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坤舆万国全图：郑和绘制的世界地图？

明朝晚期，随着一批批西方传教士来华，中西方迎来一次前所未有的文化交流，如今国人习惯性地将之称为以西方文化为主导的“西学东渐”。但当时中国在大多数领域并不比欧洲差，甚至还要先进了不少，何况传教士数量有限、知识有限，带来的只是一些零星的知识，而传教士来到的是一个至少不比整个欧洲差的文明国度，获得的知识远超他们带来的，因此这就不能不让人怀疑，当时实际存在的是以东方文化为主导“东学西渐”。

那么，到底是“西学东渐”，还是“东学西渐”？万历三十年（1602年），明朝制作了一张地图——《坤舆万国全图》，传统解释是在传教士利玛窦（下图）的指导下，李之藻等人制作了这张地图，利玛窦告诉中国人地球是圆的，教会中国人制作世界地图，当然利玛窦负责绘制海外部分，李之藻负责绘制中国部分。然而本世纪初，香港学者李兆良发现《坤舆万国全图》与利玛窦无关，因为这是一张郑和船队绘制的世界地图，利玛窦等传教士从中国学去了这张世界地图。如果李兆良的结论正确，那么无疑将推翻很多结论，比如郑和船队止于非洲、发现美洲第一人、以及西学东渐。

本世纪初，香港作家、生物化学博士、前香港生物科技研究院副院长的李兆良，在美国东海岸意外发现一块“宣德金牌”——由黄铜铸造，设计相当简单，直径为7厘米，中间一个小方框，凸铸着“大明宣德委赐”六个字，通常是由明朝皇帝派使节赐给外族，宣德是明宣宗朱瞻基的年号，后来花了150美元买下。据他介绍，这块金牌出土于美国东海岸，是美洲大陆原住民印第安切诺基人的居住地（后来该族迁移到了美国西部）。

万里之外的美国，竟然发现了明初皇帝赐给外族的金牌，这无疑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发现，但首先要确认的是金牌真假。李兆良通过金牌文字、对比文献、材料分析等，认为金牌是真实的，不是美国人伪造的。会不会是1850年以后的华人或传教士，将这块金牌带到了美洲大陆呢？但从情理上说，他们也实在没什么理由带一块前朝金牌到美洲去。

更重要的是，李兆良考证了印第安切诺基人的古俗，在美洲印第安人中独一无二，比如：他们搞不清北斗的意义，却手持北斗旗，而明代帝王独尊北斗，北斗旗是重要仪仗旗帜；他们有一文一武两个酋长，也有两面旗帜，白底上有红色北斗星的为文旗，颜色相反的是武旗；还有原本与之相邻的卡托巴人，竟然以擅长制造精美陶瓷而闻名，水平超过同时代欧洲人，且他们制造的陶瓷样式与明朝“三足宣德炉”极其相似。

如此多的巧合交织在一起，让李兆良怀疑宣德年间郑和舰队曾在切诺基人部落栖息过，甚至部分船员永远留在了此地，从而教会了当地人很多先进知识，并代表皇帝将宣德金牌赐给了切诺基人。而如果存在一支明朝舰队来到美洲的话，那么必然是郑和舰队无疑。

这面“宣德金牌”开启了李兆良的历史调查之旅，后来在仔细分析《坤舆万国全图》（下图）时，李兆良有了重大发现。

其一，图中竟然没有竟然没有标注1600年时的欧洲一些主要城市，比如利玛窦的出生地马切纳，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重要城市佛罗伦萨与托斯卡纳，最重要的是竟然没有代表利玛窦信仰的宗教领地教皇国，这无疑非常违背常理。

其二，西班牙航海家托勒斯在1606年才发现澳大利亚，但在这张图却将澳大利亚标注为“南方之地”，而“南方之地”的拉丁文翻译为Australis（南方），再后来翻成英文Australia（澳大利亚）。在中国文献上，元朝汪大渊曾去过非洲，回程路过澳大利亚，在《岛夷志略》中对澳洲有过描述，郑和重走一遍汪大渊路线可能性极大。

其三，地图上出现的一些美洲地理标识，利玛窦时代欧洲人还不知晓，是200年后才知道的事情，这些知识应该不是利玛窦带来的。

其四，据说《坤舆万国全图》参考的母本是奥特里乌斯（Ortelius）、墨卡托(G.Mercator)等人绘的地图，但相比之下，他们的世界地图简单且错误，又怎么能作为极为精确的《坤舆万国全图》的母本？

其五，图中的中国地名使用习俗，并非1600年的而是1400年的，比如远安镇，清虏镇，威虏镇，土剌河，杀胡镇，斡难河、榆木川（永乐去世之地）。在1400年时这些地方与军事、政治密切相关，但在1600年时已经没什么政治意义，为何还会隆重地给予标注？1428年后，越南脱离明朝，自称“安南”，中国很多文献上也使用这一说法，但这张地图上还是沿用旧称标注“交趾”。

由于郑和的确有能力全球航行，也有足够动力探索更远的地方，因为元代汪大渊已经去过非洲，郑和不可能一次又一次的只是单纯的重走一遍汪大渊的路线，势必会沿着非洲海岸线继续向南探索。从理论上说，郑和船队数万人，走到非洲东海岸之后，面对史书没有记载的前路，却又有漫长的非洲海岸存在，分出几支小舰队继续探索属于正常思维，不继续前行反而违背常理。而沿着非洲海岸线，驶过好望角之后，未必不可能穿越大西洋到达美洲。

