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公的事业达到成功的巅峰

周公的事业达到成功的巅峰

从流传下来的历史文献来看，周公的成就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其一，军事上的成就。周公在周王朝立足未稳的情况下，二次克殷，统一东方，建立以成周为中心的军事中心。

灭殷后的第三年（公元前1024年），管叔、蔡叔鼓动起武庚禄父一起叛周。起来响应的，有东方的徐、奄、淮夷等几十个原来同殷商关系密切的大小方国。这对刚刚建立三年多的周朝来说，是个异常沉重的打击。如果叛乱不加以克服，周王朝就会面临极大困难，周文王惨淡经营几十年建立起来的功业就会被毁掉，周王室处在风雨飘摇之中。

在王室内部，也有人对周公称王持怀疑态度。这种内外夹攻的局面，使周公处境十分困难。周公首先稳定内部，保持团结，说服太公望和召公奭。周公统一了内部意见之后，于第二年（前1023年）举行东征，讨伐管、蔡、武庚，稳定周朝的统治。

周公以商朝灭亡和“三监”等武装反叛活动为鉴，特别重视奴隶主贵族及其子弟的政治道德教育、治术教育和勤政教育，要求“敬德保民”“明德配天”“明德慎刑”“有孝有德”“力农无逸”等，主张充分发挥“颂”“诰”对奴隶主及平民的教育作用，并提出以治绩考察选任官吏的原则。

八师戍守：二次克殷之后，周公认为，有必要扩建直属国家的武装力量，于是，对三监的军队进行收编，又另建了一支八师，主要由周人组成，驻守在以新筑的成周为中心的的河洛地区的政治中心，戍守周天子，所以称为“成周八师”。成周八师，是周公东征后，开始驻守成周（洛邑，今河南洛阳）的军队。大约二万人。主要任务是镇抚南夷。

周公将殷移民迁到成周城，又收编驻守商故地的军队，建立殷八师，大约二万人。主要任务是镇抚东方及监视殷遗民。

同时，编制西六师，保卫以镐京为中心的周人兴起之地的西土，因位于西部，所以称“西六师”，主要由周人组成。

成周八师、殷八师、西六师，由周天子亲自委派的大贵族或大官僚担任指挥官。由此可见，周天子掌握的军队有十数万人之多，这就有效地保证了奴隶制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

其二，政治经济上的成就：在政权与各种制度的建设方面，周公继承损益前代制度，制定了一套完整的典章制度。例如：封建制度、宗法制度、井田制度等，井然有序。使政治上有君臣上下之分，有等级之别；在宗法上有大宗、小宗之别；在经济上分公田、私田，使民不失耕。

周在周公之前也没确立嫡长制，继太王的不是泰伯和仲雍，而是季历。武王有兄名伯邑考，文王却以武王姬发为太子。自周公以后，历“成王、康王、昭王，穆王、共王、懿王”，除去孝王外，直到幽王都是传子，这不是偶然的，这种嫡长子继承制的确立，应归功于周公。

嫡长子继承制确立以后，只有嫡长子有继承权，这样，经过法律的确定，在正常情况下免除了支庶兄弟争夺王位的危险，起到稳定和巩固统治阶级秩序的作用。

嫡长子继承制是宗法制的核心内容，周公把宗法制和政治制度结合起来，创立了一套完备的服务于奴隶制的上层建筑。周天子是天下大宗，而姬姓诸侯对周天子说来是小宗；这些诸侯在自己封国内是大宗，同姓卿大夫又是小宗；这样，组成一个宝塔形结构，它的顶端是周天子。

周代大封同姓诸侯，目的之一是要组成这个以血缘纽带结合起来的政权结构，它比殷代的联盟形式前进了一大步。周代同姓不婚，周天子对异姓诸侯则视为甥舅关系。血缘婚姻关系组成了周人的统治系统。

其三，文化方面的成就：在文化上，周公提出了“明德慎罚”的道德规范，制定了完整的礼仪仪式，此外，周公曾经提出了“敬德保民”，制礼作乐，建立典章制度。其言论见于《尚书》诸篇，如《金縢》《无逸》等。周公对易经创作也有贡献。周公受孔子推崇，被儒家尊为圣人。周公思想对儒家的形成起了奠基性的作用，汉代儒家将周公、孔子并称。

完善礼乐：周公制礼，是周公一生最主要的功绩之一。礼发源极早。“礼”字在殷商时期甲骨文中已经出现，据《说文解字》“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判断，最初的礼，只是人们祈求鬼神的特定仪式。周公“制礼”则是为了满足安排祭祀秩序的需要，根据血缘关系和等级身份，分别制定尊卑之间，长幼之间，亲疏之间，各自的不同行为规范。周公之“礼”，把礼原初的“事神致福”之意淡化，从规定不同身份的人等，应该遵行的礼仪出发，最终，成为宗法等级制度的依据和标准。

