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秉涵：海峡故土家国情

高秉涵：海峡故土家国情

潘若松

一

“老哥，老哥，到家了，到家了。您看看，到老家了！”

2023年6月11日晚7时。山东菏泽。

走出机场大厅，像每次踏上故土一样，他轻轻拍着身旁儿子怀抱中的骨灰坛，抚摸着上面那张表情凝固的照片，轻声呼唤着。仿佛经过跨越海峡一路奔波的鞍马劳顿，他在唤醒一个沉睡的人。

“在我心中，老哥没有走，老哥还活着”。我上前搀扶着他，他表情凝重地说。

疫情阻隔，我们已经三年零九个月没有见面了，但我清楚，这坛骨灰我是熟悉的，包括上面的文字和照片。三年多的时间里，在几乎每天的微信交流中，我们会彼此传递着经历与体验、感受与心得。我知道，2022年5月20日他从高雄军人公墓抱回这位菏泽老兵遗骨，就摆放在台北市士林区家中的书房里，已相伴了一年多的时光。这期间，他们有过很多次的凝视与对话，共同憧憬过返回家乡的这一刻。如今，他的那句“我一定会抱您回老家”的承诺兑现了。

这是在过去75年的岁月里，他数十次穿越海峡，往返于宝岛与故乡了，虽然其间曾有43年的阻断与煎熬，刻骨铭心的思念，撕心裂肺的呼喊，漫漫长夜的痛哭，生如蝼蚁的挣扎，如他的家和这个国一样，在百年历史洪流中颠簸、跌宕。如今，他更是竭尽全力近乎补偿性地抓住时机一次次返乡，在有生之年弥补曾经缺失的乡情乡恋。而我，从当年最早在家乡采访他的一名记者，距离初次见面也有29年了，从青年走到了中年。

时世转幻让人浑然不觉而又猝不及防。在家乡新落成的牡丹机场再次相见，彼此更多的是感慨、喟叹。看着他走出机场，我情不自禁上前一把搀住。他原本瘦削的身体比过去轻了许多，手背的肉皮明显松弛了，胳臂上的骨头有些硌人，衣袖也显得宽大了，甚至有些空荡荡的，但步伐还算矫健。毕竟是米寿的老人了，此后的每一次返乡都会弥足珍贵，而亲自抱送骨灰对他来说或许也是最后一次了，因此这次陪同的人也比以往多了不少，除了妻子、长子，外甥女和女婿，还有“洄源文化交流发展协会”的新任会长、秘书长，显然，目的也是完成一场接力与传承。

疫后首次还乡，他自然也是媒体的聚光热点，从各地赶来的七八个记者团队争相拍摄报道。一番热闹喧嚣过后，人群渐渐散去，我们走向等候多时的汽车，直到这时，他才用腾出来的手紧紧地握了握我，相视而笑：

“咱哥俩又见面了，老哥我说到做到吧？！”

二

29年前第一次采访他的情景，我至今历历在目，恍然如昨。

1995年4月，我就职于一家创刊不久的晚报，入职不足一年。那时所在的小城已是远近闻名的牡丹之乡，每年的四月被喻为当地最美的季节。改革开放进入加速期，“牡丹搭台，经贸唱戏”是最响亮的口号。作为记者，这个季节自然也是忙碌的，采访，写稿，四处奔波，我在牡丹花会的各个现场搜罗着新闻线索。

此时，一个特殊的团队引起了我的注意，队中几十人个个西装革履，气度不凡，在多个场合被众人簇拥着，每到一处他们也都新奇地指指点点，还有人举着一面三角形的红色旗帜，旗面迎风展开，上面绣着“山东菏泽旅台同乡会”的字样。其中，一个身影更加显眼，凸起的颧骨，深陷的眼窝，单薄得像火柴杆似的身板，让我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瘦骨嶙峋”这个词，仿佛他就是现实中最准确的注释。但尽管瘦，他却显得格外精神矍铄，步履匆匆，人群中总是最忙碌的。奇人异相，职业的敏感，让我特别关注到他，就在随行队伍中拦住一个熟悉的人询问。熟人说，你问他啊，他可是个名人，台湾著名律师高秉涵，菏泽旅台同乡会会长，一个非常“有故事的人”啊，你该采访采访他！

“有故事的人？”这句话一下子吸引了我。我决定走近这个人，探寻他的故事。从此，我们的人生有了交集，29年从未割断。

当年的4月27日，菏泽天香村宾馆，青涩的我心怀忐忑地走进了高秉涵入住的房间。孰料，一见面，时年60岁的他格外热情、随和，而且不失风趣、幽默，操着带有浓重家乡口音的话语，沟通起来完全没有障碍。

那是他在两岸解禁后的第二次返乡，也是以菏泽旅台同乡会会长的身份首次组团开展活动。他告诉我，同乡会是在当年2月12日在台北成立的，已有会员200多人，这次随行的就有28位，准备开展一些投资、助学、募捐等活动。他感受最大的还是家乡的变化，印象中破旧的小城、衰败的乡村，全都变了模样。

他平静地讲述着，坦诚、真挚，看似风轻云淡，但我在他眉宇间看到了欣喜，也感觉蕴含更多的是凄苦、坎坷与磨砺，仿佛太多的故事郁结在那里。那时经历单纯、涉世未深的我，竭尽全部的想象，也无法理解他真正经历过什么，会有怎样的故事呢？

“算起来，您离家47年了，又跨越海峡两岸，能谈谈您这些年的经历吗？”一句话，仿佛一粒子弹击中了他的胸口，刚刚还格外健谈的他，顿然陷入了静默，许久没有开口。当目光再次直视我的时候，我分明看到里面凝聚了晶莹的泪光，呼吸也急促起来，仿佛里面有滚烫的岩浆要喷涌。

他开始了讲述，语速平缓，声调低沉。记忆是清晰的，好像早已烂熟于心，但说出来又是那么艰难，仿佛吐出每个字都带来锥心的痛楚，在一块一块撕开结痂的伤口，鲜血淋漓，惨不忍睹。

我听进去了，手中的笔甚至忘记了记录，感觉每字每句都那么发烫，心灵受到前所未有的震颤！我呆住了，他那看似平淡的语句，却讲得惊心动魄！曲折的经历，悲苦的故事，惨烈的场景，令人无限感叹的结局，呈现的尽管是一个人、一个家的经历，但也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历史，一幅风雷激荡、波谲云诡的画卷。

他出生在书香之家，却成长在离乱岁月。外祖父宋绍唐是清末最后一批公费留学生，追随孙中山在日本东京组建同盟会，是菏泽第一位同盟会会员，推翻满清后曾任东昌府知府，为中华民国建党开国元老。父母舍弃出国深造机会致力于乡村小学教育，以期推动教育救国。姨妈和两个姐姐却奔赴延安，走上另一条革命道路。尽管时代风云变幻，年幼的他却没有体会多大的磨难，童年的回忆充满了幸福。然而，突变在他十二岁时降临，1947年，身为国民党员的父亲被枪杀，姨妈和两个姐姐生死未卜。1948年9月7日凌晨，处于极度恐慌临近崩溃的母亲忍痛把他推上逃亡之路，从此与家乡一别47年。

那时的他背着母亲给他准备的包裹，里面除了衣物、盘缠，还有他初中入学的证明书和父亲被杀时捆绑的血绳。他跟随溃败的国民党军队和难民一路南行，逃亡途中可谓历尽艰险，九死一生。1949年10月22日，他辗转漂泊到了台湾。

“路上太难了，死亡仿佛随时降临”。他说，事后算起来他大概跑了2682多公里，历时14个月，途中有好几次命悬一线。在瓜州罹患重病，幸遇教会医院外国医生救治；在开化小庙，紧靠腐烂的尸体睡了一宿；在石阪小山村，同行的两名国军士兵被杀，自己也面临死亡时被一位老奶奶奋力救护，经历了最惨痛也最温情的一夜；两条腿被逃亡士兵用热粥烫伤，溃烂生蛆，肿得像冬瓜，每一步都痛不欲生；在厦门踩着尸体登船，又差点被疯狂逃亡的人群碾压……

我沉浸在他悲情的讲述和惨烈的场面之中，他却慢慢平静下来，说着说着，突然弯下腰，卷起了两条裤腿。乍一看，我吓了一跳，那是怎么的两条腿啊？上面全是黑色的伤疤，疙疙瘩瘩，像两截烧焦了的木炭，又像早已干瘪的腐肉。

