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国荣 | 1913年：“自由英国”之死

毫无疑问，“自由英国”在社会实在层面乃肇始于18世纪之初，英格兰在那个时候形成了生产-消费以及消费-生产的双重互动的完整经济发展机制，都铎王朝和斯图亚特王朝早期的那种基于“王室地产”的财富目标已经经历了改造，经由“一个完美的英格兰商人”自身的努力，彻底转化成为“民族财富”这一更赋有社会统一体意义和伦理意义的目标，这也就是19世纪70年代之后人们常常提及的“经济实力”；这其中的底层逻辑则是笛福-斯密传统对于“民族财富”所作的民主阐释：既然民族财富意指整个国家的经济资源，既然财富的创造者和承载者是英格兰或者不列颠从事生产和贸易的阶层，既然这个阶层具有几乎完整的开放性和流动性，那么财富必然是民主的。笛福和斯密对于财富和财产的解释完全不存在18世纪法国大革命的那种激进社会化，不过在另一方面，较之前皮特时代的旧重商主义者解释传统，则完全抛弃了将财富依据等级和特权体系进行凝固化并赋予神圣性的企图。战争和工业革命所催生的英格兰资本主义制度是一种“总体的共生现象”，旧日的制度在其中与新生的制度之间熔铸为本质上的共生关系，在马尔萨斯-李嘉图经济学体系的底层，真正起支配和支撑作用的仍然是笛福-斯密的综合平衡的经济意识、以及沙夫茨伯里伯爵关于英格兰社会理性和自由人统一体的民族意识；无论如何都应当理解到，拿破仑战争时期正是托利党执政时期，土地贵族和农业部门在战争期间获得了最佳的议会善意和尽可能完整的保护，1832年的议会改革实际上是由土地贵族和商业贵族在相互让步的基础上共同实施的。英格兰精英阶层深知理论和行动之间隔着一堵厚厚的幕障，不存在理论向行动的直接性转化，公共事务领域要求的是一种缓慢的渗透过程，这实际上是一种缓慢而出力、用钉子穿透硬木板的工作。正如卡尔·波兰尼指出的那样，即便在以“自由放任”著称的维多利亚时代，国家不但参与市场的组建和细化，而且也从未放弃长期的监管之责，维多利亚时代恰恰是英格兰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最富有社会和文化烙印的时期。英格兰为一项经济决策所提供的理论说明总是比不上决策执行过程中的经验意识那般醇良。

当迪斯累利再一次以少数派领袖的政治身位上台执政的时候（1858-1859年），便开始改弦易辙了。他祭起选举改革的大旗。从保守党的角度来看，这样的政策倒也并非没有根据。此时扩张选举权，必然会让一些人口群体获得发声机会，这些群体至少在当时对保守党观念而非布尔乔亚观念更为受用，此时的英国，布尔乔亚观念尚且没有开始渗透这些保守人群，真正开始渗透的时候，已经是1870年代了。迪斯累利虽然倒台了，但在这场个人灾难当中，这场胜利在本质上却是要属于他的。这场胜利实际上催生了格莱斯顿时刻。由此释放出来的所有力量、所有声音，都在支持格莱斯顿。不过，历次的改革法案都会带来保守情感的回潮。1874年，保守党将在选举中获胜，这一点已经预示得越来越清楚了。那么，身为保守党领袖的迪斯累利又能提供什么样的政纲呢？批判格莱斯顿自然能获得高额报偿。但终究是需要提供正面政策的。那会是什么呢？这位保守党领袖开始谈论社会改革。但实际上，他只不过是在重拾保守党的某些传统，这些传统正是他本人在早年间协助塑造的。此外，这样的社会改革议题也是有可能从格莱斯顿阵营拉一批激进派过来的，尽管为数不多。保守派和激进派之间的这种亲和关系可以说是由来已久了，事实上，这种亲和关系一直就没有中断过，直到激进派在自由党内压过了辉格党。不过，当时的局面并不利于这样的“托利党民主”。格莱斯顿在这个领域已经大有铺展了。诸般口号也已经显得陈旧了。经济和社会处在繁荣状态。工人群体更是将格莱斯顿的历次官方巡游变成一场凯旋仪式。所以说，在这个方面，基本上已经没有加分空间了。

