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为何是一盘散沙？真相：对抗劲敌共和党，同盟会疯狂拉人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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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清朝立国，会党向为律例所禁止。因此，其结社、集会多为社会下层的自发秘密团体。所谓的白莲教、三合会、哥老会等，就是清代最有影响的三大秘密结社，或称之为旧式会党。这种旧式会党，或源于秘密宗教；或出于地方帮会，大都以锄强扶弱、除暴安良为宗旨，带有浓厚的宗教的或地域性的色彩，因而和近代意义上的政党有着根本的区别。

1、中国政党的开始

但是，在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早期，这种旧式会党因其与革命党人具有一致的颠覆清王朝的宗旨，而成为革命党人极为重要的联络力量。如白莲教系统的在理教，“革命党人张继、宋教仁辈与之联络甚密”。

1904年，为联络海外华侨参加革命，孙中山在檀香山加入了天地会的洪门致公堂，并接受了“红棍”之职（洪门中一种较高的级别)。

1894年，孙中山先生在檀香山成立兴中会，首揭“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大旗，并公开从事反满斗争。由于兴中会当时人数较少，且孤掌难鸣，因而当时在国内并没有产生太大的影响。

但是，兴中会却以其鲜明的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目标而成为近代中国新式的资产阶级政党的萌芽。

真正意义上的中国资产阶级政党，是从1905年中国同盟会的成立开始的。

是年，在孙中山的运动下，中国在当时三大最有影响的资产阶级革命团体正式合并为中国同盟会：

其一为孙中山一派的兴中会(广东派)；其二为黄兴一派的华兴会（湖南派）；其三为章炳麟一派之光复会（江浙派）。

三会公举孙中山为中国同盟会总理，确立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革命纲领，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分支机构遍及海内外的全国统一性的资产阶级革命组织。

在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酝酿时期，同盟会始终是革命党的中坚势力。

武昌首义以后，革命遂以大告成功。于是，长期以来一直处于秘密结社状态的同盟会遂成为公开的政党。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同盟会以其在辛亥革命事业中“居主动地位，故其党势隆隆，犹如旭日，南京政府之要职，几为此派所独占”。

2、同盟会内部的分裂

民初总统的易手，是北洋系集团对革命党人的第一次胜利。

但是，同盟会在新政权中的势力并未因此而稍挫。因此，在北洋政府的初期，随着责任内阁制在法律上的确立，同盟会对于这个政府仍有着最为重要的影响。

同盟会自身的分化是从辛亥革命胜利之后开始的。最早与同盟会分离的是国学大师章炳麟。

清室既倒之后，同盟会中的许多人认为，革命目的已达，各政党组合的原因消失。于是，本着“革命军起，革命党消”的原则，章炳麟最早率一部分追随者，脱离同盟会，于1912年3月在上海重新组织中华民国联合会。联合会的主要成员则是早期集体加入同盟会的光复会。是月，改称统一党，以统一为宗旨，反对美国式联邦制。

正如后人所总结的那样，导致同盟会分化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该党的部分成员在革命胜利后，“妄自骄矜，举功暴烈，干部领袖，不能节制”，并因此遭到了越来越多人的诟病。

但是，更重要的问题却在于：

同盟会的分化表明了这一革命势力的革命性，在辛亥革命胜利后已经被极大地削弱了。随着北洋政府的成立，大量的反同盟会势力重新纷纷出台，特别是当这些势力与同盟会自身分化出来的形形色色的政治派系结合之后，便逐步地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对抗同盟会的混合势力，同时也成了拥护袁世凯和北洋政府的重要力量。

章炳麟领导的中华民国联合会便是第一个从同盟会中分化出来，并成为反同盟会势力的组织，与其结盟的是以资产阶级立宪党人为核心的统一党。

统一党的前身可以追溯到前清时代的“国会请愿同志会”。这是清朝末年唯一的一个可以以公开形式活动的政党。宣统二年(1910年)，随着清末立宪运动的推进和资政院的成立，“国会请愿同志会”正式改组为宪友会，成为晚清资政院中最有实力的立宪政党（当时的晚清资政院中另有与之对抗的宪法实进会和辛亥俱乐部，但两者都是纯粹的官僚团体，和宪友会相比，其势力远不能相提并论。到清帝被推翻后，两党也便悄然消失了)。

