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码标价的官职，宋代商人的入仕之门

宋代是中国经济变化最为明显的一个时代，在宋朝之前，几乎所有的商业行为都被严格管制，政府为了防止出现富可敌国、加大贫富差距的现象，都在限制商业的发展。

到了宋朝，社会的生活重心发生了改变，从原来的国家机器体制变为政府体制。这一方面是因为北宋乃至南宋，占领的土地多为肥沃的中原和南方，社会生活条件优越，其次是因为商业的发展已经到达需要作出改变的时候，经济生活已经从简单的小农经济变为需要大量的社会交换行为了。所以在宋朝，政府的一些经济改革措施对整个社会理念起到了颠覆性的作用。

社会风气从重视名节转向重视资产

在任何朝代，拥有金钱都会给你带来极其巨大的社会地位和利益。在原始社会末期，一些古遗迹之中就发现了社会地位的分层。人们开始用金钱的积累来判断个人能力。不过金钱对于社会地位的催化毕竟起到的作用有限，一个人拥有再多的钱财，“朝中无人”，还是被人宰杀的“鱼肉”。

在古代政治地位至上，在宋朝之前，想要获得极高的政治地位只能通过打仗或者科举。这些能力本身就是万中无一的，所以在古代获得的政治地位，也代表着个人能力。

1.尚武之风散去，只剩下赤裸裸的利益关系

古代作为风雨飘摇的时代，一切都以强兵富国为重，这一基本观点从战国时期开始施行，直到唐朝时期，皇帝最为在意的还是战事。作为大一统的国家，唐朝不可能不在乎自己的军事实力，至于自己的子民，有吃有穿就行了。

为什么到仅仅几百年之后的宋朝，军事在于国家之中的地位就迅速走低了呢，大概是有两点原因，第一是科举制的施行，整个国家实现了文武两方面的专业人才分流，底层人民有了晋升的方向，选择文的底层人越来越多。第二点，军事上面，虽然北方辽国和西夏虎视眈眈，但是宋朝军事能力实在是一言难尽，只能采用和平的边境政策，相互之间的战事极少。整个社会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祥和的。

2.钱权交易：为商人打开入仕之门

事实上商人大规模入仕的事情在古代并不罕见，只要有钱在任何朝代都可以买上几个官做做。那么自然所有人只想找捷径做官，不想费尽心思读书了，何况商人子女在宋代已经是可以名正言顺地进入科举考场。在英宗治平元年（1064）年，曾经诏令：“工商杂类，有奇才异行者，亦听取解。”这为商人进入仕途打开了方便之门。

为富商打开入官的渠道之后，也为商人官员的存在合理性提供了依靠。作为一个商人出身的人为官，自己所作出的事情，必然是要有利于商业发展的，因此，在商人接触到官场之后，为了拉帮结派，更多的商人的得以凭借着这股春风进入官场。相对应的买官现象更为突出，哲宗元符三年，官职就是明码标价出来的，奉职六千贯、借职四千五百贯、斋郎三千二百贯。

到了宋徽宗，买官卖官的现象已经是近乎于取代了科举，成为最容易的晋升渠道，“出颁假将仕郎等告牒，比之往岁，不啻数十倍。”就这样，商人开始大量进入官场，也将他们的唯利是图带到了官场之中。将本就舍品逐利的黑暗官场，打造成一个黑暗到暗无天日的名利场。

3.有识之士亦赞同商人“农商同重”

一直以来，整个社会对于从事商业的人都是一种蔑视的眼光看待，毕竟商人只要从事商业，儿孙也是商籍，不得入朝为官、不得参与科举。即使商人本身富可敌国，但是毕竟私人的财产在古代等于是为国家挣钱，让你掏银子你敢不给?所以商人的地位之低贱，恐怕连乞丐都会嘲笑。但这一切在北宋发生了根本变化，范仲淹在他的《四民诗》之中说：“吾商则何罪，君子耻为邻！”，这代表知识阶层开始关注商人的地位。

当时除了范仲淹，还有很多的人也对这件事发声。

陈耆卿认为：“古有四民，曰士、曰农、曰工、曰商，士勤于学业，则可以取爵禄；农勤于田亩，则可以聚稼符穑；工勤于学业，则可以易衣食，商勤于贸易，则可以积财货。此四者皆百姓之本业。”这种把“士农工商”当做平等地位来看待的情况在那个时代是超前的，反映出当时的大批有识之士大多是同意商人参与正常的社会生活的。

