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逝世当天，广播出现“重大失误”，32年后当事人披露真相

1976年9月9日16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准时播报了《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沉痛宣告毛主席逝世的消息，全中国民众因此陷入深切悲痛之中，而就在此时，广播电台一度出现“重大失误”。

按照事先规定，电台需要连续播放3遍毛主席逝世讣告，在第二遍播放结束后，广播事业局接到姚文元的指示，将原定6分钟间隔的哀乐调整为3分45秒，与先前广播周总理逝世讣告一样。

没成想，在哀乐播放结束后，“现在广播周恩来同志治丧委员会”的声音传了出来，各地民众对此大为震怒，纷纷打来电话进行质问、抗议、谴责。

于情于理，播放如此重要讣告时出现失误都是不应该的，这件事在当时还引发了很多人的误解，有人认为“这是有坏人破坏”，还有人认为“一定要追查到底”。

事发当晚，北京市公安部门特地到广播电台了解情况，不久后还传出了“***已经被捕”的消息，事情也因此慢慢平息了下来。

而在32年后，一位名叫杨正泉的人公开了一篇名为《毛泽东主席逝世公开广播的背后》的文章，至此，当年有关毛主席讣告广播重大失误的真相得以水落石出。

这位杨正泉，正是这件陈年旧事的当事人，曾经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副台长。

在他的描述中，这起事故的发生情节是复杂的，究其背后原因却并不复杂，可以用“忙中生乱”来形容。

按照以往的工作流程，为了保证播音过程中的绝对准确与安全，尤其要防止误播、错播等不良情况发生，工作人员按照指示将所有用过的哀乐一律封存，此次播音所用的6分钟哀乐全部重新制作。

从这个情况来看，如果没有姚文元做出的紧急指示，“重大失误”必定不会发生，不过，杨正泉对此还有着更加深入的披露。

原来，按照最新指示，碍于时间紧迫，虽有“所用哀乐必须重新制作”的规定在先，工作人员也只能用之前用过的哀乐应急，偏偏因此挑中的那盘周总理逝世时用过的哀乐录音带存在多处违规，才是“重大失误”发生的关键。

其一，按照规定，周总理逝世讣告中，哀乐素材本应是单独一盘录音带，不允许在前后附加其他内容，可当时负责录制的工作人员却因为图一时方便将之后要播出的“治丧委员会名单”录音开头放在了哀乐结尾处。

其二，每一盘录音带使用完毕后，工作人员都要填写记录卡片，注明开头、结尾用语及时间，方便后续使用者一目了然，可这盘录音带却没有详细填写记录卡，仅仅注明“哀乐3分35秒”的字样，给后续使用的工作人员造成“只有哀乐”的错觉。

其三，按照规定，每盘录音带的结尾处都被卡上了纸条，传音员必须播放到纸条处，不得提前或延后，偏偏这盘录音带的纸条卡在了“名单”之后，传音员严守工作流程的同时也导致了失误的发生。

其四，在这盘录音带的审查过程中，先后三次审听，审查者都没有听到纸条处，违背审听规定且未能发现异常，最终酿成祸根。

杨正泉作为最重要的当事人之一，这些情况分析必然经过了详细调查，在他看来，“重大失误”发生的根源就是一个又一个错误叠加造成的结果。

因为相关人员责任心不强，公然违背种种安全播音规定，让这个并不难以发现的错误居然闯过多个审查关卡，最终酿成无法挽回的严重后果，真真“福不双至，祸不单行”。

由此，这件事也被当时的广播界称之为“九•九”事故。

至于失误发生后的处理措施，前文提到的情况可谓虚实参半，因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公信力，不少民众一度将失误甩锅给了地方广播电台，不过，还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失误可以理解，有可能是播音员过于悲痛与疲劳造成的结果。

为了避免此事引发的连锁反应，也为了保证后续播音工作的正常、安全开展，杨正泉等相关负责人并没有立即大张旗鼓地追查，前面的原因说明都是在后续逐步追查中发现的。

至于前面提到的公安部门因此逮捕始作俑者的情况，实则也是无稽之谈，可碍于社会对此事引发的舆论效应，这些不实传言的确发挥了很大的安抚民心的作用。

在世人几乎将此事遗忘之际，杨正泉还能在32年后讲述真相，对于历史负责的态度值得敬畏，也为后人上了深刻一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