宪友会当年的目标是君主立宪。其核心人物是以张謇为首的江浙派系。但无论从其对于革命党人和同盟会的态度来看，还是就其地域关系而言，宪友会均与当年出自于江浙一带的光复会，有着特殊的关系。因此，中华民国联合会成立不久，宪友会便立即自动与其组合，在一致反对同盟会的基础上联合组成了统一党。统一党的组建是以共同反对同盟会为目的的。所以自该党成立之后，“于袁氏所为，皆极力赞助，满口讴歌，盖同盟会之政敌，而袁氏与党之中坚也”。

继章炳麟之后，从同盟会中分离出来的是同盟会的湖北政治派系，即原加入同盟会的华兴会方面的势力。在脱离同盟会之后，该系势力逐渐地和部分前清立宪派官僚相结合，于1912年1月在上海形成了一个以黎元洪为首领，以湖北人物为中心的政治社团——民社。

2、袁世凯与共和党

临时参议院移至北京以后，在同样的宗旨下，这个以黎元洪为中心的湖北民社，与最初从宪友会中分裂出去的国民协进会、国民公会、国民公党等组织合并，成立了与同盟会、统一共和党并驾齐驱的另一大政党——共和党。

在北洋政府初期临时参议院的120个议席中（西藏迄未选派)，同盟会与共和党各占40余席，而且共和党对于同盟会始终采取着积极的对抗措施。其时，“袁氏欲利用共和党而固其位置，共和党亦欲利用袁氏而开其升官发财之路”。两者一拍即合，很快便结合到了一起。

于是，同盟会以民权党自命，共和党则以国权党自居；同盟会对袁世凯共谋抵制，共和党则对袁世凯竭力拥护；同盟会诋共和党为御用党，而共和党则诋国民党为“暴民党”。虽然当时两党在国会中的议席相埒，且皆不及半数。但由于政纲的关系，共和党的背后却有着袁世凯和整个北洋集团的背景，所以逐渐在参议院中形成了操纵势力。在北洋集团的支持和怂恿下，共和党和同盟会之间的水火之势逐渐成为民初议会中政党斗争的主要内容，“盖同盟会若让步，则民生、民权两主义之目的不能达，而失其革命之初心；共和党若退步，更恐进步主义扩张而夺其揽政夺权之余地”。

政党之争成了北洋政府初期派系政治斗争一个重要内容。从1912年2月至1913年底，在民政部注册的党派达85个，未注册者甚多。可谓政党林立。当这种政党派系斗争同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北洋集团与革命党人之间的独裁与反独裁、专制与反专制斗争结合在一起时，就使得北洋政府初期的政治斗争变得更加扑朔迷离了。

同时，利用政党间的内部矛盾和分歧，扶此抑彼，使其互相攻讦，互相牵制，以达到政权的巩固，也成了北洋政府成立后袁世凯统治时期一个极为显著的特色。

总体上说，民初政党派系斗争的各方一无论是袁世凯独裁政治的支持者，还是袁世凯独裁政治的反对者，都始终没有脱离袁世凯的掌心和控制。由于袁世凯扶持下的反同盟会政党的迅速崛起，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不但不能有效地对北洋集团的专制独裁势头进行遏止；相反，这种政党派系斗争在某种意义上却成了北洋政府掩饰独裁、标榜民主的幌子。

3、立宪党与革命党之争

介于同盟会和共和党之间的较有影响的另一个政党是统一共和党。该党由“共和统一会”、“国民共进会”、“政治谈话会”三会合并所组成。

其宗旨是：

“巩固全国统一，建设完美共和政治，循世界之趋势，发展国力，力图进步。”

其主要成员，或有参加过同盟会但不满其激进而退出同盟会者；或有参加过立宪派却不满于其保守而退出立宪党者；或者是虽未加入过上面两党，但却对两党现行党纲均不满者。

因此，就性质而言，可以说这是一个“介于民权党和国权党之间”的第三大党。但是，该党却在当时北京的临时参议院中拥有25个议席，并且在各省的支部也有六七所。因此，就其势力而言，是一个仅次于同盟会和共和党，在北洋政府中具有举足轻重之势力的“第三党”。

北洋政府临时参议院中的一些重要人物，如蔡锷、王芝祥、谷钟秀、吴景濂、张耀曾等人都是这一党的骨干。不过，就党派关系而言，该党与同盟会则更近些，故人们评论，统一共和党“实为同盟会之支店也”。

