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金日成为何不顾众人反对,一意孤行要炸毁一座古墓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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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102年,为了建立高丽王朝的意识形态,统治朝鲜半岛的高丽王朝将箕子视为文化的始祖,并在平壤的牡丹峰下修建了衣冠冢,也就是箕子的陵墓。

经过八百年的时光,转瞬即逝,箕子陵墓的规模逐渐向周围区域扩展。



本文所述内容均源自权威历史文献的整理,结尾附有参考文献来源。

进入20世纪,箕子陵墓的面积超过一百亩。远远望去,气势恢宏,苍翠的柏树和松树点缀其间。陵墓的入口两侧各有一尊石人和石马,负责守卫这一圣地。

在墓地的中心,矗立着一座古老而气势磅礴的圆形墓葬,四周环绕着十多座风格各异的殿宇,成为了二十世纪平壤著名的旅游胜地之一。



遗憾的是,箕子古墓经过多次风雨洗礼,尽管在日本侵略者的侵扰下依然保持完好,然而最终还是未能逃脱政治斗争的冲击。

1959年,随着一声声震耳欲聋的爆炸,箕子古墓瞬间化为乌有,四周只剩下散落的碎石,迎来了它最终的命运。

摧毁这座古墓的并非美国士兵或外来者,而是朝鲜的领导人金正日。那么,金正日为何选择摧毁祖先的陵墓呢?这一行为背后隐藏着怎样的深层含义呢?



箕子其人

箕子,名胥余,生活在商朝时期,距今已有三千多年。他是上古历史中重要的人物。在那个年代,人类的姓氏依然处于发展的初期。由于胥余被商朝封为箕地(古代的燕地,现今位于辽宁地区)并担任子爵,因此被称为“箕子”。

有一种观点认为,箕子是商纣王的叔叔,曾任太师,但缺乏详细的历史文献支持。然而,在司马迁的经典著作《史记》中清楚地提到:“箕子者,纣亲戚也。”由此可以大致推测,箕子是商朝王族的一员。



同时,孔子也提到了箕子,他将微子、箕子和比干并列,称这三人为“殷末三贤”。

《论语·微子》中提到:“微子离开后,箕子成了王的奴隶,比干因谏言而被杀。孔子说:殷朝有三位仁者。”通过这两段历史资料,可以明确推测箕子大约生活在纣王统治时期(商朝晚期)的王室中。



此外,箕子还涉及商朝王位的继承事务。他曾对帝乙(纣王的父亲)所挑选的继承人帝辛表达过不满。

在奴隶社会的商朝,并非所有人都有机会参与王位继承,只有朝廷的忠臣或宗室的代表才有资格。箕子能够发表意见,说明他极有可能是王室的成员。



既然已经选择了纣王,那就无可避免,即使箕子再不同意,也只能默默支持。然而,纣王是个昏庸无能的统治者,箕子多次上谏,却始终无法改变现状。

作为王室的一员,箕子也曾试图扭转王朝的命运,但由于力量不足,无力回天,只能选择降低自己的身份,甘愿为奴为隶,自我放逐。



武王打败商朝,胸怀宽广,决定赦免箕子,期望能够让他回朝任职,以争取商朝宗族的支持,稳固自己的统治。然而此时的箕子,身份已经发生了改变,从一个尊贵的王族变成了前朝的遗民,他不愿意成为周朝的臣子,因此选择了逃往朝鲜。



这一事件在《汉书·地理志》中有清晰的记载:“殷朝衰退,箕子前往朝鲜,教导当地人民礼仪和道德,耕作和纺织。”

除了中国的历史文献外,韩国本地的史书记载也有所涉及。在韩国现存最古老的史书《三国史记》中,作者金富轼提到:“海东地区的国家已经存在很久,自从箕子被封于周朝以来。”

《高丽史》也提供了支持,记载:“我国的教化和礼仪自箕子开始,但并未记录祭祀典礼。请求其坟墓,建立祠堂进行祭祀。”



显然,仅仅从数量众多的文献中找到几条史料,最多只能作为片面的证据。还需通过考古发掘将朝鲜半岛的文明与中华文明相互关联,以尽量还原历史的真实面貌。

如前所述,箕子生活的时期大致为商朝末期和周朝初期,这是一个被广泛认可的事实。而古朝鲜的成立时间也大约处于这一历史阶段。



朝鲜的青铜器时代大约出现在公元前11世纪,这一时期与箕子抵达朝鲜的历史时间相吻合。

与此同时,在公元前11世纪,朝鲜的青铜器制造技术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经历了显著的飞跃。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可能是因为受到了中原文化的影响。换句话说,就是中原地区的青铜冶炼技术传入了朝鲜半岛。



此外,朝鲜出土的青铜器花纹与同一时代中国的青铜器存在相似之处,这说明朝鲜半岛的青铜技术受到了外部文化的影响。

此外,朝鲜古代的“支石墓”埋葬形式在中国的辽宁、山东等地区也相当普遍,这进一步证明了半岛文明与中原文明之间必然存在过联系。



箕子不仅向朝鲜传授了先进的青铜冶炼技术,还引入了中原地区的社会文化,比如之前提到的养蚕和织布等工艺。

此外,箕子还将朝鲜的每片农田划分为四个区域,每个区域的土地面积为七十亩,这一做法同样源自于殷商的“殷人七十而助”。

计田法和土地制度在朝鲜半岛的出现,显然不是偶然的,也不是外星力量的影响,而是明显源自于中原地区。

此外,箕子还为朝鲜建立了文明社会所需的礼仪和法律,奠定了古代朝鲜的基本秩序。例如,箕子曾提出“八条教义”。《后汉书·东夷传》中记载:“箕子……又创制八条教义。”



成文法的形成,标志着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较高,象征着人类从原始的野蛮状态中走出,摒弃了暴力的本能,开始了协商与合作。

明确的法律条款有助于维护朝鲜政治体制的稳定,其中最为关键的是对私人财产的保障,这也间接表明朝鲜的社会结构和生产能力得到了显著的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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