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民营企业与产业发展

导语：

10月10日，司法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草案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新政策将保障公平竞争、推动科技创新、保护民营企业权益等事项进行制度性规定。

10月12日，全国工商联发布了“2024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榜单与《2024中国民营企业500强调研分析报告》。从经营情况、技术创新等数据来看，民营企业不仅是科技研发的主体，更在税收贡献和拉动就业等方面发挥越来越重要作用。

而就目前而言，民营经济正面临哪些现实层面的“痛点”？有哪些政策层面的设计可以改善部分民资“躺平”的状态？地方政府在制度以及实践层面上又应如何为民企发展护航？如何激活全社会科技创新活力？

郑永年教授在文章中指出，民营经济目前正面临萎缩的风险，各级政府对产业发展的关注度也在日益提高。一方面，受地缘政治环境影响，美国等西方国家对华“卡脖子”和“脱钩断链”政策，不仅影响着中国现存产业的升级，也影响着未来产业的产生和发展。另一方面，从内部看，中国的国民经济结构正在发生一场“静悄悄的革命”，部分民资因为环境和未来的不确定性趋于躺平状态，有些遇到困难的民营企业更是希望得到国资的帮助，甚至把业务转交给国资。

面对民营的“痛点”问题，郑永年教授从产业的产生与发展过程中找到答案，指出所有产业的产生都源于“人的需求”。产业的发展与工业化紧密相关，而工业化的核心是技术——科学和技术的进步同样离不开个人。

通过分析科学与技术发展的逻辑，郑永年教授提出，我们需要推动科技与创新的“双轨制” 发展：要建立面向民营部门的科技和创新政策“新轨”，还要逐步改革面向高校和科研机构的科技和创新政策“老轨”——从而在实践层面创造、扶持和保护产业的健康发展。

民营企业为何重要

近年来，就政策而言，工业和产业发展被各级政府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这既有外部的原因，也有内部的原因。

就外部原因来说，主要是因为中国和西方国家（尤其是和美国）关系的剧变。自特朗普政府以来，无论是美国本身的“再工业化”政策，还是对华“卡脖子”和“脱钩断链”政策，不仅影响着中国现存产业的升级，也影响着未来产业的产生和发展。随着外资的减少，中国的独角兽企业数量急剧减少。

同时，随着中国本身劳动力、土地和环保成本的提高，一些产业也开始转移到这些要素更为便宜的国家和地区（尤其是东南亚国家）。而中美之间地缘政治关系的恶化更是促使中国一些产业加快转移到更为安全的国家和地区（例如越南和墨西哥）。

就内部来说，主要有几个因素。2022年的党的二十大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政策概念，并对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确定了战略部署。2023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把推进实现中国式现代化作为最大的政治。中国式现代化更是今年二十届三中全会所确定60多个方面和300多项改革的核心。

就经济增长而言，三中全会决定的行动逻辑非常清楚，那就是通过构建高水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三中全会强调“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的硬道理”。发展的核心无疑是产业，尤其是新兴产业。

如果说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是执政党的使命，那么对各级地方政府来说，产业发展具有更为直接的推动力，即增加地方财政收入。在很多地方，政府过去高度依赖房地产的土地财政，但随着房地产收入的大幅度减少，必须另寻收入来源。因此，近年来，各地政府纷纷设立产投、创投等产业基金，试图以此来促进地方产业的快速发展。

第24届中国集成电路制造年会上，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创新产业投资基金正式发布成立。图源：新华社

但经验地看，尽管各个地方的国有资本发展迅速，但并没有能够显著扩大地方的税基，各地的财政依然紧张。并且，随着国有资本快速趋于活跃（无论是央企还是地方国资），国资正在对民营企业产生深刻的影响。

国外一些观察家认为，中国的国民经济结构正在发生一场“静悄悄的革命”，即国资空间的大举扩张和民企的萎缩。

这种现象之前也经常发生，但每次发生这种现象，民营企业总是会发声，但这次则是“静悄悄”的。在一些地方，民企不仅没有抱怨，反而欢迎国资的扩张。这种现象需要认真地研究。

