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奖得主代表作《政治发展的经济分析》:第九章 经济结构与民主

202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达龙·阿杰姆奥卢、西蒙·约翰逊和詹姆斯·鲁滨逊，以表彰他们在关于制度如何形成并影响经济繁荣研究领域的突出贡献。
《政治发展的经济分析：专制和民主的经济起源》是两位的代表作。《政治发展的经济分析：专制和民主的经济起源》的主要贡献是提供一种理解民主的创立和巩固的统一框架。特别是，这一框架强调为什么政治制度变革与在非民主政体背景下的政策让步有根本性的不同。

第九章经济结构与民主

9.1引言

到目前为止，我们一直把收入水平和分配的决定视为外生的。在这一章，我们使收入水平和分配内生化。人们不是直接拥有收入，而是拥有各种资产禀赋：土地、劳动力、实物和人力资本。我们引入一种技术，即总量生产函数，它决定这些生产要素可以如何组织起来生产产量。我们也将引入关键的经济制度：具体地说是产权和竞争性市场，它们决定各种资产的收益率。

这一切为什么重要?直观地说，如果经济结构和经济制度影响权贵在民主和非民主之间的权衡，或者影响民众对民主和革命收益的比较，它们便可能是重要的。之所以如此，原因有很多。首先，经济结构可能影响革命、镇压或政变的成本。其次，经济结构也可能影响不同团体之间的再分配政治的性质，我们的框架将再分配政治与民主的创立和巩固联系在一起。在这一章，我们研究这两个方面。我们分析的模型允许考虑一些在政治科学和社会文献中关于民主的最有影响的主张。例如，民主不可能在农业占首要地位的社会或者权贵是大的土地所有者的社会中持续存在，这样的观点在从摩尔(Moore,1966)和达尔(Dahl,1971)到卢希梅尔、斯蒂芬斯和斯蒂芬斯(Rueschemeyer,Stephens,andStephens,1992)的文献中是一脉相承的。然而，这种观点的微观基础是不清楚的。本章中的模型有助于突出引致这种关系的机制。

政变和镇压成本可能和经济结构有关系，这有许多言之成理的原因。最重要的是，镇压和政变是有成本的，因为它们破坏经济生活。在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中，生产需要来自许多各种各样企业的投入，其中大部分不是由中央机构或有意识地协调的，而是由市场的“看不见的手”,以及大公司的“看得见的手”来组织的。并且，这些经济关系中的大部分是基于某些暗含的信任。在最简单的层次上，雇主知道工人明天会来上班，工人也知道当他们上班时，他们有工作可做，并会得到报酬。更重要的是，每个公司都相信它的供给者将提供生产所必需的物资，它的消费者和下游企业将购买这些产品。更重要的是，对提供的物品和服务的质量有暗含的信任。雇主相信工人不仅会工作而且会付出适当的努力，供给者不仅提供物资，而且提供质量足以保证生产的物资。最后，消费者相信他们会买到相当高质量的产品，而不是一些对他们来说没有吸引力的消费品。任何突发的暴力，任何改变政治体系的骚乱，任何加重现有社会冲突的局势也会破坏经济结构、信任关系和作为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的合作。在一个相关的讨论中，达尔(Dahl,1971)强调了：

在管理发达社会时的暴力、强制和高压的巨大的局限性、成本和无效率。发达社会需要激励和复杂行为，而这些是不受暴力威胁的操纵的。

在有关军事政治的文献中也有类似的观点。例如，芬纳(Finer,1976)认为军政府不能管理复杂的工业社会，因为成本太高了。他写到：

随着经济的进步，劳动分工变得越来越普遍，随着第二、第三服务的扩张，随着社会对存在职业官僚、技师的要求……军队不再能够仅用自有的资源统治了。(p.17)

这些观点表明了为什么镇压和政变是有成本的。这一论证强调了复杂的经济关系的破裂，对于资本主义生产这些关系是非常重要的。尽管同样的关系网农业生产中也是存在的，但是，显然，其重要性要小得多。质量问题，对农产品不像在制造业生产中那样重要。在一个不太发达和工业化程度比较低的经济中，买者和卖者的关系网不是那么复杂，较少依赖对技能和关系型资本的投资。这些考虑自然而然地说明：在生产技术是资本密集型的(不论是物质资本还是人力资本),而不是土地密集型的经济中，镇压和政变的成本更高。