迪斯累利最终在此等困境当中，弹奏出新的音符。1874年的选战，或者不妨将时间节点定得更为准确一些，那就是1872年他的水晶宫演讲，乃标志了帝国主义作为国内政策流行语的诞生。他曾在1852年时候品评过殖民地，当时他写道，“这些可怜的殖民地……分明是挂在我们脖子上的磨盘啊”，但是在“水晶宫演讲”中，同样是这些殖民地，疏忽之间就变成了一个统一帝国的自治成员。殖民地的自由土壤将为英国人保留。将创立统一的防御体系。将由伦敦的一个中央代表机构高居其上，统领整个的帝国大厦，据此在帝国政府和各殖民地之间建立更为亲密、更具活力的关联。对民族情感的诉求、对“自由党”世界主义发出的战斗呐喊，已然在“水晶宫演讲”中跃然而出，后来则更是在张伯伦的鼓动之下，令这股情感成为一时之风潮，此后更成了英国保守主义政治武器库里面的常备武器。此等成功并不难解释。首先，这样的帝国计划可以给一系列的特殊利益集团提供大量的好处，首当其冲的就是保护性关税以及利润丰厚的剥削前景。而且，此等爱国情感漫卷而来，完全有机会借此平复消费者的怨气。更何况，英国的一批工业家此时已经对德国和美国一些出口商采取的倾销策略，变得相当敏感了。同等重要的是，此等帝国计划是可以帮助转移选民对于国内社会问题的注意力的。但无论如何，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此等帝国计划对于民族情感的诉求，这样的诉求是拥有无往而不利的力量的，在这样的力量面前，恐怕一切清除明确的自我利益主张都将退避后台。除非是爆发了社会斗争热潮，否则的话，此等诉求的力量定然是莫可匹敌的。其他的所有诉求显然都植根于利益，而利益则必然是靠着清明理智来理解并把控的。惟有此等“帝国主义”诉求才能唤起潜意识的暗黑力量，才能策动沉淀在幽暗往昔的那些生活习惯当中的本能。这非理性的东西涵括了战争意志、仇恨意识，还有相当丰沛的懵懂理想主义以及最为纯真（因此也是最不受拘束）的自我主义。这恰恰就是民族主义的力量所在。无论如何，世人在内心深处都是有欲念要归附某种切实且熟悉的超个人事业的，对于自我荣耀和暴烈的自我确认，都是有本能需求的，这帝国主义计划当然满足了这样的欲念和需求。

然而，比肯斯菲尔德并没有采取任何举措将帝国主义付诸实践。他很清楚，不列颠选民是肯定不会批准帝国主义政策的，也肯定不会为那样的政策做出牺牲。作为玩具，作为一种甚是美妙的政治舞姿，选民当然是接受帝国主义的，但要动真格的，那可不行。不妨看一看张伯伦鼓动的那场热潮的命运，便足以说明问题了。张伯伦自己毫无疑问是严肃的。他有着十足的天分，且将全部的个人能量和政治能量都施展开来，将所有利益相关的集团都组织起来，更创建并启用了完美的宣传机器；他将所有这一切的力量都发挥到极致了。然而，英格兰摒弃了他，并以绝对多数将他手中权能转给反对党。整个的这场运动不过是证明了帝国沙文主义在英国的彻底无能。

