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财政史看国家危机：三个皇帝与财政的故事

学人简介：刘守刚，上海财经大学教授，经济学博士、法学博士，研究方向为中国财政史、西方财政思想史、财政政治学。代表著作有《财政中国三千年》《打开现代：国家转型的财政政治》《国家的财政面相》《中国古代治国理财经典阐释》《家财帝国及其现代转型》《国家成长的财政逻辑》等。

本文系刘守刚教授在南翔书苑的讲座整理稿，经作者审阅。原题为《从财政看国家转型：三个皇帝的财政史故事》

我的专业叫财政史。其实财政史是一个非常小众的学科，但在这两年也很有意思，开始有一点点热。今天要分享的是我做“中国财政史”的一点体会。

刚才我说了，财政史在我们国家的学科当中是一个非常小众的项目。虽然财政史小众，但财政很重要。研究财政、从财政的角度去探索国家、探索国家的兴衰，这样的一个命题却很重大。我给大家引介南宋时期一个著名的学者，叫叶适，他也是浙东学派的一个代表人物。在我们南宋时期，在今天的浙江东部，大概主要是温州台州这一带，很有意思，突然涌现了一批人，形成了一个学派。他们倡导什么学说呢？可能说出来大家可能觉得很奇怪，叫功利学派。我们今天之所以把Utilitarianism，翻译成“功利主义”，就是从他们这里借用来的功利这个词，他们提倡功利。

这群人认为你如果不讲功利，只讲道义，那么道义就是一个虚的东西，没有什么用。可见功利并不是我们现代的思想，在叶适那个时代已经提倡了，叶适也说了关于财政对于研究国家的重要意义：我们要想知道今天的政事，今天的大事该怎么做，我们就必须要知道财政情况。要知道今天财政的本和末，要总体了解的话，就必须要去考古。考古看起来好像没什么用处，可是我们不知古就不能知今。

讲座之前有两位朋友跟我聊起，现在我们中国面临很多的问题。我说这其中很多的问题，可以概括为财政危机，而财政危机在古今中西，遇到过很多次。我们在面对采取的措施、凝结的智慧，就形成我们财政的思想。对于这些，实际上我们已经研究很多了。包括叶适那时候，包括今天，要解决危机就需要借助于财政史来说明。

前言

对于现有的历史著作，我大致上把它分成三种类型。第一种类型就是大家所熟悉充满历史史料的专业著作，我把它叫做考古的历史，它强调使用第一手历史材料。所谓的用第一手材料，要么是考古挖掘出来的，要么是哪个古文献找出来的，或者像有些学者所使用的某个村庄连续两三百年的地契资料。这些材料以前从来没人用过，现在把它们发掘出来，写成书。这样的研究形成的著作，我把它叫做考古的历史。一般来说，这样的历史著作是最为人推崇的，也是后面两类历史著作的基础。

第二类历史著作，如果说它是研究，可能有人不太赞成，但它肯定是历史著作，我把它叫做消费的历史。看这样的书，我们会觉得很轻松、很愉快、很有教育意义。一般来说，这样的著作写作时依据前一类历史著作，专业的说法是利用二手文献，就是说用二手文献来写这样的著作。可能很多朋友看过《明朝那些事儿》，大致就是此类著作。这一类著作只要不伪造历史，不伪造证据就可以，就是说只要根据现有的历史学界公认的一些史实来写，虽然是用二手文献，但也是非常好的著作。

第三类，我把它叫做反思的历史。这是什么呢？就是根据历史材料去进行思考。我自己所做的研究，就把它归到第三类，即反思的历史。我今天给大家讲的三个财政史故事，可能从故事来说没有那么动人，没有那么曲折。大家知道故事这个词，一般指的是像我们小时候经常叫大人给我们讲的，往往曲折动人，有王子、公主、城堡、仙魔之类的。而中国古代用“故事”这个词，它的意思一开始主要指的是过去的事。我们看看过去的事，然后再看看如何利用这样的事来进行今天的思考。

如果要写一部反思的历史，要借助于历史的故事来进行今天的思考，我们就需要掌握一点概念。第一类历史书写者有时候很讨厌概念，他说你只要实事求是地“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去找史料就可以了。但是问题是有了这些史料以后就要思考，史料跟史料之间是什么关系？史料对我们今天来说意味着是什么？这些还是需要我们去思考的，要思考就需要概念。

今天的讲座开始，我要稍微讲一点点概念，这是我从老师那里学来的一点概念，然后用这些概念、框架，再来反思明朝三个皇帝的故事。最后我们再来看一看，怎么来反思今天，我把它概括为从财政来看“走出帝国”，这就是今天讲座的正标题——“从财政看国家转型”。

先讲一点概念，可能会稍微有些枯燥，但是只要大家掌握了，就会发现原来运用概念去思考，可以得到多么深刻的认识，也非常有意思。

当我说到“秦琼卖马”的时候，线上线下的朋友可能大概就知道我要说什么了。但是我在给本科生讲中国财政史的时候，说“秦琼卖马”，他们立刻就懵了：秦琼，谁啊？卖马干什么？我们线上线下的朋友大致上知道，秦琼去潞州府出差没钱了，只好把自己的马卖掉来筹集资金。那秦琼为什么不去抢钱？以他的功夫，我们知道在《隋唐演义》里面他算是一条好汉，功夫也很高，去抢根本没问题的，他为什么不抢钱呢？

我们再来看大禹治水。这当然也是个传说，是个故事，说大禹在治水的时候也遇到经费问题。但他不用卖马，他把天下分为九州，然后规定每个州给他上供多少税收，连上供的路线都规定得详详细细的。当然这是传说，历史中有没有这回事我们不知道，但这件事至少理论上是可能的。

在大禹统治期间其中有一个人叫防风氏，有人说他是今天浙江德清这个地方的部落酋长。大禹在涂山大会诸侯的时候让诸侯上交玉帛作为税收。玉和帛在当时都是货币，帛是丝织品，丝织品很长一段时间在中国是作为货币使用的；玉是上币，上等的，也是货币。史书上说“防风氏后至”，“后至”是什么意思？有人说是迟到了，也有人说“后”是“不”的意思，没有到。为什么呢？我们知道《论语》里面一句“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这个“后”不是先后的意思，不是后来凋谢，而是不凋。“岁寒，然后知松柏之不凋也”。“后”是“不”的意思，那到底防风氏是迟到了还是没来？司马迁在《史记》里面就说他“后至”，但是没说到底是晚了，还是没来，但最后大禹把他杀掉了。

为什么秦琼不能去抢？因为秦琼知道没钱出差是自己的事情。为什么大禹可以征税，甚至不惜杀人？因为大禹所做的是为了公共需要，治水是公共的需要。我们今天看到财政，首先想到的是强制性。引用美国的开国之父富兰克林一句话，“死亡和税收,是人生不可避免的两件事”。税收和死亡是强制性的，我们谁也避免不了。税收是强制性的，不交税会惩罚你。为什么可以强制？大禹为什么可以杀防风氏？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税收用在公共需要上。

如果不是用在公共需要上，也强制你交钱，那就等于秦琼靠他的双锏去抢劫。我们说财政权有公共性，或者说财政权之所以能被我们所接受，是因为它背后有公共性，但这个公共性不是一蹴而就的，不是立刻就有的，而是在现实国家的发展史当中慢慢实现的。

在这里根据我的老师所说的，把国家分成三个阶段、三种类型。

要分类就要有依据，把国家分类，依据是什么呢？国家有三个必备要素：国家一定要有人口，没有人口叫什么国家？国家一定要有土地，没有土地，像犹太人在欧洲，在其他地方流浪了那么多年，没有土地，当然也不叫国家。后来在巴勒斯坦搞了块地，就是为了建立国家。当然，要成为国家一定还要有公共权力，南极洲有土地了，也有人口了，但是没有公共权力，所以南极洲不能称为国家。

