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80年代,国际局势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首先是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关系愈发亲近,双方完全摒弃了意识形态上的矛盾与冲突,在军事、经济等领域展开了密切合作;其次,苏联也开始主动向中国示好,陆续撤回了屯驻在远东的军队,希望能就此改善双边关系,让中苏重新缔结红色革命友谊。
美苏对华态度的转变深刻影响了中国的国策,邓公由此做出了一个非常著名的论断,那便是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和平与发展将是时代的主旋律,再也不会爆发世界级的大战。既然如此,那中国也就没有必要再维持二百余万人的庞大常备部队,解放军应该进行大规模裁军,这样一来可以精简行政构架,提高指挥的效率;二来也能节省经费,减轻国家财政压力。
虽然军委的同志们都不愿眼睁睁看着战友退役,可为了国家发展,他们也只能忍痛“自我消肿”。1985年,裁军正式开始,第一个被撤销番号和编制的便是铁道兵,该部所有官兵全部转入国务院铁道部,以公务员的身份继续为民族复兴事业做贡献。第二个被裁撤便是福州、昆明两大军区,其中前者被并入南京军区,后者则被并入成都军区。
原本中央军委打算让时年68岁的王诚汉将军出任新成都军区司令员,但王将军却坚决推辞了这一“美差”,他直言自己年事已高,已然无法胜任一线岗位繁忙的工作,因此主动选择离职、退休,将新成都军区司令员这一要职让给年轻同志担任。
王诚汉是一位老革命战士,年仅十三岁便参加红军,曾经历过多次反“围剿”斗争,期间立下了不少战功,1936年,刚满十九岁的他便被上级首长提拔为主力团长,可谓年少有为。抗战爆发后,他被编入八路军,历任营长、团长,解放战争爆发后,他参与了著名的中原突围行动,有力的保存了红色力量,粉碎了国民党军妄图全歼中原解放军的阴谋。
1948年底,王将军奉命支援西北野战军,随后在彭老总的指挥下,于渭南、西安击破胡宗南集团主力,累积歼灭八万精锐敌人,一举解放了关中平原。建国后,他又率军远征朝鲜,在三八线上抗击联合国军,取得了一连串的胜利。1953年,朝鲜方面的战事止息,王将军遂返回国内,先是在军校进修了一段时间,随后转往西藏军区担任副司令。
60年代末,中央军委为稳定成都军区的局势,遏制“左倾”思想进一步蔓延,便将作风强硬的王诚汉从西藏调到成都军区担任副司令。1982年,王将军转正为司令,同时兼任四川省委常委,1985年大裁军期间,他主动响应中央军委的号召,退出现役,开始过疗养生活。
可让人意想不到的是,仅仅五个月之后,中央军委又重新启用王诚汉,安排他就任军事科学院政委。这对于王诚汉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挑战,毕竟他此前从未做过文职工作,在行政经验上稍显欠缺。但他并未因此气馁,反而沉下心来耐心听取各方意见,虚心学习管理方法,没过多久便将军科院打理的井井有条。
1986年,为了进一步提高军科院的学术与科研能力,王诚汉决定顶着压力开辟对外交流通道,与美国、苏联等国展开技术上合作,双方互惠互利、实现共赢。除此之外,他还主持确立数个军事项目,用以研发新式装备,提高解放军的作战能力,巩固中国的国防。当时的军科院后勤供给十分紧张,豆腐、肉类均属紧俏品,每周只能吃上一两次,而且军科院的宿舍也十分紧张,工作人员只能四五个人挤在一间宿舍里,生活上十分不方便。为了解决这一问题,王诚汉数次写信给中央军委申请援助,最终成功要到了一笔经费,极大改善军科院食宿条件。
1988年,时年71岁的王将军参加了第二次全军授衔,并荣获上将军衔,1990年,他因为长期劳累,患上了严重的慢性疾病,无法再继续工作,遂宣布离休。晚年他定居北京西单,过着与世无争的生活,平时以读书、养花为乐,1992年,他还在秘书和警卫员的陪同下,回了一趟湖北老家,看望了亲朋好友,祭拜了早逝的父母,了却了心中最后一桩念想。2009年,王将军因为心脏病去世,时年九十二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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