不过话又说回来，在本书所涉的20世纪的第一个十年，“自由英国”却迎来了突然且诡异的死亡时刻。正如本书开篇所论：“1910年这个年份，并不仅仅是一个便利的出发点。这个年份实际上更是英格兰历史脉流的一座界标，这界标在熊熊烈火映衬之下，兀自伫立，构成其特殊背景和氛围。无论如何，正是在1910年，英格兰精神当中被长期压抑的东西一下子爆发了，如同烈焰一般升腾而起，夺人眼目，到了1913年结束的时候，‘自由英国’便已经灰飞烟灭了。一个新英格兰看来就要从这灰烬当中崛起了。”追究社会实在层面的原因，分量最重者显然就在于股份公司迅速扩张，名义上的所有权分散到成千上万股东手里，加之经济寡头集团大肆推行经济集中体制，由此造就了一个数量庞大的食利群体，他们不劳动，也跟工厂主、公司管理层、地主或者商人的一切事务和职责无涉，更没什么进取心或者野心，只求维持体面惬意的生活方式，不给维多利亚时代的辉煌盛世“抹黑”，无论是经济“增长”还是社会“进步”，这个庞大群体都没有任何贡献可言，狄更斯的作品里充斥了这样的人物；经济集中体制的过度推行，也在迅速地令有才能、有雄心创业但有缺乏资源的人，步履维艰。采取非暴力的英国方式来应对帝国问题，这样的心智态度并非植根于因选举权扩大而来的下层选民和劳工群体，实际上，帝国沙文情绪主要是在中产阶级上层和以上院为政治堡垒的保守贵族集团首先生根发芽。整个英国社会结构在此一时期因为帝国生存竞争带来的巨大压力，而令帝国沙文情绪很容易爆发出来。

哈维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英格兰保守主义社会氛围之崛起的品评，可算是直指其要害：“自由主义提倡个人做出成就，这个阶级响应了它的号召。它看重功绩、竞争、体面、效率和目标感。它尊重成果、金钱和成功。它对自己在社会秩序中的地位没有把握，便听从那些自信有发号施令权的人；它尊重等级制度。在这点上，它和19世纪前期的自由主义者有很大不同：支撑了老自由主义者不屈的个人主义的，是那种‘昔日的光荣事业’中的前工业时代精神和17世纪的战斗口号。而这个新阶级因为想在社会等级中找到安全的位置而成为保守党的工具，保守党因之变成在城市中有拥泵的党。” 以赛亚·柏林则进一步对狄斯累利-张伯伦帝国主义观念之内在逻辑和现实影响，给出了鞭辟入里的剖析：“若是将想象力主要视为一种革命力量，那将是错误的，想象力当然会破坏一些东西，会改变一些东西，但想象力同样也将孤绝的信念、洞见和精神习惯注入强烈统一的体制里面。倘若能够将足够的能量和意志力注入这些元素当中，那么这些元素有时候确实是能够改变整整一代国民的视野的，也许还要补充一种玄想能力，客观情状更难以撼动这种能力，这种能力反而更能创造出理想范式，借此在人类心灵当中为诸般客观情状建立秩序。在这方面，才具最高的英国政治家当属狄斯累利，狄斯累利实质上是一手构想了那么一副帝国主义神秘图景，那样的愿景虽然辉煌，但完全是非英格兰的，极为浪漫，充斥着异域风情和形而上学情愫，全然背反了英国传统当中那极为肃穆的实证主义、功利主义以及反体系的统绪，就这样将其魔咒施加于英格兰心灵长达两代人之久。”

年轻的维多利亚女王登基之时没有很可能并没有预见到自己这段漫长的统治期堪称福比寿长，英格兰自由资本主义经济迎来了未曾出现过的太平盛世；其间或许有社会性的争论出现，比如因“东方问题”引发的“正式帝国”与“非正式帝国”之争，比如由迪斯累利一手挑起的“两个王国”之争，不过这些论争或者斗争都围绕着稳定的政党轨道运行，即便有些问题极具煽动性质，即便最富有野心的政治家，也都不可能在漫长的维多利亚黄金时代获得超议会诉求的空间。此一时期，英格兰自由资本主义的关注重心在于成熟工会组织的建造问题，促成这一进程的并非人为的设计，而是工人运动，尤其是宪章运动所带来的巨大压力。从19世纪中期开始，英格兰自发运作的产业工人联盟组织就开始经历一个制度化的过程，汤普森在《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一书中详细且不失重点地讲述了一个关于英格兰统治阶级如何遏制产业工人塑造“阶级利益”的成功故事，故事的重点在于将带有普遍性质、且极有可能激进化的统一工会制度转化为分隔化和碎片化的广泛集体谈判制度；为了达成这一点，英格兰统治阶级有效地依据产业、行业、地域以及入会资格等标准对工人组织进行了横向和纵向的切割，一方面使之高度集权化，另一方面也使之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绝缘。这实质上是为工人组织最终转化为一个“依赖选票”而非建基于单一的集团利益或者意识形态的成熟工党进行了高效的彩排，尽管这些都是事后之见。然而，布尔战争的创痛经历促使英格兰人在反思帝国的同时，也开始反思自由资本主义的命运问题；牛津运动同阿克顿勋爵具有广泛影响力的“自由史”叙述取得联手，试图在“老人的安宁”中刺激起英格兰新的宗教意识和对自由的更有力信仰，19世纪中期以来便盛极一时的英格兰文人小说家们此刻也迎来了天才辈出的黄金时期，他们共同的事业就是在“旧日的美好事业”中尝试“寻根”。