1913年8月，宋教仁改组同盟会，组织国民党，统一共和党便正式加盟了国民党。

就其源头而言，北洋政府初期的中国政党分野可以直接上溯到清末的革命和立宪两大势力。

自民国肇建之后，两党各经历了复杂的分化和组合，而在北洋政府的初期，已经表现出了三种基本的政治势力和分野：

代表着激进势力的同盟会；代表着保守势力的共和党；介于两者之间，具有调和色彩但又略倾向于同盟会的统一共和党。

如果我们仅从北洋政府初期三大政党的党纲来看，很难发现其中根本对立的主张和纲领。其共同特点是纲领不明确、纪律涣散、离合无常。辛亥革命之前革命和立宪两党因对待清政府和未来国体的态度不同而导致的旗帜鲜明的对立态度，在这里已不甚鲜明，含糊起来了。

可以看出，在民初参议院中水火不容的两大政党——中国同盟会和共和党之间的分歧并不在党纲和治国的方略上。

就党纲上看，中国同盟会与共和党之间当时最大的分歧仅仅在于：

前者主张在国家政治统一的基础上，以地方自治和地方分权作为立国的基本方针；而后者则把促进中央集中统一权力作为最高的目标。

而事实上，这种地方分权的政治纲领也并不是同盟会的最初主张。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从中央集权向地方分权的这种转变显然是为了当时新形势下策略上的需要，即他们不能把一切国家大权集中于不可信托的袁世凯个人身上，而希望通过地方分权的形式，建立起一个与中央的责任内阁制相配套的，制约袁世凯权力的机制。

与此恰恰相反，被称为御用党的共和党成立的初衷，“盖顺应袁政府组织极大政党之要求，而用以对抗全盛之中国同盟会者也”。

基于同样的原因，共和党关于国权主义的提倡，实质上也只是从维护袁世凯的政治地位出发，为了与同盟会的地方分权主义相对抗而提出来的。

所以，我们可以断言，除了这些政治斗争的原因之外，就当时中国的实际情形而言，国权与民权，中央集权与地方自治（或分权)，何种方针更适宜于中国，这一根本原则问题，却是这些集团彼此都很少虑及的问题。

尖锐对立的同盟会和共和党两党的政纲如此。那么，当时介于两党之间，具有调和色彩的统一共和党或其他形形色色的政党、派系团体，就更是毋庸提及了。

但三大政党也有共识：强调中华民国的巩固与繁荣；企盼共和国有一个长治久安、和平、安静、稳定的环境，发展经济，利国富民，这是完全正确、无可厚非的一虽然他们均未实践这一共识。

4、从同盟会到国民党

北洋政府初期，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政党繁荣时期。伴随着辛亥革命胜利后的党禁开放和各种政治思潮的传入，种种政党社团、派系势力相继产生，而“政党之名，如春草怒生，为数几至近百”。但政党现象的表面“繁荣”掩盖下的是这一时期中国政党制度的无序和失范，派系政治斗争的激化与尖锐。

事实上，在这一时期名目繁多令人眼花缭乱的“政党”中，除了上面提到的同盟会等少数几个政党之外，绝大多数冠之以政党名称的社团派系既无明确政纲，也无固定组织，更谈不上什么出色的领袖、民主基础和阶级属性的问题了。从事政党活动的阶层、集团的政党理论和意识简单幼稚异常，阶级利益和政治目标十分模糊。

在很大程度上，他们只能算是那些不甘寂寞的官僚政客欲在新成立的民国政治舞台上分一杯羹的工具，根本算不上什么近代意义上的政党，正如后来有人所指责的：

…自民国初元迄今，政党产生，举其著者，亦以十数，而其能以国家为前提，不藐法令若弁髦，不汲汲图扩私人权利者，能有几何？而聚党徒，广声气，恃党援，行倾轧排挤之惯技，以国家为孤注者，所在多有。且争之不胜，倒行逆施，调和无人，致愈激烈而愈偏宕。

为了克服同盟会内部在辛亥革命以后出现的离心现象，1912年8月，宋教仁等人重新改组了同盟会，并在吸纳统一共和党、国民共进会、国民公党和共和实进会的基础上，正式建成了中国国民党。声称其宗旨“无非欲以利国福民”，国家的统一，发展经济。