“看看，都快被虫子（蛆）吃完了。”他反倒自嘲地笑了，“我一辈子不穿短裤，不进公共游泳池。”

到达台湾后，年幼的他生活异常艰难。“儿子，想办法活下去！妈妈等你回来！俺娘离别时的这句话把我救了，支撑着我走过最艰难的日子”。在台的那些年里，他从未放弃过回家的念头，想尽千方百计和家里联系，终于在1980年得到家人的回应，于1991年5月1日返乡探亲。这次采访是他时隔四年后的第二次返乡。

听着听着，我强烈地感受这不是口头讲出的故事，而是用生命写成的悲歌。大时代的背景看似简单，但每个个体的经历，超越想象与虚构，成为那个年代最真实的注脚。那次专访之后，我以《情系桑梓》为题写成了一篇通讯报道，发表在当年4月29日的报纸上。但我知道，他的故事远不止这些，就像一部厚重的书，仅仅翻开薄薄的几页，更深邃的内容需要我慢慢追寻，慢慢品读。

三

一个在异乡漂泊太久的人，才会最接近故乡。

每次返乡，不管行程如何安排，第一站，他都要回到老家，到父母坟前扫墓祭拜，这次最先去的仍是离菏泽城十余公里乡下的高孙庄。他清楚，自己无论漂泊多远，都要回到精神原乡，回到生命起源的地方。

昨夜的一场小雨，原以为会打乱行程，但吃过早饭临行前，天空突然放晴。时至初夏，麦收刚过，田野里低矮的麦茬和裸露的土地仍是一片黄褐色，新播种的玉米浅绿的幼苗已拱出地面，沿途的树木早已是绿意葱茏，生机盎然了。

相隔三年，再次回到村里，一切都是那么熟稔，枣树、柿树，乡道、故园，满眼都是情啊！他一会探过低矮的墙头，张望着老院，一会托起枣花刚落的枝叶，动情地嗅着、吻着。故乡的一草一木无不牵扯着他的心，丝丝缕缕，魂牵梦绕。

从村子到父母坟地的田间小路仍旧有些泥泞、湿滑，我搀着他一步一步小心翼翼，生怕有半点闪失，但很快就发现自己有些多虑了。尽管年事已高，但他走得稳当，总能巧妙避开泥淖。从小生活在农村的我知道，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需要有多年的丰富经验。看得出，尽管相隔七十多年，一回到这块土地上，他儿时练就的“技能”又瞬间还原。

在父母坟前，他偕家人一起焚香祭拜。75年前的那天深夜，他就是在这里磕下三个头后离开家的。没想到再次回来，当年那个天真少年已是两鬓染霜。

对于父母的墓地，他特意向我讲到，当年他离家时，父亲被枪杀不久，是被草草埋葬的，没敢埋在祖坟里。等两岸形势缓和，他与老家的人取得联系时，墓地已被夷为平地，没有任何标志了。因确定大致方位在村西北角，老家人就在那块田地里挖掘翻找，结果很快就找到了。因为当时村里只有父亲镶有一颗金牙，特征很明显，尸骨也容易辨认。母亲1978年病逝于弟弟高秉涛工作的吉林辽源，1991年弟弟举家南迁厦门时，母亲的遗骨随之迁至闵地。后在他的坚持下，和姐弟们商议，于1998年4月23日将母亲的骨灰迁回，与父亲合葬。

“春生，你来了？哎呀，我的孩啊！”从田间返回村里，街上，得到消息的村民开始聚集。一个看似六七十岁的妇女上前拉住他的手，亲热地、大声地喊起来。看着他们相差较大的年龄，随行的不少人感到愕然。

“我看没有几个人敢这样喊他小名了，您肯定辈分大。”我在一旁玩笑似地说。“对，她辈分大，是我的本家婶子。”高秉涵庄重地说，一脸的虔诚。

这让他想起1991年第一次回家时的场景。当听到乘坐的汽车快要进村了，近乡情怯，他突然感到热血沸腾，心跳加速，激动得“心脏都要跳出来了”，急忙喊叫一声停下车来，蹲在村头放声痛哭。

待稍稍平静下来，他再没敢直接进村，而是绕着村子慢慢转了起来。村西头，几位村民正在聊天。其中一位老者见他西装革履、东张西望的样子，遂问了一句：“先生，您找谁？”他灵机一动，顺口答道：“我找高春生（他自己的乳名）。”老人感叹地说：“春生死在外地很多年了，高孙庄没他的家人了。”模糊记忆中，他看这人的相貌好像是他的堂爷爷，但只记得他的小名叫“三乱”，当即反问了一句：“三乱还在吗？”老人十分惊讶：“我就是三乱，您是谁？”他激动地说：“我就是春生啊！”

这条爆炸性的消息在村里引起了空前轰动。现在他忽然想起一个以前从未向人提及的细节：大家相认后抱在一起流泪，但脸上是笑着的。当时旁边有个远房的姑姑，大约七十多岁，突然在街上扯着嗓子大声喊叫起来：

“哎呀，小春生回来了！小春生回来了！”

“听到这个‘小’字，刚刚脸上还挂着笑的我真正放声痛哭起来。那时我56岁，在台湾生活了四十多年，从没人叫我的乳名，如今突然听到有人大声喊我乳名，还加了个‘小’字，让我一下子回到了童年”。现在说起来，他依旧心潮澎湃。就在这块土地上，在这个村子里，在那所农家小院里，有他的童年记忆和一家人的荣辱沉浮。

据高氏家谱记载，他的七世先祖自明洪武年间，先由山西洪洞迁到江苏沛县，后又和一户孙姓人家一起迁到这里，分别以姓氏取名高庄、孙庄，1982年经政府批准两村合并后称高孙庄。高家世代务农，到高秉涵的曾祖父时，因勤俭持家，虽没有大富大贵，但也过着家有百亩良田的殷实生活。爷爷不幸英年溺亡，奶奶千辛万苦供父亲高金锡读书，就读的就是他姥爷宋绍唐创办的志在实业救国的“桑蚕职业学校”。父亲后考入曹州普通中学堂，深受姥爷赏识，毕业后，被已任东昌府知府的姥爷纳为乘龙快婿，与在济南女师就读的母亲宋书玉结婚。婚后父母两人本可去日本留学，但他们却选择走进乡村，过起了简朴的教师生活。高秉涵记得，当时父亲、母亲分别在附近两所小学任教，都是既当校长又兼老师，但没有薪水。因为虽是公家学校实际上属于私办，学生家长等小麦收获了，每户给几斗麦子作为学费，有时学校雇一两个老师，报酬也是粮食。小时候，他就在乡村学校的校园里慢慢长大。

大姐高秉洁后来在《我的胞弟高秉涵》一文里回忆：“母亲共生四女三男，在三妹秉浩之后，还生了个弟弟叫振华，可惜三岁时就夭折了，接着又生下了四妹秉源。祖母求孙心切，天天烧香拜佛，祈求早日能生个孙子。她听说‘孕妇吃百家蛋就可以生男孩’，在母亲怀孕后，就到附近村落找了一百户人家，收了一百个鸡蛋让母亲吃。祖母还许下誓愿，如果真能生下男孩，愿在其满周岁时，请戏班子来唱三天戏，以谢上苍恩赐。

“当时家乡一带土匪猖厥，时有绑票事情发生。为了安全，母亲在分娩之前，都住在菏泽城里宋隅首外婆家。1935年正月十五日晚上八时许，涵弟就在元宵佳节的喧闹声中来到人间，全家的愿望终于实现了。因为出生在新春，母亲给他起个乳名叫春生。

“在涵弟周岁那年，祖母为了还愿，就在高庄请来河南梆子戏剧团，搭台连唱三天，并大摆宴席，凡前来道贺或看戏的人，一律都在招待之列。这在地处偏僻的小高庄，从来没有这样热闹过，可惜我那时正在北京读书没有赶回来。听秉浩妹说，唱戏、宴客三天过后，为了安全，母亲又抱着这个娇子回城里了。涵弟的确是我们高家的宝贝，父母也对这个宝贝付出了加倍的爱。

“1937年，我就读清华大学三年级，暑假由北平回到菏泽，正巧遇上大地震。那时小春生已两岁了，我还是第一次见到他。母亲叫我依据家谱‘秉’字辈份，为这个宝贝弟弟起个学名。我翻了字典，再三思考，最后认为涵养的‘涵’字意义很美，所以就为他取名为‘秉涵’”。

