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农村男性的婚姻困境与破局之路

出生人口性别比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持续偏高，成为世界上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程度最大的人口大国，区域差异明显、从沿海向内陆扩散、城乡差异显著且具有普遍性。

从区域差异来看，经济发达的东、中部地区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与我国人文地理学家胡焕庸划分的 “胡焕庸线” 基本相一致。西北地区及西南地区等经济欠发达地区虽超出正常范围，但程度较小。例如，2000 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将 344 个地市出生的性别比按东、中、西进行比较，西部、中部、东部渐次升高。

出生人口性别比从沿海向内陆逐步扩散的趋势也较为明显。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尤其是许多医疗设备的普及，为准确鉴定胎儿的性别提供了技术支持，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这种扩散趋势。早在 1984 年，已有地区的出生人口性别比高出 107，但并非普遍现象；到了 1990 年，出生人口性别比高于正常值上限 107 的地区已出现在全国大部分地区；到 2000 年，河南、安徽、海南和江西四省出生人口性别比都超过了 130。

城乡差异显著，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地区主要集中在农村地区。1990 年，城市、镇和乡村出生人口性别比分别为 108.9、112.1 和 111.7；到 2005 年，城市、镇和乡村出生人口性别比为 115.2、119.9 和 122.9，均有所上升。

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具有普遍性。2000 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全国 344 个地（市）中，有 108 个地（市）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在 120 以上，个别地市甚至高达 150 以上。我国只有 14.2% 的地方出生人口性别比在联合国的标准之内，全国有 82.3% 的地区出生人口性别比高于 107。

二、婚姻挤压现象凸显

（一）男性婚姻挤压的表现

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确实使得男性婚姻挤压现象愈发严重。根据相关数据，我国男性 “过剩” 人口总量略有起伏且呈整体扩张态势，2000 年之后保持在 3500 万上下浮动。2020 年普查数据推算，全国未婚男女比例是 13∶9，农村未婚男女比例是 2∶1，而农村大龄未婚男女比例则高达 13∶2，这进一步加剧了农村 “光棍” 群体规模扩大的风险。

在农村地区，部分适婚男性尤其是大龄男性面临着巨大的婚姻压力。一方面，农村女性人口受到经济环境的影响，更倾向于嫁到城市或经济发达地区，导致大量青年女性人口外流严重，农村有很多青年男性无法脱离单身状态。另一方面，由于传统观念中重男轻女思想的影响，如今男女比例失衡，男多女少，不可避免地有一些男人娶不到老婆。而作为农村留守青年，一般他们的文化水平比较低，生活也比较落后，自然也比较难以吸引女性。

（二）衍生风险众多

男性婚姻挤压带来的衍生风险众多，不容忽视。首先，择偶压力直接影响个人身心健康。部分大龄未婚男性长期处于现实择偶困境中，由于社会支持力量的缺失，持续承受着内心失衡与外部舆论的双重压力，可能出现 “破罐子破摔” 的心理，进而陷入更加恶化的生存状态。例如，一些农村大龄未婚男性在面对婚姻压力时，可能会感到焦虑、抑郁，甚至出现自暴自弃的行为。

其次，群体的失范行为冲击地区和社会正常秩序。大龄未婚男性的区域集中与严重的择偶拥挤相叠加，产生的集聚效应容易诱发社会失范。“骗婚”“逃婚” 等问题对大龄未婚男性及其家庭都带来严重伤害。“光棍” 群体污名化易催生负面情绪，成为乡村治理中的消极力量。在一些农村地区，由于婚姻挤压现象严重，一些不法分子利用大龄未婚男性急于结婚的心理，进行骗婚活动，给当事人及其家庭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和精神伤害。

最后，群体规模化产生积聚效应，导致社会保障体系面临严峻挑战。有研究指出 2044 年之后，每年 50 岁的男性中会有超过 10% 的人未婚，这对我国积极应对老龄化而言是一个巨大的隐患。该群体对社会保障必然存在更明显的刚性依赖，对相关社会服务的需求快速增加。随着农村大龄未婚男性群体的不断扩大，社会保障体系将面临着更大的压力，需要政府和社会共同努力，采取有效措施加以应对。

三、男性婚姻挤压集中在农村地区的原因

（一）城乡发展失衡

国家卫生计生委公布的《中国家庭发展报告 2015》显示，未婚男性多集中在农村地区，未婚女性更多集中在城镇地区。农村处于发展的 “洼地” 是导致这一现象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家庭收入方面，收入最多的 20% 的家庭是收入最少的 20% 的家庭的 19 倍，凸显了城乡经济差距之大。这种经济上的巨大差异使得农村在很多方面落后于城镇。例如，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相对薄弱，教育、医疗资源匮乏，就业机会少且收入水平低。这些因素使得农村男性在婚姻市场上处于不利地位。

而城镇女性由于受教育程度和经济独立性较高，她们因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和职业发展而推迟结婚。这与农村男性形成了鲜明对比。城镇女性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到优质的教育资源和广阔的职业发展空间，她们能够凭借自己的能力实现经济独立，不依赖于婚姻来获取生活保障。因此，她们在选择伴侣时更加注重精神层面的契合和共同的价值观，对婚姻的要求也更高。