这三个要素对于不同阶段的国家来说，它的重要性是不一样的。我们想象一下，国家刚刚形成的时候，相对于既有的人口来说，土地资源似乎是无限丰富的。这时候对我们来说，造成紧张的不是土地，我们只要放把火把草木烧掉，草木灰积累下来，就有地可以耕种。这个阶段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资源是什么？是人口。如何保障现有人口不断地生存和繁衍，此时最为重要，这个阶段我把它叫做城邦。

后来城邦的人口不断地繁衍，城邦不断地扩大，这时候城邦跟城邦之间对土地资源就产生了紧张关系，要不断打仗抢夺土地，此时慢慢就进入到帝国的阶段。所以帝国有两个特别重要的特征，一个特征是对外要抢土地，为了保障人群的生存和繁荣，就要抢更多的土地。今天被我们批臭了的希特勒说的扩大民族生存空间，那实际上是帝国的特征，而希特勒生错了时代。另外一个特征是对内的，即怎么用更好的制度，来有效的使用现有的土地。这是帝国，一切围绕着土地为支撑点运转、设计制度。

在帝国阶段，国与国之间不断打仗，打到最后国家的边界基本就固定了，谁也征服不了谁了，慢慢地进入到我们所说的现代国家了。这时候最重要的不是去扩张土地，而是如何安排现有的土地、利用现有的国内资源，让它发挥效率，养活更多的人口，实现更多人口的繁荣，这才是重要的。这时候的制度设计，公共权力的安排是最为重要的，所以在这里公共权力成为最重要的要素，也就是所谓的支撑点。

三个不同的阶段，三中不同类型的国家，公共性是不太一样的。比如说在城邦时代，公共性跟私人是高度结合在一起的。比如说摩西带着犹太人从埃及逃出来了，摩西的个人权威是上帝加持过的，成为公共权力的表现形式。大家之所以要服从摩西，摩西可以惩治别人，是因为他掌握公共权力，我们这个人群才能生存。而这个时候的公共权力表现为个人的权威，具有高度的私人性。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如果有人去把摩西给暗杀了，那这个团体可能就解散了，后来的国家就没了。

进入帝国以后，公共权力表现为君权。君权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把天下所有的土地授给君主，君主依托于土地，建立起对整个国家的统治权。帝国时代的君权跟前面的权威不太一样，它既有私人性，但也有一定的公共性。你把皇帝杀了，他有太子，他有继承人，这个国家可能会乱一阵子，但不至于国家就就此解体。

到了现代国家，公共权力表现为主权。主权的意思是，公共权力是用某一个组织来承载自己的，权力跟组织结合在一起的。沿用我们刚才的比喻，现代国家领导人是最不怕暗杀的。我们以美国为例，你把美国总统杀了，副总统立刻继位了，副总统你也把他杀了，众议院议长继位，众议院议长如果也不幸死了，那就是国务卿。总之一套组织只要在，他的国家就没有太大的影响。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公共权力如何一步步公共化的，如何一步步的从跟个人高度结合，到跟组织结合。

接下来我们把三个阶段，三种类型的国家对应到中国的时期。大致上城邦对应的是商和西周，为什么不提夏？因为现在考古上还没有特别可信的证据证明夏一定存在。商肯定没问题，西周也没问题。这个阶段大致上属于中国的城邦时代。中国的帝国时代从什么时候开始？大概春秋战国开始，一直到清代。现在国家就是我们说的晚清民国直至现在。以上大致就是这样一些阶段的划分。

回到财政。国家通过什么样的“税柄”来获取财政收入？在各个时代都是不一样的，或者说各个时代最为重要的税柄也是不太一样的。什么叫税柄？大家想象一下，一个我们经常说的柄是手柄、门把手，面对沉重的大门，你只要能够轻轻地把门把手一扭，门就可以打开；还有我们说的柄是勺子勺柄，很烫的汤，我把勺柄伸进去，就可以把汤舀出来，这就是柄。

我们如何通过这样的税柄去征税，我把税柄分成三种：一种是人，一种是地，一种是商业活动。

就人来说，以人口为税柄，我觉得这是城邦财政主要的特征。城邦刚才讲了，最为重要的支撑要素是人口，土地不是那么重要的，因为土地很多，公共权力也有了，但还是比较简陋，这时候人是最重要的。所以我们要对人征税，让他服役，卖力气，或者按人头征税也是可能的，如果有钱或者有粮食的话也可以用来抵税，这叫做以人口为税柄。

接下来到帝国时代，实际上是以土地为税柄。国家分地给你，你就给国家交租，或者叫田赋。这种按土地的面积和等级来收粮食或者钱，叫做税地。

还有一个是税商，以工商业活动为税柄。以工商业活动为税柄，除了我们比较熟悉的征收工商业税以外，还有什么呢？一个是国家亲自出面从事商业活动赚取利润，这叫官营制。还有一个是许可制，即国家普遍地禁止，然后只允许特定的人在特定的环节从事商业活动，此时你买我的许可证，把钱给我，我就允许你去活动。

税商最典型的税柄，就是盐。盐有的时候实行征税制。比如在北洋政府时候，中国实行征税制，放开民间经营盐业，国家在盐场征税。对于盐，以前我们国家也实行过官营制，比如桑弘羊为了给汉武帝捞钱去打仗，就把生产盐、运输盐、批发盐、零售盐的活动全部掌握在国家手中，以便获得更多的利润。但说实话，所有环节都垄断在国家手中，其实没有太多的利润，因为这种官营制的最大特点就是效率比较低。所以在唐代刘晏实行变法，在盐业只垄断两个环节。什么环节呢？就是把批发盐和收购盐由国家垄断，其他环节放开给民间经营。

实际上，我们看今天的土地批租制度，就跟刘晏的盐业制是一样的。比如说今天土地要卖只能卖给谁？国有土地部门。这样国家就垄断了土地的收购环节。房地产开发商需要土地，就只能到国家那里去批发，就是我们所谓的土地招拍挂，国家垄断了批发环节。垄断收购，垄断批发，刘晏也是这么干的。

有人说“税商”跟前面“税人”、“税地”有什么不一样呢？税商一定是寄托于经济主体愿意从事商业活动才能有收入，我消费者愿意买盐，商人愿意进行商业经营活动，国家才能够有收益。如果没有人愿意从事商业活动，国家是没有收益的。这样一来，在很大程度上就有意愿在里面。咱们中国人有句俗话讲得非常好，叫做“杀头的生意有人做，赔本的买卖没人做”。一旦预测到会赔本，没有人愿意去做这个事情。

在中国从城邦向帝国过渡，能用的标志是什么？可以用“初税亩”。我们以鲁国为例，实际上初税亩这样的行动不仅仅发生在鲁国，在其他诸侯国，类似的过程是普遍的。它既是我们财政收入形式的一个重大变化，又是我们整个国家转型的一个重大的象征。

初税亩说的是，原来鲁国国君，或者其他国家的国君，或者大的封建主，基本上都是“借民力以助耕公田”。大家可能都听说过井田制。当然，井田制历史上是不是真实存在，是有疑问的，可能真实的历史上并不是这样的。

但是大体上我们说有一块公田，村社的人来耕这块公田，公田上收获的粮食由领主拿走。在历史上可能一开始是把这些粮食用来做祭祀，后来在财政上可能把它用作行政经费，用于行政开支。可问题在于借民力助耕公田，老百姓往往不愿意在公田上尽力。史书记载，“民不肯尽力于公田”。

如果大家现在有机会到朝鲜去参观一下，你们会发现，朝鲜的农村自留地庄稼长得总是很好，集体的庄稼长得就不好。在中国，1978年以前也是这样。这是普遍的人性。怎么办呢？在春秋时期也想了很多办法，最后彻底的解决办法就是初税亩。不管你原来是公田还是私田，一律按照你现在占有土地的1/10或者一个其他的比例上交粮食，而不像以前私田生产的粮食归自己，公田的归领主，那样的话领主会吃亏，因为公田总是耕不好。现在不管公还是私，都交1/10，我们今天叫分成制。

财政史上由初税亩形成的财政征收形式，叫“履亩而税”。这些内容，可能大家在《中国古代史》课程都学过。它标志着帝国财政制度的诞生，也标志着帝国的诞生。

从现实来看，中华帝国运用税柄的规律是什么呢？刚才我们说城邦时代主要是税人，帝国时代主要是税地，现代国家主要是税商。但是这只是一个理想性质、纯粹类型性质的，现实中它可能是三种混合的。

