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里德曼：婚姻如公司

到目前为止，我们一直把婚姻的存在视为理所当然。我们现在将从省察婚姻市场转向省察婚姻制度。我们的前两个问题是：什么是婚姻？它为什么存在？

婚姻如公司。一种看待婚姻的方式是将其视为某种异乎寻常的一揽子交易，一种双方之间的交换——同意共享收入、住房、性爱，以及一系列生产活动，如做饭、打扫房间、洗碗、抚养孩子。从这个角度看，婚姻的动机，一部分来自生产中规模经济的存在——为两个人做一顿饭比为每人做一顿饭（加起来两顿）更容易；一部分来自劳动分工的优势。婚姻只是一种特殊形式的二人公司。

但公司不是利用劳动分工的唯一形式，还有另一种方式，即市场。我们大多数人利用屠夫、面包师和啤酒师的比较优势，但我们不必与之结婚来得到我们的晚餐。在传统婚姻里，妻子在做饭上可能比丈夫更有比较优势，而丈夫则可能在木工上比妻子更有比较优势。但在外面，肯定有比他们更好的厨师、更好的木匠，为什么这对夫妻要把自己限制在家庭的内部分工？

家庭生产的原因。我们大多数人是在公开市场上购买我们想要的大部分东西，很少有夫妻自己做。然而，典型的家庭却十分依赖家庭生产来维持相当大范围的家庭消费：大部分餐食、大部分家庭清洁、大量照顾和教育小孩的工作，等等。这些东西为什么不也在市场上购买呢？

一个原因是交易成本的存在。如果你打算建房，聘请木工很值得。但如果你是要修补一些松动的木瓦，找到一个好木匠，与他商议双方满意的条款，并确保他认真完工，就够劳时费力了，也许足够抵消掉这个木匠的比较优势。这个木匠比我更能修补好木瓦，但一旦屋顶漏雨，我才是那个被淋湿的人，因此我有动机做好修补，即使无人监工。并且我没有动机去浪费时间与精力来和我自己讨价还价。

第二个原因可能是专业化——不是在某一产品上，而是在某些顾客上。妻子和我会去的那家餐馆的厨师可能比我们更擅长做饭（如果我们少花点时间做饭，多花点时间挣下馆子的钱的话）。但是在为我们做饭方面，餐馆的厨师要比我们差。毕竟，我们在我们喜欢什么上是专家。对于一些其他形式的家庭生产来说，这种情况甚或更加真实。

我们现在对婚姻的存在至少有了部分的解释。另一个值得研究的因素是：婚姻，在大多数社会中，是一种非常长期的协议。为什么？

婚姻与双边垄断的成本。答案早在第九章讨论双边垄断作为长期合同的一个成因时就给出了。在我去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工作之前，我和经济系所在的市场是一个大型的适度竞争市场。一旦我接受了这份工作，并花了一两年的时间学习如何履职，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就都被锁定在了一种双边垄断中。他们和我都承担了大量的成本，包括培训我如何从事这项工作，以及指导该系如何跟我这个教授打交道。

婚姻是双边垄断的一个更极端的版本。个体在一个巨大的竞争市场上选择伴侣，无论他们如何抗议，都不可能再有任何其他市场可选。但一旦他们结婚，他们就会迅速获得在其他背景下被称为公司特有资本（firm-specific capital）的东西。如果他们决定终止协议并寻找其他伴侣，会招致巨大的成本，而如果一开始就选对了伴侣，这些成本本可以避免。他们关于如何与对方相处的特有知识会变得毫无价值。至少有一个人，必须离开熟悉也习惯了的家。他们共有的朋友圈可能会一分为二。最糟糕的是，无论新的伴侣有什么优势，都不是他们孩子的亲生父母。

正如第六章所解释的，拥有公司特有资本的一个问题是，它在双方之间创造了很大的议价（讨价还价）范围。由于对方被锁定在这场关系中,并且只有当事情变得非常糟糕时才会选择离开，因此，每一方都可能试图利用这一事实，让一切按照自己的方式来。在婚姻或其他背景下，都没有办法完全消除这些问题。但订立长期合约——明确的或暗含的，是减少这些问题的一种方式。

强制执行的问题。婚姻协议涉及两个要素，其中一个比另一个更容易执行。同意保持婚姻关系“直到死亡将我们分开”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强制执行的。在许多社会中，尽管并非我们当前的社会，脱离一段婚姻并进入到另一段是困难且昂贵的。你将会记得，亨利八世为了解除他与阿拉贡的凯瑟琳（Catherine of Aragon）的长期婚姻协议，不得不改变整个国家的宗教信仰。

但是，防止协议各方完全退出协议并不能解决这个问题，除非协议明确规定了每一方的确切义务，并可以强制执行。不可以离婚的婚姻可能比可以离婚的婚姻产生更大的议价空间，因为一方可以威胁要让另一方的生活变得非常不愉快，以至于离婚是一种改进。这种威胁是否可信，可能取决于它的实施成本。如果双方都知道争论结束后他们仍将与对方结婚，这可能会使他们有动机避免极端的策略。

这表明，理想的解决方案是一份长期协议，完全明确双方的义务。在签订协议前，没有婚姻，没有双边垄断，也没有太大的议价范围。而签订协议后，没有什么值得议价。

在某种程度上，婚姻就是这样一种协议。原则上，丈夫或妻子可以声称对方没有履行他或她的责任——例如，妻子可以起诉丈夫没有供养她。但是，人们几乎不可能写出一份足够详尽的合同来指明所有相关的条款；即使可以，这些条款也几乎不可能被强制执行。这就像价格管控一样，在法律上有义务以特定价格提供特定产品的个体，通常可以通过降低质量来规避该义务。据我所知，从来没有人以配偶做饭或做爱糟糕为由成功起诉过配偶。因此，即使在传统社会的婚姻中，仍保有相当大的议价空间供使用。

