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家上市企业高管，被解除留置！

作 者丨崔文静

编 辑丨朱益民

图 源丨图虫

国庆假期后的第一个交易日，大胜达官宣其实控人、董事长方能斌被解除留置，这距离方能斌被实施留置过去55天。

如同大胜达一样，高管留置数月后“放回”，如此案例年内已有16个，涉及省份11个。

一“带走”一“放回”，间隔时间最短的有11天。

如果将实施留置且尚未“放回”的公司计算在内，根据Wind数据，截至10月10日，年内相关上市公司已经多达30余家。而在过去三年间，高管被留置的上市公司合计仅有31家。

上市公司一旦公告高管被留置，其股价往往暴跌。以大胜达为例，在其披露实控人、董事长被带走的8月14日，股价跌停。

面对上市公司高管被带走与随之而来的股价大跌，有受访人士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高管被带走的企业，多与证券违法违规行为关系不大，但接踵而至的股价大跌却波及资本市场投资人。”

有知情人士向记者表示，“被留置的企业高管此前多曾有向落马贪官行贿行为。”

9个月内16家上市公司高管被“带走”又“放回”

根据大胜达日前公告，其实控人、董事长方能斌已经被洛阳市西工区监察委员会解除留置。方能斌已能正常履行大胜达董事长、法定代表人等职责。

55天前的8月14日，方能斌被“带走”，实施留置、立案调查。

高管被监察委“带走”又“放回”，大胜达远非个例。记者通过Wind数据梳理发现，截至10月10日，年内曾有类似遭遇的上市公司至少包括16家。如果将被“带走”、尚未解除留置的上市公司计算在内，今年以来多达30余家。

而在过去三年间，高管被实施留置的上市公司共计31家。

值得注意的是，年内上市公司高管被留置还具有五大特征。

特征一，上市公司高管从被“带走”到“放回”，所隔时间相对不长。

1月—5月被带走的17家上市公司高管中，尚未被解除留置的只有华是科技、亚钾国际、天娱数科三家。

从“带走”且“放回”的16个年内案例来看，间隔时间最长的177天，最短的11天。

今年9月7日，传音控股公告称财务负责人被辽宁省丹东市振安区监察委实施留置；根据传音控股9月17日公告，该财务负责人已经被解除留置。

除了传音控股，留置时间在三个月以内的上市公司还有9家，分别为阳普医疗（34天）、劲嘉股份（43天+51天）、侨银股份（45天）、天宜上佳（46天）、大胜达（55天）、老百姓（60天）、瑞和股份（66天）、百润股份（86天）、勘设股份（90天）。

其中，劲嘉股份高管两次被“带走”，两次实际留置时间均不足2个月。

3月15日，其实控人、董事长被巴中市恩阳区立案调查并留置；43天后的4月27日被解除留置。5月1日，劲嘉股份副总经理被大连市金州区立案调查并留置，51天后的6月21日解除留置。

特征二，被“带走”的上市公司高管大多为民营企业的一把手，个别为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

特征三，被“带走”的上市公司所涉区域较为广泛。

记者梳理年内被“带走”又“放回”的16家上市公司发现，涉及省市多达11个，包括辽宁省、河北省、四川省、湖南省、河南省、陕西省、贵州省等。

如果将尚未解除留置的计算在内，所涉省市自治区将多出6个，分别为上海市、湖北省、浙江省、云南省、甘肃省、宁夏回族自治区。

特征四，被区县级留置的上市公司数量更多。

比如，留置百润股份董事长的是陕西省汉中市南郑区，留置超越科技实控人的是安徽省马鞍山市和县，留置思科瑞和国光电气受控人（两家为同一实控人）的是河北省廊坊市永清县，留置凯瑞德的是湖北省荆门市掇刀区，留置*ST大药的是云南省临沧市镇康县，留置威士顿的是河南省洛阳市洛宁县，留置雪榕生物的是甘肃省兰州市永登县。

特征五，上市公司高管一旦被留置，往往伴随股价暴跌。

典型如大胜达，其8月14日披露实控人、董事长被留置，当日，大胜达股价跌停，跌幅9.95%。

再比如年内两次被留置的阳普医疗，其4月8日首次官宣高管被留置时，股价大跌13.09%；7月8日高管再次被留置时，股价当日缩水7.35%。

相关部门再提严禁“违规异地执法”

过去三年间高管被留置的上市公司仅有31家，今年截至10月10日，年内高管新被留置的上市公司数量已经30余家。

据知情人士透露，企业行贿官员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为了在违背公平性的基础上获得特别支持，比如拿到本无资格获得的政策优惠。另一类则是为了不成为其他企业行贿之下的“牺牲品”，不失去在公平之下理应获得的相关政策支持。

年内被留置的上市公司高管以实控人、董事长、总经理为主。相较于其他高管，掌门人被“带走”对上市公司股价的打击更为沉重，如果掌门人迟迟不被“放回”，无法执掌公司，上市公司将会新增系列问题，严重者可能会导致大量客户流失，继而导致经营困难、股价暴跌。

年内1月—5月被带走的17家上市公司高管中，已经被“放回”的占比82.35%。

部分学者将此类事宜与非税收入的增加进行了关联。东北财经大学国民经济工程实验室主任周天勇此前曾公开发文称，非税收入大幅度增长应当引起警觉和紧急制止。

他提到，地方行政乱借债、乱收费和乱罚款强势泛起。各个地方利用纪检、税务、工商、公安、环保、交安、安全、运政、城管和农管机构，以及其他土地、建设和应急等监察执法大队等，进行乱收钱乱罚款，且来势很猛。

相关数据显示， 2024年1月—4月，包括罚款、没收和扩大其他行政收费等在内的非税收入同比大增9.4%；与之相反，税收收入下降4.9%。

针对行贿之下的留置，周天勇特别提到，“一个行政和司法等公务人员，受贿时，往往向几十个企业索贿”。“罚没和其他行政收费大幅度增长，应当引起警觉和紧急加以制止。”周天勇提到。

还有个别地方执法部门违法违规异地抓捕民营企业家，违规查封、冻结甚至划转外地企业和个人财产，已经引起相关部门重视。

10月8日召开的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发展改革委主任郑栅洁即明确，要加大助企帮扶力度，规范涉企执法、监管行为；进一步规范行政执法单位涉企行政执法行为，更多采取包容审慎监管和柔性执法方式，不能违规异地执法和趋利执法，不能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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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编辑 金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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