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潘汉年在北京被秘密逮捕，陈毅怒斥：糊涂，不可原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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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4月3日，北京饭店301号房内，上海市副市长潘汉年被秘密逮捕。

身为中共上海市代表团的重要一员，刚从全国代表会议现场回来，便被扣上了“内奸”的罪名。

被捕之前，潘汉年曾向陈毅求助，却遭陈毅痛心疾首的斥责：“你真是糊涂啊，这是不可原谅的错误！”

潘汉年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一位曾为党和人民事业立下汗马功劳的干部，落得了如此下场？

被迫会见汪精卫

潘汉年是我党在隐蔽战线上的功臣。

早年他以笔为剑，是左翼文坛与文化领域的重要领导人。

自1931年起，他响应革命召唤，潜入敌后，投身于隐蔽战线。

长达二十余载的情报生涯里，他以非凡的智慧与勇气，出生入死，屡建奇功。

新中国成立后，他担任上海市副市长，专责政法事务。

这样一位功勋卓著的传奇人物，为何会被扣上了“内奸”、“特务”乃至“反革命”的罪名？

又为何身陷囹圄，二十二年后含冤离世？

事情要追溯到1939年的春天。

当时，抗日战争已步入相持阶段，中共中央高瞻远瞩，加大了对战略情报搜集工作的投入。

在此背景下，潘汉年肩负重任，自延安启程，远赴香港。

在华南情报分局的心脏地带，他精心构建了一个高效运转的情报工作核心团队。

配套建立起一套完备的交通、通讯及情报网络体系，为党的战略部署提供了坚实的情报支撑。

同年九月，潘汉年悄然潜入上海，秘密会晤了李士群。

李士群曾经也是共产党人，叛变后投靠国民党、日本人，是个“大汉奸”。

而李士群私下里秘密寻求与中共的联系，也是想要在风雨飘摇的时局中，给自己留一条后路。

李士群

1942年4月，敌伪势力正酝酿新一轮，针对淮南根据地的扫荡行动，然其具体动向尚不明朗。

鉴于此，华中局书记兼新四军政委饶漱石，指示潘汉年所领导的情报机构紧急行动，加大对敌情的侦查力度。

同时，他批准了潘汉年前往上海的计划。

旨在直接与李士群接触，从他那里探得关于“扫荡”计划的确凿情报。

潘汉年抵达上海后，却未能如愿见到李士群，听说他已返回家乡苏州。

于是潘汉年又即刻转赴苏州，不料李士群又行踪不定，声称已前往南京。

此番波折中，李士群对潘汉年的态度明显冷淡，不似往日热络。

直至次日清晨，李士群终于现身与潘汉年会面。

然而在谈话中，他却避开了新四军相关事宜，转而大谈时局：“汪（精卫）先生近来心情不好，正筹备政治会议。闻你到来，他甚感欣喜，希望能与你面谈。”