从大姐回忆中可以感受到，年幼的高秉涵在家人特别是母亲眼里是非常娇贵的，可谁也没想到，后来他经历最曲折，磨难也最多。

1947年，国共两党在菏泽一带反复拉锯，斗争十分惨烈。高秉涵的父亲因早年追随岳父宋绍唐加入了国民党，但实际仅是名义上的，夫妻俩只管教书，从未拿过枪，更没有人命孽债。但当年的正月十九日深夜，父亲被一伙人抓走后拉到野地里枪决。他到底死于谁手？在此后很多年里，一直存有争议。但同为国民党员的母亲更倾向于为共产党地方组织所杀，因此恐慌中让儿子外出投奔国民政府在江南设立的“流亡学校”。

然而，让母亲做梦也想不到的是，自己的亲四妹宋宝真其实早已是共产党员，而且是曹州党支部最早的党员之一。1937年抗战爆发，她带着两个外甥女，也就是高秉涵的大姐、三姐，以到大后方四川之名，从长沙辗转去了延安，从此一去十几年杳无音信，以至于家人认为她们早已不在人世，遂在家中摆上三个牌位，每逢年节焚香祭奠。因此，在高秉涵幼年记忆里，四姨和两个姐姐都是“牌位上的人”。

真相直到分别44年后，高秉涵与“死而复生”的大姐在广州重聚时才一一揭开。

先说四姨宋宝真（在延安改名宋介）。她早在菏泽女师读书期间就积极参加中共地方党组织活动。1927年毕业后，在菏泽贤达王鸿一介绍下与成武籍北大经济系青年学子杨青云（后改名杨霖）成婚。1928年她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外语系，1935年毕业后到济南齐光中学任英文教员。1937年抗战爆发时，杨霖任山东省立平远中学教务主任，后与妻女随流亡学校南下长沙，辗转到达延安后先后任陕北公学教务主任、八路军荣誉军人学校教务处长等。内战时期，历任东北军区保卫部部长、第四野战军保卫部部长。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他又出任中国人民志愿军保卫部部长，1955年荣获国家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1956年转业出任中国石油工业监察局局长，1958年创办西安石油学院并任院长兼党委书记。宋介阿姨则在到达延安后先后任教于延安八路军干部子弟学校和八路军参谋总部子弟学校，终生从事军人子弟教育，1955年也荣获国家二级独立自由勋章，1982年从北京十一学校副校长职位离休，2010年1月4日病逝，享年101岁。

再说大姐高秉洁。她1931年省立菏泽女师前期师范毕业后前往北京投奔四姨，就读于北平市立女子一中。1934年考入清华大学历史系，在学生运动中结识燕京大学“民先”学生代表朱劭天，后成为恋人、夫妻。两人奔赴延安后，大姐先后担任贺龙、陈云的机要秘书。1942年10月，从延安中央研究院调往中共西北财经办事处工作。1949年5月被任命为铁道部统计处处长，1958年调任湖北大学现代史教研室主任，1965年随从武汉大学党委书记位上调任中南局科委第一副主任的朱劭天迁往广州。

1984年7月9日，高秉涵离家44年后第一个见面的家人就是大姐高秉洁，因为她是兄弟姐妹之长，居住地广州又距离约定的会面地点香港最近。长姐如母，亲情自然更浓，见面时看到在老家仅2岁大的孩童，已经年逾半百，两鬓斑白，她时而紧抓着弟弟的手，时而抚摸着他的脸庞，激动得泣不成声。

三姐高秉浩1938年7月跟随四姨、大姐到达延安后改名罗伟，1939年进入延安抗大总校学习，同年5月当选为延安地区模范女青年，接受毛泽东主席颁奖表扬。在延安学习、战斗中，她结识了上海体育学院毕业生刘泳川，两人相亲相爱，结为夫妻。1945年9月，根据组织安排，两人回到刘泳川老家辽宁铁岭开展工作。刘泳川先后任县委委员、公安局副局长，副县长，代理县长等职，解放后任铁岭县委书记、东北人民政府农业部处长，吉林省农业厅长，本溪市委常委，辽宁省畜牧局党组书记、局长，辽宁省畜牧兽医协会理事长等。高秉浩则先后任铁岭县委妇委书记兼妇女部长、吉林党校教育长、辽宁省人大办公室主任等。

1979年8月20日，高秉涵趁去西班牙开会之机给远在家乡的母亲写的第一封家书，因老家高庄已无至亲，被在乡村中学教书的堂弟高秉魁接收，并转给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宋任穷。宋任穷批转后，经多方查找，最后转到当时在辽宁省本溪市委宣传部工作的三姐高秉浩手里。至此，被隔绝了近半个世纪的一家人才逐步联系、团聚。

在我们多年的交往沟通中，高秉涵多次谈起当年接到家人回信时激动而复杂的心情，可谓百感交集但又半信半疑。第一封是1980年5月12日接到大姐寄来的，他从信中得知，母亲已于1978年1月20日去世，奶奶、姥姥和二姐也都先于母亲去世了，让他感到无比的悲痛与感伤，但家书也带来了四姨、大姐、三姐健在的消息，更让他悲喜交加，惊奇不已。

对母亲的去世，他没有产生怀疑，毕竟老人家已是八九十岁高龄了，但四姨、大姐、三姐的健在，让他产生了深深的疑惑。因为在记忆中，她们都是家中供奉祭奠的“牌位上的人”，怎么会“死而复生”呢？

没隔几天，他又陆续接到三姐、二弟的来信，心情更加忐忑。因海峡两岸还处于冰冻期，为确保万无一失，1982年初，他趁学姐卞永兰从阿根廷经由台湾返回大陆探亲时，特意委托她路经广州，当面探查一下，看是否真是高秉洁其人，并依据记忆中老家的情况精心列出五个问题以便当面求证，以辨真伪。但卞永兰和大姐两人在广州白天鹅大酒店见面后回到台湾，对他说，我一看你们姐弟“就像一座窑里烧出来的”，模样长得太像了，这“五问”还用问什么？！

这是那个特殊年代的特殊境遇，骨肉亲人相互猜疑，不敢相认，显得荒诞不经。相似的问题，也体现在虽然他的父母是国民党党员，但家里那么多人又是共产党员，父亲为什么还会被杀呢？对这个疑问，就在他这次返乡时，我专门向他提出求证。

在大姐高秉洁写的《我的母亲宋书玉》一文中我看到，1945年党的七大在延安闭幕后，她曾委托准备返回冀鲁豫边区的聊城代表王维群，给母亲捎过一封信。信中明确写道，她和四姨、姨夫和三妹都在延安，是共产党、八路军居住的地方，一切很好，请放心。后来她和王维群在北京见面时，谈到那封信时王维群回忆，那年他回到聊城后，因工作关系去菏泽一个乡村集市，打听到一位从高庄来卖梨的年轻人，就托他把信带给母亲了。事后母亲说，那个带信的年轻人就是村西头陈家的四辈叔。她接到信时，抗战已取得全面胜利，菏泽城也刚获得第一次解放，但城外大部分乡村还被国民党所统治。为避免走漏风声，躲避国民党的耳目，阅后她便警惕地把信塞藏在木头橛子遮挡的墙洞里了。

我问他，既然母亲接到过大姐的来信，也知道她们都在延安，为什么父亲被枪杀时，不向对方讲明呢？如果讲清楚，或许悲剧就能避免。

高秉涵说，这个问题你问得太准了，他后来知道母亲在父亲被杀前收到过大姐来信的事，但和他在台湾突然收到家乡来信不敢相信一样，在那时严酷的政治环境下，她怎么敢相信这个本是国民党的家庭里，竟然出了那么多的共产党员呢？何况信是村里一个赶集卖梨的青年，从一个陌生人手里接过来的，谁能相信这里面不会有诈？或许它本身就是设计的陷阱呢。

这就是在那个时局动荡的年代，给这个国共并存的家庭带来的撕裂！这种时代的悲剧、民族的伤痛，不知在多少个家庭上演过。

难怪1949年四姨、姨夫回乡探亲，见到母亲确认事实后，母亲霎时呆住了，嘴里喃喃自语道：“晚了一步，晚了一步，你们来晚了一步。”这“晚了一步”的含义，就包含着如果四姨、姨夫能够提前回到菏泽，也许会避免父亲被杀，高秉涵可能也就不会背井离乡，南下逃亡了。

而这同样“晚了一步”的遗憾，也发生在三十年之后。1979年8月20日，高秉涵给母亲写了第一封家书，可她已于一年前的1978年1月20日去世。这让他常常陷入深深的痛苦与自责：如果能提前给母亲写信，让母亲生前知晓她日夜思念的长子还活在人间，生活得很好，也许母亲在等待的希望里能多活几年，至少不至于带着对他生死不明的遗憾离开人间！

