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今五千年时，四川有三星堆文明，江浙有良褚文明，中原有什么？

虽然夏朝是否存在，还没有找到确切的考古证据，但考古结果显示，距今五千年时，中国已经进入文明时代，“上下五千年文明史”不是自夸，而是有着确凿的证据。

良渚遗址位于浙江杭州，距今5300年—4300年，庞大的古城、精美的玉器、复杂的水利系统等等，无不预示着这里曾经存在过一个令人震惊的辉煌的上古王国。整个良渚文化圈，涉及江浙多地，甚至山东的两城镇遗址、琅琊古城，安徽巢湖的凌家滩文化等，都与良渚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三星堆遗址位于四川广汉，距今5000年—3200年，出土的文物令世界震惊，尤其是出土的青铜器，高2.62米的青铜大立人、宽1.38米的青铜面具、更有高达3.95米的青铜神树等，均堪称独一无二的旷世神品。说句可能夸张一些的话，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器数量，应该比西方出土的同时代的青铜器总量还要多。

一直以来，在中国人传统认知中，黄河孕育了中华文明，中华文明根在黄河流域，那么在良渚文明、三星堆文明初始阶段，中原或黄河流域有什么对应的文明？

迄今为止，考古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最早的是位于河南舞阳的贾湖遗址，距今约9000―7500年，保护区面积5.5万平方米，始发现于20世纪60年代初。贾湖遗址最广为人知的三宝是贾湖酒、骨笛、龟甲上的刻符（或为甲骨文最初源头），其中贾湖酒是世界上最早的酒，骨笛是世界上最早的笛子，贾湖刻符是中国最早的龟甲契刻，显示出距今8000年前后时贾湖先民已经发展出璀璨的文化，与同时期西亚两河流域的远古文化相映生辉。

紧随贾湖文化之后的是裴李岗文化，因最早在河南新郑的裴李岗村发掘而得名，距今8000年—7000年。与贾湖文化相比，裴李岗文化有了明显的进步，尤其是发生了中国最早的农业革命，进入锄耕农业阶段，整体处于以原始农业、手工业为主，以家庭饲养和渔猎业为辅的母系氏族社会。与同时代的中国其他地区遗址相比，裴李岗文化处于领先地位。

裴李岗文化之后，中国进入仰韶文化阶段，分布在整个黄河中游从今天的甘肃省到河南省之间，以彩陶为重要特征（如下），距今7000年—5000年。所谓仰韶文化，因1921年首次在河南省三门峡市渑池县仰韶村发现，按照考古学惯例，于是就将同时代这一类遗址命名为仰韶文化，考古认为“华夏”一词中“华”的概念应该出自仰韶文化。

仰韶文化中晚期，发现的规格最高的具有都邑性质的是双槐树遗址，学者称之为“早期中华文明的胚胎”、“河洛古国”。双槐树遗址位于河南巩义市，处于河洛文化中心区，距今5300余年，遗址东西长约1500米，南北宽约780米，残存面积达117万平方米，有3处共1700余座经过严格规划的大型公共墓地，有九个陶罐模拟的北斗九星天文遗迹，城内还有礼祀遗迹以及制陶作坊区、储水区、道路系统等。毫无疑问，这就是一个上古王国。

比仰韶文化略晚一些，在黄河下游的山东地区，也出现了一个极为发达的文化代表——大汶口文化，因山东省泰安市岱岳区大汶口镇大汶口遗址而得名，距今约6500—4500年。大汶口文化分布地区东至黄海之滨、西至鲁西平原东部、北达渤海北岸、南到江苏淮北一带，为山东龙山文化的源头，相传大汶口文化的首领是古史中的少昊氏。

总之，在距今5000年前，黄河流域的文明总体要比长江流域与四川更为发达，但在距今5000年前后，黄河流域文明迎来一次剧变。

距今五千年时，北方两大文明开始衰落，仰韶文化与红山文化先后衰亡。

所谓红山文化，起源于东北西南部，主要位于辽河流域，分布在东北西部的热河地区，北起内蒙古中南部地区，南至河北北部，东达辽宁西部，辽河流域的西拉木伦河和老哈河、大凌河上游。整个红山文化非常惊人，出土距今8000余年的石碓塑龙，这是中国出土的第一条“真龙”，还有各种精美的玉龙，以及牛河梁遗址中疑似女娲补天的布局等，但差不多在公元前3000年时衰亡。

仰韶文化与红山文化为何差不多同时消失？气候学家研究发现，距今大约5340年至5290年和距今5070年至4670年，中国发生了间歇性的干冷事件，可能导致食物短缺，最终两个文明迅速消亡。与这两个文明相似的还有位于长江中游的大溪文化、安徽的凌家滩文化，在距今5300年时也突然消亡。大溪文化与凌家滩文化都极为先进，其中大溪文化因重庆市巫山县大溪遗址而得名，分布东起鄂中南，西至川东，南抵洞庭湖北岸，北达汉水中游沿岸，主要集中在长江中游西段的两岸地区。