资本主义萌芽？

很多的知名学者都认为，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出现在明末清初的江南，这个时候的江南因为雇佣制的出现成为手工业商业地区。最近几年，宋代出现资本主义萌芽的声音愈演愈烈。极多的声音表示宋代已经出现了发达的手工业，商业的社会发展程度甚至超过了明清，这种看法似乎也是有着一些依据，那么，到底宋朝的商业发展到什么样的水平了呢？

1.农业的改革方便了商业

商业与农业的关系其实就在于，商业本质上就是农业剩余产能的划分。农业的发展水平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手工业的发展潜力，手工业所代表的的一般就是商业了。所谓“士农工商”，真正把所有的联系起来的就是商业。在宋代的时候，商业的地位大大提升。不过想要大力发展商业，孱弱的农业必然也是会拖垮宋朝。所以为了发展商业，反而是要先发展农业。

农业的大幅度推进，带来的是手工业的兴旺，在一部分村庄之中出现了集市（草市）。有的地方的产品已经从简单的粮食，转向生产经济作物。这在古代那种看天吃饭的情况下似乎是不可想象的，在江南一带，盛产的稻米也随着发达的交通运向全国。“二厂之米，航运相离于四明之境，湖南粮食边足江湖……无地不通。”

2.大城市的商业活动变为常态

在唐朝，虽然商业活动是生活之中的重要部分，但是为了限制商业的发展，只在固定的地方和固定的时间有着商业活动。到了宋朝，生活的需求增加，城市的商业活动变得非常的重要，想要再靠过去的那种商业模式，只会使得整个社会的需求得不到保证。当时在首都东京城，到处都是临街的商店和摊贩。《东京梦华录》就记载了商业的浩大程度：“每一交易，动则千万”。当时的东京城可谓是非常的繁华。

商业的发展程度体现出平民的日常生活的作息，《东京梦华录》之中亦有描写：“每五更燃灯博易，买卖衣服图画之类，至晓而散，谓之鬼市”。这样的描写不禁让人回到那繁华的东京城，那隐藏在清明上河图之内的东京城。当时一个人早上起来，首先就可以在街头吃上一个小食摊，然后高高兴兴地去工作，随着清晨的一阵烟雨迷蒙之后，白天的人们也出来开始逛街，直到深夜，灯笼都已经熄灭，还是有着彻夜不眠的店铺，随着那些不眠的人们度过这漫长的夜晚。

3.商税成为国家经济的主体

在古代，国家的税收是人们的支出的巨头，因为生产力的低下，除了自己的口粮和种子粮，几乎也剩不下什么。到了宋代，虽然农业依旧是立国之本，但是基本地位已经退缩。田亩之间的可怜兮兮的产出，已经不满足皇室的需要，相反得利更多更快的商税成为大头。也就是在这段时间之内，商业在国家之中的地位首次以税收的方式超越了农业。

《宋·食货志》之中记载，太宗时期，一年的商业税的收入是四百万贯，庆历年间是两千二百万贯，到了至道年间，这数字已经是到了一万两千三百三十三万贯。

现在比较流行的说法就是宋代最巅峰的时候，整个国家的财政收入也才1.6亿贯，由此可见农业的那点微薄的收入是多么的可怜了。

4.商业体系的最终形成和商品种类的繁多

宋代商业的发展壮大，已经不是简单的买卖关系了。随着商业的买卖行为发展，各种信托、交通、存蓄等等配套的机构也都纷纷成立，使得整个商业文化形成了一个极为完整的体系，并形成了不断分级的商业水平。不仅有大的商户、商会，零售业和个人的发展也是极为的壮大。否则，我们就不会看到《水浒传》里面到处可见的酒馆、客栈等等地方，更看不见武大郎了。

商品的种类也变得非常的多，在一些史料之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存在于几千年之前的“网红店”。

《东京梦华录》之中记载：“御街一直南去，过州桥，两边皆居民，街东车家炭、张家酒店，次则王楼山洞梅花包子、李家香铺、曹婆婆肉饼、李四分茶……余皆羹店、分茶、酒店、香药铺、居民”。

总结：

商业是一个国家的血管，体现出一个国家的活力。在古代小农经济的前提下，商业的行为都要考虑到农业的产出多寡，这在很大的程度上限制了商业的发展。

随着生产力的进步，人们对生活的需求不满足于简单的日升日落，开始进行更高层次的精神和物质追求，在这种时候，商业的发展可以说是迫在眉睫，国家即使是想要控制商人的富裕程度，也无法逆着时间而行。就这样，宋朝出现了少见的商业繁华景象，只是我们都没想到，那盏照亮11世纪的夜晚的灯火，直到21世纪依旧在熊熊燃烧。

参考资料：

《东京梦华录》

《宋·食货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