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志：革命期间生下三子，全都送人，时隔23年，终能相见

1952年，一位年轻小伙来到广州市委处要求见市委书记曾志。

见到曾志后已是泪流满满，他带着哭腔对曾志说道：“妈，我是你失散23年的儿子。”

听到这话，曾志激动万分，随后便陷入了喜悦之中。

她连忙握住石来发的手，哽咽地说：“我已经找了你好多年，但都没有消息，儿子。”

此时的曾志，不仅是广州市委书记，而且还有一个美满幸福的家庭，家里还有一个聪明可爱的女儿。

那这名前来认亲的农民儿子，又是怎么一回事呢？他真的是曾志的亲生儿子吗？

这还要从曾志年轻的时候说起。

曾志，原名曾昭学，1911年出生在湖南省宜章县的一个官僚地主家庭，她是家里的长女，下面有两个弟弟、一个妹妹。

曾志的父亲叫曾祯，毕业于长沙法政学院，思想比较开明，算是当时的新派人物。

再加上她出生和成长的那个年代，正处在新旧民主主义革命交替转换的风云激荡之际，而这些对于曾志童年时代性格的形成、人生最初价值观念的确立，以及后来接受进步思想上革命道路，都起到了一定的影响作用。

1924年，在郴州到衡阳的船上，曾志认识了同船的几个衡阳女师的学生，在她们的鼓励下，小学还没毕业的曾志考上了该学校。

1926年，曾志听同学们讨论“农民运动讲习所”，了解情况后，曾志就央求她们带我去见讲习所的负责人要求参加考试。

两天后，曾志离开了第三女子师范学校，走进了设在衡阳惠民中学的“湖南农民运动讲习所”。

在这里，曾志接受了革命思想的熏陶，也感到自己充实了、坚强了，有了质的转变。也越来越坚定地树立了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和为劳苦大众翻身解放而奋斗的志向。

有一天，总队长赵伯诚单独问她：“曾志，你愿意不愿意加入中国共产党？”

“愿意！”曾志毫不迟疑地回答。

之后，曾志成了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

1927年3月，不满16岁的曾志，以总分第八名的优异成绩从讲习所毕业，从此成为一名职业革命者。

在组织的安排下，曾志在农民协会做专职妇女干事。

主要工作还是在衡阳农民协会。作为专职的妇女干事，曾志就住在妇女部机关的房子里。

而她办公、居住的那所房子，表面上挂农民协会妇女部的牌子，但实际上是湘南特委的一个秘密聚会地点，特委的几个领导经常在此开会、研究工作。

夏明震是组织部部长，经常找人来谈话。夜深了，我便先睡。他们开他们的会，开完了就走，那是常有的事。

为了便于工作，衡阳公开共产党身份的只有三位同志。一是湘南特委书记陈佑魁，化名王达山。二是负责妇女工作的朱石君，还有一个就是夏明震。

有一天夜里，夏明震召集会议，一直开得很晚。

曾志就像往常一样，困了就先睡。半夜里，她醒来一翻身，发现有个人靠在她的床边躺着呢，原来是夏明震。

曾志马上把他推醒，问他：“他们都走了，你为什么不走？”

“我的住地远，外面戒严我回不去了。他们有的住得近，有的另外找到了地方，我没处去，只好在你这里靠一靠，天一亮就走。”