在帝国时期，“履亩而税”是理想，税地是正宗。我们看到，在帝国时代税人一直处于消灭过程中，比如讲汉代有一个做法后来成为制度，叫“更赋”。更赋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原来你是要亲自服役的，现在交钱就可以了，交钱就不用来服役了。一直到我们所说的“摊丁入亩”，即雍正年间的改革，都是原来你要服劳役，现在不用服了。不过，这一次是把你要服劳役的负担摊到田亩上。

税商在帝国时期一直进行，在宋代和元代两个王朝还比较兴盛，以此获得财政收入。宋元两个朝代很有意思，它有大量的财政收入来自工商业，包括我们刚才说的工商税收、许可、官营等形式，获取的财政收入超过总数的50%，这是中国历史上特有的现象。不过在帝国时期，税商一直受到批评。前面我们说的叶适，他是赞成税商的。但在帝国时期很多人是批评它的，特别是朱熹，他对此有很强烈的批评。

我们把概念部分全部讲完了，有了这么一个概念框架，了解大致上有三种税柄，有三种国家形态，我们再来考察一下明代三个皇帝的财政史故事。为什么讲明代？明代因为是最成熟的帝国时期。当然，还有一个清代。我们说清承明制，所以我们暂时不谈清，先看明代。马克思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结论，我相信我们这里也可以用上，它叫做人体解剖是猴体解剖的一把钥匙。我们想搞清楚猴体的身体结构，我们先解剖人，因为人是发展最成熟的，对照人再去研究猴。对照最成熟时期的帝国制度，我们就可以来看一看整个中华帝国制度以及帝国为什么一定要向现代国家转型。

空印案

首先，我们讲朱元璋时期一个财政史的案件。

有人说明初有三大案——蓝玉案、胡惟庸案和空印案。蓝玉案、胡惟庸案不提，因为跟财政史关系不大，空印案则是完全的财政史案件。

在朱元璋时代，每年年末有一个钱粮奏销的做法，就是各省都要派人带着由本省布政司提交的申报表册向皇帝汇报。当然，皇帝没空接待你，实际上是向户部汇报。户部代表皇帝来接收账册：你来汇报，我来负责检查。

这是制度，一听挺好的，挺合理的，是不是？就像我们每年申报的课题，课题花了钱我们就拿着发票到财务那里去报销。可问题就在于我们报销时，比如说我拿了7560块发票，填好了单子交到财务，财务审了审说你有三张发票不合格，你只能报5600。我转过头去，在财务处那边电脑上重新修改我的表格，再重新打印出来给他，报销就完结。

可在当时，距离可不是一点点。比如湖广行省的人，从湖北跑到了南京，要把表格填好了交给户部，户部说一共报了50项，但是有10项不合格。该怎么办？再回去吗？湖广行省到南京顺流而下还比较方便，可在当时逆流而上就很难。还有一个现实的困难是什么？这个申报人往往承担了上解中央税粮的任务，特别是在明初，都是实物性财政。也就是湖广行省上交给中央的，比如说粮食，要运到南京，中间会有损耗，因为运的人要吃粮食，所以运1万石就要多带一点。1万多石粮食到了南京，一路被人吃了一点，过江的时候又漂没了一点，最后是10040石。但是出发时事先并不知道是10040石，这个数字在申报表中怎么填？没法填。这样一来，现实中发展出来一个制度叫空印。

我带着一张表，这个表有一些数字，但这个表上不盖印。还有一张空白表，上面盖好了印，到了户部，户部说你50项我准你报销40项，我就把这40项重新抄好。你上交的不是1万石粮食，而是10040石，于是当场就把10040石填好。表格事先章也盖好了，上交就完了。这样的事情实际上元代就已经做了，估计元之前也没少做。

可是朱元璋后来发现了，说：这怎么可以？一个空白的表格上盖好了印，这不就意味着我填什么数字都可以吗？这可是犯了欺君大罪，要贪污腐败太容易了。1万石粮食的定额，我只要保证交1万石就行了，多带的粮食我贪污多少都可以，是不是？所以在1376年朱元璋就发动了空印案，按照空印文书上的署名逮捕相关官员，处死了数以百计的人，遭到株连的有好几万人。

我们再来看，有郑士利这么一个人，他的哥哥郑士元是御史，也因空印案被捕，而郑士利为他辩护说：这个空印申报表实际上不能用作其他用途的，是专用的，无非是报销，无非是运粮食。还有，以前并没有正式的法令禁止用空印，现在用临时的规则惩治过往的行为是不公正的。实际上，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法治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法不溯及既往。法不溯及既往可不是今人的发明，也不是西方传进来的，咱们中国人早就认识到了。说完了不合理，郑士利自己也被朱元璋惩治了。

我们经常都说朱元璋这个人太残酷了，太残暴了。今天很多人喜欢看明史，都感叹：古代的皇帝伴君如伴虎；古代的皇帝太残暴了。但我是研究财政史的，我们在这里不是感叹人性的复杂、人性的黑暗、皇帝的残暴。

朱元璋为什么要发动空印大案？难道仅仅是因为他残暴吗？我们现在把它放到到财政制度中看。从财政制度怎么看空印案？首先要要看到，要对广土众民的帝国进行治理，我们就离不开各种文书图集、档案簿记的文本，所以我们国家至少在西周时代，就开始用各种财政账册来掌握国家的收支跟仓储的情况。

刚才我们说了，在中央政府户部代表皇帝来通过勾稽账册之间的数据进行查证。我们叫做查证账实是否一致。按照账上有多少，实物有多少来对照，如此来监控地方政府并管理社会。这是帝国到此走向成熟的表现，即能够通过正式的制度、正式的账册来管理国家。

在这里我给大家介绍最主要的两个账册，一个叫人口土地图册，还有一个是会计账册。人口土地图册主要是黄册，为什么叫黄册呢？黄册都是人口册。就是说要登记各户，这个户里面有几个人，他们的年龄、有多少田产、有多少财产。在明代，是按“里”来计量，110户人家为里，10户人家为“一甲”。在110户当中再推10户为“甲长”，每年由其中1户甲长帮大家把税粮收集起来上交。这个账册用黄纸做封面，装订好后上交，所以叫黄册。明初的黄册还是很健全的。当然，在现实当中，经过一段时间以后，它还有多大的用？历史学家们对此表示高度怀疑。

人口土地图册中接下来就是鱼鳞图册，这是土地的登记册。实际上，前面的黄册当中，你家有多少土地已经登记了，而土地图册就是以地统人，把地块画成图，标明地块的所有者，这样画出来的样子就有点像鱼鳞。前面是黄册是以人统地，每个人或者说每一户人拥有多少地，分布在哪里。

鱼鳞图册

同时，财政中的会计账册就是“四柱”清册。我们今天用资产负债表、现金流量表，在过去主要是“四柱”清册。“四柱”清册也很简单，包括旧管（上期结余）、新收（收入）、开除（支出）、实在（本期结余）4个基本的数据。这样几个数据，户部有一套账，布政司就是省这一级也有，州县衙门也有，民众可能有自己的。

所有的账册之间存在着勾稽关系，一定要能够经得起检查，包括常规检查和御史临时的检查。下级官员一定要为报表中的数据作出解释和说明，户部拿到报表以后要进行比对，来进行国家的治理，这些都是正式的制度。

我们看朱元璋为什么要发动空印案？是他这个人个性残暴吗？如果这样去解读历史，就过分的简单了。朱元璋这个人个性可能残暴了一点，但是在这个残暴的空印案当中，体现的主要是帝国治理的难题。

在朱元璋看来，空印这个做法非常恶劣，我本来要通过所有的账册之间的勾稽关系来监控地方政府，管理整个国家的，但现在你可以临时填写，而且填写之前就可以已经把印盖上了，这就意味着你怎么填写都可以。我用财政账册来监控下级政府和具体经办的官员就达不到目的了，我做了还有什么用？