“辛亥革命，推翻清朝，我家有参与；对日抗战，抵御外辱，我家有参与；国内战争，我家有参与；建立新中国，我家有参与；如今，祖国统一大业，我家两岸兄弟姐妹，同心协力都参与。中国近百年来每一件大事，我家都摊上了。我这个大家庭的百年遭遇，就好像沧桑中国百年的苦难写照”。

高秉涵说，这是他家国情怀肺腑之言的高度浓缩。

四

“未曾长夜痛哭的人，不足以谈人生。”

“回家的路再长，也长不过一生；回家的行囊再重，也重不过乡愁。”

相识相知的29年里，这两句话，我记不清听他说过多少次了，但每一次都思绪沉重，让人动容。也可以想见，与家乡隔绝47年里，在海岛上，他有过怎样的痛苦与挣扎？有过怎样刻骨铭心的思乡之痛？

从老家高孙庄祭奠完父母回到菏泽市区，在八十年前就读的母校----牡丹区第二实验小学，学校为高秉涵一行准备了一场全由学生表演的文艺节目。孩子们表演的情景剧《回家》，把他带入了当年战火纷飞、险中求生的场景，让他禁不住掩面而泣，久久不能平静。身旁的妻子、长子也都泪眼婆娑。

他曾经历过什么呢？

1949年10月22日，他随溃败的国民党军队乘坐最后一艘登陆舰抵达台湾。当时的台湾惊魂未定，一派混乱，看着在先登陆的高雄难以生存，他又辗转到了台北，被困守在火车站。举目无亲的他，生活无着，居无定所，只能在垃圾堆里与野狗野猫抢食。

他对我说，在与狗猫抢食时他也细心观察，因此比较了解狗猫的习性。它们爱吃什么、不吃什么；先吃什么，后吃什么，他都清清楚楚。

“就是在那时候，我的胃吃坏了，一辈子胖不起来，看起来骨瘦如柴。”他自嘲地说。

幸运的是，在台北火车站当小贩时，意外遇到他曾就读的菏泽南华第二小学校长李学光，她的丈夫张文光曾任菏泽国民政府的县长。在他们的帮助下，高秉涵得以重拾学业。

“说起来也算神奇，因为在台湾考初中非常严格，必须要有小学毕业证，是这张纸救了我。”他曾多次给我讲述那张入学证明书的故事。当年离家南下前，他已从菏泽南华第二小学毕业考入菏泽县立简易乡村师范学校初中部，因为还没入学，母亲特意跑到学校，央求校长写下这份新生录取证明书。

“逃亡路上，我的鞋子、衣服、包裹都丢了，是一路捡别人的鞋子、衣服穿，几乎是全身赤条条的，什么都没了，但这张纸却一直带着。当时我自己也毫无察觉，到台湾才发现它竟然在身上！冥冥之中，它成了我的护身符。如果没有它，在台湾我就入不了学，也就没有我的今天。”每每提及，至今他仍感神奇。这次回来，他决定把这张陪伴了75年的证明书捐给母校菏泽一中，希望能永久存放在校史馆。

尽管得以入学，但为了生计，也只能读夜间班，白天在车站当小贩，晚上上课，后又在政工干校做卫生员，还要抽空外出打工挣学费。生活的磨难还可忍受，但想家的痛苦、精神的折磨，让他痛楚近半个世纪。求学的那段时间，同学们知道他在台湾没有父母，吃年夜饭时就争着邀他到自己家里。每到大年初一，他就躲起来，一个人爬到山上，望着大陆这边老家的方向撕心裂肺地放声痛哭，大声地喊娘。

“那时候，看到天上的云彩，我就会想，它是从大陆、从菏泽飘来的吧？俺娘也一定会看到过它；看到天上的月亮我也会想，我看它的时候，俺娘一定也在看着它。”常常，在我们交谈中，每说到这些，他都会禁不住感伤落泪。

所幸的是，在那艰难环境下，他也得到了众多热心人的帮助。在从菏泽老家逃亡十年后的1958年夏天，他考上了“国防管理学院”法律系，后担任军事法庭法官，并曾驻守金门，退役后改做律师，逐步做得风生水起，成为台湾著名律师。1967年，他与同在1949年随父母赴台的石慧丽结为连理，组建了幸福的家庭，生育了两男一女三个孩子，个个都乖巧、上进，都曾留学国外，学业有成，事业圆满，被亲友们赞誉为“方帽之家”、模范家庭。

熬过了艰难岁月，但思乡的心结永远难以化解。独处的时候，他常常回忆家乡的一切，但随着时间流逝，有天他骇然发现有些场景正在脑海里变得模糊，一时间，他惊慌失措，焦躁不安：“一定想法留住故乡的模样啊，一定不要让‘时间小偷’偷走我的故乡啊！”

他开始拼命地记日记，努力回忆关于菏泽关于家乡关于亲人的点点滴滴，努力把能想起来的每一个细节每一个片断都记录下来。熟悉的乡间、热闹的市井、老家的院落、儿时的伙伴、地里的庄稼、田间的野草、家里的小狗、母亲经常哼唱的儿歌......每次记录，他都在浑然不觉中泪流满面，泪水洇透了纸张、笔迹，一同被收进了日记里。那些年，他写下的日记本摞起来足有半米高。

他记日记的事在老乡中不胫而走。每当有人想家的时候，就找他借来看看，以纾解思乡之情，以至于传来传去，被翻得卷了边，缺了页。

1991年，台北遭遇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雨，洪水灌进他家存放日记的地下室，多年心血毁于一旦，让他痛心不已。也正是在那一年，他终于踏上回乡的路。

多年之后他才知道，思念之情在家乡同样浓烈。听弟弟说，自他走后，这个家就几乎没有了笑声。每逢过年，格外冷清，从不祭灶。吃年夜饭时，母亲都会在桌上为他多摆一副碗筷，给他夹上鱼和肉，而自己什么也吃不下，只是默默坐一会儿，就到院子里点上两盏灯，希望这样可以让他的大儿子找到回家的路，直到去世前她还喊着他的乳名春生，最后也没有闭眼。而母亲的枕头下，一直放着他小时候穿的棉袄，和临别时与母亲的合影。

两岸隔绝时间越长，思乡之痛在台湾老兵中愈是恣意蔓延。他多次给我讲过这样一个来自故乡泥土的真实故事：1981年冬，移居阿根廷的卞永兰学姐到台湾看望老友，准备从台湾经香港转往家乡菏泽，以偿还多年返乡探亲的夙愿。她由长子陪同到台北后，菏泽同乡闻讯纷纷赶来。大家齐聚一堂，你一句我—句，恳请她回来时再返回台北，并恳求带些家乡的特产，多拍些照片，以便多听听她的见闻，了解家乡的情况。当然，大家更希望她能有机会看看他们的亲人，传递阻隔了三十多年的信息。对大家的期盼与托付，卞永兰密密麻麻写满了随身携带的记事簿。

就是在那次，已陆续收到大姐、三姐、二弟家书，还处于极度疑虑之中的高秉涵，除了特意委托卞大姐路经广州，当面探查一下来信的是否真是高秉洁其人，同时还以渴望的口吻提醒她：“我们这些长年流落异乡的人，内心最期望的，是能够见到家乡的泥土，你就给我们带一把来吧。”卞永兰含着泪，点点头，默默无语。

1982年1月中旬，卞永兰母子由老家菏泽提着大包小包回到了台北。次日上午，百余名旅台乡亲举行了一场大聚会，大家个个面色肃穆，神情紧张，像小学生一样规规矩矩坐在一起，屏住呼吸，安静地倾听卞大姐的“乡情报告”，生怕漏掉一个字。听着听着，有人忍不住抽噎，接着迅速传染开来，现场哭声一片。

下午，分配家乡特产，每户分到烧饼一个、耿饼三只、山楂和红枣各五颗。等到分配那袋约三公斤重的故乡泥士时，现场气氛愈加凝重，大家都认为乡土比其他物品更重要，也更宝贵，分配必须公平公正，于是推举身为律师的高秉涵执行分配任务，并且约定每户一汤匙，任何人都不可多取，只有高秉涵可以多分一汤匙，以作为执行分配任务的酬劳。

