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
1937年8月26日，华北战场和淞沪战场正同时遭受着侵华日军的猛烈进攻。
在这样的背景下，国民政府财政部部长孔祥熙突然收到一封的电报，上面的内容令他心头一颤。
“应付日庚款及善后借款……除面陈次座外，谨电鉴核。”
来电者正是海关总税务司、英国人梅乐和。
由于清朝欠的“外债”过多，而赔款大部分来自海关关税收入。因此，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职位一直由英国人占据。
孔祥熙深思熟虑片刻，当即回复道：
“宥电悉。月款可照议照付。”
但这一决定也招致国人愈发不满，一边跟日本打仗，还要一边支付着前清留下的欠债，天下哪有如此荒唐的事？“反对讨伐”的声音愈发强烈。
“庚子赔款本身就是晚清时屈辱的遗留，结果到了被日本铁骑践踏的今天，我们还要履行这残缺烂页。”
对此，老蒋示意孔祥熙调整对日策略，既能安抚民心，又能达到“目的”。
那么老蒋究竟使了什么计策？为何刚刚发表过“庐山讲话”，号召全民抗日，如今还要向日寇偿还赔款？
电文招引的“闹剧”
从1937年9月份开始，我国将应付给日本的那部分庚子赔款，转而交到英国人的汇丰银行开设的海关总税务司转账中，不再直接存到日本人控制的正金银行里。
这起初还是起到一定作用。由于庚款存在汇丰银行，日本就不能直接拿来使用。
孔祥熙洋洋得意，自认为这样做可以牵制住日方，为其拿到赔款设下障碍。
结果没等多久，英国人反手就把我国出卖了：
1938年5月，英国和日本签订《关于中国海关偿债问题的暂时协定》。
大致内容便是英国会将国民政府存储的这笔庚款交给日本。
孔祥熙对此极力反对，并向外交部求助，誓死维护自己当初设下的这一局。
虽然最终此局保住了，英国人同意不会将庚款交给日本。
没想到的是，在1939年1月，我国在汇丰银行中存有的那部分庚款，竟全部被英国给秘密掏空，并转移到其新设立的“特别养老金账户”内。
没有落到日本人手中，反而让英国人窃取了。
此后，我国停止在汇丰银行继续存款。
如果按照以上脉络来看，似乎在全面抗战开始前，我国就已经不再对日履行庚款。
那么事实真的是如此吗？
首先，我们需要了解庚子赔款的赔付过程。
庚款每月一付，由我国总税务司下拨到各个国家的经理银行之中，各国可从银行中收取赔款。
诸如汇丰银行由英国和葡萄牙代理，华比银行由比利时代理，汇理银行由法国、瑞典、挪威、西班牙代理等。
而我国对日庚款主要分为两种，一种为庚子赔款的本息之和，另一种则是以关税为担保的本息款项。
1937年9月之前，国民政府对日庚款一直交由正金银行。日本直接从中提取款目进行使用。
但随着中国海关逐渐被日本劫持，国内外舆论压力步步紧逼，1937年9月后，我国将对日庚款转移到汇丰银行之下。
此后，日本便没有再获得我国对其赔付的庚款。
可是矛盾的是，1939年1月后，蒋介石却依旧宣称着对日进行庚子赔款，这又是怎么回事？
实际上，此时我国也只是象征性的将对日庚款存入中央银行中，并没有将这笔钱给到日本。
1941年珍珠港事件爆发后，我国对日宣战，庚子赔款才彻底作废。
明明行动上已经不再赔付，但是蒋氏为何对外宣称国民政府仍旧在赔付呢？这其中，又有哪些缘由？
庚款的“前世今生”
当初《辛丑条约》签订时，列强考虑到清政府短期内还不清这笔巨款，便给了个“分期还款”的照顾选项。
结果在晚清的最后十年里，社会矛盾激化严重，百姓生活困苦，民不聊生。
这其中很大的一方面原因，便是源于“庚子赔款”。
当时，清王朝的年财政收入大约为8千万两白银，却有1.1亿两白银的支出。
如果将4.5亿白银分39年还清，一年至少还要还款2500万两白银，还不包括利息。
