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悲鸿的死,是一个永远无法补偿的巨大损失!”站在徐悲鸿的遗体旁,周总理痛心地对在场的人说道:“为什么让他带病从早到晚开会?以后绝不允许再有这种情况发生!”
徐悲鸿生命最后的日子
“悲鸿同志,我们又见面了!”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的庆祝宴会上,周恩来一进宴会厅,远远地就看到了徐悲鸿,快步穿过人群紧紧握住了徐悲鸿的手。徐悲鸿兴奋地一时间语塞,连连点头表示回应。
徐悲鸿和周恩来相识于1924年的巴黎,当时徐悲鸿在巴黎公社社员墙前写生,遇到了到这里凭吊英烈的周恩来。他乡遇同胞,两人倍感亲切,再加上两人同样抱有振兴民族的宏大志向,很快就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
抗战爆发后,徐悲鸿受邀前往武汉负责从事绘画木刻工作,在遭到国民党人冷遇后,徐悲鸿愤然离去,到南洋等地举办画展,收入全部用于救济祖国的难民。在蒋介石50岁生日之际,张道藩曾打算请徐悲鸿为蒋介石画幅肖像,结果遭到徐悲鸿严词拒绝:
“假如抗日民众要我画像,我将不胜荣幸。”
对于这样一位爱国、正直的著名画家,周恩来一向十分关心。抗战胜利前夕,周恩来听说徐悲鸿身陷贫病交加的境地,特意让郭沫若带着红枣和小米前去看望。
1946年,徐悲鸿接任北平艺术专科学校校长一职,当时很多朋友都劝他不要北上,留在南京将更为安全。可徐悲鸿途经上海遇到周恩来之后,周恩来却鼓励他:“我希望你能把北平艺专办好,为人民培养一批有能力的美术工作者。”
周恩来鼓舞人心的话语,让徐悲鸿更加坚定了北上的信心。到任之后,徐悲鸿为了保护进步师生,特意在校门外挂了一块“艺术至上”的牌子,并且坚决拒绝国民党要求开除进步师生的无理要求。
北平解放前夕,国民党当局要求北平艺专南迁,将美术界和音乐界的中坚力量全部带走,而徐悲鸿听从了周恩来“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离开北平,尽可能在文化界多为党做些工作”的嘱咐,坚定了留在了北平,迎来了北平的和平解放。
“你在美术界的影响很大,希望你继续做更多的工作。”再见到徐悲鸿,周恩来热切地嘱咐道:“你还要好好注意健康啊!”
1951年,徐悲鸿放下手中的工作,前往山东导沂水利工地体验生活,准备创作一幅反映改造山河的现实生活的油画。带着大量素材回到北京之后,徐悲鸿投入了紧张的创作之中,结果突发脑溢血,半身瘫痪。
周恩来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指示组成医疗小组抢救徐悲鸿。整整四个多月后,徐悲鸿才得以从床上坐起来,一直到1953年的春天,徐悲鸿才能够逐渐下床活动。
在妻子廖静文的搀扶下,徐悲鸿来到学校,挨个教室察看学生们的学习情况。当看到学生们都在用所谓“学习苏联”和“民族化”的方法画素描时,徐悲鸿痛心地说:
“我病了一年多,给学生们带来这样大的损失,心里真难受!”
于是,在这一年的暑假即将来临之际,徐悲鸿在廖静文的陪伴下重新回到了讲台,将自己所学的知识尽可能地教给即将毕业的学生。送走了这一批学生后,徐悲鸿又开始为中央美院和浙江美院的教师讲课,亲自为每一个人指导。
新的学年开始后,徐悲鸿亲自参加了美院附中的开学典礼。全国文艺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开幕后,徐悲鸿一直坐在主席台上,聆听周总理的报告。周总理在中间休息时曾劝他早点回家休息,但徐悲鸿说什么都不肯,一直听到最后。
大会结束后,徐悲鸿又去参加欢迎波兰代表团的晚宴,结果就在宴会过程中,徐悲鸿感到不适,被人扶到了休息室的沙发上。正在家中准备晚饭的廖静文急忙赶到会场,徐悲鸿深情地望着妻子问道:
“孩子们怎么没有来?”
说着,徐悲鸿示意妻子拿来纸笔要写遗嘱,结果遭到急救站医生的阻拦,说徐悲鸿脉搏和呼吸都正常,还是让他安静为好。等救护车将徐悲鸿送到北京医院,外国专家作检查的时候,徐悲鸿忽然示意廖静文给自己拿个盆,然后俯身呕吐起来。
“医生,他不是别的病,是脑溢血,请赶快采取措施抢救吧。”有了上一次脑溢血的经验,廖静文立刻判断出了徐悲鸿的病症。结果外国专家却不耐烦地说:
“治病是我的事,你不必管!”