开始分土了，现场立时安静下来，静得仿佛令人窒息，没人说话，甚至没人敢大声喘气，俨然就是一场重大的仪式。高秉涵一手拿汤匙舀士，另一只手用筷子小心地将冒出的土尖抹平，再倒在一张白纸上。分到土的人小心翼翼地捧着这包灰黄色的泥土，仔细地包好。如此循环，井然有序。不料，当时已年逾八十的同乡陈兰芝老先生因过于激动，双手颤抖，还没等把纸包起，就把土撒在了地上。他坐在地上，一边捡拾，一边流泪。之后在他苦苦恳请下，高秉涵又补给了他半汤匙，这还引起了其他人的“不满”。

“泥土何其多，唯独故乡贵”。完成分土任务的高秉涵回到家，将其中一汤匙泥土和耿饼、烧饼、山楂、红枣锁进了存有他和夫人积攒多年的金条、金饰等重要物品的银行保险柜里，而另一汤匙泥土，则被他掺进了茶水慢慢喝下。每次他只敢喝一小口，整整用了一个星期，才把那壶水喝完。

“这些故乡的泥土，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味道。”他坦诚地对我说，但又强调意义非同寻常，“我一边喝一边哭。流出的眼泪，比喝进去的泥水，要多得多。”

他后来告诉我，存在保险柜里的耿饼、烧饼、山楂、红枣他和家人一直没舍得吃，后来发现发霉腐烂了，只好丢弃。两岸开放后，他得以顺利返乡，就将那汤匙泥土洒在了台北住所的后院里，以便每天都能踏上故乡的泥土，以慰思乡之情。

情感的闸口一旦打开，便如洪水般倾泻而出。1987年，沉默了近40年的台湾老兵们再也压抑不住长期郁积的乡愁，终于迸发出惊人的力量。高秉涵和大家一起走上街头，发起了轰轰烈烈的请愿行动，最后逼迫台湾当局作出了允许老兵回大陆探亲的决定，“政治”让步于“乡情”。

终于可以回家了，本来是件天大的好事，但当喜事突然降临到这些风烛残年的老兵身上，也诱发一些乐极生悲的事情。一些老兵由于承受不了这突如其来的喜讯而突发心脏病，一时间，台湾各大医院纷纷爆出老兵猝死的病例。

悲莫悲兮生别离，余生再逢返乡时。爹、娘，您的儿子回来了！

五

抱送骨灰坛是我第一次采访忽略的一个重要细节，也是当时我作为一名年轻记者的“败笔”。

当时我关注的重点还在台湾老兵返乡探亲这一宏大历史题材，和他个人的传奇经历、思乡之情上，没想到，他的行李里还有抱回的骨灰坛。后来才知道，其实在他第一次回家时就带来了两坛骨灰，而第二次因为是同乡会组团而来，人数较多，更是一次就带回了五个。

后来说起此事，我还曾玩笑似地“责怪”他，他说当时自己也没觉得这事有多了不起，完全是为了兑现承诺，更是为了报恩。在这些老兵里面，高秉涵是年龄最小的一个，在他最艰难的时候，得到过他们不少的照拂。“没有他们，我在台湾也活不下来。”他做了律师以后，律师事务所就成了老兵聚会的地方，大家用相同的乡音聊共同的话题，家乡的样子、逃难的经历，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自己的故事。但随着年龄的增长，也面临一个谁也绕不开的共同问题：“什么时候才能够回家？活着已做游子，死了拒做游魂。树高千丈，叶落归根。可看现在的形势，我们恐怕盼不到了。秉涵老弟，你年龄最小，你不能先死，要把我们送回老家后才能走”。

高秉涵含泪一一点头应允。他说，回家是比天还大的事，因为这是中华文化家国思想的基因传承。但什么时候能够兑现，谁心里也没有底，但他发誓：“我答应过他们，只要有机会，只要还有一个人要回家，我就陪着他们一起回来。”

忠诚厚道的高秉涵成了老兵们最值得托付的人，他们将自己人生最后的希望交到他的手上，他甚至成为一些同乡户籍卡上的紧急联络人。有好几次，他被紧急叫到医院，弥留的同乡只有一个请求，让他把自己的遗骨送回老家。“我说好，老哥，您放心。他们就吧嗒吧嗒地掉泪，然后就走（去世）了”。

一句承诺，一诺千金！有人说，他是灵魂的摆渡人，其实，他渡的既是那些孤苦的灵魂，也是他自己。

言出必行，有诺必践，但真正实施起来却充满了艰辛。单就从台湾老兵管理部门领取骨灰，不亚于过五关斩六将，一套程序走下来最快一年，稍有延宕便是两三年，期间也经历过许许多多的风险。在从军人公墓抱回到返乡这段时间里，他把骨灰就存放在家中，最多时有七坛。一开始家人尤其是孩子感到害怕，他就劝导说这些都是他的老哥，是咱们的亲人，他们如果真有灵魂也不会吓唬我们的，反倒会保佑我们，慢慢地家人都支持他。女儿高士珮在《我的父亲》一文中说，“……以后父亲再回乡捎带骨灰坛，我和哥哥便主动提挈，帮他送到机场”。但邻居知道后也传来非议，挖苦说高先生不当律师改做法师了。一些律师同行也私下说，高秉涵肯定是钱赚够了，净做些不务正业的傻事，他为流落台湾的孤独亡魂鞠躬跑腿，不知道图什么。

既然坚定了信念，就义无反顾。从第一次返乡，到此后的几乎每一次，只要有机会，他都会带着骨灰坛，力尽所能送老兵遗骨还乡。一开始仅限于菏泽，后来几乎遍布全国各地，有的在长沙、成都、大连等，最远的在甘肃、新疆。这一坛坛看似冰冷的骨灰，都曾是一个个鲜活的血肉之躯啊。他们去时正值青春年华，归来只剩遗骨一坛，每一坛都隐藏着一个家庭的悲剧，坛坛汇聚起来，就是饱含个人命运与时代交错的民族悲歌。

“这些年，你算过到底送回来多少坛骨灰吗？”这次返乡，我特意向他求证，希望能得到精准数字。他坦诚地说，具体多少他也一口说不清了，因为一开始就没有刻意计过数，但至少有二百多。有时是他独自一人，有时是参加活动，同行的人多就多捎带一些。

32年里，高秉涵数十次抱着一坛坛老兵骨灰穿越海峡，将漂泊的孤魂引渡回家乡故土。在这过程中，也经历了不少难以想象的波折：有的不慎摔破，有的险些丢失，有的实在找不到老家具体位置，只好洒在田野里……就像每个人千差万别一样，每一坛骨灰都有一段不同寻常的故事，令人唏嘘，令人慨叹。但似乎是冥冥中的安排，他第一次返乡，第一次亲自送的一坛，就让他见证了一段旷世奇缘。

对于这个“第一”，我在翻阅资料时产生了疑惑，不少上面写的是老家菏泽杜庄的被抓壮丁挟裹赴台的王士祥，而我多次听他亲口说的，却是在台湾当警察的菏泽大桑庄村的桑顺良，到底谁才是“第一”？对于这个疑问，他笑着对我说，其实很多人不知道的是，那次返乡他带回的是两坛，既有王士祥，也有桑顺良。王士祥的骨灰是他的女儿到高秉涵入住的宾馆接走的，桑顺良的骨灰则是他专程找到其未婚妻的下落送过去的。可能后来相关媒体为了突出“台湾老兵”这个标签，而只提到了王士祥。

高秉涵和桑顺良的结识，不仅缘于都是菏泽同乡，还由于职业的关系。那时桑顺良在台湾南部的嘉义当警察，与在台北做律师的高秉涵交往较多。桑顺良经常到台北出差办案，高秉涵就时常约他吃饭，有时喊些菏泽同乡作陪。但慢慢地，大家觉得他有些做法让人不可理解。那时的桑顺良一米八的个头，人也长得标致，各方面条件都不错，但一直独身，有人给他介绍对象，他都会婉言拒绝。因此，私底下大家都说他像个怪人，或本就是个独身主义者。直到1978年，他被查出肝癌病入膏肓之际，将一封信交到高秉涵手里，高秉涵才恍然大悟，原来这个被外人误解猜疑的人，竟是一位至情至性至爱的真男子！

