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理陆征祥上台，同盟会在国会做了一件事，如何惹怒袁世凯翻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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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元年（1912年）6月27日，袁世凯提交临时参议院的“超然总理”陆征祥被通过。在此之前，同盟会已声明，除非实行同盟会所主张的“纯粹政党内阁”，否则“勿论其为任何之内阁，或超然内阁，同盟会均不再参加”。

果然，当陆征祥组阁的议案被国会通过后，中国同盟会遂通电分散在全国各地的各支部、机关部、分部，正式宣布贯彻政党内阁的主张，约束“任何会员不得自由加入陆征祥之超然内阁”。

1、总理为何是陆征祥？

在近代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体系中，责任内阁制的基本精神表现为通过议会和内阁对总统的权力实行强制性约束。而这种约束本身只能是通过国会和内阁这两大机关实现的，这也是民初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主张责任内阁制的根本原因。

可以发现，民初北洋政府建立后，为同盟会所恃以防范袁世凯的两个根本的法宝：一是通过《临时约法》来奠定民主共和的基础；一是以政党内阁来置政治重心于国会。

事实上，自王芝祥督直风潮开始，《临时约法》应具有的宪法根本效力的地位已开始动摇，而从陆征祥组阁开始，为了抵制袁世凯的“超然总理混合内阁”，革命党又主动放弃了参与内阁的资格。

因此，其最初对于袁世凯的约束和防范的根本措施已基本不复存在了。同盟会对于新内阁所持的这种“不介入”的态度，从理论上看，本为近代世界政党政治的“常轨”；但就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党人采取责任内阁制的初衷来看，这种不介入的态度与其原来约束和防范袁世凯的大目标却是大相径庭的，只能为袁世凯进一步的专制和独裁主动地撤去了自己预先设计的一道藩篱。

革命党在政治策略上的这种疏漏所反映的只能是这样一种无奈的事实，这就是：

自南北统一之后，同盟会组织涣散，信仰不坚，已经失去了通过强有力的手段约束袁世凯的信心和决心。

民国元年9月，陆征祥内阁倒台后，刚刚由同盟会改组而成的国民党人，不但婉言拒绝了袁世凯关于请国民党人沈秉坤出任国务总理的提议，而且郑重地通过北洋核心人物赵秉钧由内阁代总理改为正式国务总理的议案，究其原因和上述情况是同出一辙的。

在唐绍仪之后组阁的陆征祥是一位职业外交官出身的“西方通”。陆早年毕业于广方言馆和同文馆，精通英、法、俄、德各种语言，前清时期曾担任过中国驻荷兰和俄国的公使。陆不但加入过基督教，而且，以其极为圆满的交际和应酬深受洋人的欢迎。和同时期的其他人相比，陆征祥因久居国外，与国内政治从无牵涉，他本人既不属于北洋系，也不属于同盟会或其他别的任何党派。因此，自诩“超然”。

显然，袁世凯举“超然派”的陆征祥为国务总理正是相中了陆没有任何政治背景易于被各政治派系接受，乃得天独厚的人选。

而其时，在国内势力最大最遭袁忌恨的同盟会已决定不再入阁，其它政党不但力量弱小，而且可以在新内阁中互相牵制，这当然是袁世凯最为乐见的，陆氏是他的最佳内阁总理了。

2、同盟会和统一共和党的联合

7月17日，新任国务总理陆征祥第一次出席参议院会议，发表就职演说，并向参议院提交了内阁名单，除原内务总长赵秉钧、陆军总长段祺瑞、海军总长刘冠雄，北洋系三位总长仍旧续任，外交总长由陆征祥兼署外，其余：

财政总长：周自齐；司法总长：章宗祥；教育总长：孙毓筠；农林总长：王人文；工商总长：沈秉堃；交通总长：胡惟德。

出人意料的是，由于同盟会和统一共和党的反对，在7月19日的参议院表决会议上，陆征祥提出的六位新增阁员被无一例外地全部否决。按照同盟会在表决案发表次日所做的关于否决六总长一事的解释，此次陆内阁6位新总长的提名之所以全部被否决，完全是因为“当日陆总理到院演讲，词旨之猥，胸襟之陋，有迥出人意料之外者”。且所提名阁员“多未经本人承认，而贸然相付”。

