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蒙古，却咒骂成吉思汗70年！背后原因很奇怪

1991年，苏联解体后的第一个冬天，外蒙古的首都乌兰巴托的大街上，再次将一幅幅成吉思汗的画像挂了起来，他的目光威严，仿佛在俯视着整个蒙古草原。

而就在短短几十年前，这个在蒙古人心中堪称神明的英雄，却在苏联的教科书里被描绘为“人民的罪人”和“蒙古的耻辱”。

一代代蒙古人甚至一度痛骂自己的“祖先”，对成吉思汗这个名字避之不及。

是什么让蒙古人如此憎恨自己的祖宗？又是什么，让这个曾经被妖魔化的形象在苏联解体后迅速回归，并成为民族团结的象征？

1938年，苏联在外蒙古推行了一系列政治、文化和宗教方面的“俄化”政策，试图从根本上改造蒙古社会。

这场变革不仅仅是对外蒙古的政治掌控，更是一次对蒙古传统文化和历史的全面洗牌。

成吉思汗，这位曾经横扫欧亚大陆的英雄，在苏联的历史书中成为了“阶级敌人”。

苏联的教科书这样描述他——“剥削蒙古人民的暴君”，并称他为“蒙古的耻辱”。这一评价显然是经过精心设计的，目的是通过污名化历史人物，打破蒙古人的民族自豪感。

这种对成吉思汗的妖魔化，不仅仅停留在文字上。苏联通过教育体系，彻底改写了蒙古的历史，成吉思汗的事迹被从课本中删除，取而代之的是苏联式的阶级斗争理论。

蒙古的孩子们从小被灌输一种全新的历史观，认为成吉思汗的扩张不过是一场野蛮的掠夺，而蒙古人民在他的统治下饱受压迫。

苏联试图通过这种方式，切断蒙古人与他们传统历史的联系，让他们对自己的文化失去认同感。这种文化改造是彻底的，甚至连蒙古的文字系统也被摧毁。

在文化方面，苏联直接废除了蒙古人使用了上千年的传统蒙古文，强制推行西里尔字母。

这项政策的实施，让蒙古的年轻一代几乎无法阅读和理解祖辈们留下的书面资料。

原本承载着丰富历史和文化的蒙古手稿，突然之间变得像“天书”一样晦涩难懂。这不仅是一种文化的隔断，更被视为一次“文化大清洗”，彻底切断了蒙古人与自己过往的书面历史。

成吉思汗的形象被颠覆的同时，蒙古人民的宗教信仰也遭到了无情的打压。

藏传佛教，一度是蒙古人精神生活的核心，但在苏联统治下，佛教成为了被打击的对象。

苏联政府关闭甚至拆毁了大量寺庙，僧侣们被迫还俗，许多人不得不放弃自己的信仰。对于蒙古人来说，这种宗教压迫不仅仅是对信仰的摧毁，更是一种精神上的压迫。

藏传佛教在蒙古的影响力急剧下降，许多寺庙被废弃，曾经钟声回荡的寺庙如今只剩下残垣断壁。佛教几乎在外蒙古社会中消失殆尽，信仰的空虚让蒙古人在精神上陷入了困境。

1991年，苏联解体，外蒙古终于摆脱了苏联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控制。

随着苏联的崩溃，外蒙古开始反思过去的历史和文化，曾经被妖魔化的成吉思汗重新回到了蒙古人的视野中。

这一次，他不再是“阶级敌人”，而是被重新塑造成了民族英雄，甚至被近乎神化。成吉思汗的回归，象征着外蒙古对自己历史和文化的重新认同。

成吉思汗的形象迅速在外蒙古社会中崛起，成为了民族团结和自豪感的象征。

在乌兰巴托的街头，几乎每个家庭的墙上都挂着成吉思汗的画像，虽然这些画像大多是从中国义乌生产出来的，但这并不妨碍蒙古人对这位祖先的崇拜。对于经历了苏联时期文化压迫的蒙古人来说，成吉思汗的回归不仅仅是历史人物的复兴，更是一种民族精神的重建。

苏联解体后，外蒙古的民族主义情绪迅速高涨，形成了所谓的“大蒙古民族主义”。

这种思想主张内蒙古和外蒙古的团结，强调蒙古民族的统一与独立。许多外蒙古人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历史，尤其是成吉思汗时代的辉煌，他们渴望恢复曾经的大蒙古帝国的荣光。

在这一时期，外蒙古和内蒙古之间的跨境通婚现象也越来越普遍。

1991年到2000年间，许多外蒙古女性选择嫁到内蒙古，外蒙古男性则纷纷娶了内蒙古的女性。这种跨境婚姻在那个年代变得极为普遍，成吉思汗的回归让两地人民在文化和历史认同上更加紧密。

可随着时间的推移，通婚问题也带来了新的挑战。

进入2000年后，中国的经济迅速崛起，内蒙古的经济水平远远超过了外蒙古。

外蒙古的经济发展相对滞后，主要依赖于煤炭和羊毛等初级产业，经济结构单一，发展缓慢。

这种经济差距逐渐影响到两地的通婚现象，越来越多的外蒙古女性选择嫁到经济条件更好的内蒙古，这引发了外蒙古“人口流失”的问题。

为了应对这种人口流失现象，外蒙古社会开始复兴萨满教，并通过萨满教的预言制造了一种与内蒙古之间的隔阂。

萨满教的预言声称，中国人和内蒙古人会拐卖外蒙古的女性，这种说法在外蒙古引发了广泛的恐慌。许多外蒙古人深信不疑，认为跨国婚姻会带来不祥，甚至会导致整个民族的衰落。

外蒙古政府也利用萨满教的影响，设置了各种婚姻障碍，试图通过宗教手段防止人口外流。

虽然这种做法未必能够彻底切断外蒙古与内蒙古的联系，但它却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跨境婚姻的进一步发展。

而就在成吉思汗被神化的同时，忽必烈的形象却在外蒙古饱受争议。

作为蒙古帝国的第五任大汗，忽必烈建立了元朝，将蒙古帝国的版图扩展到了整个中国。可在许多外蒙古人的眼中，忽必烈却是一个“叛徒”。

这一称呼源于他在位期间推行的汉化政策，以及与弟弟阿里不哥为争夺汗位展开的内战。

在外蒙古，许多人认为忽必烈的汉化政策是导致蒙古帝国分裂的关键。他背弃了蒙古的游牧传统，向中原文化妥协，最终导致了蒙古帝国的衰落。尤其是阿里不哥的支持者，他们始终认为忽必烈的选择背离了蒙古民族的根本利益，导致了蒙古文化的变质和帝国的分裂。

未来的外蒙古，将如何在中俄的夹缝中找到自己的定位？成吉思汗的神话是否还能继续支撑蒙古人民的精神世界？这些问题，或许会在下一个世纪的风雪中，找到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