曾志见他是和衣而睡，连被子都没盖，且无恶意，也就没理会，翻个身又睡了。第二天一早，他没叫醒我就走了。

然而这件事情第二天就被很多人知道了。

妇女主任龙淑来做曾志的思想工作，为了不让大家说闲话，干脆让她和夏明震结婚。（夏明震是夏明翰的弟弟）

就这样，曾志在完全懵懂的情况下，和夏明震结合在了一起。

婚礼很简单，没有仪式，没有酒宴，也没有鞭炮。

当时正处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夕，衡阳的斗争形势相当紧张。

夏明震在组织部机关住，那是一个很秘密的地方，能到组织部去的大概也只有几个人。定好一个日子，曾志就悄悄地搬到他那儿去住了。

那天晚上，他们买了一些糖果、花生、瓜子、糕点放在小桌上，大家聚在一起热闹热闹，就算是结婚了。

1927年5月21日，湖南反动军阀许克祥在长沙发动马日事变，破坏国共合作，屠杀共产党人。

1928年三月，夏明震在郴县“反白事件”中不幸牺牲，年仅21岁。

曾志找来棺材，把夏明震和其他烈士们的尸体逐一收殓好，两天后，夏明震等烈士被安葬在文帝庙附近。

之后，曾志强忍着失去丈夫和战友的巨大悲痛，全身心地投入到收复郴州后的各项工作中。

1928年4月，宜章第3师撤出湘南时，此时17岁的曾志怀着身孕跟随着朱德、陈毅率领的湘南起义部队向井冈山转移。

在井冈山，曾志遇到了蔡协民。蔡协民也是一位革命资历很深的人，他是湖南华容县人，参加过北伐战争，南昌起义等。

蔡协民比曾志大十岁，他对曾志十分关爱和怜惜，于是在大家的关怀和撮合下，二人结为伴侣。这当时对于两人都是很有好处的，同志们都由衷地祝贺他们。

1928年11月7日，曾志临产了。由于是难产，又是第一胎，她足足痛了三天才将孩子生下来。

产后大出血，奶疮和产褥热造成的长期高烧不退，天气寒冷等因素，曾志病了二十多天，几次死里逃生。

后来身体稍微好点之后，曾志为了革命，她选择把孩子送人。

1929年1月，曾志随着队伍，告别了井冈山。

她先后转战赣南、福建、湖北、延安、沈阳、广州、北京。她做过地下工作，为重新寻求与党组织的联系，二十个月的时间孤身一人辗转在很多地方。

1931年，曾志为蔡协民生了一个儿子，为了好养活，曾志取了个“铁牛”的名字。

这次曾志本想按照父母的意愿将这个孩子送回到老家抚养，但是当时的厦门市委急需经费，王海萍等人为了得到100块大洋就擅自许诺把孩子送给一个叫叶延环的中医抚养。

曾志见组织已经收到钱，只能忍痛将这个孩子送出去。但这个孩子，远没有哥哥幸运，在送人后的半个月，就不幸夭折了。

1933年，曾志为蔡协民生下了小儿子，取名为蔡春华，这一次，她本想亲自抚养这个孩子。但是，此时曾志正接受组织安排秘密开展地下工作，加上产后身体极度虚弱，曾志无力抚养这个孩子。于是，她忍痛再一次将仅仅生下来十三天的小儿子送给了一位做地下工作的警官婶婶抚养。

5年之间，曾志相继送走自己的三个孩子。很多人可能都认为曾志是狠心的母亲，但是曾志也是为了革命事业所作出的无奈之举。

1934年，蔡协民因为被叛徒出卖而被杀害，曾志再一次经历失去爱人的悲痛。

1934年，曾志担任闽东特委组织部部长，肩上的担子依然很重。这个时候她遇到了第三任丈夫陶铸之后两人生了一个女儿叫陶斯亮。

从此，曾志与陶铸一生携手走过了许多风雨征程，也算是有个圆满的结局。

1937年，曾志前往湖北主持工作。

1939年，她作为女性干部前往陕北延安的马列学院进一步深造。

1940年，她留在陕北担任中央妇委秘书长。

抗战结束后，她前往辽宁工作，并随着解放军的胜利一路南下，于1949年来到华南工作。1952年，曾志被任命为广州市委副书记，主要管理工业生产。

曾志即使走过千里万里依然恍若身在此山中。她经常在梦里梦见一双孩子的眼睛望着她，孩子的背后是井冈山。在梦里，她无法看清孩子的轮廓。她知道，那是她遗落在井冈山的孩子。

新中国成立后，曾志多次托人到井冈山寻找她的儿子。

她告诉别人，她当年托孤的战友叫石礼保。石礼保是井冈山大井人，当年是王佐三十二团的副连长。

有一段时间，曾志不停地向相关的人打听：石礼保还在不？石礼保有没有儿子，大约二十来岁的样子？

功夫不负有心人，井冈山的相关情况最终传到了曾志的耳中：当年的副连长石礼保已经牺牲，他儿子石来发在乡下种田。石来发二十来岁，符合她要找的人的特征。

当曾志听到这个消息，历经生死劫数早已波澜不惊的她不由得兴奋地站起来几乎是喊起来：“那是我的儿子啊！”她的眼泪忍不住夺眶而出！

1952年，曾志终于在广州见到了她的儿子石来发。

石来发被石礼保收养到八岁时，养父母去世，然后是他的外婆带着他乞讨度日，相依为命。

新中国成立后，外婆去世了，石来发分了田，讨了媳妇，成了井冈山大井村拿公分的农民。

而就在这时，中央派人来到了井冈山找寻石来发的下落。

幸运的是，在井冈山这个革命老区，石礼保的名声还是在的，所以找到石来发还是很容易的。

只是找到石来发的时候，他显然一头雾水，不理解为什么中央会来人找自己。

他解释道自己的母亲已经在战火中去世了，只见中央来的人微笑回答道：“那是你的养母，你的生母还健在，并且还是个大领导呢！”

