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见：《客家史记》（上下）：第十八节 “建炎南渡”避祸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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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见：《客家史记》（上下）：第十八节 “建炎南渡”避祸乱

客家史记任见 著

内容简介

本书从大历史的角度记述、状摩在兵燹烧燎、灾荒临身的凄惨背景下，华夏早年以中原人为主体的众多汉人一次次扶老携幼涉水翻山，艰辛万端地辗转远徙赣闽粤等地开拓新生活的非凡历程，认识和解析了客家人在新领地展枝散叶、蔚成宏观，继而扬帆闯海、花繁五洲的奋进意志与开拓精神，且首次分姓列出了众多客家人的起源、播迁状况。

作者研究和写作时间断续跨越二十春秋，在客家历史研究领域，本书方位全面、分量厚重，且文采生动，辩理新颖，可读性强，资料性足，其部分章节内容单独发表时曾获多方好评。

客家史记（上下） 目录序章 客家精神第一章 衣冠南渡

第一节 疯狂倒退的朝廷

第二节 诡计多端的皇后

第三节 极度腐败的官场

第四节 你死我活的诸王（一）

第五节 你死我活的诸王（二）

第六节 你死我活的诸王（三）

第七节 北方大地的战灾（一）

第八节 北方大地的战灾（二）

第九节 永嘉南渡的史实

第二章 兵燹催迁

第十节 经济繁荣的假象

第十一节 无可救药的庸君

第十二节 “安史之变”的风暴（一）

第十三节 “安史之变”的风暴（二）

第十四节 “黄巢之乱”的兵燹

第十五节 北方人再度南徙

第三章 建炎避祸

第十六节 屈辱的“靖康之难”

第十七节 化作废墟的私园

第十八节 “建炎南渡”避祸乱

第十九节 客家民系的生命力

第四章 花繁五洲

第二十节 蒙元灭金与灭宋

第二十一节 满清占领与移民入川

第二十二节 清末农民战争硝烟（一）

第二十三节 清末农民战争硝烟（二）

第二十四节 清末客家人“出海”

第五章 族聚风情

第二十五节 客家族聚与客家风情（一）

第二十六节 客家族聚与客家风情（二）

第二十七节 客家族聚与客家风情（三）

第二十八节 客家族聚与客家风情（四）

第二十九节 客家族聚与客家风情（五）

第三十节 客家族聚与客家风情（六）

第六章 探险开拓

第三十一节 可敬的客家先祖与后人

第七章 游子向心

第三十二节 生命信息的文化载体

第三十三节 黄河流域的华人姓氏摇篮

第三十四节 客家游子的向心意识

第八章 璀璨星空

第三十五节 客家氏族星云灿烂（一）

第三十六节 客家氏族星云灿烂（二）

第三十七节 客家氏族星云灿烂（三）

第三十八节 客家氏族星云灿烂（四）

第三十九节 客家氏族星云灿烂（五）

第四十节 客家氏族星云灿烂（六）

第四十一节 客家氏族星云灿烂（七）

第四十二节 客家氏族星云灿烂（八）

第四十三节 客家氏族星云灿烂（九）

第四十四节 客家氏族星云灿烂（十）

第四十五节 客家氏族星云灿烂（十一）

第四十六节 客家氏族星云灿烂（十二）

主要参考书目

著者简介

第三章 建炎避祸

第十八节 “建炎南渡”避祸乱

在“靖康之难”中，金人将北宋皇帝赵佶、赵桓父子二人俘虏，连带皇后、嫔妃、皇子、公主等皇室成员和朝廷大臣、宫廷要员甚至御厨、马伕等，都被掳掠北去。

赵佶第九子康王赵构在外担任河北兵马大元帅，要紧时刻不救汴京反而由大名府今之河北大名转移到东平府今在山东以避敌锋，得免被俘。

公元1127年，靖康二年，金朝从汴京撤军，立北宋宰相张邦昌为“楚帝”。金军离开后仅三十三日，张邦昌以孟太后之名下诏，奉迎康王赵构且扶立为皇帝。

赵构在应天府南京今之河南商丘即位，改元建炎。张邦昌有功被封王，但不久赵构违背其先祖赵匡胤“不杀士大夫与上书言事人”的誓约，诛杀张邦昌，据说张邦昌是北宋惟一被杀死的文臣。

