小的疤痕，就好像那天早上他刮胡子时不小心刮伤了自己，或者说他根本就不会刮胡子。在一些照片中，伦敦就像一个鱼缸，沉默而原始。在另一些照片中，拉腊因本人仿佛置身鱼缸之中，用相机记录着这颗广袤又隐约有些熟悉的星球。

说句题外话，当我还是个小孩子或者稍大一些的时候，人们都说智利就是南美洲的英国（同理，乌拉圭就是南美洲的瑞士，布宜诺斯艾利斯就是南美洲的芝加哥，等等）。说这话的当然是智利人。然而从1973 年开始，这句戏言再也不好笑了，或者说，这句话恢复了它真实的意味：一句嘲讽。类比从来都不单纯，一段时间后，它们又会卷土重来，或说它们的幽灵又会卷土重来，换上另一身行头，另一种装腔作势，另一种意图。它们以疑问的形式归来。它们以答案的面貌归来。1998年10月，我们褪色已久的那句青少年式的自我陶醉的戏言，我们当初那句挥之不去的戏言，又一次出现在我们面前。现在的英国，闲暇时会把自己装扮成智利的模样，而我们智利人却还在那些英国式的形象中、在那份英国式的好客中，寻找自己理想的青春时代（换言之就是寻找我们的笑声、我们无牵无挂的时光），但我们什么都看不到。也许我们其实看到了些东西，看到了我们命途多舛的身影，1950年代末至1960年代中期的悲惨身影，那时我们还能用另一种眼光看待生活。

拉腊因拍下了一辆停着的车，那辆车看起来时速能达到每小时百公里以上。

拉腊因拍下了空无一人的街道，那些街道像是从存在或虚无中渐渐浮现，无声地浮现，就好像这一现象发生在外太空。

那辆停着的车的速度和那些街道的寂静，恰是我们自身孤独的隐喻，一种运动中的孤独，是我们的奋斗与抗争的镜像。

拉腊因拍下了一个女人和一个男人的腿和鞋子。两人站在那里，等待着什么，但凡看到这张照片的人都明白，他们还会继续向前走，还会相聚在一起，还会在一连串不可追回的时刻中再度分离，而这些时刻，后来我们会称之为生活、无常、虚无。

或许可以说，在伦敦，年轻的拉腊因找到的不是一座城，而是一个宇宙。

04

朋友真奇怪

人总是准备好迎接友谊，而非迎接朋友。有时甚至都没有准备好迎接友谊，不过至少会尝试一下：我们通常是在黑暗中摸索，那种黑暗于我们而言并不陌生，它脱胎于我们体内，与纯粹的外在现实相融合，与另一种黑暗相融合，另一种黑暗来自一些举动、一些影子，我们有时自以为熟悉那些影子，但实际上它们像恐龙一样让人感到稀奇。有时，这便是朋友：一只正在沼泽中穿行的恐龙，我们既无法拽住它，又无法叫它、提醒它当心各种危险。朋友真奇怪，他们会消失不见。朋友真的非常奇怪，有时，过了许多年，他们会再次出现，尽管这时他们中的大多数对我们无话可讲，但有一些人还是有话要讲的，并且他们真的会讲出来。

不久之前，我很有幸地和一位老朋友重逢了。认识他是在1973年的智利，去年我又见到了他。一番寒暄过后， 我的朋友开始向我和我的妻子讲述他的故事。那是一段充满危险、奇遇、监禁和鲜血的经历。有那么一刻，他想起来一件往事：一天夜里，两个年轻人为了躲避夜间巡逻队的子弹，只好在一处偏僻居民区的院落间跳着穿行。我妻子专注地听他讲着。于是我也专注地听他讲，听起来简直像故事一样。其中一个年轻人就是我这位朋友。当我问他另一个年轻人是谁的时候，他说：

你不记得了吗？

不，我不记得了。

另一个年轻人就是你啊，他说。

一开始我不相信他说的话。那个夜晚已经从我的记忆中被抹去了。但随后我想起来了，就在那时我看到了那只恐龙或说那只恐龙的影子，正悄无声息地穿过沼泽地，而与此同时，全世界的枪口都对准了它的脑袋。

本文摘编自

《在地狱阅览室里》

作者: [智] 罗贝托·波拉尼奥

出版社: 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品方: 世纪文景

译者: 晏博

出版年: 2024-9

编辑 | 飞起来的各种东西

配图 | 《诺丁山》《心之全蚀》《克莱尔的相机》

《罗密欧与朱丽叶》

主编 | 魏冰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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