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3月13日,锦屏县敦寨乡长刘书善,起了大早,尽管昨天的高烧并未消退。正当他准备洗脸时,发现身后传来异常的响动。刘乡长转过身,只见一把明晃晃的匕首朝他刺来。
三个月前的1月12日,解放军驻镇远军分区司令员曾宪辉在锦屏召开群众大会,他向社会各界代表郑重宣布锦屏从此解放。
贵州锦屏县地处黔东南,自古是苗、侗等少数民族的聚居地。国民党时期,锦屏县是著名的“模范县”。解放前夕,原县长龙俊生,亲自跑到贵阳请示省长谷正伦。
锦屏县地形
早在1949年1月,谷正伦曾飞往南京。面对昔日的宪兵司令,蒋介石为谷制定出一套“应变计划”。当面对来访的龙俊生,谷当即面授机宜“打得过就打,打不过就上山打游击”。离开贵阳时,谷正伦还亲自送给龙俊生一把手枪,鼓励他们要抗战到底。
1949年11月,人民解放军第二野第五团正式进入贵州,11月4日解放天柱县。天柱与锦屏县接壤,随后我军又拿下远口。远口是锦屏县著名的水陆交通要道。国民党兵败如山倒,龙俊生只得将毒牙暂时隐藏起来,混在群众中,高喊和平解放。
1950年3月13日晚七点,在两个班兵力的护送下,县机关单位的工作人员相继从锦屏县城撤离。锦屏县城一半靠山,一半靠水。要想安全撤退,最好走陆路。他们商议撤到大凉亭,那山上有一座碉堡,山下则是通往天柱的交通要道。
山路崎岖,路上湿滑,一路下着小雨,大家走得并不轻松,每人身上都背有大量的人民币和银元。
四天前,即土匪叛乱前的3月8日。二十多名国民党旧官僚,齐聚锦屏中学。制定了“江西留、北方杀”的反革命策略。他们决定把天柱匪首罗义忠、湖南匪首方世雄联合起来,方便配合一起攻打锦屏县城。
随后锦屏县周边乡镇,相继发生土匪暴动。3月12日,来县机关上班的工作人员,发现很多商家大门紧闭,平常这个时候,早已人潮涌动,顾客如织。偶然碰到街上的行人,无不对政府工作人员投来异样的目光。要知道刚解放那会,百姓的眼神是热情的,现在是冷淡。还有部分好心群众,偷偷过来劝说,要他们赶紧离开锦屏。
分配到锦屏县地方工作人员一共51人,除13人留在县城工作,还有38人分配到锦屏各乡镇,另外还有2个病号留在县机关养病。一听到土匪要暴乱的消息,大家首先想通过电话,通知在各区乡的工作人员。
然而电话却打不通,通往外界的电话线已被土匪提前切断。情急之下,大家商议以县长张武云的名义,邀请锦屏县城内那些有头有脸的人物,特别是那些没有参加叛乱的地方士绅。向他们宣讲全国解放的大好形势,告诉他们反革命暴乱只能是自取灭亡,国民党的八百万大军被灭就是最好证明。
另一方面,大家商议将锦屏县土匪叛乱的情况向上级部队报告,不仅向邻县天柱县委写信,还向驻扎在远口的五十师一四九团上报情况。
考虑到留在锦屏县,只有两个班的兵力。面对匪徒大军,大家只好选择暂时避其锋芒。在撤离县政府时,大家把带来的400元大洋和几十万的人民币纷纷埋在县政府背后的猪圈里,还有部分则由工作人员随身带着,最后将剩余公款由专人送到船上,将它们统一运到卦治乡隐藏。
3月14日,拂晓时分,雨终于停了。县长张武云打算打先下山,据昨夜放哨的士兵反映:夜里除了零星听到枪声外,并没有发生意外情况。为以防万一,警卫员龙某决定陪同县长先下去,如情况正常,大家再一起回县政府办公也不迟。谁知当他们走到山脚,被正在巡逻的匪军发现。警卫员急忙带着张县长往山上跑。
离锦屏县城约70里远的敦寨乡,一场刺杀行动正在进行。行刺当地区长刘书善的人叫张老毛,是当地有名的土匪。鲜血一滴一滴往下掉,嘀嗒、嘀嗒,幸亏刘及时护住胸,才避免悲剧发生。不过右手却被张刺伤。刘大喊,希望能找来同伴。谁知他刚扯开嗓子,埋伏在房间周围的匪徒,已将他拦腰抱住。众人兴奋叫嚷着“捉住了共产党的大官”...