（二）农村男性自身劣势

农村男性在多个方面存在自身劣势，这使得他们在婚姻市场上处于婚姻食物链的最低端。

首先，农村男性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中国第四次和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资料显示，在所有年龄组别中，学历与结婚率呈正相关，学历越高，结婚率越高。农村地区的教育资源相对匮乏，许多农村男性无法获得良好的教育机会，这限制了他们的职业发展和收入水平。在婚姻市场中，女性往往更倾向于选择受教育程度高、有发展潜力的男性作为伴侣，农村男性在这方面明显处于劣势。

其次，农村男性的经济能力远不及城市男性。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就业机会有限，收入水平普遍较低。而在婚姻成本方面，农村地区的彩礼费用不断上涨，有些地区的彩礼成本动辄几十万上百万，这对于经济能力有限的农村男性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负担。此外，结婚还需要考虑房产等因素，农村男性在这方面也面临着很大的压力。

再者，农村重男轻女思想导致男性剩余。很多农村家庭都有着严重的重男轻女思想，加上一胎政策的压制，导致很多家庭对女婴采取流产的方式，必须生一个男孩出来，这渐渐导致了男性的剩余。这种性别比例失衡使得农村男性在婚姻市场上的竞争更加激烈。

最后，农村适龄女性流入城市打工，使得农村男性的择偶范围进一步缩小。农村女性在城市打工的过程中，接触到了更广阔的世界和更多的机会，她们的择偶观念也发生了变化。相比之下，农村男性的生活环境和社交圈子相对狭窄，难以吸引到城市打工的农村女性。同时，城市男性在经济、教育等方面的优势也使得农村女性更倾向于选择城市男性作为伴侣。

四、应对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导致的婚姻挤压之策

（一）提升教育水平

教育在应对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导致的婚姻挤压问题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正如美国的研究显示，教育程度高的女性结婚率反而高，在中国也有类似的趋势。数据表明，教育程度与初婚年龄之间存在明显的相关性，总体上初婚年龄随着教育程度的提高而推迟。对于农村男性来说，提升教育水平不仅可以增加他们的知识储备和技能，还能提高他们在婚姻市场上的竞争力。

以农村地区为例，加大对农村青年的教育投入力度，提高他们的文化水平。通过开展技能培训，让农村男孩子拥有一技之长，增加他们的就业机会和经济收入。这样不仅能提升他们在婚姻市场上的吸引力，还能为他们未来的家庭生活提供更好的经济保障。此外，教育还可以帮助农村男性树立正确的婚恋观和价值观，让他们更加注重精神层面的交流和共鸣，提高婚姻的质量和稳定性。

（二）政府积极作为

政府在解决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导致的婚姻挤压问题上应发挥积极作用。一方面，政府可以搭建农村青年婚恋观家庭观教育平台、婚恋交友平台、婚姻服务平台，聘请妇女干部担任 “公益红娘”，为未婚青年提供免费的婚恋服务。例如，大理州民政局通过摸排未婚男性情况，提出了解决大龄未婚男青年婚姻问题的工作措施，组织搭建各种平台，为男女婚姻搭桥牵线。

同时，政府还可以拓展实体服务阵地，打造 “相亲角”“相亲公园” 等场所，定期举办各类相亲交友活动，常态化组织健康向上的集体活动。通过这些举措，拓宽农村青年找对象的渠道，增加他们结识异性的机会。

另一方面，政府应考虑减轻农村青年的经济压力。比如，提供购房优惠政策，加快保障房的建设和入市速度，推出保障性租赁房和共有产权房，让农村青年在支付一半的房价后即可入住，另一半由政府持有，大大降低购房成本。此外，鼓励彩礼从简，开展专项行动治理高价彩礼、大操大办、利用婚姻炒房等突出问题。对于父母包办婚姻和婚姻中介哄抬价格等问题，加大查处、打击力度，让更多经济条件普通或薄弱家庭的青年 “敢结婚、能结婚、结得起婚”。

（三）政策引导

为了缓解婚姻挤压对家庭和社会结构的影响，需要设置对婚姻更加友好的政策。例如，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采取家庭报税优惠政策。两个人合报税会更优惠，这样可以减轻家庭的经济负担，对婚姻和生育起到一定的鼓励作用。同时，正确引导单身经济发展，既要看到单身经济在刺激消费方面的积极作用，也要关注老年的单身经济给家庭、社会造成的压力，如照料成本提升等问题。

国家可以出台相关政策，鼓励年轻人树立正确的婚恋观。比如，加强对年轻人的婚姻教育和宣传，让他们了解婚姻的重要性和责任，认识到教育程度与结婚率之间的关系，从而帮助他们做出更明智的婚姻选择。此外，严格执行离婚冷静期制度，充分发挥社会网络与基层组织的调解作用，积极降低农村离婚率，稳定婚姻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