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
1950年2月26日早上7点35分，天刚蒙蒙亮，一辆辆北京公安牌照的吉普车驶进了南池子磁器库南岔7号院。随后，行动迅速的公安人员冲进7号院，成功将前不久刚搬到这里的一个名叫“计兆祥”的20多岁男青年抓捕。
与此同时，在北京公安人员和天津公安人员紧密配合下，吴兰（计兆祥的老婆）、计致玫（计兆祥的大姐）、计采楠（计兆祥的二姐）、沈德乾（计兆祥的大姐夫）、孟广鑫（计兆祥二姐的姘夫）等10名同案罪犯，也先后在京津两地落网。
当公安人员抓获计兆祥之时，他正和老婆酣睡在被窝之中。面对突如其来的变化，计兆祥惊慌失措，他穿着睡衣就从被窝里爬了起来，准备向房门外面跑。可是，还没等计兆祥从床上下来，就被公安人员摁倒在了床上。而躺在一边的计兆祥的老婆，则吓得惊慌失措，她用被子盖着自己的身体，惊恐地望着眼前发生的一切。
此时，计兆祥身体不断挣扎着，嘴里也不停叫喊着：“你们干什么？放开我，放开我！”带头的公安人员拿出一张逮捕令，对着计兆祥说道：“计兆祥，老实点，你被逮捕了！”
听到这句话，计兆祥冷静了许多，他顺从地被公安人员从床上拉了起来。这时候，计兆祥换了一副脸面，他笑着对公安人员说道：“同志，你们是不是误会了？我可是好人啊，没干过违法的事情。”
带头的公安人员并没有搭话，他向同事们挥了挥手，示意把计兆祥和老婆押到院子里。当计兆祥和老婆被押出房间之后，公安人员开始了对房间的搜查。可是，公安人员翻来找去，床铺下面、柜子里面，能找的地方都找了，就是没有找到计兆祥的罪证。
这时候，带头的公安人员环顾了一下房间里的布局，然后静静地看着钉在房间墙上的一幅装裱画。不一会儿，带头的公安人员笑着朝同事们努了努嘴，示意他们去看看那副装裱画。果不其然，当公安人员拆下那副装裱画之后，发现后面竟然有一个深洞。在深洞里面，公安人员搜找到了电台、密码本、收发报底稿、左轮手枪、子弹等计兆祥的罪证。
当被押在院子里的计兆祥，看见电台、密码本等被公安人员从房间里面搬运出来，他顿时呆若木鸡，浑身不停地颤抖着。而站在旁边的计兆祥的老婆，则嚎啕大哭了起来，痛骂丈夫计兆祥悔不当初。
不久之后，在公安人员的严厉审讯，以及铁一般的证据面前，计兆祥和同案罪犯对其间谍行为供认不讳，并如实交代了他们的罪行。至此，这个被称为“新中国反间谍第一案”的计兆祥潜伏电台案宣布告破。
第二天，时任中央情报部部长的李克农，来到了侦破此案的指挥中心。在经过一番部署之后，李克农拿出一封提前拟好的电文，命令案犯计兆祥使用被缴获的电台，用以前的作案手法，将电文内容发给其上级——大特务毛人凤。
李克农在电文中用嘲讽的语气说道：“毛人凤，你吹嘘得神乎其神的万能潜伏台被我们侦破了。你们来多少，我们就消灭多少。你还有什么本事？你有本事就亲自来嘛……告诉你，给你讲话的是李克农。发报人，就是你新提拔的少校台长计兆祥。”
可想而知，当大特务毛人凤看到这封电报之时，他是什么样的心情。那么，这个被称为“新中国反间谍第一案”的计兆祥潜伏电台案，是如何被公安人员侦破的呢？被大特务毛人凤刚刚提拔为少校台长的计兆祥，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又是如何暴露的呢？让我们接着往下看。
1949年12月初，毛主席计划访问前苏联。然而，在11月中旬的时候，中央情报部突然监听截获了一封密码电报。当工作人员对密码电报进行破译之后，在场的所有人都大吃一惊——上面竟然是毛主席即将访问前苏联的情报。事关重大，李克农就此事迅速向中央作了报告，而毛主席当即批示说：“在我回来之前（指访问前苏联结束回国），公安部必须镇压了这个反革命。”
