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手记｜瞿秋白的社会学知识遗产再认识

‍ ‍李放春

瞿秋白的社会学知识遗产再认识

作者 | 李放春

作者单位 | 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

原文 |

做研究、写文章，我常有“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之感。记得2007年夏的时候，正好是我首赴陕北杨家沟搜集民间口述记忆、投身革命史研究十周年，因此我计划写点东西以为存念。于是，我便着手研究长期以来很感兴趣的“受苦人”这一陕北农民的自我称谓，期望能梳理出其文化与历史渊源。在研究、写作的过程中，却跑出来一个新的问题：《国际歌》中那句著名唱词“全世界受苦的人”跟陕北农民的“受苦人”认同之间有没有可能存在什么关联呢？沿着这个问题意识一路探寻，我写出一篇考证文章，揭示中国革命的历史特别是陕北经验如何影响到《国际歌》首句的汉译。这种意外的收获往往不在计划之中，却能给人带来发现的惊喜。也是在那篇小文中，我讨论到瞿秋白的《国际歌》翻译，并将之与罗什译《大明咒经》相比照。这反映出我研究革命史的一个认识倾向，即在文明史的大视野下观照中国革命。不过，这里不是展开的地方，否则离题太远了。

我想回顾的是自己与瞿秋白研究结缘的过程。20世纪80、90年代，瞿秋白研究方兴未艾，一度蔚为显学。不过，那时候我在北大社会学系就读，对其并无关注。后来到加州大学历史系读博士时，我开始比较密集地看历史研究类文献。其中，印象特别深的是读到孔飞力（Philip Kuhn）在一篇论文中关于“土豪劣绅”的考察。清代的时候，“土豪”和“劣绅”两个说法就已经出现了。国民革命时期，“土豪劣绅”具有了新的政治与社会意涵。孔飞力着重考察了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打击“土豪劣绅”的情况，不过大概受限于史料，语焉不详。大概是2003年前后，有一天我在学校东亚图书馆里随兴翻阅馆藏文献时，偶然读到瞿秋白于1927年初写的《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这篇雄文中关于“土豪劣绅”之由来的精彩分析立即让我眼前一亮！我原以为后世史家才对此问题有反思性的考察，不料当年身处革命进程中的历史行动者早已达成有相当历史深度的认识。这令我佩服至极，一时感慨，“惊为天人”。从那一刻开始，瞿秋白这个名字深深印入我的脑海当中。与瞿秋白的这次相遇也让我深感自己的无知。那时我便发愿，以后一定要认真读读这位才华横溢的年轻人的作品。

2005年春，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教授开设了一门关于智识者的概念史（Intelligentsia: Conceptual History）研讨课。对这个选题，我很感兴趣，闲来无事就去蹭课。安德森教授说你不用交作业，但要做点贡献，在班上讲一次中国的intelligentsia吧。我便应承下来。安德森教授的导读从列宁名篇《怎么办？》开始，梳理了俄国脉络、法国脉络、德奥脉络以及葛兰西、萨伊德、雅各比等名家的相关论述，堪称一场欧洲思想史盛筵。我则一边听课学习，一边在课余下功夫搜集整理现代中国文献中的有关论述，并写了十来万字的研究札记。在这个过程中，我与瞿秋白又一次相遇，阅读了他关于智识阶级、知识分子的一些论述文字。在此基础上，我自己才觉有了“底气”，记得还曾经在课间跟安德森教授提过“抗议”，批评他的课安排有葛兰西而无瞿秋白是不“公平”的，尽显“愤青”本色。

此后，由于忙于工作、毕业、又工作，我也就没能再那么投入时间精力去研读瞿秋白了。直到十年前回国工作后，我买到了人民出版社推出的新版全套《瞿秋白文集》，这才重新激发起研读的兴趣。并且，我还有机会把《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等篇目引入课堂，算是多年夙愿得以实现。2019年我到美国参加一个会议时，收到安德森教授托他夫人转送的新著The H-word（中译《原霸》）。2021年，我写了一篇考察瞿秋白在汉语“领导权”（即Hegemony之译词）定名过程中所发挥作用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我尝试和安德森教授展开商榷，批评其关于Hegemony概念的全球史考察中忽视了一条重要脉络，即中国革命的脉络，特别是瞿秋白的贡献。这算是再续前缘吧。去年秋天我到伦敦访学时顺道去拜访了安德森夫妇，聊起此事也颇觉感慨，仿佛是晚了十几年才补交自己的课程作业。

