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2次密谋刺杀蒋介石，史迪威的方案有多狠毒？一文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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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6名开罗会议中国随员当中，日后传世的回忆录，乃至若干官方或半官方记载中，似乎隐隐然透露了开罗会议前后，蒋介石身处在气氛诡谲的“杀蒋氛围”中。

1、专机相撞事件

当这个三巨头会议于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11月召开时，追随蒋介石结束了埃及开罗之行后，熟悉特务工作的蒋介石老师董显光有段令人疑窦丛生的叙述：

“我们返国回程中，遭遇到两次有惊险的挫折。第一次，当我们从卡拉奇起飞的时候竟跟地上自己的信号失去联络，另有一个奇怪的信号，诱导我们飞向日本人占领的缅甸境内去。幸亏我们的驾驶员发现得早，立刻纠正飞行路线，才免飞进敌人的陷阱。
第二次是在重庆降落时，夫人座机是七月四日降落在嘉陵江畔的珊瑚坝，不知是电讯联络犯了错误还是什么，蒋委员长也定在这天从珊瑚坝起飞到成都去迎接夫人。两机一起一落险些在空中互撞。”

由此可知，若与今日世界各国领袖安全保卫之绵密周延相较，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元首安全保卫工作，似乎处处破绽，危机四伏。

蒋介石的座机竟然差一点和他夫人的座机，在重庆珊瑚坝机场迎面相撞，这恐怕是各国闻所未闻的怪谈。所幸有惊无险，否则中国近代史势必改写。

尽管偶有乌龙事件发生，但该严谨的时候，仍未敢大意。蒋介石对开罗会议行程的保密，几乎做到了滴水不漏的地步。

据董显光形容：

“蒋委员长在我们动身前一个月就应邀参加这个会议，可是保守机密不让任何人知道。就是在我们登机起飞时，我们只知道飞到印度去。到了印度，我们才知道埃及开罗是我们的终点站。”

从这里可以明了蒋介石保密慎重的程度。

根据国民党官方资料显示，开罗会议之前，抗战期间蒋介石几次出国访问，都险些遭逢不测。蒋介石的敌人究竟只有日本鬼子，或者还有看不见的来自内部的或者来自“友邦”的敌人（奸细）？换言之，想要暗害蒋介石的，除了倭寇，是不是还有国民党内部的政敌？是不是还有来自与蒋介石相处不睦的美国军政官员呢？

即以最接近开罗会议前的一次出国行程，蒋介石险些命丧异邦。

官方记载的蒋介石出国遇刺事件的故事是这么叙述的：

“(1942年)4月5日，‘领袖’偕夫人再度飞缅，召集中英将领商谈战事，并指示作战目标。当座机飞抵腊戍，再由腊戍乘车转往缅甸夏都梅苗参加会议时，适被日方情报侦知，于是日机20架即飞临该处轰炸，因无防空避难处所，‘领袖'偕夫人不得不在侍卫人员之护卫下，于旷地避难。其中一弹落于距离‘领袖'及夫人处仅50余米，幸未爆炸，虽惊而无险。当‘领袖’偕夫人启程返国时，又遭敌机攻击，座机起飞甫10分钟，机上即接获消息，日本驱逐机18架，分为三小队，正在追寻‘领袖’座机的方位，‘领袖’蒋公偕夫人以及侍卫人官与随员等，均随带降落伞，以防敌机攻击时降落避难，但所幸云层为之掩护，而在一小时后，我空军掩护机群适时自昆明抵达，沿途一直护卫座机安抵重庆，使日军谋害‘领袖’蒋介石的企图终难得逞。”

腊戍遇险，可以解释为日军侦知蒋介石的行踪，但令人不解的是开罗会议场合，缘何杯弓蛇影的暗杀传说，仍然不绝如缕。

2、“索命上校”的暗杀计划

事实上，早在开罗会议前好几个月，至少有两股势力，意图运用好几种手段，准备对蒋介石发出致命的一击——包括来自蒋介石的死对头史迪威将军，而受命执行这项流血政变暗杀任务的，是史迪威一位曾经在缅甸战场上共事的艾福勒上校，但是，艾上校的诨名“the deadliest colonel'”(“索命上校”)比他的名字，或者在美国陆军，乃至在他日后服务的美国战略情报局（中央情报局的前身)的官衔与职称，都更来得如雷贯耳。