在今天的环境下，国资的扩张不可避免。受贸易冲突和地缘政治因素的影响，外资大量减少。而很多民资因为环境和未来的不确定性也趋于躺平状态，有些遇到困难的民营企业更是希望得到国资的帮助，甚至把业务转交给国资。在这样的情况下，国资必须扩张，也不得不扩张。但是，从长远来说，这个趋势不得不说十分令人担忧。

人们经常用“56789”这组数字来形容中国的民营经济，即民营经济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90%以上的企业数量。这足以说明民营经济的至关重要性。

不过，如果今天这场“静悄悄革命”继续进行下去，那么用不了多少年，国企和民企之间必然失衡。

如果那样，一个失衡的国民经济结构不仅会对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构成严峻的制约，更会影响中国的国际环境。

就内部发展而言，一个萎缩的民营经济绝对不是好消息。人们不要忘记计划经济时代的经济教训。

就外部发展而言，中国和世界经济的关联主要是通过民营经济，民营经济一旦萎缩，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的关联度必然减小。在一个越来越高度意识形态化的世界里，国资“走出去”会越来越力不从心。

正因为这样，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对国企国资和民企民资各自的角色做了专门的论述。这一论述被置于第二节“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内，表明国企和民企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两个主体。为了表述的精确性，这里全文引述如下：

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必须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创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场环境，实现资源配置效率最优化和效益最大化，既“放得活”又“管得住”，更好维护市场秩序、弥补市场失灵，畅通国民经济循环，激发全社会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

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促进各种所有制经济优势互补、共同发展。

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完善管理监督体制机制，增强各有关管理部门战略协同，推进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推动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增强核心功能，提升核心竞争力。

进一步明晰不同类型国有企业功能定位，完善主责主业管理，明确国有资本重点投资领域和方向。推动国有资本向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集中，向关系国计民生的公共服务、应急能力、公益性领域等集中，向前瞻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中。健全国有企业推进原始创新制度安排。

深化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改革。建立国有企业履行战略使命评价制度，完善国有企业分类考核评价体系，开展国有经济增加值核算。推进能源、铁路、电信、水利、公用事业等行业自然垄断环节独立运营和竞争性环节市场化改革，健全监管体制机制。

坚持致力于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和提供更多机会的方针政策。制定民营经济促进法。深入破除市场准入壁垒，推进基础设施竞争性领域向经营主体公平开放，完善民营企业参与国家重大项目建设长效机制。

支持有能力的民营企业牵头承担国家重大技术攻关任务，向民营企业进一步开放国家重大科研基础设施。完善民营企业融资支持政策制度，破解“融资难、融资贵”问题。

健全涉企收费长效监管和拖欠企业账款清偿法律法规体系。加快建立民营企业信用状况综合评价体系，健全民营中小企业增信制度。支持引导民营企业完善治理结构和管理制度，加强企业合规建设和廉洁风险防控。加强事中事后监管，规范涉民营企业行政检查。

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弘扬企业家精神，支持和引导各类企业提高资源要素利用效率和经营管理水平、履行社会责任，加快建设更多世界一流企业。

人们可以从不同角度来讨论这里表述的国企与民企之间的关系，但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决定》强调了国企和民企之间的均衡发展、两者的平等性、两者之间的劳动分工，企业家精神尤其得到强调。

2024年7月22日，国务院国资委中央企业负责人研讨班在北京举行 图源：新华社

民营企业的“痛点”

令人遗憾的是，尽管中央层面对民企和民资的高度重视，但到了地方，要不变形了，要不消失了，甚至出现完全相反的情况。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出现有些地方有官员为了地方收入去搞垮企业的事件。这里仅举三个引起公众关注的案例。

事件一：8月13日，多个社交平台流传几段录音显示，河北唐山一家公司因涉嫌网络传销，被山东菏泽成武县市场监管局拟罚没2558万元，疑似该局工作人员与涉案企业就罚没金额“谈判”时，要求企业认罚不能低于2100万元。录音中，疑似办案人员的张某称：“说句难听话，扶持一个企业，我真没那个本事，干垮一个企业太简单了……”。