可是，在操作中确实有困难啊。如果不使用空印，财政制度运行的成本就非常的高，或者根本不可行。湖广行省的汇报官员，从南京返回去修改申报表，然后再坐船下来，这有可能一两个月过去了。另外，还有上解钱粮的问题、损耗问题，怎么解决？

这个空印案实际上涉及到帝国治理的难题。

一个是原则性。国家要统一，要实现有效的治理，要管理下级政府和民众，中央政府就一定要有制度的原则，要有刚性的监控，不能够随意改变。

可是有了原则性，又必须要具有一定的灵活性。各地差异太大，交通成本太高，今天从湖北到南京可能都没那么方便，更何况那个时代，所以一定要有各种各样的变通空间来获得操作上的灵活性。

那么帝国治理是怎么做的呢？主要有两种办法：一种叫用非正式制度的灵活性来补充正式制度的原则性，第二种叫用君主的灵活性来补充正式制度的原则性。

首先，在财政制度当中始终是有两套，一套叫正式制度，一套叫非正式制度。“潜规则”这个词自从吴思先生提出以后，风行一时。只不过现在使用“潜规则”的时候，往往把它做一个贬义词在使用，所以在正式的文本当中我们就不用“潜规则”，而用非正式制度这样一个中性的词。

先看帝国当中正式制度精巧严密，各种财政账册健全。明代的时候，西方的学者通过天主教会了解一点中国以后赞赏不已。特别是明代时期西方水手刚到中国的时候，他们发现中国的法制多么健全。到了县衙大堂有原告、有被告、有证人，有县官在这里进行审理。而他们那个时代在葡萄牙、西班牙，司法审判很大程度上还停留在神明裁判、决斗裁判。比如说由传教士主持审判，说你是嫌疑人，你要证明你没罪，弄块铁板在下面烧红了让你走。你如果平安走过去，说明你是无罪的，上帝保佑善人。还有决斗裁判，你赢了就说明上帝在保佑你这个善人。所以这时候我们的法制是领先的，只是后来我们慢慢就落后了。

总的来说，就是当时的正式制度确实让来到中国的那些化外之人感觉到惊讶。不过，我们还有大量的非正式制度，它具有灵活性，比如说盖印的空白申报表。同时，还有很多其他的非正式的制度。比如说明清两代为了公平，为了吸收更多的人进入到政府体制内，为了打破世家大族的垄断，广泛地推行科举。要科举的话，怎么样才能公平？大家知道靠诗文是最不公平的。哪一个人的诗才第一、哪一个人的诗才第二，说不清楚的。那什么能公平地衡量你的水平？明代用的就是八股文。大家注意，八股文我们今天一听是个贬义词，但是在公平性方面，八股取士是一个好制度。

问题在于，通过八股取士把你选拔出来了，中了进士做了七品县令，可是你不懂实务怎么办？这就必须要有师爷来配合，师爷配合本身就是一个非正式的制度。师爷的工资是由县官来发的，明代中期一个师爷一年大概要100~120两白银，可是一个县官一年的工资是多少呢？40~60两白银，付给一个师爷都不够，更何况一般来说县官至少要两个师爷，一个管钱粮，就是财政，一个管刑名，就是司法，就这样两百多两白银花掉了。

师爷执行的是公务，可是要用非正式的财政制度来获得这笔收入，所以这样的一个非正式制度成为上上下下默认的规矩，我们叫做“陋规”。记得我最早看《水浒传》的时候，林冲到了草料场，老军跟他交代，每年常例钱是多少，我看不懂什么叫常例钱。现在知道了，”常例钱“就是陋规，它虽然丑陋，但已经是一定的规矩了，也就是说大致是多少大家都清楚的。在保持帝国统一、保持帝国制度原则性的前提下，为地方因地制宜、运行政务、发展公共事业提供了可能。但问题是这种灵活的非正式制度存在，往往又破坏了正式制度的原则性，因为陋规跟贪贿之间并没有严格的界限，收取过多很多时候就破坏了当地的民生。

回到空印案，这里最典型的体现就是用君主的灵活性来补充正式制度的原则性。君主一方面要依赖于正式的制度，不依赖正式制度怎么治理国家呢？另一方面他有时也必须无视正式的制度，要靠制造例外来取得某种灵活性。从必须依赖正式制度来说，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各种各样的财政账册，可是如果这个君主完全依赖于正式制度的话，他就成为官僚系统中的一员。这样一来，君主的超然和自主地位就无法体现，君主、皇帝他不是官僚，不是最大的官僚，在理念上整个国家是他的，也就是我们说的家天下，他还有大量的家族利益、个人利益存在。

特别的，从国家治理来说，君主还要应对复杂的不断变化的现实，特别是要控制官僚诸多灵活的行为。我们需要君主、需要领袖去应对各种突发的、紧急的、难以处理的行为、事件，需要他们有灵活性去应对。这时君主就需要运用非正式的手段或者制造例外，去控制官僚。

在帝国时期，君主制造例外往往用的就是政治罪，用政治罪来突破正式制度、整肃官僚阶层。这就是欺君大罪，欺君大罪是政治罪。在今天我们经常听到一句话，说很多无法解决的、制度没有规定的问题，把它上升为政治问题，高度就够了，就可以用一些非常规的手段去解决了。意思是一样的。

可问题在于，给皇帝一些特殊的权力，灵活应对各种突发的问题，但是这个皇帝做昏君了怎么办？宋史学者赵冬梅老师说过一句话，就是“皇帝要做昏君，谁也拦不住。”说实话，在皇帝当中朱元璋还算好的。但是在空印案中，郑士元说的是对的，你以前没有规定过，现在用新的临时性的规则去追究以往的行为，这是不对的，是昏君做的事。君主制造太多的例外，就会削弱正式制度，特别对昏君来说可能会大大突破。突破正式制度有时确实有必要，但是昏君会突破必要而频繁地使用，这样一种权力无从制约。

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了帝国治理当中的两难问题。一个，有必要将君主的灵活性跟正式制度的原则性相结合。在紧急的时候，我们需要君主拍板、决策，有一句话叫做：“错误的决策总比不决策要好。”经常是这样，在纷繁复杂的现实面前，我们需要领袖来领导，摩西带着犹太人离开了埃及，如果不离开埃及的话，可能犹太这个民族就不存在了，确实需要这样的领袖。

可问题是，如果灵活性凌驾于正式制度之上，君主就可能把自己的个人利益凌驾于国家的公共利益之上，最终损害公共利益，甚至损害君主家族的私人利益。朱元璋还算一个相对好的皇帝，他觉得自己频繁的使用例外的权力不会伤害帝国，但是他担心他的子孙会伤害帝国、伤害朱家。所以大家知道，朱元璋后来制定了宪法，叫《大诰》，规定了一些祖宗成例，命令后世子孙不得违反。就是说把这些规则正式化，要求后世子孙遵守。可是后世子孙未必听他的。所以我们这里看到帝国制度暴露出自身的一个深刻矛盾性：一方面，帝国依赖于君主，我们以前的说法叫：“一人有庆，兆民赖之”；另一方面，帝国往往也毁于君主。

我们先把这个案件放在这里，一会我们再从空印案这个案件看“帝国为什么一定要转型”。

太监收税

我们现在再来看第二个部分“太监收税案”。太监收税这个故事背景是在明代中后期，那时经济发展与税收能力严重背离。在明代中后期，实际上工商业经济已经相当发达，我们以前的历史书上把它叫做明代资本主义萌芽。可是这个萌芽一直就没有开花结果，我们要追究原因在哪里。在当时，南方的丝绸、瓷器、棉布，北方的棉花、羊毛绒线互通全国。特别是跟欧洲、日本的外贸，使得大量白银流入。中国是一个贵金属严重缺乏的国家。过去铸币是依赖于铜，可一方面中国的铜不多，另一方面商品经济一旦发展，铜的数量就显得不足。