同样重要的是，经济结构可能影响政治冲突的形式和民主对权贵的再分配含义。例如，在民主中，土地所有者也许会比工业家遭受更多损失。如前所述，我们的全部方法是基于这样一个假设：在民主中，民众有政治权力制定有利于他们自己的政策。在民主中，限制民众得到他们所想要政策的能力的一个因素是：权贵也许有与其人数不成比例的权力(例如，通过游说或控制政党，如我们在第四章附录中所分析的那样)。但是，有一个同等重要的经济因素限制民众的作为，我们在第四章称之为拉弗曲线。在收入再分配的背景下最容易讨论这一点。如果税收非常高，这会扼杀经济活力，造成深重的经济扭曲，以至于不会有很多剩余产出。因此，民主会自然地限制运用高税率，尽力保证这些税率对资源配置不造成太大的扭曲，不使权贵从经济活动中抽掉他们的资产，从而减少税收收入。但是，这些考虑对于资本和土地的适用程度有很大不同。对土地的高税率至多使土地所有者撂荒他们的土地，但他们不会有更多的事可做。相反，物质资本供给更有弹性也可以说更灵活，对资本课以重税，将不会有太多积累，资本持有者将会把他们的钱投资到不可征税的部门或不被征税的国家(我们在第10章详细讨论这一可能性)。人力资本供给弹性可能更大，因为除非人们付出努力，否则人力资本是没有用的，如果税率太高，人们将不愿再努力。这意味着民主自然地会对土地所有者征更高的税而对物质和人力资本征更低的税，努力在不产生太多扭曲的情况下，使再分配最大化。相似地，在很多不平等的社会，民主首先是再分配资产，比起物质资本，土地更容易再分配并带来较少扭曲，土地改革是解决很多严重不平等的手段。当然，人力资源是不可能再分配的。同样，土地所有者在民主中失去的比资本所有者和工业者更多。

这些观点意味着，与投资于物质和人力资本的权贵相比，大量投资于土地的权贵通常更愿意用强力保持非民主或者过渡到非民主。这可能是因为在这样的社会，镇压和政变的成本更小，因此，反对和破坏民主(即避免如再分配税收等亲民主反权贵的政策)的收益要大于成本。或者，也许是对于土地所有者来说避免民主的收益更大，因为他们预期在土地改革中他们的收入将会被课以重税，甚至他们的财产会被再分配。

一个最后的考虑也许是土地所有者比工业者和拥有人力资本的人更富有，特别是在相对贫穷的正处于实行民主的边缘，或者其经济政治发展正处于它们可以实行民主但还没有巩固民主的转折点上的国家。用我们在第八章中的分析来说，土地所有者相当于富人，而工业者和拥有大量人力资本的人相当于中等阶级。因为土地所有者更富有，所以他们会从税收中失去更多。因此，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他们更支持阻止民主的行动。然而，在这一章，为了更加清楚地考察以前描述的其他机制，我们在不平等保持不变的前提下考察经济结构的影响。

在本章的结论部分，我们概述此处讨论的观点可能如何有助于理解经济和政治发展之间的关系。

9.2 经济结构和收入再分配

我们现在引入一种明确的能够使我们把收入再分配内生化并且讨论不同要素禀赋的政治含义的经济结构。我们希望这一结构包括劳动力(作为民主的收入来源)、物质资本和土地。为简单起见，我们在大多数分析中抽象掉人力资本，在9.10节再回头考察其影响。我们考虑一个拥有惟一最终消费品的完全竞争的经济，其总量生产函数为：

Y=F(K,L,N)

其中，K表示资本存量；L表示生产性土地的总量；N表示劳动力；Y表示总产出，它是人们消费的实物数量。所有这些要素都被充分利用，并且我们假设生产函数F具有规模收益不变的性质，所以当所有三种要素的数量倍增时，总产出也倍增。规模收益不变是重要的，因为它意味着从生产中得到的所有收入被作为生产要素(资本、土地和劳动力)的收入分配净尽。完全竞争市场意味着所有生产要素都按其边际产品得到报酬。在制度不变的情况下，不平等来自这些边际产品的不同和不同要素的不同的稀缺性。