此等社会-文化图景的背后，隐藏的却是极为阴冷的经济-政治实情，这便是中产阶级的质变和衰解。1846年，古老的乡村群体的力量随着《谷物法》的取消而削弱了；此一事件乃标志着一个新的社会阶层已然崛起并掌控了大权，英格兰中间阶层从来都是依恋这个国家的制度的，不过，那样的依恋并非盲目，也并非偏执。他们当然知晓制度的优点；但他们也明白其缺陷；他们有着强烈的欲望，要清除这些缺陷，而且这欲望也是越来越强烈了。面对此等越发强烈的欲望，倘若政府却是越发地恶劣了，那么结局定然也是显而易见的了。即便今时今日，也已经不能掩饰这样一个情状了：中间阶层的核心群体当中，已然崛起了一个共和派系，他们大胆、悖谬、不尊崇传统、强烈持守目标且不在乎手段，在这些方面均不逊色于当年的法兰西雅各宾派，同时，其敏锐、学识、审慎、耐心以及坚决，则是远胜当年的法兰西雅各宾派。这批人的心性，就是为了暴烈运动而训练起来的。此等心性，已然摒弃了所有那些纯粹装饰性的东西、所有那些圆润、缤纷的东西。唯有神经、肌肉和骨头存留下来。他们对自由的热爱，已然没有任何孩子气的天真。这样的情感并非修辞滋养起来，也不会在修辞当中化为乌有。跟法兰西共和派不一样，他们根本不会在意列奥尼达、伊帕密农达、布鲁图斯之类的人物。他们说得很明确，他们得观念全然来自证明，倘若有谁以浪漫之态展现他们得观念，反而会令他们备感愤怒。他们身上的哲学意气极为昂扬，就如同昔日里清教徒身上的属灵意气一样；如此，他们内心对高雅艺术、优雅文学以及骑士精神的憎恶便升腾而起。这令他们变得桀骜不驯、不宽容，对一切的上等之物均不能容忍。此类品性确实有值得尊重的地方，不过，只要民众对政府尚且满意，那么此类品性就很难让这个集团受人们欢迎。但是，一旦内阁沦落无知和专制境地，即便是最为温和且最为审慎的改革举措也都予以顽固反对，那么这个共和派的原则就会如同昔日里的清教徒精神那样，迅速传布开来，尽管当年的清教徒精神也是极具侵略意味的。统治集团无知、盲目，恶习难改，对此已然是憎恶不已的公众，自然能够接纳哪怕是最让人震惊的革新举措。如此一来，受教育阶层当中便会崛起一个强大的民主派。

然而，到了19世纪后期，这个阶层将像所有统治集团那样，利用政府权能为自己谋福利。惰性是一切统治集团的毒药。罗马人在完成征服之后，便靠着剥削各个行省来喂养自己，并就此堕落下去；西班牙人在吃空了墨西哥和秘鲁的矿产之后，除了灭绝土著之外，便没有更多的能量可以干事情了，最终也归于败落；蓄奴者的懒惰自然也是天下闻名的。英国工业阶级多多少少也是如此。工业人群由两个群体构成，其一是工资劳动者，其二是资本家，这两个群体是彼此对峙的，不过，在面对外来威胁之时，这两个群体是很容易联合起来的。可以肯定，在廉价食品方面，二者的要求从来都是一致的，对资本家阶层来说，廉价食品意味着工资不会增加了；对工资劳动者来说，食品便宜了，他们的日子也就更舒适一些。为了他们这个目标，他们一直都在竭力牺牲农业群体的利益，就如同罗马人牺牲各行省的利益一样；由此催生的普遍性的农业凋敝格局当中，西印度群岛不过是其中的一块拼图而已。西印度群岛不过是英帝国体系瓦解的开端，背后的原因就在于母国新崛起的统治阶级，这个统治阶级因为自身的贪婪，已然同天然的宿敌打成一片了。就这样，英格兰一夜之间重归了克里米亚战争初期的那种激情状态。“非友即敌”，这是克里米亚战争初期那些张扬爱国者们的喧嚣，也是此一时期的爱国宣言，说白了，但凡拒绝荣宠这场战争的人，便都是叛徒，便都是亲布尔派，就如同克里米亚战争初期，这样的人定然会被视为亲俄派一样。