此番写作瞿秋白论士绅问题，我又有“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之感。本来我计划写一篇关于“等级/身分”问题的文章，写到中间时觉得应该先就瞿秋白的有关论述专写一篇。特别是他尝试提出的“士阀”概念让我眼前一亮。从这里头，我们可以清晰看到瞿秋白关于阶级与等级（瞿译“阀阅”）这两个理论概念之区别的认识与思考。应该说，他这个见识在当时的思想界是领风气之先的。于是，便有了这篇文章的成形。士绅问题在社会学与历史学领域都广受关注。20世纪90年代念社会学的时候，我就拜读过吴晗、费孝通等合著的《皇权与绅权》，对“绅权”问题留下了印象。不过，真正对士绅问题发生兴趣，恐怕还是由于从事革命研究的缘故。对“土豪劣绅”之名实问题的困惑一步步把我引向瞿秋白，进而使我关注他对中国士绅及其近代流变的整体思考。此时，我也意识到瞿秋白的思考与论述在多大程度上被后世忽略乃至完全遗忘了。无论是社会学界还是历史学界都没有对他关于士绅问题的实质论述有所关注。这又让我有了商榷乃至“抗议”的学术冲动。

20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着社会学的重建，瞿秋白对于中国社会学的贡献也开始得到学界承认。但是，主流看法基本停留在认可他译介、传播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与历史唯物主义（时亦称唯物史观社会学）的贡献之上，有关论述往往局限于诠释他在上海大学社会学系任教时编写的系列讲义。至于有论者把瞿秋白译介的思想（如布哈林）误当作是瞿秋白本人的思想，则更是失于不察。在我看来，正如严复对于中国社会学的贡献远不限于译介西方进化论社会学之功一样，瞿秋白对中国社会学的意义也远不限于传播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思想。他本人对此也持非常谦虚的态度，自嘲当年在上海大学时只是“偷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虚名”。事实上，瞿秋白真正看重的是他在国民革命时期开始“用马克思主义来研究中国的现代社会”之尝试。在这一时期，他奋勇投身革命，而这一时期也是他在思想上最富创造力的时期，他撰写了大量关于中国社会研究的作品。正是在这些实质的具体研究中而不是在空洞的理论铺排中，随处闪耀着极富探索性、开创性的真知灼见。可以说，这位当时只有二十几岁的革命青年真正开启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研究，并且从一开始就把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水准带到相当的高度。

瞿秋白研究近代中国社会的特点除了体现在其卓尔不群的理论运用能力外，还特别体现在他注重社会阶级近代流变的考察与分析这一点。具体到中国士绅问题上，瞿秋白的分析与社会学界比较熟悉的结构分析（如费孝通等论绅权）有很大不同。他力求将士绅问题放置在近代政治经济变迁的背景下来细致梳理其历史流变的脉络。拙文实际只是梳理了从士绅等级到绅士地主阶级的演变这一条线索。而在瞿秋白的历史视野中，传统士绅在近代的历史流变存在多条复杂交织的线索，如从士绅向近代“官僚买办阶级”的转化、“绅商”（即民间起家的巨商阶级）的兴起以及诸如破落士绅演化而来的“游民的智识阶级”等等。这些不可能在一篇论文中得到充分呈现。除了士绅研究外，瞿秋白关于中国农民、地主土豪、资产阶级、工人阶级等的分析，无不自觉贯彻这一历史方法。就此而言，他所奉行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乃是不折不扣的历史的社会学，贯穿其中的是对阶级与阶级关系之流变的高屋建瓴的把握。个人认为，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来自于他对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文中运用的方法的传承。瞿秋白很可能是最早读过这部传世经典的中国人，而且凭着个人的聪慧对其内在的方法精髓达成精深的领会，并在中国社会研究中做了创造性的模仿、运用。对于这一点，在此就不能详论了。

回顾社会学在中国百余年的发展历史：清末西方社会学甫一引入中国之时，严复就引领风气，开启了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宏观历史社会学思考的传统。与此同时，社会调查之风也开始在民间兴起。至民国初期，陶孟和、李景汉等从英美留学归来的职业学人进一步促成、推动了围绕现实问题开展社会调查之研究传统的大兴。而在早期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中，亦可看到20世纪20年代已形成相似的两大传统：即瞿秋白率先开启的历史社会学研究与毛泽东身体力行的实地调查研究。在社会学重建的几十年间，后者与费孝通倡导的社区调查研究一道得到学界的正视，而前者则基本没有进入专业社会学界（除个别学者外）的关注视野。这难免令人感到遗憾。此番承蒙《社会学研究》不弃，使拙文得以发表，我感到非常欣慰并致以诚挚的谢意。何钧力编辑的严谨认真尤给我留下深刻印象。通过这篇小文，敬望能引起学界关于现代中国社会科学学术史、知识史的重新思考与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