信是桑顺良1978年6月1日在台北荣民总医院病床上写的，当时他担任派出所所长，在健康检查时被发现患了肝癌，已到晚期，医生说他的生命只能延续6个月。在台湾孑然一身的他，此时最牵挂的是远在大陆的未婚妻肖娟娟。1948年7月，两人在菏泽高中毕业时跪地立誓，私订终身。桑顺良当年9月1日考取警察学校，随即前往徐州报到，临行前和肖娟娟约定，中秋节过后她就前往徐州相会。未料时局大变，中秋节过了，肖娟娟未到徐州，桑顺良也跟着警校迁往南京，1949年初又随校迁到台湾，两人从此就失去了联络。

“如今，反攻大陆已不可能了，此生我俩也不可能再有相见的机会。我信守了诺言，终身未娶，但你是否早已结婚生子？或是否也在信守诺言等着我？或已不在人间？”桑顺良写道，“由于两岸敌对，不通音讯，这是一封寄不出去的信，也算是我的最后遗书吧！你家住在菏泽城西北肖老家村，我家住在大桑庄。我把这封无法投寄的信交给了肖老家西北三里路的小高庄的高秉涵，拜托他，将来万一有一天反攻大陆成功了，或者两岸和解了，如果届时你还活着，如果你还在等着我，那就把这封信和我的骨灰交给你，再补举办一次冥婚吧。如果你已不在人间了，那就请高君协助，把我的骨灰埋在你的墓旁，我俩虽然在有生之年未能结成夫妻，也只有在九泉地下结为连理枝了……我在活着时都在等着你，我也会死后在地下等着你……”

高秉涵被信中滚烫而悲凉的文字，以及文字中折射出的动荡时代惊世骇俗的人性之光，深深地震撼了！这在当时即便仍是遥遥无期难以实现的请求，着实让人无法轻慢。在桑顺良病床前，他坚定地承诺，如有机会，有生之年一定要满足他的嘱托。1978年12月15日，桑顺良带着满怀的悲伤、深深的遗憾和些许的期盼，嘴里叫着肖娟娟的名字离开了人间。

此后的13年里，高秉涵一直珍藏着这封信和桑顺良的骨灰坛。同时，他也奋力突破重重迷障探寻自己的回家路，因为他清楚，只有自己找到回家的路，才有可能带着老哥哥们回家。当1991年5月1日他终于如愿以偿第一次返乡时，就带着桑顺良的骨灰上路了。按照桑顺良的嘱托和信中提供的信息，费劲周折，终于打听到了肖娟娟的下落，结果更让他震惊：她也和桑顺良一样，竟然不顾世俗的流言蜚语，信守与恋人爱的承诺，一直等着他归来，从青春少女熬成了白发老妪。

可是，她最终等来的不是恋人的拥吻，而是一坛冰冷的骨灰！

高秉涵看到，跪在骨灰坛前的肖娟娟衣装整洁，发髻一丝不乱，虽然神情哀伤，但镇静自若。她轻轻抚摸着坛上桑顺良的照片，目光柔和温暖，溢满了盈盈爱意。

第2天，她遵照桑顺良的遗愿，在高秉涵的见证下，身穿红袍，抱着桑顺良的骨灰坛举办了令人垂泪的婚礼，热泪满面的她与新婚的亡夫走进了洞房……

临别时，她把自己写的一首诗交给了高秉涵。这首诗读来令人悲肠百结，感伤满怀。她不愧是一位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也决定了不会轻易放弃的人生信条，为了一句爱情誓言，用自己的人生谱写着最动人的凄美华章。诗的题目为《活在等待里》，内容是这样写的：

像子规哀啼在子夜，

像孤雁徘徊在天边，

像牧师的祈语，

像婴儿的呼唤……

一次又一次，

我等着你的信息。

如久旱盼雨露，

如沧海望桑田。

梦里相思苦，

寸肠为你断；

羞对旧时花，

抬头怯月圆。

我等待，

一天又一天，

一年又一年。

我等来了渴望的心肝，

我等到了遗骨一坛。

无缘天上做比翼，

九泉连理也无怨。

这仿佛有些像戏剧化的经典桥段，却是真真切切发生的事实，是令人难以想象和虚构的真实故事。浅浅的海峡啊，你酿造了多少人间悲苦、生离死别？又阻断了多少绵绵情缘？

几个月后，肖娟娟离世，无疾而终。家人按照她的愿望，将她和桑顺良的骨灰合葬在桑顺良的老家大桑庄。第二次回乡，高秉涵专程到两人墓前凭吊，他不无深情地说，桑大哥、肖女士，你们都是重情重义的人，虽然生前不能做天上的比翼鸟，往生之后，已经结成了九泉下的连理枝。祝愿你们夫妻永结同心，天长地久……

六

29年前对他的首次采访，留下不小的缺憾。但此后，几乎他每次返乡，我和我所在的媒体都一直进行跟踪报道，加上其他媒体及时跟进，高秉涵的形象日益清晰高大起来。瘦削的身架，坚毅的步伐，昂起的头颅，悲戚的眼神……这位可敬可爱可亲的老人，渐渐为国人所熟识。

而今，33年光阴无痕滑过，海岛还是那座海岛，海峡还是那湾海峡，老家还是这个老家，一切仿佛如昨，但跨越的人从花甲走到了耄耋，脚步也从稳健变得有些蹒跚。1米75的身高，44公斤的体重，七八公斤的石坛，在人们的视野里慢慢失去平衡，每一次凝望，都让人心怀敬仰又无比揪心。

有人说，他是燃灯者、传灯者。因为，灯，燃烧自己，照亮别人，破暗为明。

他则说，他愿就是一盏灯，人活一世，能燃烧，就燃烧，尽量为社会发一点光，照亮需要光的地方，直到完全耗尽。

2013年1月26日，中央电视台感动中国2012年度人物揭晓，高秉涵成功入选。2月19日，他偕妻子前往北京参加颁奖盛典。这期间我们多次联系，他颇为“疑惑”地对我说，“感动中国”这四个字太伟大了，我一个小人物，从来没做过什么感动中国的大事，怎么会感动中国呢？

事后，他的长子高士玮也告诉我，当听说爸爸获得这个奖项，我们第一反应是，不会吧？感动中国，他凭什么？他介绍说，在台湾，通过评奖骗人的事很多，包括一些所谓的“全国性”大奖，获了奖还要交钱，等于花钱买奖，有什么意义？！以至于这次感动中国年度人物评选前夕，台北中天电视台记者受央视之托对爸爸进行采访，当接到联系电话的时候，爸爸竟第一时间挂断了电话，认为肯定是诈骗集团打来的。但他真正获奖以后才发现，和原来理解的真是不一样，影响力太大了，几乎每到一处都会有人认出他。

其实在台湾，高秉涵还真不是一个平凡的“小人物”，由于他的真诚、敬业、勤奋、仁爱，在每个岗位上都堪称表率，也算得上荣誉等身，家喻户晓。1973年，在他任职军中法官的第十年，因执法严明，忠于职守，就获颁由蒋中正、蒋经国父子同时签署的“忠勤勋章”证书；2000年，当选台湾中华孔子圣道会会长。此后更是先后获得“点亮生命之灯人奖”、“杰出律师服务奖”、台湾地区“模范老人奖”、“好人好事代表奖”、“中央军事院校”杰出校友奖、“荣民楷模”及首届孔子奖章“仁爱奖”、亚洲华人之光社会公益服务热心奖等。2015年12月，获港澳台慈善基金会第十届两岸四地“爱心奖”，所获8万美元奖金他全部捐给台湾残疾老人院和菏泽市特教中心……

“我不是有钱人，但也不是穷人，我在风烛之年仍在努力做‘贵人’，也就是对别人对社会对国家有爱心有付出的人。我常说，爱就是在别人的需要上，看到自己的付出。对别人尽心，对社会尽孝，对国家尽忠。这些年，我都是以感恩之心燃烧自己，能发多少光就发多少，希望照亮需要光的地方、需要温暖的地方。”

这些话，都是在我们交流时他常挂在嘴边的，每字每句都格外真诚。我知道这都不是空话、套话，更不是假话，而是他行动的真实写照。几乎每年，他都积极为家乡捐款、修路、助学，为家乡发展添薪助力，而所有这些，也都得到家人的支持。就在这次返乡次日，他提出要去银行取些现款急用，我帮助协调了银行的工作人员争取尽快办理。翌日，我们一同赶往马岭岗镇通古文庙参观，行至稍僻静的地方，妻子石慧丽从包内取出一沓厚厚的纸袋塞给他，他又悄悄地转给了文庙负责人。他偷偷告诉我，那是给文庙的3万元捐款，没必要声张。