公元1128年，金朝军队再度南进。赵构带着他的朝廷人员，一路南行，过淮河，渡长江，逃往江宁府，改名为建康府，即今南京。

“宋朝”狼狈逃跑，金朝又立北宋河北西路提刑官刘豫为帝，以加强对黄河以南地区的统治。此一时期，南宋与金朝的界限就是淮水了。

公元1129年，金兵奔袭赵构盘踞之地，赵构到处避难，自江苏扬州经镇江府逃到杭州，派遣使臣向金朝乞降，哀诉自己逃到南方后，“所行益穷，所投日狭”，“以守则无人，以奔则无地”，“天网恢恢，将安之耶？是以守则无人，以奔则无地，一并彷徨，跼天蹐地，而无所容厝，此所以朝夕然，惟冀阁下之见哀而赦己也。”极尽奴颜婢膝之能事，请求金朝统治者不要再向南进军。

金兵无视赵构的摇尾乞怜，渡江南进，一举突破长江防线。

赵构率其臣僚南逃越州，今天的浙江绍兴，随后又逃到明州，今之浙江宁波，在金军的高压下，又亡命定海今之浙江舟山，漂泊水上四个多月之后，逃到浙江温州。

金兵撤离江南后，赵构将流亡小朝廷安置在地理位置相对安全的临安即今浙江杭州。以定居杭州为标志，南宋小朝廷基本在江南站稳了脚跟，“建炎南渡”也宣告完成。

金兵暂停南侵，赵构抽调精兵镇压荆湖、江西、福建等路的反政府军和盗匪，巩固自己的统治。至于向北防御金兵，则任命岳飞、韩世忠、吴玠、刘光世、张俊等人分区负责江、淮防务，但只把军事部署作为乞降的筹码，没有收复失地的打算。

赵构把金朝派到南宋进行诱降活动的秦桧加以重用，任为宰相，加紧投降活动，分别将奸佞心腹汪伯彦、黄潜善分别迁为左、右副相，把朝廷事务交给他们。

南宋小朝廷满足于烟花繁华之地的享乐，赵构自己也忙于寻欢作乐，全然不顾中原军民正与金军在浴血奋战。布衣士子欧阳澈就冒死上书指责赵构“宫禁宠乐”，沉湎女色。

南宋朝廷四处游荡之后定居杭州，当然是为了提高它的生存几率。

杭州位于江南地区，较为富裕，拥有丰富的物产和经济潜力，大运河与浙东运河在杭州接头，这里水路交通发达，便于物资的调度和人员的流动。

杭州基础设施良好，拥有当时的大型港口，漕运、海运便利，支持它的繁荣商业和发达经济。

杭州曾做过吴越国的首府，安全、地理、经济和文化等多方面因素均在上乘，经过唐朝、五代与北宋的长期建设，已跃升为东南最繁华的大都会。

南宋朝廷初步在东南站稳脚跟，八年后，各路宋军在对金战争中节节取胜，赵构担心将领功大势重、尾大不掉，更怕一旦战胜金人，迎回废帝，自己必须退位，于是下令各路宋军停战回师。

朝廷南移，由汴京今之河南开封而临安今之浙江杭州，以临安为中心的广大鱼米之乡，很快成为接纳北来移民的重要区域。

公元1129年，赵构南迁之初，率内侍及亲军渡淮过江，百官、百姓随之身后者约数万人。为了携带这些北方难民，流亡朝廷“令有司具舟常、润，迎济衣冠、军民家属”，形成了《宋史》所载“高宗南渡，民之从者如归市”的人口南迁高潮。

南宋朝廷，积习不改，延续了汴梁时期的奢靡享乐之风，醉心于西湖山水美景，疯狂修建，南宋临安的园林，数量很快甲于天下。

南宋朝廷在临安逐步稳定下来之后，对移民采取积极招徕和多方安抚的方针，新的宋廷数次颁布命令，要求地方官抚恤流寓南来的“西北士人”。多次命令累积起来，在移民安置措施和办法上逐渐形成定制和体例。

在一些江河码头或交通要冲之地，官府多将佛寺改用为接待处，当时人称“接待寺”。仅杭城内外即有二十余座这样的接待处，可见当时此一地区接纳移民人数之众。

规模最大的是城北郊夹城巷的妙行寺，因地处要冲，流民云集，《杭州府志》记载：“宋徽宗时，喻弥陀思净，弃家学佛，僦寺以接待云水饭僧，至三百万，今俗呼接待寺。”

妙行寺初建于北宋大观年间，本为喻姓居士思净的旧宅，兼得里人孙内知，左八郎舍宅以助，辟为丛林。该寺东至清水潭、西至龚家地、南至山门井墙、北至长街——长弄双荡头，规模宏大。寺主思净禅师乐善好施，接待宋室南迁之流寓僧俗人等无算。

思净法师将一尊巨大的缆船石镌成弥勒大佛半身像，高宽各超过十米，构殿覆之，称为大石佛院。民间称大弥勒佛半身石像为“大佛头”，呼其地为“大佛寺”。自北宋覆灭南宋定都杭州起，整个南宋统治期间，佛寺都是西湖的著名景点之一。

