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耀明,中国香港作家、编辑家、出版家。香港文学馆馆长,明报出版社、明窗出版社及《明报月刊》总编辑兼总经理,香港作家联会执行会长,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香港艺术发展局艺术顾问,世界华文文艺研究学会会长。
采访潘耀明先生那日是个阴雨天,湾仔的人们一如往常的履行着生活的义务,闹着笑着。行人步履匆忙,来不及欣赏绵绵不绝的细雨带来的风景,在无意识中错过了与秋的相逢。我也一样,因走错了路,在着急忙慌中来到了他的办公室,以气喘吁吁的方式开始了这次访问。
这里很安静,摆放着许多书籍,也有许多作家组织颁发给他的任职信,香港作家联会执行会长、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世界华文文艺研究学会会长,这些都是他的身份,明报总编辑,当然也是众人熟知的头衔。可如今他淡化了所有过去这些,更愿意人们称呼他一声,潘馆长。什么馆?香港文学馆。
他等这个馆等了快20个春秋。2004年,香港作家联会发起“香港必须建立香港文学馆”的倡议书”,共三十四人签署。其后,潘耀明先生作为筹建召集人,多方奔走呼吁,2018年他致函西九文化区管理局董事局主席唐英年,建议在西九建立香港文学馆。
信中他写道:“文学馆藏不仅是文化人聚脚的地方,还是普罗大众接受文学教育与人文之美薰陶的地方,可以让更多的人认识香港文学的过去、现在及未来,和与中华文化不可割裂的关系,并透过文学推广香港的文化,了解香港的社会嬗变及历史经验,感受这个都市的独特创意与文化品牌。”
数日后,他苦等的回信来了,却没为他带来好消息。
四年后,他又致函候任特首李家超,希望他支持建立香港文学馆。
这次的信里多了一些无奈,甚至有些哀求,他在信中形容香港文学就像一个孤儿,来自社会和政府的资源很少,长期不被关注,基本上是处于自生自灭的孤立状态。至于建立文学馆的意义和重要性,他的阐述则是一如从前。
这次他的祷告有了回响。今年5月,香港文学馆顺利开幕了。到这时,当年一起签署建馆倡议书的朋友们已经去了十三个。他说,“建立香港文学馆这条路很悲壮。”
好在终于是办成了。虽然争取到的办馆面积仅有2000平方尺,远不如广东文学馆的18000平方尺,但香港文学终归有了自己的家。
回忆起这段过往,他依旧有些意难平,“一直以来,政府在文化发展方面有些急功近利,重视表演艺术,但不重视表演艺术背后的来源——文学。每年政府给电影和表演产业两个亿的支持,可给文学发展的仅有900万。电影、音乐这些艺术形式的受众广泛,举办一场演唱会,很容易就引起轰动,但文学比较小众,举办活动应者寥寥。要培养出一个文学大家,需要适宜的土壤,还需要时间的坚持。”
错失的岁月也给他留下了无法弥补的遗憾,许多文学家的第一手资料没法留存,设想的口述历史很多只能通过他的子女、亲人、朋友来陈述。较小的场地面积也使他无法实现进行馆藏工作的愿望,只能通过电子化的形式对文学家的手稿、资料进行保存,就如张爱玲许多珍贵的手稿如今都堆放在她朋友宋淇先生的儿子宋以朗家中,这位保存者如今也已70多岁的高龄,面对着满屋堆积如山的宝贵资料,也有些彷徨。而香港文学馆限于场地狭小,只能将之电子化处理。
01
他们与香港文学
张爱玲一生曾三次来到香港,香港的气味从此就萦绕在她的笔下,没有香港,就没有《倾城之恋》和《第一炉香》,她是一位典型的南来作家。像她这样的南来作家还有很多,萧红的代表作《呼兰河传》就是在尖沙咀的住所里写就。就连金庸先生,也是不折不扣的南来作家。
而文学馆的一大任务,就是对这些给香港文学带来深远影响的南来文人的香港写作及相关文献资料展开抢救式发掘保护,这正是潘耀明先生愿意终生奋斗的事业,“这些南来作家在香港文学中占主导地位,但对他们的研究还不够充分,政府也不够重视。透过他们的故事,我们可以清晰地了解到,香港文学不是孤立的,而是中国文学的一部分。现在文学馆的筹备事项已告一段落,我未来的工作重心就是捡起这段历史,整理好手头的资料,我还希望能成立南来作家展览馆,更好的记录和讲述他们的故事。”
另一方面,香港的本土文学则是在上世纪60年代迎来了蓬勃发展,据潘耀明先生回忆,那时很多中学、大学里都组织有文学社,粗略估计巅峰时期有高达一千多家。以倪匡为首的科幻小说家们,尽显风流;依达、亦舒等新一代的言情小说家在文坛初露锋芒,一时间,香港文化界人才尽出,好不热闹。
到了今天,香港文学却显得有些沉寂。潘耀明先生直言,现代人对于文字的掌握和运用能力大不如前,文学素养普遍降低了。人们十分强调理性,不太重视感性,而文学恰恰是感性之至的产物。
面对文学发展青黄不接的现状,潘耀明先生急在心中,为此,香港文学馆特意留出空间开设儿童阅读室展开各类文学活动,组织“流动书车”走进校园,将文学的种子播撒在孩子们的心田。另外,潘耀明先生还亲自联络中国作家协会下的鲁迅文学院,与之联合开立作家培训班,同时和港大、港中大、港都会等高校展开合作。
02
文学是文化的灵魂
为什么守护文学如此重要?潘耀明先生沉吟片刻后答道:“文学是文化的灵魂,是中国人的安身立命之所。”
之所以有如此深刻的感慨,与他自己的人生经历分不开。
初来港时,潘耀明先生家境贫困,家附近的社区阅读室成了他唯一可以娱乐放松的所在,在那里,他得以忘却现实世界困苦的所有,一心痴迷在文学家们创作的绮丽世界中,那种安慰是深入骨髓的、真实的,于是他成年后自然而然进入了出版领域工作。
后来世事变化无常,政治动乱让他和他自小仰慕的文学家们有了相遇的机会,他冒险为困于白色恐怖的台湾作家发表作品,帮助文学家在香港出版难以在内地发表的文集;拜访尚未平反的艾青、为病床上的冰心送上一束玫瑰花,无微不至的在感情和生活中帮助他们,经年累月,从他们的仰慕者变成了他们的朋友,他说:“我愿意为他们做好服务。”
到采访的尾声了,潘耀明先生缓缓起身,一直送我们到电梯门口,这时他突然开口说外面好像下起雨了,忙让助理为我们拿一把伞,他如此周到的体贴,令我们都十分感动,如此这般,只有他了!
前半生,文学滋养了他,后半生,他用尽所有成立香港文学馆,以这样的方式回报文学,将自己化成一把伞,这把伞,守护文学的书写者,更为香港文学的未来撑起一片天。
采访潘耀明先生那日是个阴雨天,湾仔的人们一如往常的履行着生活的义务,闹着笑着。行人步履匆忙,来不及欣赏绵绵不绝的细雨带来的风景,在无意识中错过了与秋的相逢。我结束采访,从大厦里出来,撑着他给的伞,徐徐走在湾仔的街道上,不知觉间抬头望着点点雨水留在雨伞上的痕迹,那一刻我知道,秋来了……
来源:香港经济导报
作者:纳婕谧 本刊首席记者
编辑:刘妍伶
审读:刘妍伶
监制:舒志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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