但与前相较，其政治纲领中反对袁世凯个人专制和集权的民主色彩也就淡薄得多了。

国民党成立后，终于成了民初临时参议院中拥有最多席位的政党——五政党合并后的国民党，在临时参议院的134个议席中约占有60余席，而与其政敌共和党在议院中的40余席相较，已达到了3比2优势，并出现了入京以来从未有过的声势。

但是，同盟会内部的涣散和离心现象却并未因国民党的成立而消除。恰恰相反，这种以淡化和牺牲党纲为前提的党的规模扩大正是以党的组织系统的严密性被进一步地破坏为代价的。

孙中山在这一时期写给友人的一封信中称，改组后的国民党，“意见分歧，步骤凌乱，既无团结之治之精神，复无奉令奉教之美德，致党魁有似傀儡，党员类于散沙”。

似乎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在国民党新组之后，声望祟隆的孙中山虽然以绝大多数的选票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总部的理事长，但他本人却对此表现了相当漠然的态度，公开声明不愿插手国民党的事务，“于党事则一切不问，纯放任而已”，而将党务完全交给了宋教仁。

国民党是民初最具有进步色彩的革命政党，其内部情形也不过如此，而其他的形形色色的政党也就可想而知了。

5、政党之争还是权力之争？

健全的政党机制是资产阶级的代议制度得以正常运转的基础。北洋政府初期的这种政党状况无疑对于刚刚引入的议会制度的正常操作产生了相当的负面影响。

从另一个方面来看，北祥政府初期的国会本来就缺乏一个强有力的资产阶级政治力量的支撑。因此，当这个问题和畸形的政党制度交织在一起时，就使得实行议会制度的中国的前景显得极端黯淡了。

来自于各个形形色色政党、派系的议员们，有相当一部分是由旧官僚和政客蜕变而来的，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与传统的社会政治、思想有着藕断丝连的种种关系。对于新兴的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这些人既缺乏深刻的理解，更谈不上坚定的信念。在他们那里，议员不但是政治风云变幻之后能够继续赖在民国政治舞台上的新的敲门砖，而且国会也成了他们能够进一步谋取进身之阶的廉价途径。

所以，北洋政府成立不久，国会便成了这些投机政客们争权夺利、派系纠纷、相互倾轧的竞技场。

由于国会中的各政党均没有相应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因而，对于这些政党中的绝大多数人来说，所有含糊的党纲都只不过是一个空洞的招牌，而围绕着中央政治舞台而产生的权力斗争才是这些政党之争的核心和焦点所在。这也是贯穿于整个北洋政府统治时期的中国政党政治的基本特征。

就这个政党斗争的前期而言，这种权力政争的核心主要是围绕着对于袁世凯个人权力的制约和拥护而展开的。在逐渐形成的泾渭分明的政党体系中，一方处心积虑，处处设防，先开预备会，于上海组织国会欢迎团，主张国会自行集会与闭会，以制约袁世凯个人集权和独裁的政治野心；另一方则以拥护袁世凯实现个人的政治集权为目的反对国会自行集合。

从根本上说，民初责任内阁制的设立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人立法，出于抑制袁世凯权力野心的需要。从这个意义上看，它在中华民国成立的初期确实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不可否认，也同时影响和制约着新生的中华民国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其不得善终的命运也便由此而奠定了。

党问题的通令，内中虽然肯定了民国肇建后的政党勃兴所反映出来的人民参政思想的发达，但其核心内容却是参照西方政党制度与政府“相须为用”的政治功能，对北洋政府内的党见之争的后果提了相当严厉的警告。

畸形的政党形势和混乱的国会状态所反映的是资产阶级力量的薄弱和政治上的不成熟。因此，在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北洋集团之间的专制与反专制、独裁与反独裁的对抗中，革命党人的责任内阁制的防范措施显得是如此的力不从心；从另一个角度看，这种不成熟的议会制度和政党制度所造成的民初中央政治的矛盾激化，恰恰正是推动着袁世凯不断走向独裁和集权的重要动因。

特别是在1913年初，首届国会正式选举揭晓之后，国民党人以压倒的优势取得了这场大选的胜利时，北洋方面便迫不及待地决定以非法的手段彻底地清除国民党这块绊脚石了。

1913年3月20日的宋教仁被刺案立即使北洋集团与国民党之间的矛盾和斗争进入了短兵相接的新阶段。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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