艾福勒，毕业于洛杉矶警察学校，先后供职于洛杉矶警察局与美国边防部队。

“二战”爆发后，他被征召入伍，并且以预备军官的名义，专门负责一些杀人不眨眼的危险任务。除了“the deadliest colonel'”(“索命上校”)，他还有另一个绰号，“Fearless Colonel Eifler'”(无畏上校艾福勒)，用以凸显他的胆大无所畏惧。之所以得到这些诨名与绰号，均与他于“二战”期间成功地组织了一支战略情报局秘密行动小组，并且绩效卓著有关。

早在罗斯福密电邀请蒋介石与丘吉尔联袂会商国际合作事宜（即后来之开罗会议)前，史迪威就找上了“索命上校”艾福勒，史迪威之所以挑上艾福勒，有三大理由：

第一个原因，艾福勒是美国战略情报局里边专门办大案的“能人”。例如，“索命上校”艾福勒曾经受命美国最高当局，设法绑架纳粹德国的原子弹专家，把希特勒最信任的一批核物理专家设法弄出德国，以襄助一度陷入胶着与瓶颈的美国原子弹“曼哈顿计划”。像这么艰难的任务，美国政府都有意找艾福勒去办，史迪威认为，暗杀蒋介石对艾福勒而言，岂不是小菜一碟、轻而易举之事。

第二个原因，艾福勒还有一般美国军人少见的狠劲。据他昔日战略情报局秘密行动小组同僚形容，在丛林里，曾经看到艾福勒用一把小刀，不费吹灰之力，把一条10英尺(1英尺等于0.3048米)长的霸王眼镜蛇，活活斩首扑杀。另一名同僚声称，某次作战时艾福勒腿部中弹，他不需要医护兵，自己拿着一把汤匙，在不施打麻药的情况下，手持汤匙柄猛力插进伤口，鲜血淋漓地把子弹从筋肉里挖出来，艾福勒连哼都不哼一声。

第三个原因，艾福勒可以为求胜利不择手段，只要能够达成任务，即使无法无天也在所不惜。

在一次演讲中，艾福勒曾经告诉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后辈特务：

“在执行任务时，我不遵守上帝与人类制定的一切法律与戒律。但是我从不为个人牟取任何利益。我一切都是以国家的荣耀和任务的胜利为最高原则。所以，我不可能去打一场一切都要符合法律规范的战争。”

换句话说，要打胜仗，便顾不得什么戒律教条或者上级的规定。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凡事先干了再说。

这是艾福勒备受史迪威欣赏而且赋予他狙杀蒋介石任务的第三个原因。

正如前述，美国最高当局一度希望派遣特务，去德国绑架纳粹的原子弹专家维尔纳·海森堡。这也是史迪威认定艾福勒是唯一有能力执行狙杀蒋介石，而且成功可能性极高的人选。

由于艾福勒的杰出表现，他成为美国战略情报局局长邓诺凡将军最激赏的行动干员。1943年由于美国发展核武的“曼哈顿计划”中途遇到不少瓶颈与艰难，尤其是原子弹制造的核心技术始终得不到突破性进展，美国担心一旦计划落后，让德国抢先研发成功原子弹，战争结局将发生悲剧性的逆转。

战情局邓诺凡征召艾福勒，命令他前往德国绑架维尔纳·海森堡，再把海森堡经由瑞士拐掳出境，按照当时邓诺凡制订的绑架计划，预备将海森堡送上一架美军轰炸机，艾福勒再和这位纳粹科学家转移到一艘美军潜水艇，循海路回美国。

艾福勒本人已经准备随时待命出发。邓诺凡临时告诉艾福勒：任务取消了！因为“曼哈顿计划”的美国科学家突破了技术上的障碍。美国已有能力自主研发成功原子弹。

史迪威为了保密，刻意不在中国境内会见“索命上校”艾福勒，以免打草惊蛇，被戴笠军统局的人，或者被与军统局关系密切的梅乐斯将军“中美合作所”识破史迪威的阴谋，二人特地选择印度新德里会面。

“索命上校”听完史迪威的任务指示之后，一点都不感到惊讶或者为难，虽然史迪威要他杀蒋介石的理由十分牵强。

史迪威告诉艾福勒，为了美国的反法西斯战争能够顺利打下去，必须铲除掉蒋介石这样的中国领导者，因为蒋介石拖泥带水，完全不像是在打仗的样子，他已经成为中国战场上的一大绊脚石。艾福勒毕竟是个专门出行动任务的人，他不懂将领之间的政治，只懂得唯命是从，完成国家和上级交付的任务。

