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胜利，周作人入狱后，为何在诗文里多次讽刺咒骂傅斯年？

1945年12月，抗战时期曾出任伪职的民国大师，鲁迅先生的弟弟周作人以汉奸罪被捕。第二年5月，周作人被押解到南京，关押在老虎桥监狱。

在监狱里的日子显然不会太好过，不过他倒也没有过分怨天尤人，平日里就靠写写打油诗消遣度日，也就是后来结成集子的《老虎桥杂诗》。

在这批杂诗里，大多都是感怀往昔，追忆儿时生活，还算平和。不过偶尔也有一些尖酸刻薄之作，讽刺自己心目中的敌人。

其中，就有一篇讽刺傅斯年的《骑驴》，内容是这样的：

仓促骑驴出北平，新潮馀响久销沉。凭君箧载登莱腊，西上巴山作义民。

在这首诗后面，周作人写了一条自注：“骑驴系清朝状元傅以渐故事，此乃谓傅斯年也。”

傅以渐是傅斯年的先祖，清朝开国状元，因为身体太过肥硕，不便骑马，被特赐允许骑驴上朝。傅以渐地位其实并不显赫，受此殊荣主要是满清皇室对他愿意投归清廷的赏赐，可以理解成千金买马骨。至于诗的后两句，则是采用南宋笔记《鸡肋篇》中登莱义民食人肉之事。显然，这首诗是在讽刺傅斯年，说傅斯年占据道德高地打压残害自己这个被定性为汉奸的人，却忘了他自己的先祖傅以渐就是靠当汉奸才得以荣华富贵的。

走笔至此，我们还是来看看傅斯年和周作人到底有何矛盾。

首先，我们来谈谈周作人当汉奸的问题。他之所以选择当汉奸，个人觉得主要有两个原因。

第一，他在日本留学，又娶了个日本妻子，和一般人相比，他对日本有相当的好感，甚至压过了对中国的感情。

第二，他生性好静，怕麻烦，北平沦陷时，不愿意也没动力和其余人一样南下。后来，日本人拉拢他，他贪图个人的稳定，也没动力拒绝。

但是，他毕竟是个只醉心读书的文人，虽然出任伪职当了汉奸，但还真没怎么干伤天害理之事。他最大的错就是作为当世文坛大家，名声太大，给日本人做事造成了极为不好的影响，日本人也正是看重了这点，所以才极力拉拢他。

当然，我不是为周作人洗白，事实上我并不同情，甚至因为他和鲁迅之间的矛盾非常讨厌他。但实事求是的说，他也确实算不上什么大恶人。这种人适合坐在书斋里看一辈子书写一辈子文章，但人终究是不能脱离社会独自生存的，既然时代如此，那终究得为自己的选择付出代价。

那么，周作人和傅斯年的矛盾在哪儿呢？

1945年8月15日，日本裕仁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随即，国民政府开始接收日占区，傅斯年被任命为北京大学的代理校长。注意，抗战期间北平沦陷的时候，原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的师生大都选择南下远赴昆明，与南开大学合并成立了西南联大。后来，北京大学就落入了日本人之手，周作人就在日本人掌控下的北大担任文学院国文系主任一职。抗战期间，日本人掌控的北大也被称为伪北大。

傅斯年被任命为北大代理校长，自然是要让在西南联大的部分师生重回北大的，这就和伪北大的起了冲突。在伪北大读书的学生，说起来年纪还小，也确实有就学的需要，说起来也是国家对不起他们，就无需刻意针对。但是，那些在伪北大担任教职的，多多少少都给日本人做过事，就有必要加以分辨，哪些能留，哪些不能留的。

傅斯年为人强硬，又有极强的民族意识，按他的想法，像周作人这种人，是断不能留的。他在给友人的信中，甚至写道：

北大之敌人多矣，随时可来算账，且此时不攘外即无以自立，此尤使弟斗志奋发，而又不得不戒惧者也。

显然，打着北大招牌的伪北大及那些贪图个人享受留在伪北大任职的伪北大教授们，就是傅斯年心中的“外”，是非“攘”不可的。

然而，周作人不这么想，他天真的以为自己没做什么恶事，只是一时胆小怕事当了日本人的走狗。以自己在文坛上的地位，或许可以获得原谅，继续在北大教书。

当初，周作人当上北大文科教授（1918年）的时候，傅斯年还是北大的学生，我不太清楚傅斯年有没有上过周作人的课，但从广义来说，周作人是可以以傅斯年老师自居的。仗着这层关系，为了确保自己不被扫地出门，周作人还特意给傅斯年写了一封带有求情性质的信，内容无非是诉说自己的苦衷，给日本人做事只是为了养家糊口，希望能够得到宽大处理。

然而我们前面说了，傅斯年民族意识极强，最看不上的就是周作人这种软骨头，他没有回应周作人的求情信，也没有念及二十多年前的那点师生情分，周作人最终还是被扫出了北大。

1945年12月5日，周作人成为第一批被搜捕的汉奸，和他一起被逮捕的还有王克敏、王揖唐等臭名昭著的大汉奸。显然，在周作人心中，正是因为傅斯年的不近人情，才导致自己被抓，以汉奸的罪名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所以他对傅斯年的恨，也就可以理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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