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率高不是问题：问题在于如何反哺社会大分配

去年两会提出过一个目标，一个非常利民的目标，即财政收入用于民生的占比要达到百分之七十。

这是一个什么概念？现在财政用于民生的占比为百分之五十三。郎咸平表示不服，因为缺少一个定义。

怎样才算用于民生？是修建一条便民之路去完成 gdp 的计划目标，还是大幅提高了医疗、教育、养老等社会保障支出？

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而郎咸平的数据只有百分之二十。

现在既然不提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带着以人民为中心的经济就要继续努力。

西方发达国家又是什么水平？平均水平在百分之八十以上，比如美国是百分之八十二。

我们是一个企业税很高的国家，取之于企业，最终是取之于民，当然也要用之于民，至少比重上不能落后太多。

清华大学教授白崇恩有一个数据研究说，中国五项社保的法定缴费之和已经达到了工资水平的百分之四十，是 G7 国家的三点八倍。而中国税收占消费价格的比重为百分之六十四，是商品本身价值的一点八倍。

白崇恩的数据说明，中国的确是一个强势的财政，税收比较高。

其实这本身不是最根本的问题，关键在财政怎么主导社会大分配。

可以说在过去一个相当长的美好时期内，由于经济的高增长，就业岗位在增加，居民收入总体上预期比较乐观。我们的办公室精英们理所当然的接受了这种乐观，没有在经济高增长时期同步提高居民收入在 gdp 中的占比，错过了时间窗口。

现在这个问题为什么突出出来？因为居民收入占比低不完全是社会问题，也定义了经济发展的趋势。当积累与收入严重不平衡时，市场开始出现反噬，就会出现需求不足的现象，高增长就失去了可持续性。

对财政而言，挑战也是直接的。企业在产能过剩的周期中不可能继续扩大税基，相反由于税率过重，无法修复利润表和负债表，裁员降薪直接影响到民生。老百姓缺少对未来就业与收入的预期，消费将趋向于保守，成为一种非良性的循环，这就是今天所面对的局面。

另一方面，房地产也是典型的例子，房子卖不动了，全国各地方财政将集体入不敷出，要通过发行特别国债保持运转，这就是反噬。

所以不在乎取之于民的有多少，在于取之于民要回馈。积累与收入的平衡不仅仅是社会问题，它也定义着经济发展的格局。反之积累与收入的平衡也不仅仅是经济问题，它也是社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