同盟会方面这里指的是，陆征祥在7月18日的施政演讲中，一语不涉政事，大谈其私人不吃花酒，不肯借钱予人以及老母生日请客开菜单之类，极为无聊之琐事。陆之发言在参议院曾当场引起大哗，陆因此不得不中途退出会场。在随后的表决中，其所提名的阁员名单被一律否决。

但事实上，这都仅仅不过是一些托词而已。我们可以发现，此次阁员提名是经袁世凯一手操纵的。其中非北洋旧部，即是前清官僚。虽然六人中孙毓筠和沈秉堃曾列名同盟会，但因同盟会人早已声言不入阁，所以两人仅仅是摆设而已。不仅同盟会人对袁世凯的这个阁员提名予以坚决否认，而且在新提名阁员中，原先对于“超然内阁”叫得极起劲的统一共和党人并没有得到任何位置(这便是他们后来附合同盟会，转而与同盟会合作的堂奥了)。

至于同盟会方面真正目的，是想利用统一共和党和袁世凯在陆征样组阁问题上的分歧，与其联盟合作，实现其完全政党内阁的政治目标。

因此，陆征祥的第一次组阁被参议院否决后，同盟会员戴天仇(季陶)便呼吁：

今统一共和党之议员，又与同盟会有联合之势也。果能互相提携，以组织完全政党之内阁，则阁员中之冲突既免，而参议院中得一大多数之政党以维持之，亦可免纷争离析之弊，而政治上问题之解决，可以稍见敏捷也。

应该说，同盟会的这个策略，无论是对于袁世凯还是对于当时的共和党来说，都是具有一定威胁的。因为，当时在临时参议院的130个席位中，同盟会与共和党各占40余席，统一共和党得占25席，徜同盟会与统一共和党结盟，那么，曾经在临时参议院中一度操纵参议院，凌驾于同盟会之上的共和党人的地位也就岌岌可危了。

同盟会和统一共和党在临时参议院中所形成的逐步联合的趋势引起了袁世凯的极大震动。除了指使共和党对两党进行舆论攻击和横加指责之外，北洋军警两界再一次被发动了起来，向参议院中的同盟会和统一共和党发出了严厉的恫吓。

7月25日，北京军警两界召开了“军警特别大会”，向临时参议院致函诘责，“请其于第二次提出国务员需同意。”

25日，北京军警会议公所再次举行会议：“请总统劝告参议院勿持私见，否则将解散参议院。”

果然，在军警两界的支持下，袁世凯对于参议院的态度也逐步地强硬起来了。

3、袁世凯的死亡威胁

7月25日，经改动后的内阁阁员名单再一次被提出时，总统府一方同时传出消息：

“此次提出阁员，尽可不通过，好在能做阁员者甚多；再不通过，政府又再提；又再不通过，政府又再提，只要议会本身能站得住。”

是日，103位参议院议员各收到了署名为“健公十人团”的一封恐吓信，内称参议员“若不牺牲党见者，将以炸弹从事”。

另一封未署名的威吓传单称：“但能取吴（景濂）、谷（钟秀）二人头颅者，赏洋一万元。”

吴景濂、谷钟秀同为统一共和党党员，时吴任参议院议长，谷为直隶区议员，两人曾经是王芝祥督直案的首倡者。一个致参议院的匿名电话称：“军警异常激烈，请贵院注意。”

当时，国内的不少报纸也随声附和，帮助军警两界攻击参议院。参议院中，特别是同盟会和统一共和党的议员们顿时面临着极为严重的威胁。

共和党人则不失时机地加入了对同盟会攻击的行列。

在黎元洪的指使下（黎时为共和党理事长），武汉军界的一些首领，前鄂军第四镇统制邓玉麟、军务部长阎鸿飞及军政官、军咨官方兴等人，联名致函参议院，指责参议员以党见为前提，置国法于不顾，立法破法。

