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日本人设计了天安门城楼上的八个大红灯笼

1949年9月2日，周恩来副主席用毛笔签署了“阅兵地点以天安门前 为好”的批示。担任大会现场布置的华北军区政治部主任张致祥接到批 示后，将天安门的设计工作分配给了华北军区政治部文工团舞美队。

舞美队队长苏凡受领任务后，急令毕业于日本美术专科学校，艺术 造诣在当时华北军区部队中属一流的两个日本人：一个是40岁上下的肖野，一个是30岁出头的森茂。让他俩用最短的时间，设计出最好的布置 方案。

肖野和森茂，虽是日本人，但他们从日本民间保留的许多源于中国 文化精华的艺术中，得到了不少熏陶。因此，他们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并不陌生。

他俩在设计之初，便想到了中国宫灯。他俩认为，在天 安门城楼悬挂宫灯， 既能体现出民族风格 又能充分显示出浓烈 的节日气氛。

所以他俩确定了设计的基点，在天 安门城楼10根红廊柱 中间悬挂8盏红色宫 灯。

一个星期内， 他俩用16开白橡皮纸 画出了20张草图。草 图呈送周恩来副主席 审定，周恩来非常欣 赏这8盏太阳般的宫 灯。他在20张草图中看中了一幅。在仔仔细细看完之后，删去了金水桥栏上扎满彩球的设计。 他说，突出城楼就够了，大会会场一定要喜庆也要严肃。

在金碧辉煌的天安门城楼上，悬挂着B盏巨大的红灯笼。这8盏大红灯笼诞生于 开国大典之时

方案确定之后，苏凡便带着肖野、森茂跑遍北京城，购买灯笼。但偌 大的北京城，压根儿就没有那么大的宫灯。

此时距开国大典只有10天了。苏凡着了急，张致祥听了汇报也急得 直上火。恰在此时，肖野冒了一句，能不能找一个扎灯艺人来。

这句话提醒了苏凡，苏凡急奔故宫，可故宫里的人都做不了那么大的 宫灯。苏凡似乎很失望地走进了故宫博物馆，他决意要在清宫档案中找到 希望。万幸的是，苏凡还真在档案中找到了线索， 一位70多岁的扎灯老艺 人住在西城区丰盛胡同。

几天的疲劳顿消，苏凡赶忙叫上肖野、森茂，来到丰盛胡同，拜访这 位老艺人。

老艺人明白了他们来访的意图后，看了看如此大胆而豪放的设计图， 沉默了一会儿说：“我要带上两个徒弟，在城楼上做灯。但宫灯的云头和金黄的流苏由你们做。”

老艺人和他的两个徒弟来到了天安门城楼，苏凡、肖野和森茂也上了 城楼，三天三夜，他们全都吃住在城楼上。

十一的前一天，8盏有史以来最大的宫灯完成了。它高高地悬挂在天安 门城楼上，每个宫灯高2.23米，周长8.05米，直径2.56米，重80公斤。张致祥调来了一队战士，搬来几架梯子，前呼后拥。折腾了好一阵子，才把这几个宫灯送到十根廊柱之间。

此时，他们又发现，小小的钉子无论如何都不能固定如此沉重的灯笼。肖野望望这些大宫灯，又抬头看看那几枚小钉子，有了主意。他说：“把灯拴在横梁上，两旁砸两个铁环辅助一下就行了。”

这个办法还真行，经过努力，八盏有史以来最大的宫灯悬挂完成。

大会筹委会决定美术组留一个负责人在天安门上值班，城楼上已经布置就绪，要保证不出问题。苏凡自告奋勇留下了。尽管那时苏凡与后来成为著名演员的田华刚刚新婚不久，但是，为了守候那八盏蕴含着无数美好传说的宫灯，他填好了审查表，呈报市公安局批淮，领回了一张天安门城楼的出入证。他陪伴宫灯度过了一个又一个不眠之夜。