现在敦寨镇地形
刘书善昨晚就预感到不对,昨天3月12日,正值敦寨乡赶集,作为当地新任区长,刘不顾自己发着高烧,向在场的群众宣传党的政策。直到天黑,才回到住处。他和一名通信员,以及一名乡工作人员共同住在蟑螂坡上的碉堡里。深夜不断传来啪、啪的枪声,由于实在太累,加之感冒。刘并未出去查探情况。
敦寨美景
得亏刘书善没有出去,不然迎接他的将是匪徒的子弹。原乡长龙景昌已将碉堡包围得水泄不通,匪徒们你一枪我一枪,试图用枪声引诱住在里头的工作人员现身。一旦他们上钩,趁机将其杀害。
随后刘乡长被押送到县城监狱,这道命令是匪首龙俊生亲自下的。3月14日,天柱匪首罗义忠、湖南匪首方世雄,指挥约一千三百多名土匪向我军扑来。因寡不敌众,县政府的工作人员朝天柱的高酿方向撤退,晚七点他们才到达中共区委所在地。
两天后的3月16日,“黔东南绥靖区司令”龙俊生在锦屏县召开“光复会”,委任王止善为锦屏“县长”。王先前担任过国民党团长、参谋长,曾与龙一起上贵阳,接受省长谷正伦亲授“口诀。”
和刘书善一起关监狱的还有李荣亭,李被分配到平略乡工作,职位是区委副组织委员。3月13日,李荣亭去八洋征收公粮,完成工作后回到乡公所时,被埋伏在路边的土匪杨胜英、杨再辉袭击被捕。
时平略乡已于3月12日深夜,被匪徒占领。同一天晚上,沦陷的乡镇还有大同、卦治等,叛军主力主要来自原锦屏保警队,一支拥有10挺机枪,400多人的队伍。土匪叛乱的统一口号均为“粮油涨价”。
李荣亭被匪徒足足折磨了三天,因李不肯屈服,被土匪认为是“共产党的大官”,故被押送到县监狱。
锦屏沦陷,百姓再次陷入苦难的深渊。天还没黑下来,县城内的商家便早早地关了门;第二天营业,日上三竿,大家都不敢随便开门。因城内的国民党“官老爷”,要向他们讨要各种费用,今天这个匪徒要“安家费”,明天那个要“服装费”,后天又不知从哪冒出的队伍说要“兵源费”。
让百姓困惑的不仅是各种乱七八糟的费用,还有县里的“官”实在太多,“司令”成群,“支队长”、“中队长”则多如牛毛。至于县长基本上一个月换一个。
最先是王止善当县长,不久后,他被龙俊生赶走,龙自任县长。大概当了一个月的县长,因怕自己的“军权”旁落,便吩咐王选才当。8月1日,军统特务王仁杰,勾结黔东大匪杨锦标,把龙俊生赶出县城,先是自当“县长”,后又把位置让给龙运涛、龙天衢等人。
3月20日,匪首龙俊生下令处死刘书善、李荣亭。此前刘、李两人备受匪徒酷刑的摧残。酷刑之余,刘书善不忘向“同情共匪”的“狱友”,鼓舞士气。向他们宣传毛主席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以及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美好生活。
面对刘、李俩人的宣传攻势,匪县长王止善、匪司令龙俊生很害怕,他们共同商量对策。
一天县监狱大牢里进来一批女学生,她们个个手拉风琴每天给大家演唱国民党“党歌”,有时给大家讲“三民主义救中国”。她们正是“政工处长”文启凤找来的学生,是对付刘书善、李荣亭的“法宝”。
结果“法宝”不奏效,让匪首龙俊生气急败坏。于3月20日,宣布处死刘、李两人。在行刑当天,他俩不断高喊“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匪徒听到此起彼伏的喊声后,个个吓得脸色惨白,慌忙用一根长约30公分、粗如鸡蛋的木棍横捆在刘书善的嘴上,随后用一团烂布死死塞进李荣亭的嘴里。
那驻守在附近的人民解放军呢?
离锦屏最近的部队为五十师一四九团,他们原本驻守在远口镇,离锦屏县有近70里路,当天收到县长的求救信后,急忙往锦屏赶。当他们到达茅坪时,得知工作人员已成功撤出县城,便回到驻地。
1950年3、4月份,贵州匪乱达到高潮,当时全省较大的股匪有460余股,武装土匪达到十二三万人,机枪在千挺以上。我军仅能守卫几个重点区域,以便保护当地交通运输、防止土匪袭扰,虽机动部队时有击溃土匪,但很少全歼,这导致他们在黔境内到处流窜,与当地土匪势力结合,组成新的匪帮。
事情发生转机是在1950年9月以后,西南军区分别从川东和川西两军区调来186师和31师。各军区共同参加清剿,实行统一指挥,全省共进行8次大的合围战斗,黔东南的大股匪杨锦标部被全歼。
在1950年12月18日,锦屏县终于获得第二次解放,解放军共消灭土匪约2000多人,龙俊生、王止善、王仁杰、龙运涛等一大批匪首相一个都没能逃脱法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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