忠厚实在是熟悉他的人对他的一致评价。他的小学同学李增宝在《我的同窗好友高秉涵》一文中曾提到一件趣事：“一天，算术老师郭老师出题五则，指定五个学生在黑板上演算，约定如出错则被责打五下。我和高秉涵五人登上讲台解题，其中有三人算错，髙秉涵亦在其中，被郭老师责打之后两位同学即自动回座，惟独高秉涵呆立不动。我在台下十分着急，一直向他摆手示意催他下台，他却置之不理。郭老师也感到纳闷，问他为何不回座位，高秉涵答称：‘老师只打了四下，尚差一下没打。’霎时惹得全班同学哄堂大笑。但这恰恰正是他诚实憨厚性格的体现，也是他走向人生成功之路的基石。”

2013年4月17日，获奖后的高秉涵回到家乡菏泽，手持感动中国年度人物奖杯到父母坟前祭拜，将早在心中写就的祭文念给父母。他说：“……儿生为中国人，能够获得这个奖，诚属我此生的荣耀。今天，我把这份荣耀叩献给我亲爱的爹娘，以报答你们的养育之恩于万一……如今，我要将对爹娘的孝心，移向家国，移向社会，我要为我们的家国尽大孝，为我们的社会尽大孝。我要在我有生之年里，多发一点光和热，来温暖被人遗忘的弱者，来照亮需要光的地方。”

当年9月22日，再次回家的他将感动中国2012年度人物奖杯正式捐献给菏泽市牡丹区档案馆。

七

人至暮年，如晚霞余晖，对高秉涵来说，尽管经历坎坷，终得苦尽甘来，也算功成名就，本该颐养天年，享受天伦之乐，可我慢慢发现他却添了“心病”，而且是他一辈子最大的“心病”！

2015年4月间，在他返乡期间一次我们聚餐饭桌上，席间说起下一步的行程安排，他突然说，“明年暑期，我要带家里的孩子到老家来一场‘消独之旅’！”

我一时没听明白，急忙追问：消什么“毒”？

他知道我听出了歧义，特意解释起来：这个“毒”不是毒害的“毒”，而是“台独”的“独”！我要“消除”我家的“小台独”！

接着，他给我讲了一件发生在家里的故事：一次，他看小孙女做作业，就逗她说，我来考考你，我们国家最大的河流是哪条？没想到孙女脱口而出：浊水溪。他感到非常惊讶，忙说你答错了，难道不是长江吗？孙女却说，长江是中国的，浊水溪才是我们台湾的。

这让他感到非常震惊，没想到民进党叫嚣的“去中国化”造成的危害会这么大！自己反了一辈子台独，没想到家里晚辈快都成了台独！结合平日孩子们口里说的“爷爷是中国人，我们都是台湾人”的种种表现，他深知再这样下去，孩子就被彻底毒害了。他该给她们“消消独”了，孩子们不能再被蒙蔽、被欺骗、被毒害下去了！

于是，2016年7月3日，一场筹备已久的“寻根消独之旅”终于成行了，这支队伍包括高秉涵和妻子、女儿、两个孙女、两个外孙女，祖孙三代，一家七口。在9天时间里，他们故里寻根、祭拜先人、黄河观澜、水浒访古、曲阜怀孔、泰山揽胜、济南听泉……让孩子们认祖归宗，知道自己生命源头的同时，体验传统文化，欣赏锦绣山河，认识中华文明。她们玩得高兴，看得认真，也有了不一样的思考。大外孙女徐一绫说：“百闻不如一见，中国真是地大物博，山河秀丽，老百姓又非常热情。大陆台湾本是一家人，但课本里写的、老师教的，总是说台湾大陆不是一个国家，真奇怪！”

一次“寻根消独之旅”，想彻底消除“台独教材”长期造成的影响或许还不现实，但一粒“根在菏泽，我是中国人”的种子，已经种在了孩子们的心田，相信它总会生根发芽，枝繁叶茂。

四个孩子中，高秉涵的两个孙女，一个叫佑萱，一个叫佑菏，都是他给起的名字，佑萱是保佑母亲的意思，佑菏意思则是保佑菏泽。“菏”，是一个在儿媳看来“太不好念”、办理户籍的工作人员甚至从来没见过的字。但他坚持，这就是孙女不可替代的名字。

2023年8月15日上午9:30，他突然给我发了条微信：“今天放榜，孙女高佑萱考上台（湾）大（学）外交系！特此奉告！”我马上发信息表示真诚祝贺。10:16，他又发来信息：“我问孙女高佑萱，你进台大外交系最大的愿望目标是什么？她竟回答：将来我要代表中国出席联合国会议！”

2024年春节，在澳大利亚南澳飞行大学留学五年、临近毕业的小外孙女徐一歆回台湾过年，高秉涵问起她毕业后的人生规划，令他没想到的是，徐一歆回答是，她毕业后想到大陆开飞机，因为她是中国人，她热爱中国热爱大陆。

这让高秉涵感到非常欣慰。他知道，徐一歆从小就向往蓝天，向往驾驶飞机飞行天际，在她2019年台湾高中毕业后，就由他提供学费、生活费，送她进入南澳飞行大学接受正式飞行教育，至今已逾五年，预定2024年底完成全部课程。后来他了解到，因其成绩优秀，校方向她表示，希望她毕业后留在学校担任助教，并可为她办理移民澳洲手续，徐一歆毅然婉拒，明确向校方表示：“我是中国人，我要报效我的国家，在中国土地上，为中国服务。我感谢澳大利亚教育了我，但我只想做澳大利亚的好朋友，不想做澳大利亚人，因为我以做中国人为荣。”

而正上高三、即将面临高考的高佑菏则说，她要报考大学中文系，将来当个作家，要好好写写爷爷和两岸的故事。

看来，当年种下的那粒种子不仅生根发芽，而且已经开花结果了！

或许很多人不太了解，悲天悯人、善行义举的高秉涵，其实有着最硬的骨头！反对台独，他一直站在最前沿。不妥协，不苟且，活脱脱就是菏泽人刚烈的性格。这块土地上，诞生过黄巢、宋江，也是抗日名将赵登禹、姜玉贞、祁致中的故乡。

早在李登辉上台之初，他发现这个所谓的领导人原来是个“蓝皮绿骨”的台独分子，公然违反国民党宪章，大肆鼓吹“两国论”。他和同为国民党员的妻子石慧丽，为了表明自己的主张，遂将国民党党证以挂号方式邮寄给了国民党中央党部（马英九接任国民党主席后，重新回到“三民主义”精神上来，国民党党部也派专人将党证退交给了他们）。

2000年5月，陈水扁上台后更是变本加厉，台独气焰极其嚣张。高秉涵联合其他组织负责人召开反对台独、维护宪法与拯救中华文化会议，呼吁社会，唤起民众，发声振聩。会上，他以“中华孔子圣道会会长”及发起人身份上台致辞，严厉谴责民进党分裂国家、割裂民族文化的卑劣行径。随后，他又和数十名律师一起，昂首走进反贪倒扁行列当中，成为冲在反对台独一线的勇士。

这些年来，无论在何种场合，他从不隐瞒自己的主张，多次对我说：“我的中心思想，是继承儒家的大一统思想，是坚决主张海峡两岸必然走向统一的，是不可分裂的。”

为反对台独，他采取多种形式广泛宣传。就在此行前，他又自费3万元印制了《兴邦爱台的呐喊》一书，用于免费赠送会员同道及诸亲友，里面全部选编的是针砭时弊、兴邦爱台、发出正义之声的精品力作。在赠给我时，他郑重地说：“我虽然没有枪杆，但有笔杆。现代这个社会的最大悲剧，不是坏人的跋扈，而是好人的过度宽容、沉默。这本书我不卖钱，只为宣传反台独，这就是我对祖国的一点贡献。因为我站在特殊位置上，以特殊身份出版，效果更好些。我只是一个退休律师，我说的都是心里话、公道话，对一般民众来说可信度比较大。”

短短4天的返乡时间，他的活动安排得满满当当，很多场记者专访被安排在晚上。尽管一天的忙碌连不少年轻人也连喊吃不消，但他依旧精神抖擞，丝毫没有倦容。我知道，他是一个不会拒绝的人，他也更希望自己反对台独、主张统一、呼唤和平的声音能够传得更广、传得更远。

“我这辈子最后的唯一愿望，就是国家统一！过去我以为我这一生可能看不到统一了，但是现在我感觉上，我可以看到！我是主张非统一不可！”每每触及这个话题，他的语气都格外坚定，“我三番五次地回大陆、回老家，我知道他们怕我来，不愿让我来，但对我又无可奈何。来了我可以不谈政治。但，我来就是政治！”