事件二：四川宜宾对采耳店的负责人李女士罚款22万元巨款。2023年3月，李女士通过加盟的方式在宜宾市翠屏区开了一家耳部护理店，主做采耳和耳部理疗。“加盟时告知我主要业务是理疗、疏通经络、采耳”。但开业不到半个月，李女士便因擅自开展诊疗活动而被责令停止执业活动。此后，宜宾市翠屏区卫生健康局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明确李女士的耳部护理店涉嫌非法行医，处以罚款11万元，李女士逾期未交加处罚款11万元。事实上，该店非法所得为2000元。2024年3月22日，宜宾市翠屏区卫健局申请强制执行案开庭审理，法官未当庭宣布庭审结果。在引发社会广泛关注后，宜宾市翠屏区卫生健康局向区人民法院撤回强制执行申请。

事件三：2023年9月24日，一名居住在河北承德的程序员发帖表示，自己为境外公司工作，通过“翻墙”登录Github以领取公司任务。当地公安局认定他的行为是“擅自使用非法定信道进行国际联网”，对其处以行政处罚——罚款200元，没收其三年来全部“违法所得”105.8万元人民币。

诸如此类的事情实际上在人们身边不断发生。很多人已经对这样的事情变得麻木不仁了。尽管相关部门并没有明确的规定，但类似企业违规“倒查20年”和“税收倒查30年”之类的现象不断发生。很多人感到无能为力。但也有人认为，这些都是小事情，那么大的国家总会发生一些什么。但其实不然。

对民营企业来说，这是这个时代的“痛点”；对国家来说，这也是民营企业萎缩，甚至“躺平”的一个重要原因。

这些事情的发生很容易使人想起改革开放初期安徽年广九“傻子瓜子”的事情。在年广久的商业行为被地方官员视为“非法”的时候，引起了当时中国最高领导人邓小平在高层会议上点名关注。可以想象，如果“傻子瓜子”被地方官员取缔了（不管以何种原因），那么当时中国的民营企业能够发展起来吗？今天的问题可以说主要是出在基层。

尽管在宏观政策民营企业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但一旦到了基层微观层面，这种“重视”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甚至走向了反面。

不难看到，在宏观面是“两个毫不动摇”，但在微观面则是“倒查二十年”或者“税收倒查三十年”。也可以预见，如果微观层面的问题得不到解决，那么民营企业很难见到人们所希望出现的活力。

芜湖傻子瓜子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图源：新华社

不管怎样，所有这些案例都说明了，中国政府和政府官员对中国产业的发展有着巨大的影响，可以说是具有“决定权”。

政府能否催生一个“从0到1”的产业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但政府的政策基本上能够决定一个产业是否可以发展及如何发展的问题。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这个问题不可小看，甚至可以和国家的兴衰联系起来讨论。

实际上，在中国，这是一个很古老的问题。中国传统社会由“士农工商”构成，其中，“士”是统治阶层，属于孔子所说的“劳心者”，其他三个阶层“农工商”都是生产者，属于孔子所说的“劳力者”。无论从意识形态看还是从经验层面看，“劳心者”决定了“劳力者”，“士”决定着“农工商”的发展。“农工商”这一社会秩序的排列是“士”决定的，这一排列显然反映了“士”这一阶层的政策偏好，更是为了巩固“士”的统治地位。

马克思发现，他很难用“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概念来分析中国现象。在马克思的这一概念中，有什么样的经济基础，就会有什么样的上层建筑。但中国的传统实践则是倒过来的，即“士”决定了“农工商”，即“上层建筑”决定“经济基础”。马克思因此创造了另外一个概念，即“亚细亚生产方式”，来分析中国的历史。

尽管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做了最深刻的批判，但马克思充分肯定了资本主义要素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所造成的冲击的作用。在马克思看来，“亚细亚生产方式”缺失内生的发展动力，如果要发展，那么就必须借助外力。

经济史学家们发现，尽管中国传统上存在着可以导致资本主义产生的所有潜力，但事实上并没有发生。迄今，没有人能够令人信服地回答“为什么工业革命发生在英国而非中国？”这个问题。

产业从何而来？

尽管近代以来，中国的政治经济体系已经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经深度融入了世界经济体，但很多政府官员对民企企业的歧视态度依然没有改变。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这一态度对我们今天所讨论的产业发展问题变得越来越重要。