此等情形之下，自由党的混沌和崩解便很容易理解了，正如本书所论：“定义‘自由党’，乃是没有可能的事情，就如同不能仅仅说歌剧团‘胖夫人’很瘦，就能让‘胖夫人’真的变瘦一样。此时的自由党实际上已然是无可理喻的杂合体了，辉格党贵族、工业家、不从国教派、改革派、工会主义者、三教九流的江湖骗子，当然还有劳合·乔治先生，都拥挤在这具历史躯体里面；日常现实正以毁灭态势冲击这具躯体，但一时之间，这躯体却也能够靠着一种神秘共契屏蔽这矛盾和冲击，这共契之要旨就在于“自由放任”之教义以及对英格兰之妥协美德的深沉信仰。此时的自由党，其领导权之斑驳混杂，丝毫不逊色于原则上的斑驳混杂。阿斯奎斯内阁可绝对不是什么民主集团，尽管自由党的激进派抱有此番期许。劳合·乔治、莫利勋爵、约翰·伯恩斯、前罢工运动领袖、罗尔波恩勋爵以及阿斯奎斯本人，在那样的时代潮流当中，这些人都是可以崛起于草莽的；劳合·乔治和伯恩斯的身上或许残存了些许无私情感，那是他们所属阶级的情感。但其他人则都出身统治阶级。对这些人来说，民主体制，无论采取何种形式，不过是维持他们手中权力的工具罢了，他们相信，这权力本来就属于他们。”

同样不难理解的便是18世纪腐尸在保守党方面的突然复活，对此，书中给出了精准概要：“18世纪的土壤是十分丰腴的。历史上的那些斗争早已归于沉寂，不过，在这土壤的深层，昔日的斗争也催生了强劲的化学作用；这里埋葬了封建主义和专制主义的尸体，腐败程度各不一样；这里深埋了异端的灰烬，浸染了造反者的鲜血，还有无知和爱国主义化育而出的颇有营养的矿物残余。绝少有什么制度，无论政治的还是社会的，是不能在这样的土壤里获得滋养并变得脑满肠肥的；上院尤其如此。1700年的上院尚且只是上层贵族的一个小小聚会，嫉妒、顽固且任性；到了1801年，因为已经册封了大量贵族，这个建制已然可以代表富有的地产阶层了。乔治三世的收买和威廉·皮特的见识，可算是向着一个共同目标推进了。王权由此摆脱了一个顽固且肆意的敌人；宪政则也第一次斩获了有着明确保守取向的元素。无论如何，这样一个上院是绝对不会再次表现出变革欲望了。1832年，这个上院同辉格党的《改革法案》作战；1884年，这个上院杀死了自由党的‘自治议案’；在超过六十年的惊人进步历程当中，这个上院却是一动不动。偶尔，会有罗斯伯利（Rosebery）或者邓拉温这样的人物在这高高在上的荒野当中发出改革呼声，但此类呼声最终也都石沉大海，无人听闻，1906年，当自由党结束十一年的在野时光，回归权位的时候，上院已然堕落成了一个保守派骨干小组性质的建制，当然，这个小集团还是相当强悍的。”