或许是史迪威故弄玄虚且有意无意间透露给艾福勒，暗杀蒋介石，是史迪威接到上面一位有力人士的指示。史迪威是以英文“The Big Boy”的说法，含糊其词，指涉这位下达格杀令的上级老板。这难免让艾福勒以为这个所谓的“The Big Boy”，即暗指总统罗斯福。因此他几乎连忙反问史迪威“蒋介石哪一点碍着了反法西斯战争？难道蒋介石要和日本谈和吗？”的疑问都没提出来，就答应史迪威他会去策划暗杀蒋介石的各种方案，并且尽快向史迪威汇报。

3、为何选择肉毒杆菌？

据艾福勒事后回忆，史迪威是在1943年8月，至迟不会晚于1943年10月底之间，换句话说，这个时间点正是蒋介石去开罗会面罗斯福与丘吉尔前3个月至前1个月间。

最初，艾福勒设想是否使用狙击手暗杀蒋介石。

艾福勒和他的战略情报局秘密行动小组的成员，可以轻易完成这项使命，而且艾福勒也很快召集了3名组员，在他们口头承诺之下，答应可以在任何时间落实计划。但是，在战略情报局秘密行动小组干员眼中，开枪击中蒋介石并不是难题，困难是在开枪之后，如何让杀手如同人间蒸发，从行动现场闪电转移离去。这才是一个最大的困难点。

艾福勒随后又设想了毒杀的方案，但是，有什么毒药或是细菌能够不着痕迹地杀死蒋介石，哪怕是案后验尸也查不出一丁点儿证据呢？

艾福勒借着一趟回华盛顿美国战略情报局本部的公差机会，特地走访了战略情报局研究发展部门，细菌及毒物实验室，专程请教了此部门间谍用品设计师史坦利·普拉特·洛维尔，究竟使用什么毒物死亡率最高，兼具难以察觉来源的双重优点。

洛维尔这位化学家毫不迟疑地建议艾福勒：“如果要保证杀得死，而且死后也查不出真正死因，肉毒杆菌毒素最速效。”（按：肉毒杆菌毒素又名肉毒毒素）洛维尔告诉艾福勒，这个肉毒杆菌毒素，不要小看它，当1895年比利时一位细菌学家，在解剖一名因为食物中毒死亡的病人尸体时，发现了这种可怕的毒素。后来人们更惊觉肉毒杆菌毒素堪称万毒之王。

中国人传统印象中，最毒的毒药莫过于砒霜，但现代的氰化钾毒性又超越了砒霜。可是，假使拿氰化钾和肉毒杆菌毒素相比，肉毒杆菌毒素又比氰化钾还来得毒。

只要有0.1毫克肉毒杆菌毒素进入体内，便必死无疑，如果拥有1克重量的肉毒杆菌毒素就可以毒杀100万人。

所以，它也成为现代国家严密管控的生物武器。动物临床实验推论，人如果经由口服或呼吸道，吸入肉毒杆菌毒素只需要0.004微克/千克，那么一丁点儿比毫毛都要微小的毒素，大概只要几分钟内就会毒性发作。感染者的神经系统将遭到彻底破坏，并出现眩晕、呼吸困难和软瘫、呼吸肌麻痹，随即导致死亡。

直至今日，肉毒杆菌毒素仍然被美军列为生物恐怖战剂，其中最毒的A型肉毒杆菌毒素，在美国军方列管代号为X。即使今天，人类一旦中了这种A型肉毒杆菌毒素，都还没有救，更遑论是20世纪40年代物资极度匮乏、医疗条件艰困无比的中国抗战大后方了。

洛维尔推荐使用肉毒杆菌毒素的另一个原因，是这种毒素很难验出来，哪怕是最资深的验尸官也很难验出受害者是中了什么毒。所以，被肉毒杆菌毒素毒死的人，不仔细查验，根本无从知道死因，最适合用于政治谋杀或者政变用途。

4、何以没能实施？

几乎就在史迪威告诉艾福勒，“The Big Boy”——暗指总统罗斯福指示要杀死蒋介石的同时，日本人在南京也用毒药毒死了情报界赫赫有名的76号机关头子李士群。但是，日本宪兵特高课用的毒，还没有肉毒杆菌毒素来得毒。日本人用的是阿米巴菌毒。

日本宪兵假意邀请包括李士群在内的一群汉奸走狗吃饭，李士群一向小心谨慎，酒席之间，必定要看到主人举筷子夹菜入口，他才敢吃那道菜。日本人也不含糊，将毒素掺在牛肉饼里，酒席中间，侍者分送每位客人一只煎好的牛肉饼，李士群看见连日本主人都动筷子享用，不疑有鬼，便咬了一口。