一个基本的问题是：产业从何而来？

如果对人类产生以来的产业发展做一梳理，不难发现，所有产业的产生都来自人。在近代工业化之前的漫长的农业社会，产业的发展依靠人的生存本能，即所谓的“靠山吃山，靠海吃海”。

农业社会生产力低下，人口维持在生存的水平。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可以说是对工业化之前人类生产力和人口之间存在的矛盾的概念化。这并不是说，漫长的农业社会没有技术发明。技术发明不仅存在，而且也对经济与社会产生重大影响。

实际上，正是农业社会产生的技术进步促成了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大转型。

不过，在农业社会，大多技术发明并没有演变成产业。例如，中国的“四大发明”并没有演变成产业。为什么没有？这是一个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

产业的发展和工业化有关； 再者，工业化的核心是技术，是一项或几项技术的合成演变出来的产业。无论在农业社会还是工业社会，技术的核心又是人。经验地看，技术有几个来源。

一是发现，很多技术是劳动者在实践过程中无意之中发现的，不是刻意追求的结果。二是改进，即在现有技术的基础之上做技术的改进，以追求更高的劳动效率。三是基础科研，即人类通过有意识地努力而获得的技术。前者发生在所有社会形态，而后两者则出现在近代以来的社会形态中。

英国的工业革命或许有偶然的因素，但近代以来，技术进步越来越成为人类有意识的追求。这就是文艺复兴的产物。此前，人类的经济活动基本上出于本能之上的生存，文艺复兴之后，人类认识到，人类可以通过自己的理性来改变自己的生存环境，改善自身的经济生活。

从这个角度来看，英国工业革命有其必然性。英国工业革命以来，技术一直处于快速发展进程之中。尽管有时候快一些，有时候慢一些，但总体上看，这个过程是一个持续的、加速度的过程。尽管各国从未停止过对现有技术的改进，但通过基础科研而获得“从0到1”的原创技术则已经成为技术进步的主要来源。

原创性技术的根源在哪里？答案很简单：个人。例如，从16世纪到19世纪，工业和产业的产生和发展离不开一大堆个人：哥白尼、伽利略、牛顿、瓦特、法拉第、达尔文和爱迪生等等。也就是说，无论是科学还是技术，基础都是个人。

再回到这个问题：产业从何而来？产业的产生和发展过程非常清楚，即从个人到科学、从科学到技术、从技术到产业。一旦这一过程被认为是真理，各国都根据这一逻辑来发展自己的产业。美国人首先意识到这一逻辑过程，二战之后，美国率先这样做，然后扩散到其他西方国家，现在又向发展中国家扩散。

科学和技术的关系

科学和技术的发展离不开个人。这里还需要把科学和技术做一区别，因为在中国，人们总是把两者放在一起，认为科技是同一件事情。

科学是人类探索和积累的关于自然现象及其规律，并理论化了的知识体系，旨在揭示客观事物的本质和规律。也就是说，科学是人类认识世界并探求自然真相，揭示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并用来作为人们改造世界的知识体系。

科学是发现，即是发现世界上存在却未知的东西。科学的目的是寻找“是什么”“为什么”“会不会”。科学表现为知识形态，它的成果是科学理论的发现。科学具有公有特征，科学没有国界，为全人类所共有。科学属于文化范畴，科学在探索过程中不断地增加文化知识，促进人类走向新的文明。

技术泛指根据科学原理和生产实践经验，为某一实际目的而协同组成的各种工具、设备和工艺体系。或者说，技术是指人类在利用和改造自然的过程中，根据科学原理和生产实践积累起来的各种工艺和操作方法的技能体系。

技术是发明，即是发明世界上本来不存在的东西。技术的目的是寻找“做什么”“怎么做”“做出来干什么”。技术表现为物质形态，它的成果是新产品或新工艺的发明。技术具有私有特征，技术有垄断性，跟直接的经济利益相联系。技术属于经济范畴，新技术可以提高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创造并积累物质财富。