尤其在宋代时表现得最典型。所以宋代在四川发展出铁钱，因为没铜了，后来在铁钱基础上又发展出纸币，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可是发展纸币的最大问题是，政府会滥发。于是，我们就缺乏贵金属来媒介整个经济的流通。中国没有，只有从外面来。按照学者万明老师的研究，在明代中期，有一度西班牙人在美洲开采的白银的一半左右，日本人每年开采白银的2/3左右，都通过贸易形式流到了中国。借助流进来的白银，中国使得整个货币经济发展起来，我们的财政也从刚才说的明初的实物财政变成了现在的货币财政。与此同时，各种工商业城镇不断兴起，专业商人出现。民间以东南地区为主，就是现在的江苏、浙江、福建、江西这一带普遍富裕。

晚明的东南地区

在普遍富裕、工商业经济已经发达的情况下，政府却无法对新增财富的征税。因为明初朱元璋立制时，只对土地征收田赋，每年征收2700万担左右的粮食，把它作为定额，这笔收入大概占正式财政收入的75%左右。对于商税，他采取轻税政策：30税1，并且把洪武18年的商税数字作为定额，要求后世子孙不得超过这个定额。田赋差不多也就是2700万担粮食，不得超过。

曾经有人向朱元璋推荐一位官员，说他办理商税比较能干。朱元璋说，这不就是盘剥民众吗？反而加以训斥和惩罚。到后面工商业经济发展得越来越好了，皇帝要征税，官员们就普遍反对。反对的理由也高大上：祖制不可改，这是朱元璋立下的祖宗规矩，“圣朝以孝治天下”，作为孝顺的子孙怎么能改呢？同时税重民生苦，如果税重，老百姓会日子会过得很艰难。

从这里就能看出，作为特殊利益集团的官僚，究竟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明代中期工商业的发展，实际上受益群体最大是官僚，他们捞取了大量的财富。

他们首先是窃取盐、茶、马国家专卖贸易的利润。其实，国家从专卖当中能够获得的利润是非常少的。国家拿不到多少钱，可主持其中的官僚拿的非常多。

第二就是官僚运用权力经营商业，或者给商家提供庇护来分享商业利润和商业轻税的好处。比如来自松江的徐阶，内阁大学士，他家有很多田地，但田地实际上给他带来的财富并不多。那徐阶真正赚钱是靠什么呢？纺纱、织布。当时松江棉布行销天下，徐阶家雇人织布，或者收购别人的布，通过买卖赚钱。因为是大学士，他家从事这方面活动只需要交很轻的税或者不交税。所以他们这批人肯定反对向工商业征税。

还有就是这些官僚甚至可能不惜勾结东海东南沿海的走私集团和倭寇来获取海贸利润。

明代在隆万开海以前就有大量白银流入了，隆万开海实际上也只开了很少几个口子，可是那么多白银怎么流进来的？大量都是走私。参与其中的除了海盗、海商等不法商人，还有大量的官僚。所以我们这里引了丘橓的一句话，丘橓是在嘉靖到万历之间的一个大臣，他说“国与民俱贫，而官独富。”这是很深刻的。

到了万历皇帝，他遇到了财用匮乏的问题，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就是发生财政危机了。什么财政危机呢？主要是碰到了万历三大征；一个是在朝鲜用兵，帮助朝鲜抵御日寇；一个是在北方，大概宁夏这一代跟蒙古人打仗；还有一个是在今天的贵州一带，当时叫播州，用今天的话说就是镇压少数民族武装叛乱。打这些仗是要花很多钱的。

另外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原因，那就是当时紫禁城很多宫殿受灾了，被火烧了、被雷击了，然后又着火了。这些宫殿需要营建，又需要很多钱。当皇帝提出要对工商业活动征税的时候，就遭到大臣极力抵制。皇帝在不能够通过官僚系统的正式渠道去征税的情况下，只能派出自己的私臣即太监到各地去开矿收工商税，或者督促地方政府官员去征工商税。显然，更多的收入来自太监收税。但太监毕竟人少，需要执行的力量，那么执行的力量靠谁呢？就靠地方的恶棍。这些人用一切可能去敲诈勒索，甚至叫做“矿不必穴，税不必商”。开矿是要有找到有矿穴的地方才能采矿对吧？他们却往往不是这样，而是找到一个富人的祖宗坟墓，说下面有矿。那个时候人很孝顺，掘坟是不行的，就给这些开矿的人钱。那些恶棍也不管你有没有商业活动，直接征税，实际上是敲诈勒索。这些肆无忌惮的收税行为，在许多地方引起民变。在今天的苏州有一个叫葛成的人为代表，出来抗税。

按照历史的记载，这帮太监和他们的助手收到的税只有1/10归到国库，9/10被他们自己拿走了。用如此高的征税成本和极大的信誉损失所获得的收益,极其微小。

今天历史书上提到万历皇帝派太监收税，总是谴责皇帝昏庸，谴责太监疯狂，谴责制度怎么不合理。实际上这里涉及到财政史上的一个制度，叫“皇室财政制度”。皇室财政制度本身是有”功“的，当然也有我们刚才说到的“过”。以前的书很少提到，皇室征收工商税是有合法性的，是有正当性的。不是我们想象的，皇帝一拍脑袋就去肆无忌惮地去征税。

在帝国的传统当中，天子拥有一切财产，有权对任何财富征税。在春秋战国时代，前面说到地初税亩，实际上针对的是耕地，就是说耕地现在不管公私，都归你耕种，但要交1/10的税。

那么对非耕地，史书上叫做山海池泽这些，也就是说你要到山里开矿、盐池采盐什么的，就要交税，交什么税？当时一种叫过税，就经过关卡的时候交的税；一种叫住税，就在市场上，针对你的交易额，或者针对你这个商铺的财产额交税。过税和住税，长期都是属于皇室财政。

国家财政主要来自于刚才我们说的来自耕地的田赋，来自非耕地的税收，主要是进皇室财政。两种财政分立，在当时的帝国中是有积极的意义的。从历史上来看，它可以约束君主不去侵蚀国家财政，皇室支出要受皇室财政收入的限制。皇帝如果动用国家财政的话，需要大臣的许可。因为能够收到的田赋基本上都有安排了，所以皇帝要做自己的事情的话，就要通过皇室财政的收入，而皇室收入相对来说也是有限的。

另外，国家财政运行比较正规，有严格的制度要求和会计核查，像刚才我们前面说到的那些财政账册。但是皇室财政运行比较灵活，可以用来弥补国家财政制度因刚性而造成的不足。比如说哪个地方突然发生自然灾害了，发生自然灾害了要紧急赈济，但是国家制度的运行总归是比较慢的，或者国库干脆没钱。此时皇帝就可以派人过去，用皇室财政先去救灾。特别的是打仗，在军事紧急情况下，国家财政没钱了，往往都是先动用皇室财政。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皇室财政的灵活性可以补充国家财政的刚性。

但从太监收税这个事件我们看到，皇室财政的灵活性却带来了专制性，严重破坏了民众的财产与人身安全。再回过头看太监收税这个案件，明代财政根本的问题是什么呢？不是皇家派太监过去收税显得疯狂，也不是税重民穷。而是工商业经济日益发展，国家机构跟正常财政却不能有效征税，不能充分动员帝国时期的财政资源。当国家有紧急需要的时候，没有正路就只能走歪路，而歪路让所有的人都受损。双输，甚至三输，在太监收税当中，民众、国家甚至部分官僚也都是输的。

从太监收税这个案件，可以看到因成熟而僵化的帝国财政制度。什么意思呢？就说朱元璋并不是因为傻，才什么都用定额来管理。财政收入主要的75%主要是田赋，而田赋基本就是2700万吨粮食。从实物财政转化为货币财政后，差不多就是2700万两白银的样子，然后再加上一部分来自于工商业的收入，大概就是明代的财政收入差不多就是3000多万两白银的样子，这个数字是黄仁宇先生估计的。

朱元璋为什么要这么做，从整个帝国来看，主要是帝国慢慢走入成熟，国家职能转向内向，不以进取为能，不以扩张为目的，对支出的需要比较少。50岁左右的朋友想象一下，除了孩子的教育可能有点没底以外，自己的支出基本上都是固定的，没有什么太多需要花钱的地方。因为有这样支出的原因，所以对收入就希望定额管理，消除一切不确定，采用定额措施去管理财政活动，这是帝国进入成熟的表现。