就这样,廖静文看着徐悲鸿痛苦地挣扎着,不多时就陷入了昏迷,直到呼吸逐渐停止下来……
相差28岁的爱情
“悲鸿!悲鸿!你跟我回家吧!让我们一同回去吧……”廖静文发疯似的扑在徐悲鸿尚未冷下来的遗体上失声痛哭,周围的人们赶忙将她拉开,将她扶出病房,送她回家。
廖静文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的家,只是隐喻记得很多人都在哭,徐悲鸿的好友田汉双手捂脸抽泣,自己的一双儿女不停叫喊着自己。等清醒过来的时候,廖静文看着阳光下徐悲鸿的写字台,又失声痛哭起来。
拖着沉重的脚步,廖静文一步步走到了太平间,最后一次替徐悲鸿换衣服。徐悲鸿生前患有肠痉挛,贴身穿着一件棉布背心以防受凉,是廖静文亲手缝制的。可当廖静文想给他换一件干净的背心时,徐悲鸿一向灵活的手臂却僵硬了:
“你就让我替你穿上这件背心吧,不然我不会放心的……”
由于背心套不上去,廖静文只得将背心盖在徐悲鸿的腹部,然后替他穿上一身崭新的中山装和一双新皮鞋。从徐悲鸿的旧衣服里,廖静文摸出了一块旧怀表和三颗水果糖,一想到徐悲鸿在宴会上还想着自己和两个孩子,廖静文不禁又痛哭起来。
安葬了徐悲鸿,廖静文回到家之后,仿佛自己也进入了坟墓一般,曾经充满了欢声笑语的房子,如今变得空空荡荡。廖静文就这样默默地在房子里走来走去,看着徐悲鸿曾经用过的东西,又陷入了无尽的回忆之中……
1942年,刚刚高中毕业的廖静文跟着文工团来到桂林义演,当看到重庆“中央美术学院”筹备处招考图书管理员的消息后,廖静文记下了时间和地点,准备前往应试。
笔试当天,廖静文一口气将几张试卷写得满满的,匆忙交卷后就赶回文工团排练,考试的事情很快就忘得一干二净,结果没过多久,廖静文又接到了“中央美术学院”的口试通知。
口试当天,是廖静文第一次见到担任主考官的徐悲鸿。经过一番问答之后,徐悲鸿当场决定录用廖静文。自此,廖静文开始了一段新的人生旅程,跟着徐悲鸿和他的学生一起,整理徐悲鸿多年来收藏的中外文艺和绘画书籍。
很快,徐悲鸿就被廖静文身上那种青春女性的美所吸引,他开始用各种方式画廖静文的肖像,对廖静文的倾慕之情也与日俱增。而廖静文通过整理徐悲鸿的藏品,和对徐悲鸿过去的了解,被徐悲鸿深深感动了。
“如果我再少十年,你再大十岁该多好……”终于有一天,徐悲鸿不无遗憾地对廖静文说道。为此廖静文泪流不止,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廖静文决定跨越年龄的阻碍,为徐悲鸿奉献一生。
这段相差28岁的爱情并不被世俗所看好,首先发难的就是徐悲鸿的发妻蒋碧微。蒋碧微不知从哪里找到廖静文父亲和姐姐的地址,写信指责廖静文破坏她的家庭。其实蒋碧微和徐悲鸿当时并没有经过法定的结婚手续,二人虽然有孩子,但也只是同居关系。
迫于家庭的压力,在徐悲鸿的支持下,廖静文前往金陵女大读书,可每每想起孤寂的徐悲鸿,廖静文又变得寝食难安。当时徐悲鸿在成都办画展,还没结束就病倒在床上。廖静文得知后急忙请假前去照顾,可徐悲鸿又急于回重庆忙工作,在徐悲鸿出发的前一天,廖静文终于下定了决心:
“陪先生一同回重庆,尽快和他结婚。”
为了说服父亲和姐姐,廖静文决定回贵阳家乡当面说明一切,徐悲鸿也亲自到贵阳,和廖静文的家人进行了一次长谈。最终,徐悲鸿和廖静文在贵阳正式举行了订婚礼,并登报声明与蒋碧微断绝同居关系。
为了偿还蒋碧微断绝关系时索要的钱和画,徐悲鸿整日扑在工作上,身体开始出现异样。经过检查,大夫告诉廖静文,徐悲鸿随时有脑溢血的危险,而且还有严重的肾炎。
当时不少人都劝说廖静文赶快离开徐悲鸿,廖静文却坚决不肯,并坦言如果徐悲鸿就这样死去,她绝不占有那些作品和收藏。在廖静文无微不至的照顾下,徐悲鸿的身体逐渐康复,也偿还了蒋碧微索要的赔偿。
经过这一段严峻的考验,徐悲鸿和廖静文的感情有增无减,可谁能想到两人还没享受几年幸福的时光,徐悲鸿就匆匆离开了人世。
为了一双儿女,为了徐悲鸿的遗愿,廖静文感到自己必须坚强起来。思来想去,廖静文觉得自己只有离开这里,才能摆脱徐悲鸿离世的痛苦,因此,廖静文准备到北京大学去学习,并将徐悲鸿所有的作品和收藏全部捐献给国家。
“如有困难,请告知为盼!”