不过，同时，科学和技术又是关联在一起的。科学是技术的理论指导，科学理论通常可以转化为技术原理，促进技术发展。技术是科学理论的应用，是科学的演绎、具体化、实用化。

随着科学和技术的不断发展进步，传统上的科学与技术关系发生了明显变化。各个学科研究的对象越来越深入，细化成了多个新的学科体系，高新技术的产生越来越依赖新的科学发现，科学和技术也逐渐融合，科学与技术的关系日益密切。

对中国来说，明了科学与技术的不同尤其重要，因为这涉及到政府或者政府官员对科学研究和技术转化的认知，更涉及到对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在产业发展进程中的认知。

有了这种区分，那么人们就可以根据科学和技术各自发展的底层逻辑来明了政府可以做什么和不可以做什么、民营企业可以做什么和不可以做什么的问题。这可以改变政府官员对政府和对民企的认知与态度。

就基础科研（即科学）而言，政府所能做的是相当清楚的。所有伟大的科学家不是政府培养出来的。爱因斯坦是天生的，所有伟大的科学家都是天生的，所以政府必须提供给科学家一个科研的平台和活动的舞台。

今天，如果人们把获诺贝尔奖的科学家所做的研究视为是基础研究，那么就会发现，他们的研究不是资本密集型的，而是自由和兴趣密集型的。政府只需要提供给科学家群体一个体面的生活水平和一个自由的科研环境即可。

当然，在当代，科学家群体还需要实验室和科学装置来进行研究，这些政府或者企业需要提供。正是因为“从0到1”的创新的主体是个体，因此就必须重视知识产权的保护。

再者，尽管政府往往希望把科学家当作工具来达到自己的目标，但是这种做法的结果是复杂的。在一些国家比较成功（例如美国），但苏联很难说是成功的。

2022年4月22日，中国知识产权保护高层论坛会场 图源：国家知识产权局

在技术端，政府和民企各自能够做什么、不能做什么也是很清楚的。应用技术的转化是资本密集型的，并且是高风险的。

因此，在发达的西方，应用技术转化的主体是企业，通过风投解决所需的金融问题。在发展中国家，政府就必须在应用技术转化方面扮演一个更为重要的角色，例如在日本和韩国，政府通过帮助特定的私人企业来完成这个任务，但在中国，政府往往通过自己的企业（国有企业）来完成这个任务。

如果人们把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分为前沿经济和赶超经济，并把技术分为前沿技术和赶超技术，那么就不难发现，前沿经济和前沿技术的主体往往为个人，而赶超经济和赶超技术的主体往往是政府或者其他组织和集体。

这里可以适用人们所说的“伟大不能被计划的”这一说法。伟大的科学发明，伟大的技术创造，伟大的思想，这些“伟大”都是个体活动的产物。没有任何经验证据证明政府或者其他的“集体”和原创性的“伟大”相关。

政府的行为都是赶超型的，也就是说，一旦当政府确定一个所要追求的目标的时候，政府是可以通过各种动员机制来实现这一目标。但前提是，这一目标本来就已经存在着了。

如果这些事情搞清楚了，那么我们就可以转向讨论在当代中国的背景下，如何产生和发展新的产业，我们也可以理解为什么民营企业在产业产生和发展过程中的核心作用。

如何推动科技和创新

政策的“双轨制”发展

历史地看，近代以来，世界科学中心经历了从意大利到英国、法国、德国，再到美国的转移。这一转移过程背后往往存在两个底层逻辑：

第一个是“科学理论—科学实验—科学理论” 的循环加速机制，第二个是“技术—科学理论和实践—技术”的循环加速机制。

经验地看，第一个底层逻辑在中国中短期内不具备实现条件，而第二个底层逻辑在中国已经形成且主要依赖于民营企业在技术创新上的决定性作用。

因此，要追求新产业的产生和发展，我们可以建立一个“双轨制” 的科研体系。

一方面，建立面向民营部门的科技和创新政策“新轨”，以在中短期维持和加强技术创新循环加速机制（第二个底层逻辑）；

另一方面，逐步改革面向高校和科研机构的科技和创新政策“老轨”，逐步推进“体制外”高校和科研机构、研究经费资助方（各个领域的基金会），以及出版社和学术期刊的发展，倒逼“体制内”相关机构的体制改革，以在中长期创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循环加速机制（第一个底层逻辑）。