明朝永乐年间，僧人志琳重新修葺大佛寺，“游人争睹之”，南宋初年的繁盛景象得以再现。可惜大佛寺最终在太平天国军队攻入杭州后被毁掉。

南宋朝廷不同阶层的移民采取不同的接待办法和安置手段。

对于宗室王公、高官显贵、地主豪绅，格外体恤照顾，不但加官进秩，还要赐给房屋和土地。当然，潮水般涌来的西北、中原流民百姓，朝廷也是需要的，给予多方存恤。

为数最多的是来自河南开封和洛阳的流民，他们原为东西两京的“市民”，常常得到南宋诸帝宣诏赐钱的优惠待遇。最著名的莫过于“宋五嫂”。“宋五嫂者，汴京酒家妇，善作鱼羹，至是侨居苏堤”。

宋五嫂原是北宋汴京的酒肆老板娘，做得一手好鱼羹，吸引了宋朝皇帝的注意，赵构亲尝了她制作的鱼羹，念其年老辛苦，特赐她钱千文、银钱百文、绢十匹，兹后“人竟市之，遂成富娠”。

《喻世明言》中也写了这个实有其人的“汴京酒家妇”宋五嫂，留下诗评曰：“一碗鱼羹值几钱？旧京遗制动天颜。”

南宋朝廷存恤政策的实施，致使流寓杭州的北来人口数量相当可观，宋人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载称：“西北人以驻跸之地，辐辏骈集，数倍于土著。”

南来的“靖康难民”竟然是杭州当地土著人口的数倍，正可谓“宋廷南移，百万生聚”啊。

北方人口巨量进入临安，致使临安人口急剧膨胀，很多空荒之地变成繁华街巷。沿着钱塘江的城南厢和运河两岸的城北厢，到了南宋中期已形成市镇十六个，临安城区及其附近，人口众多而且比较集中。

公元1272年统计，临安府包括所属九县的人口已达到一百二十五万之多，其中钱塘、仁和两县的人口达到四十四万，占临安府人口三成以上。

在科技并不发达的古代，劳动力是统治者的财富。越是古老的时代，在战争中就越是要俘虏敌兵或掠夺人口带回去当作生产力。南宋统治区，以临安为核心的广大地域，接纳大量的北方迁移人口，不仅有了充足的劳动力，这些迁民有丰富的生产经验，还带来了北方首都等地先进的生产技术，加以当地官府不断出台的积极措施，南宋在农耕、手工、商务、外贸诸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尤其是杭州的手工业和商业经济蓬勃发展，繁荣局面前所未有。

故都汴州和西京洛阳移民最多，南宋杭州在移民潮的推动下快速复兴，城市文化风貌也在北方移民的影响中出现中原型的“都市化”。

宋人吴自牧《梦粱录》记载：“杭州有县者九，独钱塘、仁和附郭，名曰赤县，而赤县所管镇市者一十有五，且如嘉会门外名浙江市，北关门外名北郭市、江涨东市、湖州市、江涨西市、半道红市，西溪谓之西溪市，惠因寺北教场南曰赤山市，江儿头名龙山市，安溪镇前曰安溪市，艮山门外名范浦镇市，汤村曰汤村镇市，临平镇名临平市，城东崇新门外名南土门市，东青门外北土门市。今诸镇市，盖因南渡以来，杭为行都二百余年，户口蕃盛，商贾买卖者十倍于昔，往来辐辏，非他郡比也。”

临安作为南宋都城，“自大街及诸坊巷，大小铺席，连门俱是，即无虚空之屋。每日清晨，两街巷门，浮铺上行，百市买卖，热闹至饭前，市罢而收。盖杭城乃四方辐辏之地，即与外郡不同。所以客贩往来，旁午于道，曾无虚日。至于故楮羽毛，皆有铺席发客，其他铺可知矣。其余坊巷桥道，院落纵横，城内外数十万户口，莫知其数。处处各有茶坊、酒肆、面店、果子、彩帛、绒线、香烛、油酱、食米、下饭鱼肉鲞腊等铺。盖经纪市井之家，往往多于店舍，旋买见成饮食，此为快便耳。”

大街小巷商铺的商品琳琅满目。“行都之处，万物所聚，诸行百市，自和宁门杈子外至观桥下，无一家不买卖者，行分最多，且言其一二，最是官巷花作，所聚奇异飞鸾走凤，七宝珠翠，首饰花朵，冠梳及锦绣罗帛，销金衣裙，描画领抹，极其工巧，前所罕有者悉皆有之。更有儿童戏耍物件，亦有上行之所，每日街市，不知货几何也。”