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公安部高度重视，决定由副部长杨奇清同志亲自领导侦破此案。可是，办案人员当时掌握的全部案情资料，仅有密码电报的破译文和署名为“0409”的军统特务代码。时间紧迫、任务艰巨，怎么办？杨奇清决定有的放矢，先从外部发往北京的银行汇款开始查起，因为潜伏的特务搞间谍活动肯定是需要经费支持的。
当时，杨奇清对办案人员说道：“我们一定要提高警惕，如果在北京没有查到可疑的外汇，我们也不能因此心灰意冷。我想，潜伏的军统特务每天还在发电报，说明他们还在活动。有活动，必然需要活动经费。我们可以扩大侦查的范围，可以去天津、保定及北京附近其他能办汇兑的城镇去查查，看看有没有什么线索。”
按照杨奇清的这个工作思路，侦查人员开始分头调查北京、天津等地的外汇情况。正如杨奇清所料，侦查人员很快在天津查到了一笔可疑的外汇。这笔可疑的外汇是从香港汇款给北京新侨贸易总公司的，取款人留下的落款是“北京新桥贸易总公司计爱琳”，并留有计爱琳的手章印记。
侦查人员之所以对这笔外汇产生怀疑，原因有二：一是，既然是从香港汇款给北京新桥贸易总公司的，为什么不直接汇款到北京？反而选择汇款到天津呢？二是，北京新桥贸易总公司银行账户的来往款项很可疑，最近来了一笔还没有取走的款项，这笔未取走的款项数额大得惊人，是前几次已经取走的汇款数额总和的好几倍。
因此，侦查人员很快对北京新桥贸易总公司进行了暗中调查。经过暗中调查，侦查人员发现，北京新桥贸易总公司是一家涉及投资领域的股份公司，董事长名叫司徒美堂，是一位爱国华侨。同时，侦查人员还查到了曾经到天津取款的计爱琳，这个计爱琳的真名叫计采楠。
计爱琳、计采楠，一个人使用两个名字。为了调查清楚此人的真实身份，公安部决定派一名经验丰富的侦查员，伪装身份打进北京新桥贸易总公司，从内部了解一下此人的活动情况。不久之后，这位侦查员在北京新桥贸易总公司了解到，计爱琳的真名确实叫计采楠，她是该公司的股东之一，没有担任具体的职务，而且很少在公司露面。
在调查了解的过程中，侦查员得知，计采楠将她的姘夫安排到了北京新桥贸易总公司工作。计采楠的姘夫名叫孟广鑫，此人仗着自己是关系户，所以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经常无故不来公司上班。根据一位公司职工的反映，孟广鑫经常不来上班的原因，是跑到计采楠的家里鬼混去了。
对公安人员来说，案件的线索是找来的，而不是等来的。因此，公安人员很快对孟广鑫进行了跟踪监视，并找到了计采楠在北京的住址——和平门外虎坊桥梁家园东大院甲7号。在调查户籍情况之后，公安人员了解到这个大院的户主名叫沈德乾，身份是一个商人，目前经营着一家窑业公司。
同时，公安人员还了解到，沈德乾的老婆名叫计致玫，在旧社会当过窑姐，人际关系非常复杂。而计致玫有个妹妹，正是公安人员正在调查的计采楠。鉴于情况比较复杂，公安人员决定对沈德乾的大院进行监视监听。皇天不负有心人，很快公安人员就从沈德乾的家里，监听到了一个重大情报。
有一天，沈德乾和老婆计致玫因琐事吵架。计致玫在家中嚷嚷着丈夫沈德乾赶紧归还挪用的钱，而沈德乾则一再表示自己会想办法还钱。可是，计致玫仍然不依不饶，甚至对丈夫沈德乾破口大骂。此时，沈德乾被逼急了，冲着计致玫说道：“你们那些钱从哪里来的，你别以为我不知道，如果把我逼急了，我什么事都敢说出去，到时候你们谁也活不了！”
沈德乾的这句话，立即引起正在监听的公安人员的注意。公安人员不敢大意，立即将这个重大情报层层上报给了负责侦破此案的杨奇清副部长。此后，杨奇清副部长召开会议，大家对这个重大情报进行了充分分析。大家初步推测，计致玫的妹妹计采楠，就是代号为“0409”的军统特务的活动经费收取人和保管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