八

家国是什么？高秉涵说，过去他的理解是有些茫然、疑惑的，甚至是撕裂的，现在却是单一、精准、明确的，而且这种表达绝对是发自内心的。

2021年7月1日早8:14，我的微信接到他的信息：“小时候，我最怕共产党，所以我才历尽苦难，逃命台湾。如今，她让中国非但站起来、富起来，而且又强起来，如今，竟变成了我最爱的！于其百龄之际，我正在拥抱她。祝贺她尚有第二个百龄！”

我连忙与他互动，发去信息表示谢意，表达自己的同感。

很快，他又回复：“我生为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我爱中国，如同我爱母亲，这是天经地义的，无法改变的！无论什么党，谁让中国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我就爱谁！今天，是中国共产党建立百庆，我爱她，拥护她，拥抱她！她令我这个天涯游子扬眉吐气了！她让中华民族的儿孙抬头挺胸了！”

这是我们在微信上互动交流的日常，每逢重要时间、节点还会更加深入、频繁。他总是那么头脑清醒、思维敏捷，反应迅速，你能想象这是一个耄耋老人在手持智能手机如此顺畅地与人交流吗？

微信的内容让我想起他经常讲的一个故事。

在台菏泽老兵每逢新年都要搞个聚会。有一年大家聚齐后，有人提议，今天过年了，咱们每个人都说说自己最大的心愿吧。一开始，大伙推推搡搡都不好意思先讲。这时，一个叫刘鸿德的单县籍老兵站了起来，大声说：“我来说一下，可真是心里话啊！我的新年最大愿望是：明天早晨一开门，看到满大街插上了五星红旗，解放军战士正在巡逻，两岸统一了，咱们真正回家了！”没想到，他的话引起强烈共鸣，这些原来与共产党、解放军“不共戴天”的老兵们热烈地持久地鼓起掌来。

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大陆、台湾本就是一家的亲兄弟，哪会因一道海峡就能永世隔绝呢？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这才是中国人的胸怀与气度！

这也让高秉涵想起，一次有记者采访他时曾问：菏泽有你父亲的“断头台”，你在菏泽这片土地上有血有泪，为什么你对这片土地没有抱怨、没有憎恨，只有眷恋，只有感恩？他的回答是，国共两党之争，酿成了时代的大洪流，就像黄河溃坝，受害之人何止千万，菏泽这片土地和土地上的菏泽人民，都是洪流的被裹挟者，父亲之死，岂能归罪于这片土地？更与这片土地上的人民无关。

2014年曾对高秉涵进行口述历史访谈的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博士后研究员林敬智，在其所写的《口述历史人物--慈悲没有敌人》一文中，曾记录他与高秉涵在其父确认被谁杀死一事的交流：

“印象最深的莫过于，我在菏泽历史档案中查阅到，共产党在1949年之前游击战争期间，在菏泽杀人的名单中发现了高先生之父高金锡，特载明系以‘国民党反动分子专做特务工作、造谣’的罪名被枪决。我原以为，这会让高先生对共产党心生怨怼之情，但出乎我意料的是，高先生虽然感到既惊讶又欣慰，但却毫无憎恨之意，他宽大的胸怀展望的是更高远的格局。他在回复我的疑惑中说：毕竟在那个国共争斗相互伤害的过程中，山东菏泽不幸处于国共两党交战的区域……我家是高级知识分子家庭，是这个时代潮流下首当其冲被冲击的。风吹来一定是最高的被吹到，不要怨恨谁为何吹到我家，是因为我家文化不一样，所以没有恨的必要……我们现在应该要进步、要加倍付出爱，可以推动两岸的和解，为中华民族的复兴而努力，两岸人民不应当相互仇恨……应当携手向前。”

而在同样由大陆官方编写的史料上，他的父母又成了抵制日式奴化教育的爱国教育人士。高秉涵曾在1993年出版的菏泽市地方志中看到，抗日战争爆发，日军侵入菏泽后，先是城乡各级中小学停课或停办，整个教育陷入瘫痪状态，继而，日本人开始普遍推动日式奴化教育。此时，他的父亲母亲一道克服各种困难和阻挠，在老家创办了高庄小学。这所小学只有他们两位老师，所有课程都由他们担任。他们甘冒生命危险，抵制日式教育，在日本人眼皮底下办学。无疑，这是一处受人尊敬的历史记载，足以流芳后世。对父母的这种义举，他深感荣耀和自豪。

那真是一个矛盾、撕裂而又不泯人性光辉、不失民族大义的年代！中华民族历经百年动荡与颠沛、淬炼与磨砺，而今又走向光明、复兴之路。历史须铭记，未来更可期。

另一个生动的画面，不仅折射出他们这个国共并存的家庭，从离乱、困苦走向团圆、幸福的生活，也反映这个国家从两党百年争斗必然走向和解的历史结局：

2006年7月的一天，大姐高秉洁在广州准备做手术，姐夫朱劭天在病房陪护。这时，高秉涵经香港赶来看望，生性开朗乐观的大姐看到他进来，风趣地说：“国民党又来看共产党了。”言毕，大姐、姐夫和高秉涵三位白发老人开怀大笑。这一历史瞬间，正巧被大姐的女婿、曾任广州军区政治部《民兵生活》杂志社社长的陈定嘉抓拍下来，定格为永恒。

九

“在我有生健在之年，我住在台湾台北市士林区雨声街；我往生亡故之后，我就住在菏泽市牡丹区档案馆里。如果你们想来看看我，想多了解我，就请到档案馆里，我会在这里静静等候。”

这是近十年来，高秉涵对我表达最多的“后事安排”。此次返乡，牡丹区档案馆更是被列为重要行程之一。那里存放着他陆续捐献的包括感动中国2012年度人物奖杯在内的证书勋章、奖杯奖状奖品、人物塑像等实物近300件。

在馆内，他沿着展柜一一向大家做着介绍，讲述展品背后的故事。在那张广为传播、为人们所熟知的他离家南下前与母亲特意拍摄的合照前，他从怀中的钱包内掏出了完全相同的一张。他说，这张照片自从他看到后每时每刻都会带在身上，成了须臾不可离身的宝贝，是他的“通灵宝玉”。他总是放在贴近左胸靠近心脏的位置，希望能让心的脉动与母亲的灵魂实现天人感应。

“这张照片原来在家里很少有人知道，母亲也一直珍藏秘不示人。直到她去世后，弟弟在整理遗物时，才在她的枕头下面发现的。”说着，高秉涵有些哽咽，听者也不免唏嘘。

“为别人抱送了几十年的骨灰，我自己呢？”对于人生归程，他也毫不避讳，提前做了“规划”。他曾将2014年就立下的遗嘱拍照传我，内容让人动容：“……我夫妻二人已商定，今后无论发生任何病疼或伤害而显无恢复正常生命的情况时，即无需再作急救之处理，以免父母增加苦痛与家人的劳累。……叶落归根已是我生命的品牌，也因此而获得‘感动中国’代表（年度）人物之荣耀。我往生火化后，即送往菏泽故乡，将骨灰洒在高庄四周的田园里，不作墓，不立碑”。

浮云心事谁能识？明月襟怀只自知。前半生磨难，后半生精彩，千帆过尽，此生无憾。

“现在我在台湾生活很单纯，也很安逸。过去帮助我的‘贵人’都走（去世）了，我没有欠下的人情。”他说，“目前在台老兵还有4万多人，菏泽同乡会里也只有20多人了，年龄差不多都在95岁以上，很多人走不动了。”

对于有待魂归故里的老兵遗骨，他和同乡也做了安排，这次也可说是一场交接、传承之旅。接任“洄源文化交流发展协会”会长的张志铭教授，和秘书长邱奇贤一路随行，所见所闻，感慨万分，表示“当以继往开来之心，继续借重协会群体力量，发挥洄源之爱，为老兵孤魂照亮回家路”。

故土宝岛本一体，海峡一湾怎阻隔。2023年6月15日，又到了返程的时间，牡丹机场航站楼内，临别前，我们再次约定：

“菏泽越来越美，越来越靓了！有了机场、高铁，交通四通发达，只要有机会，我都会回来的。我要在有生之年，多看看家乡的变化。”他说。

“只要你来，我都会去机场、车站接您，全程陪同。老弟我也是说到做到啊。”我的话音未落，我们又默契地击掌，不约而同地笑了。

（本文作者为山东省散文学会副会长、菏泽日报社副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