才吃一口，李士群觉得味道有些不对，但见旁人吃得津津有味，又不便吐出来，就硬着头皮将那口有怪味道的牛肉饼吞进肚内，不敢再吃剩下的那块饼，没想到回家之后，便腹痛如绞，紧接着上吐下泻，通体虚脱。送医院急救，群医束手无策，原来李士群中了阿米巴菌毒，那时没有药医。凄惨的是，凡中了阿米巴菌毒的人，因为不断上吐下泻，身体就好像是被拧干了的毛巾，全身上下的水分被榨到一滴不剩。李士群死时，据说尸体缩成像一只小猴子，令人惨不忍睹。

美国战略情报局用毒，比日本人还狠，艾福勒心里有了底，他准备假使史迪威正式下达指令，要他对付蒋介石的话，便提出这个建议案，以肉毒杆菌毒素，运用秘密渠道把这种剧毒设法掺到蒋介石吃的食物里。

可是，让艾福勒纳闷的是，史迪威自从在印度见了一次面以后，再也不曾提及这项暗示由“The Big Boy”——罗斯福下令狙杀的神秘任务。艾福勒虽然满心纳闷，却也未再追问这项任务是否还有后续。

直到1944年上半年，艾福勒在缅甸史迪威总部二人再重逢，艾福勒向史迪威询问，他已经请教过战略情报局的毒物专家，找出一个有效狙杀蒋介石且不易被察觉死因的手法。

没想到史迪威听了艾福勒的方法后，却漫不经心地摇了摇头说：“这件事我们有了别的考虑，目前我反对做这件事了！”既然如此，艾福勒这边行刺蒋介石的各种方案，就此束之高阁。

5、窦恩的刺杀计划

纵使如此，史迪威狙杀蒋介石的计划仍未完全落幕。

实际上，就像许多黑帮利益冲突或者政客恩怨情结，仇家买凶杀人，有时候不会单单只准备一条路径，也不会只买通一个凶手，会多管齐下，以确保万无一失。

1943年下半年，史迪威急于彻底铲除蒋介石这心头之痛，以攫取蒋介石手握之兵权，他不但把行刺任务交给了“索命上校”艾福勒，他还担心艾福勒无法在短时间内干掉蒋介石，史迪威想双管齐下，分头进行。

故而，他又在极端隐秘的状况下，找了第二个执行暗杀蒋介石计划的美国官员法兰克·窦恩(Frank上校。

法兰克·窦恩，1971年于美国纽约出版了一本书《与史迪威撤出缅甸》，在这本以法兰克·窦恩在中印缅远征军服务故事为主题的回忆录中，他清楚讲述了史迪威要他制作一份暗杀蒋介石计划的往事。

窦恩指出，事情发生在史迪威回到中缅印战区之后不久，在窦恩位于中国昆明的司令部办公室里，史迪威神秘兮兮地向他透露了一则天机。

史迪威跟窦恩讲话时，眼珠子闪耀着不寻常的光芒。史迪威这时叹了一口气说，我必须向你传达这份命令，我别无选择，但我认为你听到之后必然会吓一跳。窦恩说，身为军人，逆来顺受，你赶紧说吧！到底是什么秘密任务？

史迪威这时刻意压低音量说，我接到指示，要我准备一份刺杀蒋介石元帅的计划。窦恩吃了一惊！什么？我没听错吧，要杀掉我们盟国的元首？你不必惊惶，上面的命令没说非要杀死他，不是要立刻行动，而只是要我们准备好它。而且上面的意思很清楚，暂时只是一份书面计划，而且即使有什么状况，也不会有任何人能拿这个来归罪美国政府，或者来追诉我们的罪证。

史迪威向窦恩再三强调，虽然暗杀蒋介石仅止于计划，但它绝对不能外泄，一旦机密外泄那我们将陷于万劫不复。史迪威进一步告诉窦恩，他刚从开罗会议的会场回到中国，上面的意思是要他在一个礼拜之内草拟一份暗杀方案，史迪威命令窦恩写这份报告，他打算尽快把这份报告呈给美国最高当局。