第一，“科学理论—科学实验—科学理论”的循环加速机制。

要形成这一良性循环机制至少需要以下三个基本要素。首先，需要一个自由和开放的科研环境。其次，需要一群有科学精神的科学家，以及众多世界一流的高校和科研机构。最后，需要一个科学的且有利于创新的科研体制，其中最关键的是科研人员考评体系和科研经费管理模式。

客观地说，目前在中国尚未真正形成这三个关键要素，而且在中短期内也不具备形成的条件。

究其原因，关键在于中国现有科研体系的行政属性，涉及高校和科研机构、科研经费资助机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科技部、教育部等）、出版社和学术期刊等。

这种行政属性的本质是政府主导，很难产生“从0到1”的基础研究突破，更多是实现“从1到10”的应用技术创新。

2024年5月8日，自然科学基金委党组2024年第一次务虚研讨会议在北京召开 图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第二，“技术—科学理论和实践—技术”的循环加速机制。

第一个底层逻辑是科学的逻辑，而第二个底层逻辑则是市场的逻辑，更准确地说，是资本的逻辑。要形成“技术—科学理论和实践—技术”的循环加速机制至少需要具备以下三个基本要素。

首先，需要一个稳定、先进且具有较高成长性的市场。其次，需要能够及时响应且满足这些市场需求的产品供应者，即企业。最后，企业、政府和社会需要给予技术创新活动足够的可持续的资金和人才投入。

经验地看，“技术—科学理论和实践—技术”的循环加速机制在中国早已形成，而且是中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实现技术追赶并创造经济奇迹的主要原因。

但是，需要充分意识到，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维系高成长性的国内外市场、进取的民营企业和持续增加的研发经费与人员投入这三大要素的社会经济环境已经发生了根本性逆转，过去的制度和政策已经无法应对这些挑战。

根据比较优势的原则，我们“如何跨越中等技术陷阱”的研究团队建议实行科技和创新政策的“双轨制”政策。

一是建立面向民营部门的科技和创新政策“新轨”。

现实的情形是，在越发不友好的国际市场和资本环境下，央企和国企在国际领域的生存空间正在被进一步挤压。因此，要在中短期维持“技术—科学理论和实践—技术”循环加速机制，延续中国在应用技术研究和创新的既有优势，关键在于民营企业，而非央企和国企。

中国很多领域的民企发展前景广阔，特别是像新能源汽车这样的战略新兴产业，西方的资本，特别是华尔街，大多不愿意错过中国民企的发展机遇。只要我们保持开放，华尔街的资本不想也不会跟我国民营经济脱钩。

再者，面对以数字化和绿色化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各种技术路线在同一时间爆发式地不断涌现，只有民企能够引领中国继续进行技术追赶而不在新一轮的科技和产业革命中掉队。

政府的角色在于通过制度和政策设计让民企敢于创新。必须承认，由于近年来政府对互联网、教培和房地产等民营企业主导的行业的大规模整顿，民营企业对市场的信心逐渐降低，一些民企将工厂外移到东南亚等国家，另外一些民企则开始“躺平”，不敢进一步追加投资。

因此，首先，政府要解决民企信心的问题，即要回答“为什么”的问题：“民企为什么要创新？”

这个问题是核心问题。正如上述三中全会对民企的论述，尽管在国家层面，民营在宪法、法律和法规上都具有了合法性，中央层面对民企的强调也是“史无前例”，但正如本文开头所引述的案例，在法律和政策的落实方面，民企依然处于弱势地位。在不解决财富和生命安全的情况下，民企很难在创新中扮演主体地位。

2010年，通信光缆企业富通集团在泰国启动了东南亚运营总部和制造基地的建设 图源：新华社

其次，政府要回答“做什么”的问题，即“民企在什么地方创新”的问题。一直以来民企的生存空间基本上都是央企和地方国企没有进入的领域，例如光伏产业、动力电池产业、电动汽车产业等。今天，随着各地方政府争相成立动辄上千亿的产业基金，地方政府从“管产业”到“管资本”的变化实际上使得民企的生存空间被进一步挤压。