朱元璋这么做，还有一个原因是宋元，前面讲到，有50%以上的财政收入来自于税商。税商带来一个很大的问题，那就是容易剥削民众，特别是元代，实行了“掠夺性税商”。朱元璋觉得不能那样，要长治久安，就要实行定额管理。

而对于自由流动的工商业经济，就采取轻视和不负责任的态度，没有必要的保护措施，也没有正规的商事法律和周到的法律程序。大小官吏在工商税的管理方面，普遍马虎和腐败。就是说国家不重视，因为国家从中也没有获得正式的收入，所以也就放任。

那么有人要问了，国家没有这样的保护性的法律，明代的资本主义萌芽是怎么发生的呢？我们来解释的话，一个可能是国家管制罗网的疏松，于是在数量上又了积累，司马迁在史记里面说过叫“网疏而民富”。法国有一个历史学家叫布罗代尔，曾经分析过中国明清的工商业的发展。他把它分为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认为中国当时工商业发展，只是市场经济，不是资本主义经济。市场经济没有高峰只有平原，只有一些小额少量的经济交易活动，没有大额大规模、跨时期、跨地域的资本主义经济活动。中国为什么不能走向资本主义？他认为经济活动没有峰的存在。

实际上布罗代尔没有看到，中国不是没有峰，而是这个峰，所谓的大规模跨时期跨地域的经济交易，往往不是单纯的商人在做，而是由官僚自己去做。官僚自己经营商业，或者他们提供某种特权庇护，于是取得了工商业经济的发展。比如说前面提到的徐阶，他家经营了那么大规模纺织业，但不会把他统计为商人或工商业者。所以由此产生的经济剩余，可以看到它流入了官僚的手中，并不能够成为推动经济进一步成长的有效资本。

对于因官僚庇护而成功的商人，以我们今天经常念叨的一个人“红顶商人胡雪岩”为例。胡雪岩原来是浙江巡抚王有龄和闽浙总督左宗棠的庇护，他发展的很好。但是后来为什么失败了？一方面是因为他参与了投机生意，一方面也是这些官僚撤销了对他的庇护。他的失败，我们叫“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对比一下，17-18世纪的英国，它向工商业活动征税，凭借工商税来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征收工商业税，原来英国也没有，是跟荷兰学的。征收工商业税就意味着经济交易活动越大，它的税收就越多。可是工商业经济活动怎么样才能越大？必须给它保护。于是就形成了叫国家跟民众之间的“同呼吸、共命运”：国家对商人采取产权保护，健全法制，而产权保护进一步推动了工商业的发展；工商业发展，上交的税多，国家就有钱，国家就强大。所以英国19世纪为什么成为日不落帝国？跟这个有关系的。

而在我们的帝国时期，政治经济的矛盾是，工商业的发展依赖于特权保护，光靠网疏而民富是不够的，只有一个量的积累，高峰往往是来自于特权保护，可是特权往往又能毁了工商业发展。那些官商、皇商是靠垄断来获得利润的，而垄断在效率上往往是不高的。还有一部分工商业发展来自特权的庇护，而特权的庇护可以撤销，特权也可能会随时消失，徐阶倒了，他家就完了。

皇帝劝捐

我们再来看第三个故事，叫“皇帝劝捐”，这个故事来自于苦命的崇祯皇帝。李自成的起义军快打过来了，皇帝要给军队发军饷，没钱怎么办？当时有个财政制度叫捐献制度，请文宦勋官来捐。可是响应者寥寥，皇帝一共就筹了20多万两银子，完全不够，王朝挽救不了。

崇祯

以前很多人解读这个事件的时候，都说的是官僚道德上无耻贪婪，或者不爱国。但事情可能没有这么简单。

从财政史上看，首先捐献制度是怎么回事？捐献制度实际上是在正常渠道之外，用特权跟捐献者进行交换，并不是纯粹的今天意义上的慈善捐赠。作为制度，它主要是出售荣誉和爵位。在王朝正常的时候，出售的主要是荣誉和象征性的东西。比如说你有钱想给你过世的爷爷或者父亲修一个豪华的墓，但制度上是不能随便修的，没有一定的品级是不行的。但是你可以给官府捐一笔钱，为先人买一个品级，五品或者七品，就可以按照五品或者七品的规格给他修墓，这个纯粹是荣誉性质的。但有的时候也会买实职的官职，来换取财政收入，一般用于军事，还有河工、赈灾等等。

捐献制度起源很早，像秦代的“纳粟拜爵”，就是比较早的制度。到了明代，捐资者一般是两个选一个，要么给你荣誉职衔，要么到国子监去读书，到国子监读书意味着过一段时间就可以去参加会试了，甚至可以直接做官。在明代的时候，捐献制度用的不是太多，清代用的特别多，为什么？满清皇帝想通过捐献制度引进一批依附于君主的官员，来制衡科举出身的官员。雍正皇帝对此表达的最清楚，他说如果走上仕途，全是靠科举考试，那做官的人就不会对君主“竭智尽心,以邀恩宠”。

我们知道有部电视剧叫《李卫当官》，李卫是怎么当官的？买来的。如果所有的官都是通过科举，那它就具有了自己的独立性。所以明代的官员个人，相对于皇帝，比起以前的朝代比较弱势，因为明代从元代那里学来了一个特别不好的制度叫做廷杖。但这是个体，相对于皇帝很弱，但是官僚集体组织起来，相对于皇帝来说又特别的强势。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清代人总结出来的，就是说他们全凭科举获得官职的，这不行，于是有意识的引进捐官。

捐献制度存在着悖论，我们既可以看到它的积极意义，也要看到它的消极意义。

积极意义是什么？一方面当然是增加财政收入，要去打仗，要去治理河道，要去赈灾，没有钱怎么办？这时就通过捐献可以获得一笔钱。另外一方面，就是把经济精英引入体制内，不把精英留在体制外反对当局，这是我们自古以来的智慧。这点看《西游记》大家就很明白了，太白金星跟玉帝说，要把孙悟空从花果山招到天庭来，大小给他个官儿拘着，一旦有事也好就近擒拿，不要把他留在体制外反对天庭。那么这里也是，有一帮经济精英，他们有钱，但他们科举考不上，我们把他吸引进来，扩大国家的社会基础。

但是捐献制度的消极的意义，我们也很清楚。它把国家公职和荣誉当商品买卖，制度的严肃性是消失了，社会风气败坏了，特别是公权私权的界限消失了。因为靠捐献而当官的人，他只把捐献当作投资行为，会尽力地搜刮民众，同时对君主也没有什么真正的感恩之心。他跟科举的人可能不是一路的，但是他跟皇帝也不是一路的，皇帝能控制他的时候，他会听话，控制不了他也谈不上。

另外，还要看到，越是需要捐献之时，越无人捐献，这点跟今天的银行是一样的，越不缺钱的人，银行巴不得借钱给你，越缺钱的人银行越不敢借钱给你。越是王朝稳固，不怎么要钱的时候，官职和荣誉就越值钱，捐献的积极性就越高。越是像崇祯时候那样，江山要易姓了，需要用钱了，官职和荣誉就不值钱了。你如果捐，崇祯皇帝会给你荣誉，会给你职位的，但是不值钱了。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官僚背弃了朱明王朝，意思是什么？就是说，这一次捐献的行为，官僚可不是因为没钱才不捐的。后来李自成进城了，农民军，特别是刘宗敏，拷打这些官员，很多官员吐出了几千两甚至几万两的现银。当然清代的人记载的明史，大家读的时候要小心一点，往往会有点抹黑行为。所以这里面到底是多少，我们不知道，反正确实敲打出来很多钱，他们确实有钱不肯捐，这是肯定的。

