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周恩来的第一次见面：一个激烈如火，一个沉静如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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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和周恩来是中国现代史上最伟大的领导人之一，他们在中国革命中携手合作，共同创造了辉煌的业绩。他们的性格和风格各有特点，一个激烈如火，一个沉静如水，但他们却能相互理解，相互支持，相互信任，形成了一种难得的默契。他们的关系被美国总统尼克松称为“如果没有毛泽东，中国革命之火可能不会燃烧起来；如果没有周恩来，中国的革命可能被烧毁，只剩下一堆灰烬。”国人也曾这样评价他们对中国的贡献：“谋事在毛，成事在周”。

那么，这对中国历史经典搭档是在什么时候第一次认识的呢？有什么样的奇妙缘分呢？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诞生，毛泽东作为湖南代表出席了党的“一大”，成为党的创始人之一。同年，周恩来发起建立了旅法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2年，周恩来发起成立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任宣传委员。因此，此时，两人是只闻其名不见其人。

1924年9月 ，26岁的周恩来从法国回国 ，踏上了广州的码头， 他此次来广州的目的是受邀到黄埔军校工作 。1925年，毛泽东为了躲避湖南军阀赵恒惕的通缉，也来到了广州。在广州，两位伟人的生命开始有了交集，而且他们所从事的工作可谓异曲同工，有着奇妙的缘分。

1925年10月5日，毛泽东出任国民党中央代理宣传部长（代理汪精卫）。1925年8月25日，黄埔军校学生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1军，9月下旬，27岁的周恩来被任命为第1军政治部主任兼第1师党代表（第1军军长蒋介石，党代表汪精卫，第1师师长何应钦），挂少将军衔；1926年1月，周恩来被任命为第1军副党代表。这个时候，相差5岁的毛泽东和周恩来继续着他们的“神同步”，一个负责宣传，一个负责军政，成为那个时代最为光彩夺目的政治新星。

但由于负责的领域不同，至今没有发现他们在此之前有见面甚至合作的史料。两人的第一次见面是在1926年3月20日的广州，地点是在李富春的家里。当时中国革命的大本营是在广州，国共合作深入进行，革命大势风起云涌。但国民党新贵蒋介石准备夺权。

蒋介石散布谣言，说我党准备私调“中山”号军舰劫持他离开广州。以此为由突然翻脸，逮捕“中山舰”舰长、我党党员李之龙，宣布广州戒严，监禁大批我党党员，解除工人纠察队武装，并包围苏联驻广州领事馆——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中山舰事件”。

蒋介石提出条件：第一，我党党员退出第1军；第二，如果不退，就要把名单交出来。当天晚上，毛泽东就赶去苏联军事顾问团，找当时顾问团的代理团长、总顾问季山嘉（尼古拉·弗拉基米罗维奇·古比雪夫）商量对策。他赶到季山嘉住处的时候，正好陈独秀长子陈延年也在那里，他当时担任广东区委书记，也是我党的骨干领导人。

毛泽东和陈延年都主张在这种特殊时刻不能退让，必须反击蒋介石，毛泽东建议发动武装反击，大家去肇庆找叶挺独立团（1925年11月21日成立），通电讨蒋。但毛泽东的建议被季山嘉拒绝，因为苏联顾问的意见是妥协退让。

毛泽东非常生气，他怒气冲冲摔门而去，又去找李富春，李富春当时担任第2军副党代表。在李富春家里，毛泽东见到了一身戎装的周恩来。毛泽东向周恩来仔细询问我党在各军中的力量，坚决主张反击。

当时，形势其实对我党是很有利的，国民革命军在广州的一共有6个军，其余5个军的军长都和蒋介石勾心斗角、矛盾重重，不会支持他；而蒋介石任军长的第1军中的政治骨干全部都是我党党员；况且，我们还有一个能征善战的“叶挺独立团”！

如果真反击的话，我们的胜算很大，再说，以宋庆龄、何香凝为代表的国民党左派也会支持我们。

毛泽东、周恩来、李富春和陈延年研究局势之后，建议反击。16年后，已经身在延安担任军委副主席的周恩来回忆起这段历史来，还记得非常清楚：“3月20号事变是国共关系的一个关键，这以前是广东省委主张进攻，上海中央主张退守。事变打击主要对象是俄顾问、黄埔共产党、省港纠察队。我在富春家遇毛，毛问各军力量，主张反击。”但反击的建议被否决了，不仅苏联顾问反对，上海中央也反对。

当时，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领导人是陈独秀，他是一个理论家，但缺乏实践经验，他对国民党的右派抱有幻想，认为国共合作还有挽救的余地，不愿意和蒋介石决裂。他担心如果反击蒋介石，会引起国民党内部的反弹，导致国共合作的破裂，影响北伐的进程。他还担心如果我党在广州掌权，会遭到帝国主义的干涉和封锁，难以维持局面。因此，他命令广东省委和黄埔军校的我党党员服从蒋介石的要求，退出第1军，并把名单交出来。

这样一来，我党在广州的力量就被削弱了。蒋介石趁机加紧了对我党的打击和清洗。3月21日，他下令解散省港纠察队，并逮捕了纠察队总指挥、我党党员叶挺。3月22日，他又下令解散黄埔军校第4期学生军，并逮捕了军校政治部主任、我党党员罗亦农。3月23日，他又下令解散黄埔军校第5期学生军，并逮捕了军校政治部副主任、我党党员李立三。3月24日，他又下令解散黄埔军校第6期学生军，并逮捕了军校政治部副主任、我党党员张太雷。3月25日，他又下令解散黄埔军校第7期学生军，并逮捕了军校政治部副主任、我党党员邓发。

在这样的情况下，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人只能暂时忍耐，并秘密组织反击力量。他们利用自己在第1军中的影响力，策动了一些忠于革命的将领和士兵进行暗中活动。他们还联系了宋庆龄、何香凝等国民党左派人士，争取他们的支持。他们还和苏联驻广州领事馆保持联系，向苏联顾问团施加压力，要求他们改变立场。

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人的努力没有白费，在3月28日晚上，蒋介石突然宣布取消戒严，并释放了被捕的我党领导人和苏联顾问。这是因为蒋介石感到了来自各方面的压力：一方面是国民革命军中的其他将领对他不满；另一方面是国民党左派对他进行了强烈的抗议；还有一方面是苏联政府对他发出了严厉的警告。

这样一来，“中山舰事件”就暂时平息了。但这只是暂时的平息，蒋介石并没有放弃夺权的野心，而是暗中筹划更大的阴谋。而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人也没有放弃反击的计划，而是积极准备更大的斗争。这场斗争在1927年4月12日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达到了高潮，但那是另一个故事了。

毛泽东和周恩来的第一次见面，就发生在这样一个紧张而危急的时刻。他们虽然没有合作成功，但却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们从此开始了一段长达28年的共同奋斗，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们的第一次见面，也是中国历史上一段传奇的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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