但往日之事毕竟不会重来，在“自由英国”归于死亡的背景之下，工党之正式崛起自然也是题中之义，诚如书中所论：“……西敏寺的两大政党经历了一场令人遗憾的大改组之后，成了一个身体两个脑袋的怪物，情况很是麻烦。两个政党都十分巧妙地装出一副心不在焉的态势，却都踏上了社会主义的蛮荒道路；此时，已然进入20世纪，劳工阶级部分地获得了政治权利，总体上却是心怀不满，此等情形之下，两党也没有别的选择可言。保守党自然是要回望迪斯累利一手塑造的精巧激进主义以及皮尔和圣约翰的那种更为老旧的父权体制，因此，保守党走上这条道路，倒是要比自由党更心安理得一些。自由党则在骨子里仍然珍视科布登和布莱特的教义，仍然相信国家干预是不可原谅的，并越发焦虑地看着此等教义同现实之间的深渊越拉越大。这深渊最终可是要吞噬他们的。同时，作为资本家阶层的左翼，他们也会尝试推进社会改革，尽管言行并不一致，嘴上高调，真正行动起来，却是亦步亦趋。”如果说1914年的“战争集体主义”观念深切陶冶了在战争中成长起来的一代德国年青人，那么同样的观念当然也会极深地感染英格兰中产阶级以下的人口，尤其是在一代英格兰的未来社会-政治精英大多战死沙场的情况下。在“西线无战事”的状态下，马恩河、索姆河战场上无谓的大批量牺牲可谓荒谬，牺牲同胜利完全无法匹配的情况促成了人们对战争的厌恶和幻灭感，苏联人在1917年依托俄国下层社会而完成的“撤出战斗”富有成效，这为工党提供了可行的范例，战前由于宣传和平主义的麦克唐纳此时从工党边缘迅速回归权力核心，工党转向了以劳工为权力中间人来进行和平谈判的俄国路线。

从本质上讲，第一次世界大战对英格兰政治-经济的影响同拿破仑战争呈现出相反态势，战时经济模糊甚至取消了作为维多利亚时代国策原则的政治和经济之间的界线，市场本身在1917年实际上已经完全吸附到国家的控制之下，而1917年之后由工党接手的这个国家至少在名义上已经成为一个欧洲大陆意义上的民主国家，大量进行联合控制甚至民主控制的经济机构开始在旧日的所有权结构下浮现出来；作为工党基层组织的各种劳工集会所关注者甚至已经不再是如何在战后维持战时经济对资本特权保持的强大压迫态势甚至是那些大规模的废除措施，而是如何从根本上将企业本身民主化，如果不是因为劳工运动自身赋有经验地意识到无法提供足够的产业领袖，这一问题的提出也不至于沦落到完全的乌托邦境地。工党的新社会秩序“不是建立在斗争而是建立在兄弟情谊之上；不是建立在生活条件的争夺战上，而是建立在精心设计的生产和分配的合作上，不管是体力劳动还是脑力劳动的参与者都能获益。”“新社会秩序”以四项政策为支柱，给人以提坦神从地平线奔袭而来的感觉，一是对资本进行一次性的“征税”，在满足对战争成本进行社会平摊的前提下，保护平民免受战争伤害，二是“普遍性的最低国家保障”，具体内容涉及在就业、工资、医疗以及工作场所方面的最低标准；第三实际是一句关于“剩余价值用于公益”的口号，这句口号将导向纯粹流通领域的价值剥夺，还是生产领域的价值剥夺，抑或是以成本的专家估算为基础进行的“一次性”剥夺，也就是马克思所谓的“剥夺剥夺者”，题中之义无法得到清晰说明，最后一个便是“民主控制工业”，具体是指对铁路、矿山、电力等产业实施国有化。建立一个不是以“阶级利益”为基础而是以“无阶级利益”为基础的国家，这是“新社会秩序”的目标和涵义。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英格兰工党的“社会政治议题”序列也许应该放在19世纪中叶之后日渐凸显的整个大西洋世界的“社会市场经济”乃至“国家资本主义”这一庞大背景中加以理解，问题本身也许并不仅仅在于英格兰自身特有的内在经济秩序，也在于一些英格兰经济秩序所处的外在影响力，比如帝国地位、政党组织形态以及以议会政治为基础的舆论表达机制等等；但无论如何都不应当忘记，工党“新秩序”的基础肥料是由“自由英国”的腐尸提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