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官僚事实上背弃了朱明王朝，他不觉得自己要用个人的财富来挽救王朝的命运，后来很顺利地投向了大顺王朝。清兵入关以后，又很顺利地投向了满清。为什么这些官僚有意无意地认为，即将丢失的只是朱家的江山，而跟自己无关？我们崇拜的黄宗羲，他一辈子做了很多抗清的工作，后来晚年到乡间去隐居。可是黄宗羲的儿孙都是在清廷做官，他并没有阻止。因为他觉得自己是做了明的官，要尽忠，但是这个尽忠直到自己为止，自己可以不做二臣，但是他的儿孙不影响。所以大家看到了吗？他们对于王朝，很大程度上就跟今天的职业经理人是一样的。我出于职业道德，不会去与现在公司竞争的企业去任职，或者在一定时间内不去任职，这是我的职业道德，但是肯定不能约束我的孩子，甚至过一段时间也不能约束我了。

为什么背弃朱明王朝这么容易，跟这时候帝国制度理性化有关系。我们说国家要有效治理，就一定要围绕着公共权力建立并完善各种政治制度，避免权力为各级官吏所私用，这是很正常的。

帝国实际上很像今天的公司，帝国时期的君主权利，实际上是所有权跟统治权合一。公司也是，特别是一个私有的公司，我们想象一个100%的私人企业，那么谁拥有所有权，谁就拥有统治权或者说治理权，这是资本的法则，也是帝国时期的法则。君主拥有天下所有的土地，用俗话说叫做“打江山者坐江山”。什么叫“打江山”？就是占有天下土地的所有权。什么叫“坐江山”？就是对土地上的人口拥有统治权。统治权是因为所有权而获得的，这就是帝国制度。为什么相比于城邦来说，帝国更有效率？这是因为凭借君主对自身地位的重视，来实现了公共权力的独立性和至上性。

换句话说，公共权力行使得越好，国家越繁荣，这个家族就越是能够坐稳江山。于是君主对个人利益的追求，保障了共同体整体利益的实现。就像拥有100%股权的人，好好地经营公司，他个人的财富就增长，跟着他干的人，像员工，甚至消费者可能都从中获益。可问题是，在明代以前，帝国是无法解决官僚私用权力的问题，权力往往为官吏私有。官吏私用权力，是有害于整个帝国的。

所以君主就想办法不断地把权力上收，上收的过程我们以前把它叫做专制，但它代表的是权力不断理性化的过程。这种理性化带来的是政治专制程度不断地加深。今天经常说朱明王朝是代表中国专制程度不断地加深，一方面当然有我们谴责的坏的一方面，另一方面大家不得不看到，它有权力理性化的一面。

我们能够看到的，君臣关系因为理性化而变得不断地冷酷。如果把所有的权力都集中在皇帝私人手中，特别是把宰相都废了，那么政权也就真正一家一姓的私有物，跟各级官僚有什么关系？我跟你之间的关系因理性化而客观化，因客观化而冷酷，关系越来越远。

在官僚看来，我是怎么当官的？是因为科举成功了，跟你没什么关系。当然官职是你封给我的，但如果我科举不成功，你是不会给我的。我凭资历跟功绩获得升迁，在微薄的官俸制度下凭本事捞钱，似乎一切跟你皇帝，不能说完全没关，但是离的很远。我要养两个师爷，我要养几个长随，我还要养其他的人，这些钱是你皇帝发的吗？全是我想办法从非正式财政体系中捞的。所以在朱明王朝危机时刻，没有人愿意捐助自己的私产，来挽救跟自己无关的王朝。

再回到我们中华帝国制度奠定的关键时刻，来看汉代的“白马之盟”，有一个学者叫李开元，他曾经特别的分析过“白马之盟”。不是说“白马之盟”奠定了整个中华帝国制度，而是说它是一个很好的案例、一个象征，我们可以用来分析中华帝国制度建构跟罗马帝国跟其他帝国有什么不一样。为什么说帝国制度构建，中华国家是最成功的？跟白马之盟这个象征意义有关系。在汉初高帝12年，刘邦杀了一匹白马，与诸大臣和将领盟誓：非刘氏不得王，非有功不得侯，不如约，天下共击之。

注意这不是皇帝直接下的诏，而是君臣之间互相的一个约定。常有人说社会契约不适用于中国，我们看到的就是一个社会契约。只不过这个契约的对象稍微少了一点，是皇帝跟诸大臣和将领盟誓。既是对皇帝的约束，也是对大臣的约束。

这个盟誓首先是建立在可撤消的契约基础上。我们看英格兰国王，日本皇室，都宣称是万世一系。英格兰国王到现在血统都能追溯到1066年，那个抢了英格兰王位的诺曼底公爵，后来的国王七里八拐总要找到点关系证明我拥有那个血统。在中国不是的，孙悟空说：“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咱们中国人接受的是，这个契约是可以撤销的，我拥护你是因为你有德，一旦你没德了，我也就不遵守契约了。朱明王朝被推翻，我可以不做清的官，但不影响我的子女，就说明了契约的可撤销性。

另一方面，帝国权力采用血缘制和功绩制两套标准来分配和传承。就是说最高统治权由皇族垄断，以封同姓王为形式，通过血缘形式来继承；一般统治权由官僚掌握，以封侯为形式，通过功绩原则来分配。同姓封王的话，可以确保君权稳定地传承。功绩原则初期当然是军功，后来不打仗了，不可能是军功了，那就是文治功劳，凭业绩、凭能力来保证你官僚的权力大小。

有人说这看起来很自然很正常啊。我们习以为常的东西，一旦有了比较的对象，我们就发现不是如此。

我们比较一下罗马帝国，罗马帝国的皇帝是怎么当上的？血缘制不是天经地义的，他们往往是靠军队的拥戴，军队拥戴你，你做皇帝，然后再经元老院选举通过，走个程序，你就做皇帝了。军队不拥护你，你就做不了皇帝了，所以罗马帝国的皇帝跟皇帝之间，大多没有血缘，有血缘的很少。如果大家看到一部电影叫《角斗士》，里面的老皇帝，马克·奥勒留，他是罗马皇帝中第一个想办法把皇位交给自己儿子的，就是康茂德。但是至少从这个电影来看，我们知道他后来后悔了，想把皇位交给电影当中的主角，叫马克西莫斯。

那它的官僚是怎么产生的呢？罗马帝国在各地设的总督，是皇帝的私人代表，不是凭业绩，不是凭能力，不是说你从七品县令一点点做上来，然后我任命你为总督，任命你为巡抚，他就是皇帝的私人代表。这个总督之下实行地方自治，各个民族自己管自己的。我们如果熟悉圣经故事的话，我们知道犹太人他当时是有王的，希律王。一帮犹太人的长老对耶稣不满意了，把耶稣押到当时的总督彼拉多面前，要处死他，彼拉多拿一盆水洗干净自己的手，说是你们要处死的，跟我无关。他是总督，是皇帝的代表，私人代表，所以看起来跟我们中华帝国的官员很不一样。

我们中华帝国的君主官僚制有好处吗？有好处。我们可以看到中华帝国之所以能够延续2000多年，来源于君主与官僚的合作，官僚依靠君主获得权力，实现个人理想跟天下太平，君主需要官僚来实现国家治理，来巩固自己一家一姓的君位。但这样的制度也使得君主和官僚有内在的背离，因为这两套原则不一样，一个是功绩原则，一个是血缘原则。凭血缘原则产生的君主，是不可能真正赢得依靠学识获得官位、凭借业绩决定升迁的官僚的忠心。

所以从劝捐事件我们可以看，君主在有可能失去江山的时候，具有自己独立权力来源的官僚，背弃君主是坚决无情的。大家看《三国演义》都知道，鲁肃跟孙权说过一句话：我们都可以投降曹操，你不能啊，我们投降曹操还是做官，你投降就做不了主了。我们可以看到黄宗羲有一个说法，“天下为主，君为客”，客人是可以经常换的。我们在这里有一个根本的追问，客从哪里来的？客怎么来的？