在渐渐形成的各派系一边倒形势下，一些原在参议院中势力弱小的政党如今也开始见风使舵，纷纷为袁世凯摇旗呐喊了。

7月23日，原革命元勋，时为统一党领袖、国学大师的章太炎亲自致函黎元洪，请其出面与各都督协商，请大总统“便宜行事，勿庸拘牵约法，而待危亡”。

这是民国以来最为严重的一次军人干政事件，也是继“王芝祥督直政潮”之后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集团发起的对于《临时约法》的新一轮攻击。

来自军警方面的强大压力将这一场“陆阁政潮”推向了高潮。但也成了此次政潮转向平息的转折点。因为，在来自军警方面的压力下，不但统一共和党人抵制本届陆内阁提名的态度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而且，就连对此届阁员反对最力的同盟会方面也渐渐地发生了根本的动摇。

7月26日的第二轮投票表决中，当袁世凯将修改后的阁员名单再度向参议院提出请求表决时，他们便立刻找到了一个下台阶的梯子。就这样，此次表决，除工商总长蒋作宾一人被象征性地作了更动之外，其他的六部阁员都顺利地被通过了。

他们是：

财政总长：周学熙；司法总长：许世英；教育总长：范源濂；农林总长：陈振先；交通总长：朱启钤；工商总长：刘揆一。

7月29日，陆征祥再次莅临参议院，发表了第二次施政报告，并正式组阁。自6月27日唐绍仪辞去国务总理一职后，北洋政府持续一个多月的无政府状态终于结束。

选举当日，曾有军人某某怀揣枪械，逗留于参议院中，当有人问及此事时，某人对称：“他们若不要国家，我们也就不要法律。”此事被煤体一时传为笑谈。

同一天，河南省参议院遭一批不明身份者持枪袭击，在此次有预谋、有计划的进攻中，河南省参议院8名议员被伤。

4、陆征祥内阁的倒台

在参议院外，各党派、各政治力量围绕着陆阁风潮进行了尖锐的斗争。共和党通电指责同盟会和统一共和党欲陷国家于无政府，有推翻陆总理自为之意；而统一共和党和同盟会则通电指责共和党“险诈不留余地”，“恐中央竞争不激烈而播扬全国，知一己主张之大误而挑衅他人”。各派系舌战不休。

陆征祥第二次组阁的“顺利”完成，表明了从国会到责任内阁这一类闪光的资产阶级民主招牌再一次变成了军事独裁者们刺刀上的玩物。

换言之，在军事独裁者们的刺刀和炸弹面前，刚刚在中国诞生起来的民主共和就显得极端的脆弱和无奈了。

陆征祥“超然内阁”成立后，来自同盟会的理论家戴季陶曾经这样指出：

唐内阁之倒，既为袁世凯逼之使倒；此次之内阁，又为袁世凯逼之使成。则今日之中国，虽名曰共和，有立法机关之参议院，有执政机关之国务院，有全国人民公共遵行之约法，而实则运用之能力、手腕，合集于袁世凯一人。岂特陆征祥一人为袁世凯之掌上物哉！国务员也，参议员也，皆袁世凯掌上物！

在民初政坛上，陆征祥一直是一位自诩“超然”的外交派，其本人并无政党背景，但此次尚未组阁，便陷入了激烈政争的漩涡，当然他也无意于做这个军警环伺、党争纷纭之下的内阁总理。7月18日的施政演说事件和阁员的悉数被否定，已使其受到当头一棒，而自此之后的政局变幻也更加坚定了他的引退决心。

7月27日，陆征祥刚刚上任，参议院议员、同盟会会员刘彦、统一共和党党员谷钟秀便联名提出了对新总理的“失职”弹劾，咨请大总统免去陆的国务总理一职。

虽然，此次弹劾因出席议员不足《临时约法》规定的3/4而未能开议，但却再一次使陆征祥萌生了知难而退的念头。

于是，自此之后，陆便称病人医院不理政事。此次告假经再三连续，陆阁完全处于瘫痪状态。

袁世凯遂以内务总长赵秉钧代理了内阁总理。及至8月下旬，黎元洪与袁世凯相结合，以非法手段谋杀了张振武、方维，参议院藉此向政府提出弹劾，国务总理陆征祥亦在弹劾之列，陆于是就此止式提出辞呈，其辞呈于9月22日被批准。