为我们到目前为止使用的框架提供微观基础的最简单办法是假定生产函数采取特殊的柯布—道格拉斯(Cobb-Douglas)形式：

9.3政治冲突

我们现在来说明前面关于民主中的政策决定的分析能如何被用于这一更加复杂的经济模型。与前面一样，所有个人具有对消费是线性的效用函数，而且，因为人们把所有收入都用于消费，所以他们以收入最大化为目标。同样，我们假定有两个政策工具：一个和收入成比例的税率和所有行动者接受的一次性转移支付。与以前一样，收入再分配是有成本的。虽然我们现在有一个有更丰富的基本制度集的模型，但在本章的分析中，我们仍假定这些制度是外生的，虽然在9.9节我们会讨论它们可以如何进入分析。

个人i的效用现在是(1—t)y³+T,i=p,r,政府的预算约束同样意味着：

加入税收成本，我们得到一个贫穷的行动者的间接效用。V(y²|t)=(1

一t)y+(z—C(r))y。这一间接效用最大化的一阶条件与我们前面得到的条件一样，并且，因为从第四章中我们知道偏好是单峰的，可以用中位选民定理决定(无约束的)民主中的均衡税率，再次记为t。利用穷人的收入由(9.5)式给出，平均收入由(9.4)式给出的事实，这一均衡税率，与在第四章中的基准税率相同，即(4.11)式。

9.4资本、土地和向民主的过渡

在这一节，我们把前两节中的经济和政治模型加入第六章6.6的基本民主化模型，这个模型考虑了镇压。我们需要考察的第一个问题是经济结构如何影响镇压成本。根据前面的讨论，镇压对权贵的成本取决于其收入的来源特别是，他们的收入主要是来自资本还是土地。如已经讨论过的那样，假定与平息民众的革命和起义威胁有关的动荡，其成本对工业者、工厂和商业来说比对土地和土地所有者更大，是言之成理的。结果，当土地对权贵重要时，他们更愿意承担镇压的成本来避免民主。在一个来自资本的收入比来自土地的收入变得更为重要的社会中，镇压的潜在成本更有可能超过民主的成本，权贵偏好把民主给予不满的民众而是不使用武力反对他们。

考虑与以前所进行的分析的相似性，我们在这里简单地概述这一模型。富有的权贵必须决定是镇压、民主化还是许诺再分配，如果没有镇压，没有民主，也没有革命，自然再一次决定权贵是否重新设置他们许诺的税率。这一模型的博弈树与图6.2相同。

这一基本的经济模型和我们在9.2节讨论过的一样。权贵拥有资本和土地；并且，所有成员拥有相同的禀赋，因此他们内部没有异质性(我们在后面会回到工业者和土地所有者之间的区分)。与以前一样，民众从革命得到的支付是VP(R,μ)=(1—μ)y/(1—δ),而权贵得到的总是VP(R,μ)=0。

镇压对权贵是有成本的。到目前为止，因为收入是外生地决定的，我们简单地假设镇压(和政变)会破坏一部分收入。然而，先前的讨论说明想象冲突实际破坏资本也许更为有用，这也是我们在这一章所假设的。然而，只要在破坏的收入中来自资本的部分大于来自土地的部分这一章的所有结论就都是适用的。而且，可以证实，前面各章的所有结果都可以被重新表述，如果我们假设镇压、革命或政变破坏的是资产而不是收入。

因此，如果权贵选择用镇压来避免革命和民主，他们将会失去一部分(kk)资本存量和一部分(kL)土地，并且，我们假设：

KK≥KL

为减少记号，我们令kL=κ,Kk=5κ,其中s≥1。

如果实行民主，民众和权贵得到的价值由下式给出：

这些表达式考虑了这一许诺只以概率p实现的事实。

如以前一样，如果θ≤μ,革命威胁是不存在的。对于这个讨论更有意思的是θ>μ的情形。为简单起见，我们假设这种情况。如果我们有V¹(N,N=tP)≥VP(R,μ),再分配的许诺就会阻止革命。根据第六章的论证，这等价于μ≥μ*,μ*由(6.6)式给出。

如果μ<μ*,权贵不可能通过许诺再分配来阻止革命，因此他们会诉诸于民主化或者镇压。我们像前面一样假设VP(D)≥VP(R,μ),使得民主化可以阻止革命，这种情况的公式与(6.7)式相同。