此言一出，李士群此番辗转多地、刻意安排的真正目的昭然若揭。

就这样，潘汉年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被李士群等人带到了汪精卫面前。

会面结束后，李士群才转而提及，敌伪军意图扫荡淮南根据地的情报，并表达了想要继续与新四军，保持情报交流的意愿。

汪精卫

然而经此一事，潘汉年已洞悉李士群心思复杂，难以捉摸，不可轻信。

因此只说需要返回根据地，深入研究后再行联系，未轻易许下承诺。

错失机会未澄清

隐蔽战线的战士，使命本就特殊。

他们在暗影中与敌人周旋，是走于刀尖上的舞者，是与魔鬼打交道的人。

因此，若是仅凭与汪精卫的一次会面，便断言其“投敌”之举，实在牵强。

然而令人费解的是，作为中央情报工作的核心领导人，潘汉年一向精明敏锐。

可这一次，他却没有及时向中央汇报，此次与汪精卫会面的详情。

这也为他之后的遭遇，埋下了伏笔。

会见汪精卫之举，本质上并没有损害党的利益。

因此在潘汉年心里，并没有把这件事当成什么大事。

然而，考虑到此次会晤所蕴含的政治意味，以及当时党内错综复杂的斗争，让潘汉年心生忧虑，感到了一丝不安。

他返回根据地时，正值华中局整风运动最为激烈且微妙的阶段。

饶漱石

饶漱石借此机会巩固权势，排除异己，整人手段狠辣。

即便是陈毅也未能幸免，遭受波及。

潘汉年害怕，饶漱石会在自己与汪精卫会面一事上大做文章，所以在汇报此行成果时，格外谨慎。

他只是汇报了，从李士群处获取的关于日军“扫荡”计划的情报，而对于南京之行却隐瞒未报。

1945年初春，潘汉年前往延安，参与党的七大。

此行他还有一个目的，那就是要亲自向毛主席，澄清与汪精卫私下会面的缘由与真相。

却不料在此之前，风声已传至重庆国民党当局耳中。

他们得知汪精卫在南京秘密会见中共人士的消息后，大肆渲染、歪曲事实，借此对中共中央进行恶意攻击。

在这样的舆论下，党中央深知国民党当局的图谋，展现出了对潘汉年的坚定信任。

为了正视听、明真相，党中央多次通过各大报刊发布声明辟谣，维护党的声誉。

当潘汉年鼓起勇气想要汇报此事时，仍有些局促不安。

他犹犹豫豫地开口，毛主席却没有让他继续说下去，而是安慰他道：“你的工作，中央是了解的。我们对你有充分的信任。外界的谣言我们不会轻信，你也不必害怕。”

毛主席的一番话，令潘汉年倍感宽慰与感激，这本该是他详细汇报此事的最好时机。

然而，他想到中央对他如此信任，又觉得有些惶恐不安。

1945年2月23日，毛主席与刘少奇、康生联合署名，致电饶漱石。

在电报中，明确指出关于潘汉年与汪精卫会面的传闻，纯属敌方捏造，意在混淆视听，切勿落入敌人设下的圈套。

这一举措，本意是维护党与潘汉年的声誉，却意外地将事态推向了更为复杂的境地。

潘汉年就这样，错失了两次至关重要的澄清机会。

直到1955年全国党代表会议期间，潘汉年终于鼓起勇气，找到了上海代表团团长陈毅。

他详尽汇报了当年遭李士群等人暗算，被迫会见汪精卫的始末。

陈毅得知来龙去脉后，当即严厉批评道：“你真是糊涂啊，这是不可原谅的错误！”