因此，建议经济发达地区的地方政府应该率先明确国企不能进入的领域（特别是市场化程度较高的产业），并明确国资投资民企的一些约束条件，例如参股比例、董事会成员比重等，通过制度设计尽可能避免国资国企对民企独立运营的影响。

再次，政府要回答“怎样做”的问题，即民营企业怎么创新？一直以来，中国民企获得的政府提供的直接研发投入和研发人员支持是非常有限的。这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现有的科研和创新政策体系主要是为国有部门服务的。

另一方面，我们调研发现民企申请和承接国家研究项目的积极性并不高。因此，建议有关部门成立一个面向民企的技术创新基金，以不同领域的行业协会为顾问单位，针对不同行业的技术创新需求为民企开展创新活动提供研究经费支持。

另外，应该向民企开放不涉密的国家重点实验室、高校和科研机构的仪器设备等资源，降低民企，特别是中小型民企，开展创新活动的成本和风险。

二是改革面向高校和科研机构的科技和创新政策的“老轨”。

在中短期维持“技术—科学理论和实践—技术”循环加速机制的运作，关键在于民企；而在中长期突破性地形成“科学理论—科学实验—科学理论”循环加速机制，关键在于高校和科研机构。虽然关于科研体制改革的讨论和尝试已经持续了数十年，但还是没有办法从根本上改变科研体制的行政属性。

数十年的改革尝试更多是渐进式的改良，无法推进真正意义上的改革。这说明现有科研体制涉及的不仅仅是部分既得利益者的利益，而且是整个科研系统的利益，难以撼动。

因此，我们建议以中长期作为改革尺度，在维持和加强现有科研体制改革政策的同时，通过逐步推进“体制外”高校和科研机构、研究经费资助方（各个领域的基金会），以及出版社和学术期刊的发展，倒逼“体制内”相关机构的体制改革，以美国的科研体系为参考，最后形成以“体制外”科研体系为主体、“体制内” 科研体系为支撑的全新的科研体系。

现阶段可以开始推进以下两个方面的政策。

首先，需要明确识别出与国家安全相关的科学和技术领域，对不涉及或较少涉及国家安全的领域给予充分的自由空间，尽可能营造一个开放和自由的科研环境，避免科学领域的泛安全和政治化。这一举措应该特别在“体制内”的科研体系展开，形成相对自由的学术环境，加速行政主导体系下的多元性，为后续科研体制的深度改革提供土壤。

其次，逐步放开“体制外”高校的申请，增加中外合作办学机构，通过这些机构与西方科研体系进行衔接，在中国形成区别于既有科研体系的另外一个系统，一个更国际化且有利于原始创新的系统。

关键在于以下两点：

第一是逐步开放“体制外”科研基金的设立，鼓励境内外的财团在中国设立针对不同领域的科研基金（例如美国的洛克菲勒基金会、福特基金会等），为“体制外”的科研人员提供相对宽松的科研经费支持。

第二是逐步开放“体制外”高校和科研机构在中国设立新的学术期刊的权限，以更全面地形成一个“体制外”的科研体系。

概括地说，至少近代以来，大国竞争的核心是经济，经济的核心是产业，产业的核心是科技。这也就是为什么二十届三中全会《决议》把教育、科技和人才的作用进行了“三位一体”式的系统叙事。这种叙事无疑是符合产业产生和发展逻辑的。

今天，无论是内部的可持续发展还是国际竞争力的获取，都需要人们百计千谋来创造产业、扶持产业和保护产业。政府和政府官员没有任何理由反其道而行之。如果不改变传统“士农工商”式的制度安排，我们将可能失去“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新机遇。

尽管在理论层面已经很清楚了，但这些认知如何落实到实践层面依然是个问题。正如三中全会所呼吁的，我们需要全面而深化的改革。只有通过改革，改革方案才能落地，才能转化成为发展的动力。

*本文内容根据作者在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主办的百川论坛暨第三届中国政治经济学理论与实践“产业与现代化：中国与世界2024研讨会”上的主旨演讲整理而成。

*文章来源于公众号“大湾区评论”

校对 | 杨芸凇 周宇笛

排版 | 李嘉欣

初审｜覃筱靖

终审｜冯箫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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