什么时候权贵偏好镇压?这取决于是否有μ≥μ*。当μ≥μ*时，相关的比较是在再分配和镇压之间，因为对于权贵来说，当再分配可行时，再分配总是比民主化更为可取。更有意思的是当μ<μ*,因此在镇压和民主化之间存在取舍关系的时候。在这种情况下，权贵可以简单地比较(9.7)式和(9.8)式给出的V*(D)和Vr(O|c)。显然，他们会偏好选择镇压，如果Vr(D)或者

(9.11)式是镇压发生的条件。我们说当k更高时，经济是更加资本密集型的，而低的k值对应的相对土地密集型社会。(9.11)式清楚地说明，一个社会的资本密集度是镇压对权贵是否具有吸引力的重要决定因素。我们在下一节讨论来自这一条件的比较静力学。现在，我们用以下命题总结我们的分析。

命题9.1假设(6.7)式成立，θ>μ且μ<μ*,μ*由(6.6)式给出。那么,我们有：

●如果(9.11)式不成立，民主化作为权贵对未来再分配的可信承诺发生。

●如果(9.11)式成立，权贵用镇压阻止革命。

因此，这一命题和第六章的主要结论是相似的。在此，有意思的是，决定镇压是否值得的条件(9.11)是否成立，取决于经济在多大程度上是资本密集型的(即k的水平)。

理解这一点的最简单的方法是考虑s=1,使镇压的成本平均分配给资本和土地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有如下命题：

命题9.2考虑S=1的博弈。那么,(9.11)式与k无关，因此，政治均衡不受经济的资本密集度的影响。

相反，如果5>1,易证，随着k的增加，(9.11)式不再成立。因此，我们定义k*,使得

那么,我们可以说：

推论9.1:考虑一个由有S>1的博弈描述的社会，并用(9.12)式定义k*。那么,在惟一的子博弈完美均衡中，我们有，如果k权贵将用镇压应对革命的威胁，如果k≥k*,他们会用民主化对革命的威胁做出反应。

这一结论是这一章的主要结果。它指出一个资本密集度高的社会更加容易实行民主化。这是因为权贵对暴力的使用，在这种社会中要比在土地密集型的社会中成本更高。或者，换而言之，资本投资比持有土地使权贵更支持民主化(在下一节的讨论中我们会看到工业者比土地所有者更支持民主化)。

9.5政变对资本和土地的成本

我们现在将这些观点推广到政变。因为进行镇压和发动政变的相似性，似乎有自然而然的原因认为这些成本也取决于经济的资本的密集程度。特别是，假定在一次政变中，经济中一部分生产性资本遭到破坏。如果政变发生，我们令被破坏的物质资本的比例为gk,被破坏的土地比例为φL。很自然地会认为：

φK≥φL

换句话说，政变引起的动荡对资本比对土地更有破坏性。原因与前面讨论的相似。政变以及与之相伴随的动乱和动荡导致复杂经济关系的瓦解。这对资本主义生产比对农业生产更加重要。这是很自然的，因为在农业中对产品质量的关注要少于在制造业中的关注。并且，买者和卖者之间的复杂关系、对技能和关系型资本的投资在更加工业化的活动中要重要得多。因此，政变对土地的危害要小于对资本的危害。

令φz=φ,φk=5φ,其中，ξ≥1。给定这一假设，我们可以写出政变后的收入：

显然，两个表达式都小于政变前的相应表达式(9.5)式和(9.6)式，因为政变带来的动荡通常破坏了经济的一部分生产性资产。

有了对政变成本的这些界定，我们现在可以分析经济结构对政变和民主巩固的影响了。在本节中，这一模型的博弈树与图7.1的描述相同。

权贵是否希望发动政变取决于民主和非民主的后续价值。面对政变的威胁，中位选民希望做出让步(即令P定是否发动政变。如果他们发动政变，社会转向非民主，权贵制定税率。自然，在成功的政变之后，他们会选择他们最偏好的税率N=0。结果，博弈以民众和权贵各自的支付VP(C,φ)=y和Vr(C,φ)=y结束。在此，y和yr由(9.13)式和(9.14)式给出。反过来，如果他们选择不发动政变，政治体系仍旧保持民主，中位选民也许以1—p的概率重新设定与民众在前一阶段许诺的税率不同的税率。因此，民众许诺的税率t得以保持的概率为p,民众和权贵分别得到价值V(y?|tP)和V(yr|tP),其中

