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货紧缩到底有多可怕？看看日本那30年就知道了

通货紧缩，一个中国人这两年开始逐渐耳闻的幽灵，但中国人并不知道通缩之下民生如何多艰。

这样的岁月，隔壁的日本过了三十多年。现代国家长期陷入通缩的现象并不常见。长期通缩是一种“富贵病”。只有家底殷实的发达经济体才能承受长期通缩的慢性折磨，也只有发达经济体才有相对成熟的机制一定程度上抑制政府滥用“印钞权”的冲动。

二战以来，五年以上的长期通缩现象仅有两次，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欧美发达国家的“滞胀”和上世纪90年代初日本泡沫经济破灭后“失落的30年”。

因此，对普通人而言，相比货币大幅贬值、物价高涨的恶性通胀，长期通缩是更为陌生的经济现象。以至于会产生“物价不贵、压力不大”的玫瑰色幻想。然而，日本社会“失落的30年”，并不是“岁月静好”的乐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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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降级的30年

长期通缩的典型表现是宏观经济陷入停滞。1992年至2021年，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GDP、物价指数CPI、广义货币M2、劳动生产率增速等宏观经济指标，都呈现出稳中有降的平稳状态。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普通人的生活波澜不惊。

1990年“泡沫危机”爆发后高空坠落的十余年，至今还是很多日本普通人挥之不去的梦魇。

1991年到1999年期间，日本经历了“倒闭潮”，每年破产的企业都在1.4万家左右。失业率随即快速攀升，从1990年的2.1%上升至2002年的5.4%，增加了2.5倍。

年轻人是失业潮最大的受害者。日本进入70年代后，每年约有200万人出生。20年后，庞大的“70世代”顶着经济寒潮步入职场，举步维艰可想而知。1990年日本大学生的毕业就业率从74%，1999年已降至58.9%。比“区区”15个点的降幅更严重的，是就业“含金量”大幅下降的“就业降级”。

处境恶化、挣扎在生死线上的企业被迫放弃了日本社会曾经引以为傲的“终身雇佣制”，取而代之的是员工派遣、临时雇佣等“非正式雇佣”。“打破铁饭碗”的就业降级在90年代后期达到了高潮，日本总务省的数据显示，从1997年到2002年正式雇佣减少了399万人，而非正式雇佣增加了368万人。这意味着15%的正式员工变成了薪资福利大幅缩水的“临时工”。

2004年左右，企业倒闭潮结束。但是，经济增长停滞的通缩压力下，国内企业投资扩大生产的信心不足，经营风格保守。“非正式雇佣”扩大化的就业降级趋势并没有逆转。

2023年，日本的正规雇员为3606万人，比90年代初减少了约200万。非正式雇佣劳动者规模达到了2124万，比九十年代初增加了约1200万人。长期以来，非正式员工和正式员工之间“同工不同酬”的不平等，饱受日本社会诟病。两者之间的待遇差距不仅体现在薪资待遇上，更体现在企业福利上。实际收入差距一度高达2-3倍。

直到2020年日本厚生劳动省大力推行非正式雇员和正式雇员的“同工同酬”政策，终于解决了薪资待遇差异问题。但是，基本养老金、企业养老金等福利待遇差距，依然得不到解决。更无解的是职业前途，错过了互联网崛起的日本，缺乏自由职业成长的空间。主要就业岗位还是来自传统企业，这样的就业环境下，非正式员工几乎没有职业成长的空间。

因此，日本“失落的30年”看似人均可支配收入、薪资水平都保持了平稳，连失业率最终也稳在了5%，没有进一步恶化。看似波澜不惊的数据，却是就业市场结构性分化的暗流涌动——“非正式雇员”的廉价分母为纸面上的稳定做出了贡献。

值得一提的是，90年代就业市场趋冷后，日本年轻人也曾“考公”自救。1991年到1995年，日本考公人数从7万增至12.4万人，报录比例高达30:1。但是，每年数千的公务员岗位与200万的就业需求相比就是杯水车薪。

更为关键的是，为了遏制通缩，日本政府不得不采取财政扩张政策，政府负债率从1990年的70%上升到2022年的230%。这样的财政状况，不可能冒天下之大不韪大幅扩编。

最终，日本年轻人只能无奈放弃“政府铁饭碗”的自救选择。2000年后日本“考公”趋冷，录取比最终稳定在4:1。显然，“考公热”未能解决年轻人就业问题，不过是那段蹉跎岁月中的小小插曲。

总之，日本“失落的30年”，是就业降级的30年。“打工人”熬过失业率暴增、终身雇佣制解体的危机十年，还要忍受长期通缩的折磨。世界经合组织调查，2000年日本人的平均年薪为38364美元，2020年平均年薪为38514美元，20年只增加了区区150美元。虽然同时期日本的物价指数也处于原地踏步的状态，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普通人的生活岁月静好。

正式雇佣和非正式雇佣之间的鸿沟，造成了“打工人”群体的分化和阶层固化。经济红利的“总盘子”不变，不同阶层之间的分配只能此消彼长。正式员工的日子好过一点，那就得苦一苦“临时工”。这种阶层分化的结构性变化在很难在宏观数据中体现出来。平均薪资和物价一起躺平的“岁月静好”只是表象，实际上是约占劳动人口三分之一的非正式雇员默默承受了不公平的经济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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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资产配置降级

