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罪犯因漏罪或者又犯新罪数罪并罚时的减刑

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

第二十一条被判处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罪犯在刑罚执行期间又故意犯罪，新罪被判处有期徒刑的，自新罪判决确定之日起三年内不予减刑；新罪被判处无期徒刑的，自新罪判决确定之日起四年内不予减刑。

罪犯在死刑缓期执行期间又故意犯罪，未被执行死刑的，死刑缓期执行的期间重新计算，减为无期徒刑后，五年内不予减刑。

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罪犯减刑后，在刑罚执行期间又故意犯罪的，依照第一款规定处理。

第三十三条罪犯被裁定减刑后,刑罚执行期间因故意犯罪而数罪并罚时，经减刑裁定减去的刑期不计入已经执行的刑期。原判死刑缓期执行减为无期徒刑、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减为有期徒刑的裁定继续有效。

第三十四条罪犯被裁定减刑后,刑罚执行期间因发现漏罪而数罪并罚的，原减刑裁定自动失效。如漏罪系罪犯主动交代的，对其原减去的刑期，由执行机关报请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重新作出减刑裁定，予以确认;如漏罪系有关机关发现或者他人检举揭发的，由执行机关报请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在原减刑裁定减去的刑期总和之内，酌情重新裁定。

第三十五条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罪犯，在死刑缓期执行期内被发现漏罪，依据刑法第七十条规定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缓期执行的，死刑缓期执行期间自新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已经执行的死刑缓期执行期间计入新判决的死刑缓期执行期间内，但漏罪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除外。

第三十六条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罪犯，在死刑缓期执行期满后被发现漏罪，依据刑法第七十条规定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缓期执行的，交付执行时对罪犯实际执行无期徒刑，死缓考验期不再执行，但漏罪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除外。

在无期徒刑减为有期徒刑时，前罪死刑缓期执行减为无期徒刑之日起至新判决生效之日止已经实际执行的刑期，应当计算在减刑裁定决定执行的刑期以内。

原减刑裁定减去的刑期依照本规定第三十四条处理。

第三十七条被判处无期徒刑的罪犯在减为有期徒刑后因发现漏罪，依据刑法第七十条规定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无期徒刑的,前罪无期徒刑生效之日起至新判决生效之日止已经实际执行的刑期，应当在新判决的无期徒刑减为有期徒刑时，在减刑裁定决定执行的刑期内扣减。

无期徒刑罪犯减为有期徒刑后因发现漏罪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无期徒刑的，在新判决生效后执行一年以上，符合减刑条件的,可以减为有期徒刑，减刑幅度依照本规定第八条、第九条的规定执行。

原减刑裁定减去的刑期依照本规定第三十四条处理。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2016年11月14日，法释〔2016〕23号）

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参考性案例

石加肆盗窃案（《刑事审判参考》指导案例第1082号）

被告人石加肆（冒名石启发）实施盗窃行为，江阴市人民法院于2007年9月作出（2007）澄刑初字第849号刑事判决，以盗窃罪判处石启发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刑期自2007年5月6日起至2011年11月5日止），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元,继续追缴石启发犯罪所得发还被害人。交付执行后，江苏省镇江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0年4月作出（2010）镇刑执字第1121号刑事裁定，对罪犯石启发减去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十五日（减刑后的刑期至2010年4月20日），罪犯石启发于2010年4月20日刑满释放。

2014年2月至3月间，被告人石加肆多次伙同龙玉海（已判刑）多次入户盗窃，盗窃财物价值共计人民币9800余元。

2014年7月，江苏省海门市人民检察院发现2007年被江阴市人民法院判刑的“石启发”非真实的石启发，系他人冒名顶替。经审査,（2007）澄刑初字第849号刑事判决中的石启发的真实身份为石加肆。2014年9月9日，江阴市人民法院针对前罪作出（2014）澄刑监字第0004号再审决定书，决定对（2007）澄刑初字第849号提起再审，并于2014年11月6日作出（2014）澄刑再初字第0005号刑事判决书:撤销本院（2007）澄刑初字第849号刑事判决;被告人石加肆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6000元;继续追缴被告人石加肆犯罪所得,发还被害人。

本案的前罪原审判决虽已被依法撤销,但被告人服刑期间的减刑裁定如何评价在实践中尚存争议。有人认为，减刑是基于被告人服刑期间的行为、人格作出的评价,一经法定程序作出即具有法律效力，不应因漏罪或者新罪的裁判而撤销已经依法作出的减刑等裁定，否则将有损减刑的严肃性和权威性。

我们认为，减刑的深层动因在于人身危险性的良性变化。在本质上,减刑是对原判执行过程的改变，并非对原判判决的改变。刑罚执行虽以判决确定的刑罚为执行内容,但并不仅仅是裁判权的附庸,刑罚执行本身具有相对独立性:刑罚执行过程中可以根据犯罪人的悔改表现或者立功表现，对判决所确定的刑罚依法加以调整。进入刑罚执行阶段，犯罪已成客观事实，犯罪性质不再发生变化,犯罪行为本身不存在使刑罚变更的原因；而犯罪人是鲜活的个体，其个体情况和改造程度的变化差异构成刑罚变更的基础。犯罪人从服刑初始被动接受法律制裁到为了缩短承受刑罚痛苦的时间而积极改造直至逐渐降低犯罪意愿并使自身行为符合社会利益的过程，根本上是其人身危险性趋向减弱的动态变化。但漏罪的发现或新罪的实施恰恰否认了被告人人身危险性弱化的可能性，与减刑的初衷背道而驰。因此，被告人在前罪服刑期间经减刑裁定减去的一年六个月十五天不能计入已经执行的刑期，即前罪实际执行的刑期为二年十一个月十五天。

——《刑事审判参考》2015年第2集（总第103集）

朱林森等盗窃案（《刑事审判参考》指导案例第1011号）

对于“罪犯被裁定减刑后，又犯新罪”的解释,我们认为应当包括以下两种情形:一种情形是，罪犯被裁定减刑后，在继续服刑的监狱内“又犯新罪”；另外一种情形是，罪犯被裁定减刑后，又因其他原因，如假释、保外就医等在社会上“又犯新罪”。结合刑罚执行的相关理论，可以认为，不管是哪一种情形，都属于“在原判刑罚的执行期间又犯新罪”。朱林森一案就属于第二种情形。对于第二种情形，我们认为，假释是一种刑罚的执行方式，只有在假释期间遵守法定的义务，假释期限届满后，剩余的刑期才不予执行，假释在性质上是一种附条件的不执行。也就是说，只有假释期限届满，而且被假释的罪犯遵守相关规定，没有再犯新罪或者被发现尚存漏罪，那么原判刑罚就视为执行完毕。在原判刑罚视为执行完毕之后,“罪犯”（服刑完毕的罪犯应当视为普通的公民，“罪犯”的称谓应当限于人民法院宣判之后至服刑完毕之日）再犯新罪的，可能成立累犯，但是不可能再与已经执行完毕的犯罪进行数罪并罚的问题。在朱林森上诉一案中,上诉人朱林森尚在假释期间，假释期限尚未到期，因此假释期间的时间范围应该视为原判刑罚的执行期间。按照最高人民法院的规定,在刑罚的执行期间，又犯新罪的，应当数罪并罚，而且经减刑裁定减去的刑期不计入已经执行的刑期。

—《刑事审判参考》2014年第4集（总第99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