周恩来特别满意这八盏推陈出新的既民间又宫廷式的大红宫灯在这里还是再补充一点肖野和森茂在中国的传奇经历。

肖野，左翼美术家，1934年逃到中国避难，他在北平日伪满电影公司找到了一份美工师的工作。两年后，他与北平地下党接上关系，通过敌工部分配到张家口人民剧院。这个剧院是抗敌剧社的公开名字。在抗敌剧社他的许多舞美设计被同行视为范例。

森茂原是日本华北驻屯军宣传部的一名兵士，负责绘制反共宣传画。这样，就需要他知道八路军是怎么一回事。于是，准许他看马克思、毛泽东的书。他越读越觉得共产主义有道理，而最终被毛泽东的书俘虏过来了，成为抗敌剧社的舞美设计。

开国大典那一天，肖野和森茂站在红浪翻滚的广场，向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的苏凡使劲儿挥手。

苏凡高举两个胳膊，向他的两位日本朋友致敬。

天安门城楼上的两幅大标语

天安门城楼的布置紧张而有序地推进。此时，急迫的事，就是要在城台两侧，挂上两幅大标语。

那由谁来写这堪称“新中国第一的标语”呢?

开国大典总指挥部的人们，把目光集齐到钟灵身上，由钟灵来写。钟灵是蘸着延安的墨水，在书写革命标语过程中成为名人的。在延安，关于钟灵的传奇故事很多。其中有一件事颇为有趣

钟灵是在抗战爆发后，瞒着家人偷偷地跑到延安的。他是独生子，在家里被父母宠爱，所以来到延安时，有很长一段时间想家。每当想家时，他就给父母写信，但写出来的信不能寄。因为父母都生活在国统区，给他们寄信，搞不好就可能惹出麻烦来。也正是由于没有钟灵的一点消息，父亲非常着急，曾向许多人打听钟灵的消息，但谁都说不知道。

一天，钟灵的父亲突然想到，钟灵是不是投奔了共产党?做父亲的知道钟灵的脾气，钟灵是一个热血青年，很可能是去了延安。于是钟灵的父亲抱着试一试的想法，给钟灵写了一封信，信皮地址上赫然醒目地写着：“延安中国共产党收。”当时，钟灵的父亲不知道共产党在延安的具体位置，他写这封信多是给自己一个安慰，也没想到这封信会到延安，更没有想到这封信能到钟灵的手里。可事情就这么巧，这封信不仅到了延安，还真的到了钟灵的手里。当时，这件事，在延安被传为佳话。

由于钟灵自小就练习写字。楷体、宋体、篆书，他都练过，并且写得相当不错。当他悄悄参加革命来到延安时，是一个年仅17岁的小伙子。最初他被分配到电话班，当电话员。可他一有空，就写字，搞宜传。他把字变成了武器，仗打到哪里，他的标语字就写到哪里。也正是这样，他那漂亮的字体，传遍了整个延安。

当部队从延安开到北京城时，他又把漂亮的字刷到了北京。全国政协会议召开时，怀仁堂前的院子大门、二门都是他布置的。

这次天安门城楼要作为开国大典的主席台，天安门城楼上的标语要刷新，任务交给了钟灵。钟灵受领任务后，拿出了全部的看家本领，他丈量了天安门的尺寸，每个字都有一间房子大(字高2米，宽2.2米)。虽然这时解放区已经流行简化字，但为照顾大多数人的习惯，经研究继续用繁体字。

两条标语的字数不一样，左边的标语比右边的标语多一个字，在实际测量中，钟灵发现天安门的九间门楼很有讲究。它们并不是一样宽窄，但是人们视觉中左右四间都是对称的，这是明代的设计者巧妙利用了视觉的错觉原理，

门楼的中间部分最大，四六间稍窄，三七、二八、一九依次递减。钟灵在对标语的设计上，也采用了视觉的错觉原理，将“政府”二字紧了一些，但人们不易看出两字与其他字的不同。

天安门城楼重檐中间，本是悬挂国徽的，但因开国时，国微还没有确定，于是暂挂一幅横标语，上写“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这横幅上的字也是钟灵的手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