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伐战争时期，奉军可谓是左右为难、内忧外患，当时奉军有多难？

作为统治东北四省的军阀，张作霖凭借着东北丰富的物产、日本的支持以及山海关的天然屏障积累了雄厚的实力，其政治野心也随着实力的增长而日益膨胀。

第二次直奉战争获胜后，奉系极力地扩张地盘，并将势力范围延伸至长江流域。此时，共计28师8旅的奉军不仅步炮骑工各兵种齐全，而且还拥有当时各派军阀中少有的空军和海军，实力达到了顶峰。

但因为地盘分配不均，不久奉系内部即发生了动荡，郭松龄与冯玉祥联合倒张，尽管张作霖在日本的支持下最终平息了这次叛乱，但是郭松龄倒戈仍给奉系带来了难以弥合的损失。奉军最精锐的第三方面军受到了极大的损耗，这次作战中死伤和溃散的士兵数以及损失的弹药量，超过了以往两次入关作战损失的总和。

1927年6月安国军政府成立后，安国军虽名为七个方面军，号称50万兵力，但多数为张宗昌、李景林以及孙传芳的杂牌部队，战斗力较差且军纪败坏，与奉军存在着不小的差距。

军事实力的损耗使得奉系在与国民军和晋军作战时，不能迅速取胜，从而被其牵制。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后，安国军更是节节败退，并且最终导致了张作霖退出北京。和其他派系的军阀势力一样，奉系内部本就团体林立，除了张作霖、张作相、张景惠等绿林出身的元老派之外，还存在接受过军事教育，思想较为趋新的新派。

新派内部又可以分为以杨宇霆、常荫槐为首的留日士官派和以张学良、郭松龄为首的保定陆大派。新、老派之间因意见不合时有矛盾发生，老派内部意见也不能统一。1926年初，张作霖一意要到北京入主中枢，作为奉系重要智囊又是张亲信的王永江多次劝阻其不可再次入关，但并未被张采纳，王愤而辞职归乡。

事后张学良、杨宇霆亲自前往说项，王坚持拒绝“出山”，不久便郁郁而终。奉系损失了一位重要的人才。

1927年6月安国军政府成立后，张作霖网罗了张宗昌、孙传芳等势力，其内部更加鱼龙混杂，杯葛频出。安国军政府成立伊始就面临着严重的政治危机，与东北素有往来的顾维钧、罗文干等表明不愿任事，北洋政客亦纷纷离京赴津，奉系一时之间陷入无人可用的窘境之中。

后由张宗昌举荐组阁的潘复“事实上舍潘亦无第二人……潘阁中自阁员以至秘书长，无一与潘有关系之人。外长本邀汪荣宝，汪不干保陆宗舆。”本就是临时拼凑的潘复内阁，不仅徒具形式，而且阁员几经更换，政潮迭起，不久即随着张作霖的离京而倒台。

财政问题是安国军政府面临的最主要的问题，本来津关收入及北方税收就难以维持政府运转，张作霖穷兵黩武，盲目扩充军队更使财政状况雪上加霜。据统计，1927年全国盐税收入仅为535万元，较之1926年下降了1100万元，为各省挪用、截留的款项多达5200万元，几为盐税年收入的10倍，达到了历史的最高点。

安国军政府只控制着北方数省，盐税收入更是凤毛麟角，财政拮据情形可想而知。为了解决财政困难，安国军政府大规模裁减政府职员，一时间失业者过万。晋奉战争爆发后，又相继发生了天津钱业风潮和直隶省钞停兑事件，安国军政府的信用跌至谷底，财政时刻面临着崩溃的危险。

张作霖素来“亲日”，日本对张的支持只是为了换取在满蒙更多的利益。安国军政府成立前后，日本召回了芳泽谦吉、吉田茂等在华使领并于6月下旬至7月初召开了东方会议，制定了新的《对华政策纲领》，要求确保日本在满蒙的“特殊权益”。

芳泽、吉田返回中国后便开始与张作霖进行谈判，要求由日本贷款包建并管理中国东北的七条铁路。

张作霖派杨宇霆与芳泽进行协商，杨宇霆几次赴日进行斡旋，最后张作霖被迫同意修筑其中的五条，10月，双方签订了《满蒙新五路协定》。

面对日本变本加厉的野心，张作霖不甘做受人摆布的傀儡，拟自建打虎山至通辽的铁路并在葫芦岛修建港口，用以发展东北的交通事业，再者以张作相、常荫槐及奉天省议会反对为由，拖延签字、执行“满蒙新五路”的手续。张作霖的做法使得日本十分不满，不断向其施压，但张辄以军事未了，民众反对为由加以搪塞。

至张出关前，他只签了洮索、延海两线合同，其余三条则因未签而不具备实效。日本鉴于张的不合作态度，决定放弃对张的支持，转而采取强硬的措施，在维护所谓的“满蒙特殊权益”的名号下，不仅打算强行干涉中国内政，而且谋划对张采取极端手段。纵横民国政坛多年的张作霖，虽然统兵数十万，掌控东北四省，但之前几次入关均遭失败，从未真正入主北京，成为名义上的国家元首。

地盘扩张并不能完全满足张的政治胃口，再加上张宗昌、孙传芳等一帮投机军阀、政客的怂恿，张自然是跃跃欲试，于是乃有安国军政府的组建。殊不知，今非昔比，南方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快速崛起使得北洋军阀已是末路穷途，而“打倒帝国主义，除军阀”更成为社会舆论的主流，再加上安国军政府面临的内忧外患，在与“新兴”政党和军队的交锋中，奉系和安国军自然是处于劣势，最终归于失败也是在所难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