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陈伯达被关押入狱，大声高喊了一句话，主席听后留他一命​

毛主席是位雄韬伟略、知识渊博的领袖，在他的身边也有一些写作能力出众的秘书，其中有一位秘书堪称毛主席手下的“一支笔”，他就是陈伯达。陈伯达有位有能力的秘书，也是毛主席秘书中职位升得最高的秘书，他曾是中共第五号人物，可他也是一位急功近利的人物，当他风光八面的时候，完全忘记了党性与原则，最终成为历史的罪人，以他犯下的罪行难以逃脱严惩，可因他喊了一句话而留下了性命。

陈伯达的才能值得认可，他也曾做过有益于党和人民的工作，他的前半生仍是可圈可点的，自从1924年他接触到马列主义理论思想，他便开始心向革命，只是他最初加入的是国民党。当蒋介石发动政变之后，陈伯达经受住严峻的考验，在1927年时又加入了共产党，能够看出那时的他还是一位政治思想清明的学者，是信念与坚持让他从苏联留学回国后奔赴延安。

初到延安时，曾一直负责宣传工作的陈伯达被组织上安排到陕北公学当教员，当延安成立马列学院时，他又被邀请到马列学院讲课。陈伯达出生在一个破落的秀才之家，从小在父亲的影响下接受传统知识教育，也是在幼时起打下了扎实的古代哲学知识基础，毛主席在一次辨论会中领略到陈伯达的才华，之后闲谈时得知陈伯达开过先秦诸子课，二人便有了共同话题，毛主席非常赏识陈伯达对中国古代哲学产生的独到见解，于是他成为了毛主席的秘书。

陈伯达在延安时期表现非常积极，他执笔写出了《墨子哲学思想》引起了毛主席的浓厚兴趣，毛主席的书信通常很短，却因为陈伯达的这篇文章写了好几页纸的感想，之后又给陈伯达拟定了四个研究课题，都是有关抗战时期的内容，陈伯达在毛主席的指点下做出了大量的资料搜集工作，使陈伯达的研究工作由古代转向现实生活。

陈伯达没有辜负毛主席的重托，他在1943年写出了《中国之命运》一文，针对蒋介石的中心论点进行“反击”，这篇文章让陈伯达一夜成名，被周总理夸赞为“我们党的最好的理论家”。陈伯达深受毛主席赏识，又得到周总理肯定，陈伯达在建国后曾先后担任中宣部副部长，国家计委副主任等职务，特殊年代来临时，他的政治生涯逐渐走上巅峰。

1969年，陈伯达进入政治局，并成为正国级领导，而陈伯达之所以上升速度之快，其主要原因就是他擅长在风潮之中积极鼓吹，他的个人才华全都用在政治投机上，刘、邓等革命元勋因受他的迫害而身陷困境，而他却是节节攀升。见惯了权力的好处，陈伯达也变得野心勃勃，与阴谋集团勾结在一起，企图获得更大的政治权力。

陈伯达周旋于江、林二人之间，之后攀附上林彪，他坠入权力中心逐渐迷失自我，他在1970年的庐山会议上不顾大会议程大谈特谈“天才”问题，他曾犯下很多过错，而自己却浑然不知，毛主席责令陈伯达做检讨，自此陈伯达政治生命宣告终结。

九一三事件后，已经被隔离审查的陈伯达被开除党籍，并且被逮捕入狱，他之前经常与阴谋集团接触，手里掌握大量的证据，江青担心陈伯达供出这些罪证，她给陈伯达扣上了特务的帽子，想要置其于死地。陈伯达那时才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他在被抓时大喊自己是“特务”，同时又让抓捕他的人转告毛主席：“自己在阜平是做过好事的”。

陈伯达之所以这样说，是想提醒毛主席当年在阜平发过的一件事：那天毛主席正在房中休息，国民党的轰炸机在上空飞过，当时所有人都没有反应过来，只有陈伯达冲到毛主席的房中并将其叫醒，接着他们迅速撤离到安全地带。众人刚刚躲进防空洞，炸弹瞬间炸毁了他们撤离的房子，前后仅有几十秒的时间，陈伯达救了毛主席一命。

陈伯达深知毛主席是念旧之人，他提起“做过好事”就是间接地在为自己“辩护”，证明自己并不是特务，如果他是特务，当初就不会救毛主席一命。毛主席自然明白陈伯达的用意，此事保下陈伯达一命。陈伯达最终被判刑18年，在1981年获得保外就医，晚年他每天读书、研究资料，1989年病逝，终年85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