但是清廷实在拿不出这笔钱，只能把压力给到地方，于是地方大肆增加徭役赋税，压榨百姓。
虽然清廷临终前还进行了一系列诸如“清末新政”的措施，但这无非是垂死挣扎罢了。
所以在10年后的武昌城内，星星火炬染红城墙，照亮大地，清王朝在革命家势如破竹的攻势下，迅速土崩瓦解。
不过，民国政府虽然诞生，但其自身实力依旧较弱，对帝国主义列强更是表现出软弱性和妥协性。
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时，发表《宣告友邦书》一文，对外宣称：
“凡革命以前所有满政府与各国缔结之条约，民国均认有效”
他还强调，对于清政府欠下的赔款，民国政府有责任承担偿还义务。
于是，民国政府没有抓到摒除前朝积攒的不平等条款的机会，反而大包大揽。
但随着国际环境的变化，各国列强审时度势，纷纷调整对华策略，甚至出现了“退还赔款”的情况。
在接下来的二十几年中，当年签订《辛丑条约》的一众列强竟纷纷退还庚子赔款，这又是怎么一回事？
列强所谓的“退还赔款”，并不是原封不动的将白银退回，而是建立在其谋求自身利益的基础之上。
所谓的“退还赔款”，其实是列强对我国政府“示好”的信号。
而在民国政府成立前，就已经有一个国家带头“退款”，就是美国。美国之所以这么做，还要源于几年前的这件事。
1899年，美国提出“门户开放”政策，要求列强在中国“划分势力”“利益均沾”。
但他的这一行为在我国激起强烈的民愤。
于是在1905年，国内发生一场大规模的抵制美货运动，这对忙着扩张的美国经济造成了重大冲击。
因此，他们希望通过退还赔款这一行动，挽回自己在中国的“形象”，进而对华继续进行资本输出。
列强退还庚款，日本除外
1908年7月，美国驻华公使向清政府发出正式声明，同意退还半数庚款给中国。剩下半数则作为中国对美在军费、传教士等方面的赔偿，不予退还。
但其实，美国对于退还庚款的使用，是有明确规定的。
1908年，罗斯福在发给国会的咨文中提到：
“我国宜实力帮助中国厉行教育，使此巨数之国民能以渐融洽于近世之境地。”
从此，我国开始派遣赴美留学生出国深造。
值得一提的是，1911年由庚子退款资助设立的清华留美预备学校，就是清华大学的前身。
除此之外，还有著名的燕京大学、协和医院的建立等，亦有“退还庚款”的功劳。
美国学者詹姆士曾说道：
“商业追随精神上的支配，比追随军旗更为可靠。”
此言论一针见血，道出美国退还庚款，兴办教育的根本原因。他们通过这种方式，培养和吸纳大量的中国精英人才，让这批人才为其所用。
等到这批留学生回国后，他们的精神和知识足以去支配中国的发展，而最终的受益者，终将是美国。
其他列强见美国既然都退款了，纷纷抱着观望的态度，等待着下一步事态的发展。
紧接着，一战爆发，中国以协约国身份参与作战，并赢得战争的胜利。我国的国际地位获得一定程度的提高。
德国和奥匈帝国在华的赔款份额也随着烟消云散，尤其是免去德国的赔款后，我国财政略有舒缓。
1917年开始，俄国开始退还对我国的庚款，并允诺我国：
“收回俄国人在华一切特权。”
天上不会馅饼，条件是，北洋政府需承认苏维埃政权的合法地位。北洋政府最终表示同意。
此时的英国已经不再是当初的那个“日不落帝国”。为维护自身在华利益，出于外交方面的考虑，他们最终做出妥协：
1930年，英国将庚款退还，并将其大部分投入到中国的铁路建设和教育事业上。
除此之外，诸如法国、比利时、意大利等其他列强，指定将退款投入在水利、铁路、教育等多个方面，纷纷在二三十年代予以退还。
但，日本是个例外。
一战爆发后，日本和中国同属协约国阵营，我国也抓住此次机会，向日本提出退还庚款的要求，却遭到对方的拒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