史迪威为什么突然临时起意想暗杀蒋介石，显然是受到某种形势的鼓舞。

在与窦恩上校在昆明见面之前，史迪威在埃及首都开罗和总统罗斯福见了两次面，在第二次晋见罗斯福时，罗斯福询问史迪威中国战场的近况。

那阵子湖南常德战事紧急，罗斯福见史迪威前不久，常德被日军攻占，罗斯福面露忧虑之色问史迪威：“你看蒋介石还能支持多久？”
史迪威答称，目前情况十分严重，如果像上次5月间鄂西会战的情况，中国政府可能会垮台。
罗斯福听到“垮台”两字，更是面露忧戚之色。他说，如果这样子，我们是不是该另外找合适的人或者中国别的派系继续支撑这局面呢？仗还是要打下去呀！
史迪威回答说，是的，别人或者别的派系还是有人会找到我们！
罗斯福说，对，他们会找我们的，他们实在喜欢我们，他们不喜欢英国人。
我们在中国的目的，也不和英国相同。例如香港，我要使它变成自由港，但需要中国先收回…大连也可以这样比照办理啊，我想蒋介石会同意的。
史迪威说，苏联愿意把“满洲”交还中国之表示，似甚慷慨，总统看法如何？

从这段开罗会议过程中间，史迪威见他最高老板罗斯福的谈话可以窥见，罗斯福本人固然没有意思要针对蒋介石动杀机，但是史迪威却将罗斯福言谈中那句“我们是不是该另外找合适的人或者中国别的派系继续支撑这局面呢”当成一把可以先斩后奏的尚方宝剑。

根据威廉·吉本著的《美国政府与越战》一书的说法：

史迪威在1944年回了一趟美国述职，在这期间，史迪威会晤了不少美国官员，同时也和罗斯福总统开过会。这当中便有美国官员支持史迪威的见解，如果蒋介石不能配合美国的战争政策，那就只有采取除掉蒋介石夫妇的非常手段。

根据威廉·吉本的说法，1944年，史迪威从美国回到中国战场后，在云南昆明的Y部队（即中国远征军）司令部里，与法兰克·窦恩上校见面，照史迪威的说辞，这趟回美国述职，晋见了罗斯福，史迪威说罗斯福挑明了讲，如果你史迪威发现蒋介石“不好相处”，或者“不受节制”，而且你也无法取代他的话，必要的时候只有赶紧除掉他。

史迪威还冲着窦恩说：“你应该明白我的意思了吧？”

于是，窦恩上校便心领神会地向史迪威贡献了好几个暗杀蒋介石的方案，包括趁着蒋介石去印度视察中国远征军时，在蒋介石乘坐的座机上动手脚，让飞机在飞越喜马拉雅山驼峰时，发生撞山空难事件。

在飞机坠毁前，危在旦夕的关键时刻，即使蒋介石随从们火速为他系上降落伞装置，好让他跳机逃生，但机上那几具降落伞已被事前动了手脚，半空中根本拉不开伞，蒋介石势必粉身碎骨，死于非命。

窦恩上校还设想了另外三种可能的行刺方案选项。

其一，制造爆炸事件，把炸弹放置在蒋介石每天必经之地。但是，要炸死蒋介石恐怕不是难事，关键在于如何在炸死蒋氏之后，军统或者中统的情报人员查不出是美国人干的，这便存在着极大的难度了。
其二，在蒋的食物中下毒。这一招和前面史迪威找的另一位执行行刺任务的艾福勒是同样的模式。但与艾福勒不同，窦恩更务实地提出异议，他认为这个方案的风险太大，毕竟蒋介石用餐吃东西非常小心，如果他不吃外边制作的食物，显然下毒的难度很大。
其三，派狙击手枪杀。究竟有没有办法收买或吸收适合的中国狙击手呢？

如果必须派美军担任狙击任务，东窗事发的风险更大。

当窦恩上校把他设想的四个狙杀蒋介石的方案，在昆明的美军基地，趁着史迪威到昆明出差的机会，两个人辟室密谈，向他做了汇报。

听完了窦恩的报告，史迪威告诉窦恩，如果要执行这项行刺任务，而且要保证置蒋介石于死地，窦恩必须在这架死亡飞机上，直接向机组人员下达狙杀与撞山命令。

由于夺权不成、意见不合、争斗不休，史迪威对蒋介石恨之入骨，所以处心积虑，想尽办法欲杀害蒋介石而后快，孰料机关算尽，阴谋诡计终难得逞。

在蒋介石坚持下，以中国抗战大形势及反法西斯国际战略为后盾，向罗斯福施压，强烈要求撤换史迪威，促使罗斯福低头，勉为其难把史迪威调回美国。史氏回国之后，抑郁寡欢，不久病卒。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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