孔子曾说：”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初的礼乐，是沿袭夏、商而来的，不过，在周初，由以周公为首的西周贵族陆续加以厘定、增补、汇集、渐渐成为法定的制度。《礼记·礼器》云：“经礼三百，曲礼三千。”夏商的礼乐主要用于敬神和庆典；《说文解字》云：“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荀子·礼论》云：“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师，是礼之三本也”。经过周公修订的礼乐，则主要是用来维护社会等级制度，和宣扬道德理想，与其说，周公制礼作乐，不如说，周公对殷礼进行了一番改造，以适应新生的政权。

周公制礼作乐，并非仅仅是改造殷人的祭祀典礼和置换典礼所用之乐歌，而是涉及了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各个方面。王国维说：“周人制度之大异于商者，一曰立子立嫡之制，由是而生宗法丧服之制，并由是而有封建子弟之制，君天子臣诸侯之制。二曰庙数之制。三曰同姓不婚之制。”这些不同于殷人的社会制度，虽然不一定是周公制礼作乐时亲手制定，而是在具体的实践中逐步形成的，但是，周公在摄政期间的所作所为，奠定了周代社会制度的基础。

可见，周公制礼作乐，并非是前无所因的创举，而是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损益夏商旧礼，结合周族原有的习惯，制定出的一套调整宗法人伦制度和行为规范体系。

作为“人情所不免”的乐，本就是随人类文明而发展。在中国，如果从贾湖骨笛形成完整音阶形态算起，乐在中国至少有九千年，乐既反映和表达人的情感，也显现多种功能性意义，但乐为礼制用途如此彰显，的确应从周公始。乐本无所谓礼与俗，当乐与礼制仪式相须且固定为用形成常式与风格，当依等级观念在使用过程中，按用乐类型乐器拥有数量和乐舞承载人数之多寡，分出尊卑贵贱，也就成为“为用”理念下的定势。中国的用乐传统，由此形成两大主导脉络或称两大体系，即礼乐和俗乐。所谓乐分礼与俗，恰是因有了礼制用乐，方显俗乐意义没有礼也无所谓俗，从这种意义上讲，周公开国家意义上功能性用乐分类的先河。

敬天保民：周公制礼，着眼点，不限于诸侯，他较多关注下层庶民。在平三监之乱后，周公封胞弟康叔于商都朝歌。为了巩固周的统治，周公先后发布了各种文告，从这里，可以窥见周公总结夏殷的统治经验，制定下来的各种政策。周公曾先后给卫康叔《康诰》《酒诰》《梓材》三篇文告。

他告诫年幼的康叔：商朝之所以灭亡，是由于纣王酗于酒，淫于妇，以至于朝纲混乱，诸侯举义。他嘱咐说：“你到殷墟后，首先要求访那里的贤人长者，向他们讨教商朝前兴后亡的原因；其次务必要爱民。”周公又把上述嘱言，写成《康诰》《酒诰》《梓材》三篇，作为法则，送给康叔。周公作三篇文告给予康叔的原因，一是康叔统治的为殷人腹心地带，问题最尖锐最复杂；二是周公首先征服的，也是三监反周所据的殷人集中的地方，而战争胜利之后，康叔受封也比较早。《康诰》《酒诰》《梓材》可以看作是周公对新征服地区的施政纲领。三篇的主旨是“敬天保民”、“明德慎罚”，为的是使殷民在连续两次大动荡之后安定下来，使殷民从事正常的农业生产和商业活动。但又不是一味迁就，对饮酒成风，不孝不友，是毫不客气的。康叔到殷墟后，牢记周公旦的叮嘱，生活俭朴，爱护百姓，使当地吏民安居乐业。

《康诰》的目的是安定殷民，全篇内容不外是“明德慎罚”。周文王因为“明德慎罚，不敢侮鳏寡”才有天下。殷代“先哲王”也是安民、保民。“明德”的具体内容之一就是“保殷民”。“慎罚”，是依法行事，其中包括殷法的合理成分。刑罚不可滥用，有的案情要考虑五六天，十来天，才能判定。至于杀人越货，“不孝不友”的，要“刑兹无赦”。文告中，反复强调“康民”“保民”“裕民”“庶民”。告诫康叔要勤勉从事，不可贪图安逸。“天命”不是固定不变的，能“明德慎罚”才有天命。“明德慎罚”，也不是一切照旧，而是应当参酌殷法，推行周法，使殷人“作新民”。