在整理徐悲鸿的遗物时,廖静文发现了一幅奔马图,她知道这幅画是徐悲鸿准备送给毛主席的。于是,廖静文将这幅画装裱之后,托人给毛主席送了去。毛主席收到信和画之后,感慨万千。
毛主席最早关注徐悲鸿是在1948年底。当时一大批民主人士来到西柏坡,毛主席在接见田汉时,得知徐悲鸿仍滞留在北平,便托田汉设法转告徐悲鸿,希望他不要离开北平,新中国需要他这样的艺术家。
听了田汉的谈话,徐悲鸿毫不犹豫地留了下来。北平解放后,徐悲鸿当选全国美术工作者协会主席,后又被全国文联推选为政协代表。在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上,徐悲鸿见到了毛主席,还一起讨论了国旗、国歌等问题。
在徐悲鸿的建议下,《义勇军进行曲》被定为新中国代国歌。
新中国成立以后,徐悲鸿被任命为中央美术学院院长,毛主席在徐悲鸿的请求下,亲自题写了“中央美术学院”校名。次年国庆节,徐悲鸿受邀登上天安门,毛主席还关切地询问他学校办得怎么样。
1953年是毛主席六十岁寿辰,徐悲鸿决定给毛主席奉上一幅奔马图以表祝贺,可惜还没等到毛主席生日,徐悲鸿就离开了人世。当毛主席生日前夕收到廖静文转来的奔马图时,毛主席亲自写了一封复信:
“十月间的信和徐先生所绘奔马,早已收到,甚为感念。兹派田家英同志询问你的情况,如有困难,请告知为盼!”
复信虽短,却字字沉重,廖静文看过之后感动得痛哭流涕,托田家英转告对毛主席得感谢,并表示一定将孩子抚养成人,让他们继承徐悲鸿的遗志。
1954年9月,徐悲鸿纪念馆成立,周总理亲笔题写了“悲鸿故居”匾额,以表对徐悲鸿的尊重和怀念。廖静文到北京大学学习后,趁着暑假前往徐悲鸿生前待过的地方,体会当年徐悲鸿的困苦经历。
1957年,廖静文开始担任徐悲鸿纪念馆馆长,在工作中她继续搜集有关徐悲鸿的资料,为撰写徐悲鸿传记做准备。然而,正当廖静文准备动手开始写作的时候,一场政治风暴席卷全国,徐悲鸿也被定为三十年代以来最反动的权威。
作为徐悲鸿纪念馆的馆长,同时又是徐悲鸿的妻子,廖静文不可避免地遭受到了冲击,不但多年搜集的资料几乎全部被毁,徐悲鸿的墓碑还被砸毁。为了不让徐悲鸿的作品和收藏遭到破坏,廖静文冒着危险给周总理写了一封信。
在周总理的关心下,徐悲鸿纪念馆的所有藏品送到故宫博物院保管,并且周总理多次对徐悲鸿的人品和艺术进行了高度评价,给了廖静文极大的支持和安慰。
1967年,原来的徐悲鸿纪念馆由于修地铁被拆,五年以后,廖静文鼓起勇气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要求兴建徐悲鸿纪念馆。毛主席将此事转批给了周总理,周总理特意派人和廖静文商谈恢复兴建徐悲鸿纪念馆一事。
带着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批示,廖静文跑遍了北京的大小部门,终于在1983年,徐悲鸿纪念馆在北京新街口大街落成。此时的廖静文已经迈入年衰时期,但令人欣慰的是,她的一双儿女继承了父亲的遗志,不遗余力地帮助母亲宣传父亲的艺术业绩。
1995年,廖静文筹划组织“徐悲鸿百年诞辰”纪念活动,不仅邀请国内外学者参加,还请到国家领导人前来祝贺。以徐悲鸿纪念馆为阵地,廖静文每年都开办进修班,培养了大批美术专业人才,同时在廖静文的影响下,徐悲鸿遗留下的四个孩子,最后都走上了徐悲鸿的艺术道路。
从决定嫁给徐悲鸿的那一刻起,廖静文就走上了一条为徐悲鸿奉献到底的不归路。每年的清明节,廖静文总会到徐悲鸿墓前大哭一场,夜晚又会对着徐悲鸿的遗像,长歌当哭抒发心中的思念。在徐悲鸿离世后的几十年里,孤独和思念始终伴随着廖静文,她曾说:
“他在天堂里,我到天堂去找他;他在地狱里,我去地狱里寻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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