随后，陈毅提笔撰写了一份详尽的报告，细致入微地向党中央汇报了整个事件的经过与真相。

遗憾的是为时已晚，没有弥补的机会了。

中央认为，潘汉年在明知自身涉及敏感问题之际，却选择了对组织隐瞒，这是不争的事实。

因此报告一经呈递中央，潘汉年便迅速被秘密逮捕了。

无端获罪

除了与汪精卫的会面风波外，潘汉年还受到另一项指控，那就是“充当国民党特务”。

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潘汉年是党内的谈判高手，深得周恩来的器重。

1933年与十九路军的和谈，就是潘汉年促成的。

时至1936年初，潘汉年又被委以重任，成为与国民党高层陈果夫、陈立夫等人的沟通桥梁。

旨在推动两党间的抗日合作谈判，共谋民族大义。

当时，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张冲，是国民党方面的谈判代表。

潘汉年与他之间的交往，就是从这时开始的。

长达一年的谈判历程中，两人虽立场各异，却也一直很有分寸地保持着友好关系。

毕竟，张冲也是一名爱国志士，为了促成国共合作，不遗余力地于各方奔走。

西安事变时，潘汉年能够与宋子文、宋美龄等国民党高层会晤，也是多亏了张冲的协助。

张冲还曾出面保护周恩来的安全，两人也是化敌为友。

周恩来

1939年潘汉年前往香港受阻，也是多亏了张冲出手相助，才顺利完成了香港情报网络的布局。

张冲后来感染恶性疟疾不幸逝世，国共两党均深感痛惜。

毛主席与党内诸多重要人物联名献上挽联，周恩来、邓颖超等多位共产党人，还亲自参加了追悼会。

《新华日报》也发表社论，赞扬张冲为促成国共合作、团结抗日的贡献。

然而，潘汉年却因为与张冲之间的交往，最终被断定为秘密投降国民党。

原来，潘汉年在与张冲的某次谈话中，介绍了一些关于陕北根据地与红军的情况。

但这一行为，绝非是向国民党“秘密提供情报”。

这些情况并非机密，并且也是为促成两党合作，所必须的介绍。

含冤负屈终昭雪

潘汉年被捕后，在功德林监狱经历了大量的审讯与反省，身心俱疲。

后来，负责“潘案”的机构相继撤销，可对潘汉年的判决却迟迟没有下来。

他随后又被转送至秦城监狱继续等待。

其后，公安部慎重研讨，形成处理意见并呈报中央审阅。

毛主席审阅后作出批示：潘汉年罪行虽重，但系内部自查发现，因此给予宽大处理。

1963年1月9日，潘汉年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并依法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因为毛主席指示要宽大处理，法院又宣布对潘汉年实行假释，交由公安机关进行监管。

1963年2月，潘汉年在公安部门的妥善安排下，迁居至北京南郊团河农场，这是一处劳改农场。

农场内，潘汉年夫妇被安置在一栋幽静的小楼中。

虽身是“罪犯”，但生活条件还是比较宽裕，每月都有稳定的生活费保障。

然而，潘汉年只在劳改农场过了四年平静的生活，就又被卷入了劫难之中。

在特殊时期，原潘汉年案件专案组的成员，相继接受了详尽的调查。

其中罗瑞卿、徐子荣等，被质疑有“袒护”潘汉年所谓“罪行”之嫌。

随后，已届六旬的潘汉年，又被送到了秦城监狱，境遇急转直下。

不仅生活标准被降至最低，还要承受无休止的审问与身心煎熬。

年事已高的他，终因不堪重负，健康严重受损，经医院初步检查确诊为肝癌。

面对病痛的侵袭，审讯非但未减，反而在38天内密集进行了40余次突击审问，只为获取更多“证据”。

在此期间，潘汉年即便身处绝境，却仍然秉持着实事求是的态度。

在向外调人员提供的材料中，他坚持澄清真相，使众多同仁免于无端祸患。

经过近三年的调查，均未能发现新的指控依据。

潘汉年最终又被移送至湖南省茶陵县的洣江茶场。

潘汉年的肝脏本就有恙，长期缺乏妥善的医疗照顾，身体状况每况愈下。

直至他卧床不起、生命垂危之际，湖南省公安厅才得以报请省委批准，安排他以化名转至长沙接受治疗。

然而，命运并未眷顾这位饱经风霜的老人。

1977年4月14日，潘汉年最终还是含冤离世。

历史是公正的，尽管偶有颠倒黑白，也终将拨云见日，还原真相。

随着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一场旨在纠正历史错误的平反工作迅速展开。

无数含冤受屈的党员干部重见天日，重返工作岗位。

在此背景下，曾与潘汉年并肩作战的战友们，自然开始关注并呼吁重审潘汉年冤案。

中央纪委组建专班，对“潘案”进行了全面而细致的复查。

不仅深入研读了所有相关材料，还广泛查阅了历史档案。

通过不懈的努力，收集到了丰富的人证与物证。

尤为关键的是，1955年7月29日，李克农依据周总理指示所撰写的关于潘汉年案件的审查报告，成为了此次复查与平反工作中，不可或缺的宝贵依据。

李克农

历经一年零五个月的深入调查与严谨核实，大量确凿无疑的证据与材料汇聚成铁证。

有力证明了将潘汉年定为“内奸”、“特务”及“反革命”的指控全然无据，应予以彻底推翻。

1982年8月23日，中共中央正式颁布《关于为潘汉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的通告》。

终于为潘汉年洗刷了冤屈，还其清白，正其名节。

参考文献

温雪勇《潘汉年案的历史回顾》

黄禹康《潘汉年含冤湖南洣江揭秘》

王兰洁《中央特科的重要人物——潘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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