《酒诰》是针对殷民饮酒成风而发的。酿酒要用去大量粮食，这种饮酒风习在以农业起家的周人看来，简直无法容忍。周公并非完全禁酒，在有祭祀庆典的时候还是可以喝一点。群饮是不行的，不可放过，要通统捉来“以归于周”“予其杀”。“予其杀”是我将要杀，未必杀。所以“归于周”，是不要给殷人以象“小子封刑人杀人”的印象。这同“保民”“安民”是一致的。应该引导殷民去“艺黍稷”即种庄稼，也可“肇牵牛，远服贾”，去经商养父母。殷代先王，从成汤至帝乙都不敢“自暇自逸”，更何况，敢聚会饮酒了。至于工匠饮酒，另当别论，不要杀，姑且先进行教育。在政策上区别对待是十分鲜明的。

《梓材》也还是提倡“明德”，反对“后王杀人”。至于民人之间，也不要相残害，相虐待，乃“至于敬寡，至于属妇，合由以容”。上上下下不虐杀而“敬寡”，而“合由以容”，自然会出现安定的局面。这种局面的形成，不是轻易可以得到的，要象农民那样，勤除草，整地，修整田界水沟；象维修居处那样，勤修垣墙，壁上涂泥，顶上盖草；又如同匠人治器，勤事修斯，再涂上黑漆和红漆。总之，勤用明德、保民，才能“万年惟（为）王”。

三篇贯穿一个基本思想，是安定殷民，不要给殷民一个虐杀的形象，处罚要慎重，要依法从事。至于改造陋习酗酒，一是限制，二是引导，三是区别对待。做为统治者，要勤勉从事。

《康诰》《酒诰》《梓材》是周公对被征服地区的政治方略，而《多士》是对待迁到洛邑的殷顽民的政策。洛邑建成之后，这批建城的殷顽民如何发落。自是摆在日程上的问题。

《多士》是周公向殷顽民发布的文告。全文分作两大段。第一段是攻心，让殷顽民服从周人统治。理由是你们这些殷士不好，上天把大命给了我“小邦周”，决不是我“敢弋殷命”“敢求位”。这如同你先祖成汤取代不道的夏桀一样，也是“上帝不保”夏桀。我把你们从“天（大）邑商”迁到西土，不要怨我，我是矜怜你们的，这也是天命所在。第二段内容是宣布给以生活出路，让他们就地安居，有你们的田地，有你们的住宅，“尔乃尚有尔土，尔乃尚宁干止。”如果你们能顺从听命，有德，还被任用。上天会可怜你们，否则，你们不但会失去土地，而且，我还会把上天的处罚加在你们身上。

明堂朝觐：古代建都城，在国之阳位，要设一取象天地而上圆下方、四周圜水的建筑。为布政之宫，四户八牖，以便声教四达，称明堂。《考工记.匠人》周人明堂条郑氏注：“明堂者，明政教之堂。”蔡邕《明堂月令章句》记其多种功能：“明堂者，天子大庙，所以祭祀。夏后氏世室，殷人重屋，周人明堂，飨功、养老、教学、选士皆在其中。故言取正室之貌则曰大庙，取其正室则曰大室，取其堂则曰明堂，取其四时之学则曰大学，取其圆水则曰辟雍，虽名别而实同。”《诗.周颂.我将》表明曾“祀文王于明堂”。

明堂在周初，最重朝诸侯之用。当诸侯方国朝见周公时，周公以天子身份，背负斧纹屏风，面朝南而立，诸侯贵族按其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高低，依次站在周公对面的中阶之上，东西阶和门东西，夷、蛮、戎、狄分站在东、南、西、北四门之外，较远的九采站在南面的应门之外，极远的四塞每世一来朝，告新君即位而已，不安排固定的站位。

这般一丝不苟精心安排的诸侯朝觐天子的礼仪，无疑能十分明确天子诸侯之间尊卑上下的等级，使各安其位以维护统治秩序，这就是周公制礼的目标所在了。关于这次明堂活动的时间内容，《明堂位》说的正是周公“六年，朝诸侯于明堂，制礼作乐，颁度量，而天下大服。”《周颂.清庙序》称：“清庙，祀文王也。周公既成洛邑，朝诸侯，率以祀文王焉。”孔颖达《疏》：“成洛邑在五年则朝诸侯在六年，明此朝诸侯与《明堂位》所朝为一事也。”那么《礼记.明堂位》所载周公朝诸侯于明堂，是周公营建洛邑成功之翌年，一系列庆典活动的一部分，此外还率诸侯庙祭文王，又颁度量，推进政令之划一，并以制礼作乐，为他这一年工作的重心，结果“天下大服”，周公的事业达到成功的巅峰。

（本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