据统计，当时临安城中的工商，品类繁多，多达414行。时兴“团行”管理，“如酒行、食饭行，而借此名。

有名为‘团’者，如城西花团、泥路青果团、后市街柑子团、浑水闸鲞团。又有名为‘行’者，如官巷方梳行、销金行、冠子行、城北鱼行、城东蟹行、姜行、菱行、北猪行、候潮门外南猪行、南土北土门菜行、坝子桥鲜鱼行、横河头布行、鸡鹅行。”

更有名为“市”者，如炭桥药市、官巷花市、融和市南坊珠子市、修义坊肉市、城北米市。且如橘园亭书房、盐桥生帛、五间楼泉福糖蜜，及荔枝圆眼汤等物。

其他工役之人，或名为“作分”者，如碾玉作、钻卷作、篦刀作、腰带作、金银打作、裹贴作、铺翠作、裱褙作、装銮作、油作、木作、砖瓦作、泥水作、石作、竹作、漆作、钉铰作、箍桶作、裁缝作、修香浇烛作、打纸作、冥器等作分。

又有异名“行”者，如买卖七宝者谓之骨董行、钻珠子者名曰散儿行、做靴鞋者名双线行、开浴堂者名香水行。

“天晓诸人出市”，“最是大街一两处面食店及市西坊西食面店，通宵买卖，交晓不绝。”早市供膳诸色物件甚多，不能尽举。“自内后门至观桥下，大街小巷，在在有之，有论晴雨霜雪皆然也。”

“杭城大街，买卖昼夜不绝，夜交三四鼓，游人始稀；五鼓钟鸣，卖早市者又开店矣。”“桥道坊巷，亦有夜市扑卖果子糖等物，亦有卖卦人盘街叫卖，如顶盘担架卖市食，至三更不绝。”“其余冬月虽大雨雪，亦有夜市盘卖。至三更后，方有提瓶卖茶。冬间，担架子卖茶，馓子慈茶始过。盖都人公私营干，深夜方归故也。”

临安饮食，受汴梁影响最重。“都城食店，多是旧京师开张”，“杭城食店，多是效学京师人”，“南食店谓之南食，川饭分茶”。

当时临安城内的饭店多为北方来的移民开办，饭食自然也是北方风味，中原口味。毕竟，手中有钱敢于消费的达官贵富，基本上都来自汴梁和洛阳，他们的需求引领着饮食业的方向。直到今天，杭州名吃“片儿川”仍然保留着河南烹饪中“汆”的手法。

杭州大街，自和宁门杈子外，一直至朝天门外清和坊，南至南瓦子北，谓之“界北”。中瓦子前，谓之“五花儿中心”。自五间楼北，至官巷南街，两行多是金银盐钞引交易，铺前列金银器皿及现钱，谓之“看垛钱”，此钱备准榷货务算清盐钞引，并诸作分打炉鞴，纷纭无数。

自融和坊北，至市南坊，谓之“珠子市”，如遇买卖，动以万数。

又有府第富豪之家质库，城内外不下数十处，收解以千万计。

临安府城的制瓷业、丝织业、印刷业等“大”行业，突破传统的坊市管理，由行业连锁自治。手工业匠人在临安的居民结构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有的资料说其人数约占城区民人的三成以上，可谓都城史上的惊人现象，远非北方曾有过的都市可比。

出于物贸交流的需要，临安出现了“都市钱会”，服务工商交易。

铜钱乃历代所用之宝，汉唐以来，天下通行。钱文皆著年号，“朝省因钱法不通，杭城增造牌，以便行用。”“自因颁行之后，诸行百市，物货涌贵，钱陌消折矣。”

北方人口的大批迁入，对临安城的语言、饮食、服饰、习俗等也产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影响。北方移民多数来自今天的河南开封和洛阳，其中绝大多数来自开封，因此，南宋临安文化受开封移民的影响最大，在语言、生活习俗等方面都极像开封。

宋人林升诗云：“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史载：“南渡以来几两百余年，则水土既惯，饮食混淆，无南北之分矣。”

临安之所以形成南北习俗融溶的局面，是北方人带来的中原文化习俗与南方临安的文化习俗相互交融发展的结果。

临安周边其他城镇的中原移民，状况也较类似。

需要指出的是，当时临安及其周边容纳的移民，不光是来自中原的，淮南、荆襄等地也是移民输出区。

南宋初年的移民落脚地，还有湖北、湖南、福建、江苏等地。一直以来由于“烟瘴”而使中原人闻之生恐的岭南地区，北宋之末和南宋时期也成了移民的避难地。人们对战争灾难的恐惧，已经远远大于对烟瘴的恐惧。

当时广州一带的原住居民和迁入移民数量已经对等。南宋时的迁民逐步超过百越人的后代和秦汉以来的汉人移民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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