这些表达式考虑了民众以1—p的概率重新设定税率的情况，政变决策已成为过去，因此他们选择他们最偏好的税率r。我们现在可以用反向归纳法描述这一博弈的子博弈完美均衡。政变对于权贵是否具有吸引力取决于政变约束Vr(C,φ)>Vr(D)是否具有约束力。这一约束表示政变比生活在一个无约束的民主中更具有吸引力。这一政变约束可以表示为：

我们仍用资本密集k=K/L度写出这一表达式。当这一约束不具有约束力的时候，政变的成本充分高，使权贵发现政变无利可图——民主是完全巩固的。等式(9.16)相当直观，并以人们预期的方式对参数变化做出反应。例如，更高的民主税率t使这一约束更可能成立，因为只有左端取决于t,并对t递减。更高水平的φ使它成立的可能性更小，因为权贵的更大部分的资产将在政变过程中造到破坏。

相反，当这一约束具有约束力时，民主体制将是不完全巩固的：如果民众不偏离他们最偏好的税率，沿均衡路径会出现政变。因此，我们可以定义在政变中被破坏的资产比例的临界值，用φ*表示，使得当φ<φ*(即政变成本不是很大)时，民众的有限的再分配许诺不足以劝阻权贵不发动政变。当然，对权贵阶层来说，民众能对权贵做出的最有吸引力的许诺是完全停止出自权贵的再分配(即P=0)。因此，在φ*处，我们必须有V(D,tD=0)=Vr(C,φ*),或者：

命题9.4:考虑这一博弈在ξ=1时的情况。那么,(9.16)式与k无关，所以政治均衡不受经济的资本密集度的影响。

因此，在一个k比较低的土地密集型社会中，在危机时期将会发生政变。然而，当生产的结构不同时，也就是说，当资本在生产过程中和在权贵资产组合中相对重要时，如资本密集度的临界水平k*描述的那样，沿均衡路径不会再发生政变，民主得以存续。但是，因为k

因此，这一模型说明经济结构，特别是资本密集程度，如何影响民主巩固的倾向。基本的思想是在一个更为工业化的、权贵资产的更大部分以物质资本形式存在的社会中，与政变相联系的动乱和动荡，与镇压引起的诸如此类的事情一样，有更大的破坏性。因此，在一个资本密集型的社会中，政变和镇压的吸引力更小。

9.6资本、土地和民主的负担

经济结构影响民主的一个更重要的途径是权贵对民主的态度也随着经济结构的变化而不同，因为资本和土地的税收负担通常不同。在这一节，我们分析一个具有这一特征的模型。为简洁起见，我们仅仅考察政变和民主巩固。有前两节的结果，显然关于向民主过渡的分析是相似的；阻碍政变的因素也阻碍镇压，促进向民主的过渡。

这一节的关键是，因为土地供给更加无弹性，在被允许时，民众会对土地征收比对资本更高的税。于是，如果其他情况相同，在土地对权贵的收入更加重要时，权贵更加反对民主。这也给了我们另外一个关于在土地密集型的社会中更不可能巩固民主(向民主过渡)的原因。

现在来讨论这个问题。我们假设可以对来源不同的收入分别征税，特别是，对资本收入的税率为tk,对土地收入的税率为tl。为了简化讨论，我们通篇都假设对劳动收入不征税(即对劳动的税率tn等于0)。显然，民众不愿意对他们自己的收入征税，更一般地说，在一个非民主体制中，权贵可能倾向于对民众征税，再分配给他们自己(如在以前各章对有针对性的转移的讨论中那样)。为了简化说明，我们通过将注意力限于tN=0的情形，略去这种可能性。

当存在对资本收入和土地收入的不同税收时，我们如何对税收成本建立模型?税收的成本在很大程度上来自生产要素的供给是有弹性的事实。例如，对劳动税收是有成本的，因为个人享受更多闲暇而不是向市场提供劳动。这些成本有两个方面，都与这里的讨论有关。首先，由于供给市场的劳动减少，计量的收入减少，因此税收减少。对使用税收的人，这便产生了成本，因为现在税收减少了。其次，也会有分配效率的成本。如果没有税收，劳动力将被配置到其最佳用途：市场工作。税收阻碍了这一配置，通过创造使时间偏离其最有效率用途，被迫用于价值更少之处，即闲暇或者家庭生产的激励，创造了一种扭曲。对资本征税也有类似的成本，因为资本可以逃到其他活动中甚至逃到国外，避免被征税。同样，资本的这一反应之所以是有成本的，既是因为有了更少的税收收入，也是因为资本在各种活动中的配置被扭曲了。更一般地说，在所有情况下，税收之所以造成扭曲，是因为努力避税的行为，每一种要素在避税的努力中，都没有被配置到其最为生产性的用途上，被作为课税对象的计量的市场收入减少了。同样很重要的是这些成本都和各种因素的“供给弹性”有关。当一种要素的供给缺乏弹性时，它难以从市场活动中退出，因此，计量的收入不变，扭曲更少。将供给弹性作为决定税收成本的重要因素将立即显示对资本征税的成本比对土地征税的成本更大。毕竟，资本能很容易地进入其他部门，但土地只能固定在原处，最多只是荒废掉而已。