值得一提的是，唐代和元代曾经东南西北大规模观测，发现在越南观测北极星与在北方观测角度大不相同，在开封观测日食与在西域观测时间也大不相同，后来元代制作了地球仪，元代赵友钦也由此明确提出“地圆说”。而《元史》中有赵友钦的记载，说明明初宋濂等人是知道地圆说的，也即郑和等人可能知道地球是圆的，这就说明郑和船队有可能去尝试环球探索，同时也就不存在需要利玛窦教会中国人“地球是圆的”。也就是说，无论是对地球形状的判断，还是地理测绘、天文知识等，明初时已经具备绘制全球地图的技术条件与动力。

根据这些分析，李兆良认为郑和船队去过美洲，之后绘制了《坤舆万国全图》，万历年间重新复制了一份，其中利玛窦不是帮助指导绘制了地图，而是学习了《坤舆万国全图》，并将之传到了西方。

对于李兆良的观点，有人赞同，但也有很多学者反对，甚至斥责其为“民科”胡扯。在笔者看来，某些专业学者完全没必要贬低李兆良，因为宣德金牌与《坤舆万国全图》的真相到底如何，对如今来说其实并不是太重要，重要的是李兆良说的一番话，非常值得深思。

李兆良文章中说：“最终的目的不是为郑和翻案，更不是为中国挣回美洲大陆的主权”，而是为了求真、求实，“我们看历史，会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但这却是在按照别人的事实写历史。我们过去总是受到‘西学东渐’一词的影响，认为中国的地理学是由利玛窦带来的！为郑和翻案只是小事，所谓‘西学东渐’影响中国民心，民气极大，务必重新审视历史，以正视听。”最后他自诩为“中国外交史的鸣冤鼓，对地理学西学东渐的惊堂木”。

1840年之前，中国目空一切，对自己的文化非常自信，但半个世纪之后，中国人对自己的文化却变得非常自卑，连中华文明之根——汉字都要废除，当时洋大人说什么咱们几乎都相信，西方学者说“西学东渐”，我们也深信不疑，西方学者提出“中华人种西来说”，我们也深信不疑等等。即便直至今天，甚至很多国人比西方还相信西方，比西方还相信古希腊文明的真实性，而对中华文明不屑一顾。

但“西学东渐”的说法是近代才出现的，当时缺少民族自信心、自豪感，认为历史上西方不可能向我们学习过，只可能我们曾向他们学习。然而，不说晚明时期中华文明整体还超过西方，就说16世纪到18世纪的200多年内，无论称赞中国还是贬低中国的西方学者，都或多或少地汲取中华文明的一些养分。最典型的是黑格尔（上图），一边贬低中国，一边在《小逻辑》中大段抄袭《道德经》，还在书中对老子只字不提。种种迹象表明，相比当时所谓的“西学东渐”，西方对中国的影响而言，东方对西方的影响可能更大，“东学西渐”的表述可能更为准确。

由于欧洲中心主义的需要，学了中华文明知识的西方学者，却隐瞒了这一事实，或将很多中国成果套在了更早的古希腊大师头上。德国哲学家Ro艾尔伯菲特在《德国哲学对老子的接受》中一语说破：“欧洲中心论的哲学奠基者黑格尔，以欧洲中心论的方式，让非欧洲文化为其自己的体系服务，并使得非欧的思想传统不再有尊严。”黑格尔说辩证法源于古希腊的芝诺等（书中却不抄袭他们的），而不是事实上的老子（书中却抄袭道德经），就是这种思想的体现。下图，《道德经》与《小逻辑》的内容比较。

最近百余年来，欧美一些有识之士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开始提出一些颠覆认知的观点。

美国学者罗伯特·坦普尔在《中国的天才》和《中国：发明与发现的国度》书中指出：“有许多在现代看来是司空见惯、理所当然的东西，而它们则都是中国起源。长期以来，这些和许多其他的中国的原创成果，一直都被遗忘，或是蒙在鼓里。那些奠基现代世界的发明与发现，可能有一半以上均来自古代中国。”

《全球通史》作者斯塔夫里阿诺斯，肯定了西方科技源于古代中国：“中世纪千余年间欧亚大陆上最惊人、最有意义的变化，就是西欧从贫穷落后和默默无闻中崛起。中国人拥有高度发达的文化、先进的工艺...…西欧人拿来了中国的发明，竭尽全力发展它们，并将其用于海外扩张。这种扩张反过来又引致更大的技术进步。”

英国学者怀海德在《科学与现代世界》中说：除了“原始艺术”之外，现代以前的西方没有科技，承认中国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文明”。

可见，郑和有没有发现美洲，《坤舆万国全图》是不是郑和航海的作品，其实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西学东渐”说法应该不是当时的主流，而当时的主流是“东学西渐”，传教士从中国获得大量知识，才让中世纪之后“西欧从贫穷落后和默默无闻中崛起”。

如今，我们要复兴中华民族，不单单是物质上的复兴，还要文化上的复兴，无论李兆良的判断准不准确，但他的行为无疑值得鼓励，同时他说的“为郑和翻案只是小事，所谓‘西学东渐’影响中国民心，民气极大，务必重新审视历史，以正视听”话，更是振聋发聩，值得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