后来在工作人员的安排下，石来发得以和曾志在广州相见。

在儿子住在广州的几天里，回想起这么多年让儿子受到的苦难，曾志想帮助儿子办理农转非户口，而后接到广州进入国营企业工作，让他边工作边学文化，也让自己能够弥补这么多年来对儿子的亏欠。

然而，过了几天，曾志又把这个念头打消了，她认识到，一旦自己将儿子从农村转到城市，这不就是搞特权主义和官僚主义吗？共产党的干部是要不得这些作风的。

为了弥补对儿子的亏欠，曾志决定将石来发留在自己的身边。

可是他却对母亲说：“妈妈，我觉得我还是回井冈山去！我在那里已经成了家，并且也被分了地，还有辛苦将我养大的外婆等着我照顾。我现在是那个家里最重要的劳力，我还是那里的护林员呢，我得回去，那里更需要我。”

石来发就这样回井冈山老家，继续他以前的生活了。

石来发从此改名蔡石红。蔡协民的蔡，石礼保的石，井冈山红土地的红。

几十年过去了，蔡石红一直是井冈山的种田人。由于地方烈士优惠政策，他的小儿子和大儿媳于1987年参加了工作，大儿子（蔡接班）也凭一身过硬的驾驶技术当上了司机，成了井冈山某单位的职工。大孙子蔡军于1993年当了兵，成了新一代从井冈山走出的军人。

其实曾志的女儿陶斯亮早就对石来发的身世有所怀疑。

因为她知道母亲在1928年初是夏明震的妻子。她决心找机会向母亲问个明白。

1998年6月中旬的一天，陶斯亮深感母亲时日不多，鼓起勇气问母亲：“妈，你一定要回答我个问题，大哥是不是夏明震的儿子？”

然后她陈述了她问这话的理由。母亲三段婚姻，与陶铸的婚姻有了她，与蔡协民的婚姻生了曾春华，可是夏明震身后无人，如果大哥石来发真是夏家的后代，那对夏明震一家来说该是多大的安慰！

曾志沉默良久，突然说了句：“石来发长得就跟夏明震一个样子！”

“那你为什么不早说呢？”

“都是烈士后代么，不要搞那么复杂。”

1998年6月，曾志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去世。

在她的《生命熄灭的交代》中她写道：“死后不开追悼会；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不在家设灵堂；京外家里人不要来京奔丧；北京的任何战友都不要通告打扰；遗体送医院解剖，有用的留下，没用的火化；骨灰一部分埋在井冈山一棵树下当肥料，另一部分埋在白云山有手印的那块大石头下。决不要搞什么仪式，静悄悄的，三个月后再发讣告，只发消息，不要写生平，我想这样做才是真正做到节约不铺张。人死了，本人什么都不知道，亲友战友们来悼念，对后人安慰也不大，倒是增加了一些悲哀的忙碌，让我死后做一名彻底的丧事改革者！”

1998年6月30日，曾志在北京的家人护送下来到了井冈山。等待已久的蔡石红，见到母亲的骨灰便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失声痛哭。他小的时候母亲没能给他关爱，现在，她要常年陪护着他。

依照曾志的遗愿，孩子们把曾志的骨灰撒在小井红军医院烈士墓旁的一处僻静山坡上，并种上一株柏树。他们在一块三角形的墓碑上镌刻上“魂归井冈”。

之后的日子里，蔡石红总会时不时地去墓地看望自己的母亲，聊补母子情义。

在蔡石红看来，他的母亲虽然没有给予他陪伴和太多的照顾，但她依旧是光辉伟大的，他尊敬她，更尊敬她选择的革命事业。

曾志骨灰下葬百日，陶斯亮再次来到井冈山，向石来发父子公开了他们的真正身世。

1998年10月，在姑姑陶斯亮的带领下，蔡接班蔡接光两兄弟来到了郴州烈士陵园，跪拜在夏明震的墓前。

他们长期过着井冈山普通农民的生活，可他们没料到的是，他们除了有一个官至中组部副部长的祖母，竟然还有一个满门忠烈的祖辈夏明震。

他们跪倒在夏明震的墓前，口里叫着“爷爷”，把头深深地磕了下去。

曾志年轻时曾对组织承诺说：为了革命，我随时准备献出自己的一切。她用自己的一生，履行了自己的诺言。

想夏明震这样的革命烈士为了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不惜抛头颅、洒热血，为了民族的独立和国家尊严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他们崇高的精神和无畏的勇气深深的感动了我们，我们更应该珍惜他们为我们挣来的来之不易的和平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