在严酷的气候影响下，由于地理因素的原因，四川与江浙地区先民迅速恢复，先后建立了璀璨的三星堆文明与良渚文明，但北方地区却还在艰难的恢复中，直至距今4500年时才重新崛起了一股势力——龙山文化。

所谓龙山文化，因首次发现于山东济南历城县龙山镇（今属济南章丘区）而得名，分布于黄河中下游的河南、山东、山西、陕西等省，距今4500年—4000年，以黑陶为主要特征（如上）。在龙山文化阶段，黄河流域发展迅猛，还发明出一套系统、成熟的文字等，很快就后来居上，超越了良渚文明与三星堆文明。简单粗暴地以古城面积对比可见，龙山文化时期的北方慢慢后来居上。

其一，城子崖遗址始于龙山文化的初始阶段，距今4500年—4100年，位于山东省济南市章丘区龙山街道龙山村，遗址总面积为22万平方米。

其二，陶寺遗址位于山西省襄汾县陶寺村南，东西约2000米，南北约1500米，面积280万平方米，只比290多万平的良渚古城略小，是中原地区龙山文化遗址中规模最大的一处之一。有学者指出，陶寺遗址是帝尧故都，“最早的中国”。

其三，石峁古城位于陕西榆林高家堡石峁村，是迄今发现的龙山晚期到夏早期时期规模最大的城址，总面积约425万平方米，距今4000年。关于石峁古城的主人，学术界争议很大，比如认为是黄帝、帝尧、帝舜等，各执一词。

更为重要的是，大约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黄河流域的社会迎来一次巨变，夏王朝的建立，让公天下变成了家天下，从此中国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黄河流域也成为中华文明的中心。而在夏朝建立之前，良渚文明神秘消亡；在商朝中后期，三星堆文明慢慢衰败，最后残余部分迁至金沙遗址。

西方考古是发现历史，中国考古是证实历史，那么上述文化遗址在中国古史中有何体现，黄帝、炎帝、蚩尤等各属哪一个文化？

司马迁认为三皇的历史过于离奇，因此《史记》中并未专门讲述三皇，而是从五帝开始记载。根据古史计算，黄帝大约出生于公元前2700年，处于仰韶文化、红山文化与龙山文化的过渡阶段，这时黄河流域爆发了一场争霸战。

《五帝本纪》记载：“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而蚩尤最为暴，莫能伐。”唐朝司马贞的《三皇本纪》记载炎帝传了580年后黄帝崛起，因此炎帝可能并非特指某一人，而是指部落酋长的固定称呼，与之对应的是黄帝可能也是部落首领固定称呼。

按照仰韶文化衰亡的时间节点，炎帝可能是仰韶文化的代表，而黄帝应该是出自红山文化。《史记》记载黄帝“迁徙往来无常处，以师兵为营卫”，说明黄帝可能是游牧民族出身，因此有学者综合考古发现推测黄帝是红山文化的后裔。由于天气原因，位于内蒙与辽西的红山文化向南迁徙，在这一过程中学习了黄河流域的农耕种植、养蚕造丝等，后人可能为了拔高黄帝，就将农耕、养蚕等发明之功全部归于黄帝。龙山文化向南迁徙，与黄河流域的代表仰韶文化的炎帝爆发了冲突，最终炎黄两个部落合并。

蚩尤来源一直成谜，随着良渚文明的研究深入，有一种观点认为蚩尤是良渚文明的代表，在良渚文明向北扩张或迁徙时与炎帝、黄帝部落发生冲突，最终被炎黄部落击败，于是蚩尤部落也慢慢成为炎黄一员。

炎帝、黄帝、蚩尤三个部落在战争中融合，逐渐形成了华夏民族，开创了辉煌的龙山文化。经过颛顼、帝喾、帝尧、帝舜等继承与发展，龙山文化在大禹时期达到巅峰，但也走到了末路，原始的部落联盟民主体系无法适应时代需求了，于是夏王朝诞生。

由此可见，文献中记载的上古历史，尽管存在诸多问题，但大体上也能简略地与考古发现相互印证，因此不能武断地全盘否定五帝历史，而是应该思辨性的看待。

综上，距今5000年前后，黄河流域的文明一度陷入低谷，良渚文明与三星堆文明更为璀璨，但在数百年之后，黄河流域文明恢复，并以更迅猛的速度发展，成为华夏文明的中心。数千年之后，良渚文明、三星堆文明的后裔，都成了黄河流域发展出的华夏族的一员。

值得深思的是，文明发展犹如赛跑，与竞赛区别在于，文明一旦落后可能就是灭亡，连古史上都不会记载一笔，仿佛根本不存在。如果不是挖掘出良渚文明与三星堆文明等遗址，后人根本不知道江浙、四川还有如此辉煌的上古文明，大概只会认同古史记载的“自古以来的蛮夷之地”的观点。放眼全球道理一样，落后就要挨打乃至灭亡，古今多少文明最后只能在博物馆找到一些痕迹，或者只能成为其他文明的一个“有益补充”。所谓“殷鉴不远，来者可追”，古今道理一样，如果中华文明在未来世界文明竞赛中落伍，结果会怎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