从7月27日陆征祥到阁发表施政演说，并于组阁后称病入院，到8月20日赵秉钧以代理总理的身份走马上任，折腾得惊天动地的陆征祥“超然内阁”总共不过才存活20多天。其实陆征祥本人一天也没有正式到阁视过事。

5、黎元洪借刀杀人

直接导致陆征祥正式提出辞呈的是由张振武、方维被杀案所引起的参议院对他的连带弹劾。

张振武，湖北罗田人，原名尧鑫，字春山，更名竹山。早年东渡日本，入早稻田大学，研习法政，后经介绍，加入同盟会，并担任了同盟会湖北机关部的负责人。1908年因助徐锡麟在安徽安庆发动起义，于事败后遁走长崎，继续从事反清革命的宣传和组织工作，并成为辛亥革命的重要组织人之一。辛亥革命时期，张振武和当时武昌的另二位革命领袖孙武、蒋翊武三人被并称为“三武”。

武昌起义爆发后，张振武亲率士兵，与方维等人一道，冒死进攻湖广总督瑞徵的衙署，为民军夺取武汉立下了首功，并于起义后担任了湖北军政府的军务部次长，是一位对民国创建厥功甚伟的人物。

武昌起义之后，推选黎元洪为湖北军政府都督，就是由张振武的一力主持下促成的。

关于黎元洪假袁世凯之手杀害张振武、方维的原因，由《民立报》转载的《论黎元洪腾弄奸言罗织大狱簧惑社会欺妄天下之罪恶》一文中有过这样的揭露：

客秋八月十九日，武昌起义。二十三日，革命军欲推都督，拟举张为首领，振武以对军队资格持浅，不就。乃率众要求黎元洪身任此职。元洪大恐，号泣求免，众拟以枪，畏死而从命，遂举其为都督至今。然受职而后，了不视事。乃事成名就，尝刺骨当时起义者深知其底蕴，思有以逐渐诛灭以灭其口…乃渐浸而杀杨，而杀黄，而杀祝。凡杀一人，振武必遗书痛诋之，元洪丑不自容。又久刺骨振武为当日拟枪之领袖，恐振武此后稍稍在外间宣布其当日种种之情况，以动摇其副总统、参谋总长、湖北都督三缺优差之地位，思有以固其高爵全其福禄。旋复以累受责言，恼羞成怒，中风狂走，急不择阴。效秦桧莫须有之先型，赵高指鹿为马之成例，假手袁氏，以逞其毒。踌躇满志，善刃而藏。又以黎氏密事，张、方久亲，方当共皖，故欲同时快意，一发两穿，为一劳永逸之计。

这里关于黎元洪企图借袁世凯之手杀人灭口，以掩饰其最初混入革命队伍时的劣迹的记述是可信的。但是就当时实际情形来看，最为关键的原因还是在于张振武的存在对于黎在武汉的权威构成了严重的威胁。

革命胜利后，由于历史的原因，张对黎不免存有轻视，而黎对张也是深藏戒心。再加之张性格粗率，他们结仇甚深。据载，“在鄂时，（张振武）与黎元洪议事不合，辄出枪胁之，态度甚跋扈”。

事实上，这样的冲突在黎、张两人之间是经常发生的。

对此，黎自己是无可奈何的。但逐渐地，黎为坐稳自己在湖北的座椅，便萌生了借袁世凯之手除去张振武的念头，采用政治斗争屡见不鲜的手法—一借刀杀人。

在当时的武昌方面，对黎元洪持此种态度的，并非只有张振武一人，故当时被遣入京的除张振武之外，尚有孙武等十余人。但后来，惟张、方遇难，这当然是黎元洪对于自己的政治对手不敢斩尽杀绝，只好这样“杀鸡吓猴”罢了。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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