爱情和婚姻。本章走笔至此，我尚未提及爱情，而人们普遍认为爱情与婚姻有一定的联系。我们为什么要与所爱的人结婚，而不是与那些品味与我们一致、技能与我们互补的人结婚，然后进行我们各自的爱情生活？这个问题听起来奇怪，却很合理。

有两个答案。首先，爱情与性有关——这可以用社会生物学（sociobiology，将经济学应用于基因而不是人）来解释，而性与生孩子有关。父母更喜欢抚养自己的孩子，而不是别人的孩子，而且大部分育儿工作在抚养者的家里进行是最方便的。所以我们至少可以说，孩子的父母结婚，会方便一些。

第二个答案是，爱情减少（虽然不能消除）了招致高昂议价成本的利益冲突。如果我爱我的妻子，她快乐是我快乐的决定因素之一，因此让她开心符合双方共同的利益。如果她也爱我，让我开心也符合双方利益。除非我们的爱计算得如此精确以致我们的目标都是相同的，否则在任何一个方向都还有冲突的空间。如果我们太爱对方，我以我为代价使她受益的企图，可能与她以她为代价使我受益的企图发生冲突。

对这种情况的逻辑更准确的讨论，需要等到本章的第二节，到时我会详细阐述利他主义对利他主义者（altruist）和受益者（beneficiary）行为的影响。

美国婚姻的衰落。现在我们至少有了一张婚姻经济学理论的草图，我们不妨用它做点什么。一件显而易见的事情是用来解释过去百年间，婚姻在美国和类似社会的衰落。为什么婚姻变得没那么普遍，为什么婚姻协议的有效期显著变短？

一个简单的答案是，花在家庭生产上的时间急剧减少，伴侣获得的公司特有资本的数量也随之减少，尤其是妻子。之前我说过，为了获得晚餐，没有必要与屠夫、面包师和酿酒师结婚。事实上，几百年前，男人与他的面包师或酿酒师结婚、女人与她的屠夫结婚并不罕见，因为这三种职业在相当程度上都是在家庭内部进行的，特别是在农村地区。多萝西·塞耶斯（Dorothy Sayers）在她的一篇文章里建议，我们应该问问那些抱怨女性偷走男性工作的男人，他们是否希望将过去由家庭主妇从事，而现在已经转移到市场中的所有行业都还给女性，如酿造啤酒、保藏食物和制作衣服。

家庭生产减少的一个因素是：过去几个世纪，专业化程度一直在提高。培根、衣服、果酱和其他许多东西现已批量生产，而不是家庭制作。第二个因素是剩下的东西有很多机械化了。衣服和碗仍然在家里洗，但大部分工作已由那些制造洗衣机、洗碗机的公司完成了。第三个因素是婴儿死亡率的大幅下降。过去，一个女人几乎必须不停地生孩子，以确保有两到三个能活到成年；其结果是，生儿育女几乎是一份全职工作。而在现代社会，想要两个孩子的夫妇就生两个孩子。

这三种变化大大减少了一般家庭主妇的工作量。家庭主妇不再是一个全职的职业，除非在不寻常的情况下——想要很多孩子的家庭、“回归田园”的夫妇等。而一般来说，家庭生产，特别是养育孩子，在很大程度上与婚姻的专有资本有关。如果一对夫妻，没有年幼的子女，每人每天花80%的时间工作，20%的时间照顾家庭，离婚的成本就不会那么大。即使是一个比较传统的家庭，丈夫全职工作，妻子把时间分配在工作、家务和养育一两个孩子之间，离婚的成本也比几代人以前要低得多。

离婚不全是成本，也有收益，否则就不会有人离婚了。如果收益保持不变，而成本降低，那么至少有一方发现收益大于成本的情形将增加。从离婚率来看，确实如此。从这个角度看，离婚率的提升在本质上没有好坏之分，它既不是自由提升的证据，也不是道德水准降低的结果。它只是对一个不断变化的世界的理性适应。

离婚率的增加反映和顺应了个人选择范围的扩大，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是一件好事。我们可以选择生活在18世纪的家庭中，自己鞣制皮革，酿制啤酒。有些人就是这样做的——每月你都可以在《地球母亲报》（Mother Earth News）上读到这样的生活。大多数人都没有这样做表明，对大多数人来说，过那种生活而不是我们现在的生活的成本，大于相应的收益。

离婚率的上升和现代婚姻的其他困难只在以下意义上是坏事：反映了我们的制度和期望未能完全适应新环境。两个人可以一起过上幸福且富有成效的生活的条款，并不是简单到每对夫妇都能在几小时内独立创造。劳动分工在建立制度和房屋方面都有其作用。在一个相对静态的社会中，我们可以观察到成功的安排，即在过去有效，并且在未来也可能会有效的模式。在一个快速变化的社会中，我们更难弄清楚哪种协议是我们应该或不应该同意的，哪种婚姻——或其他安排——是我们应该或不应该选择的。因此，可能会出现更多失误。在这里，正如在大多数其他领域一样，经济学理论对于描述均衡，比描述我们从一个均衡转移到另一个均衡的过程，更加有用。

本文摘自《价格理论》（第三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