长期通缩的经济停滞不仅压制了工资薪酬的增长，还改变了日本家庭资产配置结构，普通日本家庭的资产性收入消失殆尽。

上世纪80年代，日本家庭资产配置正处于储蓄型向投资性的转型阶段。

1989年危机爆发前，日本家庭金融资产中的储蓄占比下降到45%，比1979年降低14%。增长最快的是股票，占比达到20%，比1979年增加了6.8%。其他投资性的金融资产如保险、信托，在家庭金融资产中的占比也有2%-6%的增长。

泡沫危机爆发后，日本的股价连续暴跌，1990年至1993日经指数分别下跌了7.15%、36.83%、15.04%、28.85%。严重的股灾导致日本家庭金融资产重回高储蓄的保守风格。

90年代以来，日本家庭持有的存款份额逐渐增加至55%。再加上长期储蓄性质的养老金份额上升，家庭金融资产中的储蓄占比几乎回到了70年代水平。比70年代更糟糕的是，通缩压力下的低利率政策，储蓄利率接近于0，资产性收益微不足道。

与之相应的是，股票和投资信托份额逐渐降低，从约20％大幅下降至8.5％，大幅低于1979年。而且，股市长期低迷和三轮深跌，股票成了日本家庭的负资产。直到2012年安倍内阁上台后采取大规模经济刺激政策，日本股市终于止住了颓势。不过，对股灾心有余悸的日本国民还是对投资股市高度谨慎，“安倍经济学”刺激了近十年，股票在日本家庭金融资产中的占比才回到10%以上。

“失落的30年”，清空了日本家庭金融资产的资产性收益。金融资产之外的资产配置主力房地产，表现同样糟糕。

实际上，与惨不忍睹的股市相比，日本房地产的表现要“好”得多。1990年股灾爆发，日本经济步入“失落的30年”，房价依然坚挺了两年。1990年和1991年分别上涨了11.36%、8.78%，是历史最高涨幅和次高涨幅。房价从1992年到2009持续下跌，2002年跌幅首超5%，最高跌幅是2004年的6.85%，比动辄两位数下跌的股市暴击“温柔”不少。2010年后止跌回升。

把“失落的30年”归咎于“房地产泡沫破裂”，更多的是出于对高房价厌恶的社会情绪，甚至1989-1990年日本央行采取连续大幅升息的初衷并不是“主动刺破房地产泡沫”，而是为了抑制“股市过热”的过激之举。

不过，曾经在日本家庭资产配置中占比过半的房产“跌跌不休”，对日本家庭的心理冲击、长期经济压力不可低估。因为房产投资是推高家庭负债的绝对主力，房价持续下跌、房市低迷导致很多日本普通家庭陷入了长期债务的陷阱，留下了超长的心理阴影和经济压力。

1985年至1990年日本房地产大热，日本家庭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陡增，从51%快速攀升至69%。在2000年达到峰值，约为71%。此后迅速回落，2008年回落到60%，终于降至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最低水平，房地产不良资产初步消化完毕。但是，“利空出尽”后，并没有再进一步下降。此后日本家庭负债的GDP占比长期保持在60%上下小幅波动，依然处于较高水平。日本家庭负债5年完成“爬坡”，20年才勉强下山，日本家庭承受的经济压力可想而知。

日本家庭付出了长期身陷高负债陷阱的沉重代价，房产并没有产生与之相称的资产性收入回报。

日本政府官方数据显示，1999年日本家庭的住宅和土地为8.627兆美元，2018年为10.583兆美元。将近20年仅仅增值了22%，年均增值1%是十足的黑色幽默。

长期通缩的环境下，家庭资产的现金收益和升值收益都是镜花水月的泡影。失落的30年，也是家庭资产降级的3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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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失落的30年”没有岁月静好

“失落的30年”就业环境恶化、家庭财富缩水，日本普通家庭的收入遭遇重创。1986年到1992年，日本家庭平均年收入从505万日元增长到647万日元。危机爆发后日本家庭收入持续失血，2005年减少到563万日元，2018年更是下滑到552万日元。30年间，日本家庭平均年收入减少了约100万日元，损失不可谓不大。

家庭收入下降引发了连锁反应，“缺钱”导致消费降级、投资疲软，又进一步加剧了通缩，这就是通缩现象的恶性循环。只不过这些都可以经过话术的包装“丧事喜办”。比如，消费降级、投资疲软的悲观预期可以包装为大彻大悟的“低欲望社会”，奢侈品消费大幅下降可以是清新脱俗的“小确幸”。“丧事喜办”可以有一百个版本，但是“缺钱”才是唯一的真相。

长期通胀压力之下的日本经济没有崩溃脆断，社会秩序没有受到严重冲击，得益于发达国家的经济家底丰厚、深度融入全球贸易体系的海外投资收益反哺。换作大部分欠发达国家，多半熬不过危机爆发的头十年。

然而，“富贵病”也是病，“失落的30年”是实实在在的“失落”，是寒气逼人的经济凛冬，这可不是想象中“干活不累，收入不低，物价不贵”的“岁月静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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