国家的转型

三个故事讲完了。我们现在来看看，为什么要从财政来看国家转型，为什么要走出帝国？

首先看第一个财政史故事给我们什么启示？

我们说在国家治理当中严格的制度是必要的，到今天为止都是这样。可我们在现实中确实需要一定的超出现有制度的非常规权力，来灵活地补充、柔化刚性的正规权力。有人高度赞同一句话，叫做把权力关在制度的笼子里。可这句话实际上是不对的。确实要有政治制度，约束权力的活动。可问题是，现实是非常复杂的，在紧急的状况下，在纷繁复杂的局面当中，我们需要拥有一定非常规权力的领袖，任何时候都需要这样的领袖。在关键的时候，比如我们前面说的危机时刻，领袖要替我们决策，要立刻决策、当下决策，同时在纷繁复杂的局面当中，他们要领导我们。这样的领袖需要拥有非常规的制度外的权力，而不能把权力都关在笼子里。

我们举个例子，美国总统的“特赦权”。美国总统每年可以特赦一批人，当然不一定每年，这完全由总统自己决定。就是说你是被定罪判了，可能判5年刑服了2年了，总统把你后面的刑期免掉。这是为刚性的法治注入仁慈的因素。把仁慈注入刚性的制度，对一个国家治理来说非常重要，可是你要把刚性的法治注入仁慈的因素，能实现用制度规定吗？不能的，因为没办法用制度规定，所以留给总统自己决定。

这是现代的美国做法，在帝制时期我们只能由皇帝来掌握超出正式制度的权力，就像经济学契约理论所说的“剩余权力”，在制度规定之外的权力。这种非常规的权力确实需要，帝制时期只能给皇帝。但是任性的皇帝会滥用这个非常规权力，甚至因此破坏正式制度。所以要想办法管住皇帝，但是管住皇帝在帝制时期说实话是没有指望的。

只有在现代国家，我们可以看到对领袖我们是怎么管住的。一个是用分权来制约他的权力。分权怎么来制约？比如以美国总统“特赦权”为例，它是免刑不免罪，是不是有罪，是法官的权力，总统是无权的，总统有的是行政权。行政权就是说你原来该服5年的，我现在不让你服了，或者还剩下三年，可以免掉你了，叫免刑不免罪。他能够行使的只是他自己的行政权这一部分，司法权的行使不了，立法权的行使不了，这叫以分权管住。

还有用人权来制约，就是你可以行使非常规的权力，但是你不能够触碰损害最基本的人权，人身的安全，言论的自由，还有其他的一些最基本的人权，这些不是你这个非常规权力能够损害的。

还有以社会来制约。这是什么意思呢？主要是单个的人，实际上无力对抗国家权力，必须结成社会团体，也就是说组成社团，用社会团体的形式面对国家的权力，管住君权。

除了管住君权，还有管住君位，就是我们说的任期制。时间一到，在任者自动下台，他的非常规权力自然终结。

第二个财政史故事给我们什么启示？那就是财政收入制度需要有某种弹性，以便能够向新增的社会财富征税。明清两代资本主义萌芽，可是国家不能够从中获得正式的财政收入，正路不通必走歪路。我们还可以看到，日益凝固的特殊利益集团，它会破坏国家跟民众的双赢机会，抵制皇帝对工商业实行正式制度化的征税，最厉害的是那些已经从中获利的官僚集团。大家可能也知道美国曾经在是20世纪的初期，实行过禁酒，施行禁酒以后没多久，社会很多人就反对，要求解除禁酒。是什么人反对解除禁酒？最厉害实际上是黑帮。因为黑帮从禁酒当中获利无限，他当然反对解除禁酒令。

实际上在嘉靖时，就有很多人提倡要开放海禁。反对开放海禁最厉害的是东南地区的官僚，因为他们可以从中获利。我们要说的是，垄断性集团的诞生是很自然的，某种程度上开放机会才是不自然的。

有人知道道格拉斯·诺斯，他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他提出了一个概念叫自然国家。他说，产生垄断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机会的集团，在历史上是很自然的。比如最典型的就是印度，四大种姓，几千年的存在，很难打破。

真正能够打破这种垄断，开放政治机会、开放经济机会、开放社会机会的国家实际上是非常的少的，因为它是不自然的。就像我这个年纪，中年发福是自然的，通过自己的锻炼把身材变好，这实际上是不自然的，要吃很多的苦。

所以一个国家怎么样能够突破这样一种垄断？我们说，能不能形成一个利益的共容机制是很关键的。要形成利益共容，打破利益集团的垄断，就要开放国家与民众的谈判机会。也就是说通过谈判，我们向新增的财富征税。朱元璋当时为什么设置定额，为什么不赞成向工商业征税，是因为怕伤害民众。可是怎么样才能够既向新增的财富征税，又不伤害民众？这需要依靠谈判。

我们财政史当中有一个故事，发生在19世纪浙江嵊县。当地建立了一套机制叫“粮席”，这个粮席是什么呢？就是由嵊县的县令，当然肯定还有他的师爷什么的，跟当地士绅在一起，每年开两次会，2月5日和8月5日，商议除了国家的正式田赋之外，还要给县令交多少钱。这样衙门好运行，县令可以不再额外的盘剥。这里交的钱肯定是远远超出正式田赋的，但是这部分钱也不是任意的盘剥，结果怎样靠谈判。当地的县志记载，150多年当地免受横征暴敛之苦。换句话说，不是民众不要交税，而是需要有这么个谈判机制，协商到底交多少。这样既能让我们对于商业活动有一个正确的预期，能够赚钱，又能够满足国家的需要。

这样，我们的财政史故事就有一个共容困局，就是说困于如何就新生利益实现共容。

第三个财政史故事的启示是什么呢？背叛实际上不是道德的问题，不是官僚自私。说实话，人什么时候不自私？也不是所谓的情感，而来自于不同的价值。没有一种价值观把他们双方绑在一起。对于官员来说，我是靠科举当官的，我是靠我的本事升官发财的，一切好像跟皇帝都没什么关系。而皇帝最大的利益，一方面是个人的消费，另一方面是江山的稳固。官员和皇帝的目标不在一起，要靠某种利益才能捆绑在一起，捐献制度一定程度上就是利益捆绑。

但不足之处，捐献不是一个好的制度。我们说君和臣有共同的利益在吗？黄宗羲说过这么一句话：“君和臣，共曳木之人也”。就是说合作拉抬大木头的，皇帝也知道，他是要为天下治天下，官僚也知道，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可对于皇帝来说，并不是民众决定他能不能当皇帝，是他爹、他爷爷是皇帝，而他作为嫡长继承。对大臣来说，并不是民众决定他去留，他是靠科举，靠自己的功绩。

前面说到的客从何来，是终极拷问。我们知道，有邀请而来的善客，也有不请自来的恶客。这就是对我们提出引入的民主制度的要求。只有经同意而来的客人才是善客。我们希望皇帝不要乱来，不要做昏君，可是皇帝做昏君无人可以制止。政治学上有一句话叫做：权力只对权力的来源负责，权力来自于你，就对你负责。官僚光是在那里唱，“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也是没有用的。

最后我们从三个财政史的故事来看，怎么看国家转型？我们看到，这三个故事都涉及到君主与官僚的关系。我们今天很多人看历史，喜欢看权谋，对吧？“君臣上下一日百战”，韩非子说的是君臣互相是怎么斗的，但是我们要看的不是权谋的问题，而要看到官僚和行政要真正的合理，一定首先要要政治的合理性。也就是说，在君主制度下，官僚行为很难真正地合理。要能真正的合理化，就必须引进民众，引进第三方。

我们说最终要走出帝国，要打破刚才说的三个困局。一个是领袖的困局，怎么打破领袖的困局？我们前面说了用分权、人权、社会来制约君权。另一个是共容的困局，怎么打破？只能是法治和正式税收制度，就是保障工商业者的财产权，让他从事工商业活动时有安全感，在工商业经济发展基础上正常征税。另外就是合作的困局，刚才我们说了，君主跟官僚之间如何进行合作？二者价值观在帝国时代是不一样的，到今天凭借什么绑在一起？就是我们说的民主制度，由民众同时决定君主和官僚的去留。

以上就是从三个财政史的故事给大家讲一讲，为什么走出帝国，为什么要建设现代国家。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