受这些考虑的推动，我们设想当对资本的税率为tk时，相应的税收成本为Ck(tk)rK;当对土地的税率为t,成本为C₁(tL)vL,与以前一样，我们假定这些函数是连续的、可导的、凸的。并且，我们规定通常的边界条件CL(0)=Ck(0)=0,以及稍微不同的边界条件C₁(1)>1和Ck(1)>1(产生这一不同的原因稍后会得到说明)。我们的关键假定是：

Cz(r)0

这一假定意味着对资本征税的边际成本总是高于对土地征税的边际成本，也就是说，资本供给比土地供给有弹性。这一假定的重要含义是民众愿意对土地征收比对资本更高的税。

为进一步简化讨论，我们现在在另一个重要的方面偏离基准模型。像在有针对性的转移支付的模型中那样，假定除了一次性转移之外，还有对特定团体的转移支付——特别是对民众，T,——以及对权贵的一次性转移支付，Tr。

据此，可以将权贵和民众的税后收入写成：

首先，注意，根据(9.19)式，税率表和tt与k无关。然后，(9.20)式意味着当一个经济体变得更为资本密集时，民主对权贵的负担会下降。这反映了资本对税收的吸引力比土地更小的事实。在分析上，税负B随着资本密集度的上升而递减：

这一表达式直接来自k

对tk还有一个引人注目的解释。到目前为止，我们一直强调对来自土地和资本收入的不同税率。另一个可能性是资产的再分配。因为没有在本章明确考虑资产的再分配问题，我们也许认为资产再分配的可能性也被包括在k和tt之中了。有理由认为土地和资本再分配的可能性所不同吗?答案是肯定的。虽然民主能够通过土地改革很容易地再分配土地，但是资本的再分配要困难得多。因为资本以工厂的形式是难以分割的。更重要的是，当这些工厂被其他所有者取得或被给予新的所有者时，生产效率通常会降低。这是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所必需的复杂关系些特定的投资和诀窍都掌握在原来的生产者手中，难以转移，甚至不可能转移。我们可以争辩说，不需再分配资本本身，企业股份可以再分配。然而，现代企业理论(Hart,1995)指出：企业内部的行动者的动力取决于所有权结构，因此不可能在不损失生产率的情况下，对资本进行任意的再分配。的确，如果资本市场是完备的，我们可以预期企业一开始的所有制结构就是有效率的(如果不是这样，则再分配的效应会更加复杂；例如，参见LegrosandNew-man,1996)。

土地更容易在不创造扭曲的情况下再分配。当土地从大土地所有者再分配到农业工人手中时，效率的损失也许不明显。事实上，根据一些统计，效率还有可能提高，因为许多大农场是由其所经营的土地超过了有效率规模的大土地所有者拥有的[宾斯旺格、德宁格和费德尔(Binswanger,Deninger,andFeder,1995)讨论了土地改革有利于效率提高的证据。贝斯利和布尔吉斯(BesleyandBurgess,2000)指出，印度的土地改革对于总量经济绩效几乎没有不利影响]。这表明，土地改革对于民主来说经常是个有吸引力的政策工具，能够达到财政目标，也不会造成严重扭曲。自然，这也意味着民主对土地所有者的负担大于对资本所有者的负担。这一考虑意味着，当土地是富人的更重要的财产时，他们对民主的恐惧更大，他们通常预期对他们更为不利的再分配和更大的负担。这可以用我们说明说明。。

我们现在把这两点联系起来，分析在一个资本和土地税率不同的社会中发生政变的可能性。考虑此处描述的经济模型和图7.1中的博弈表示的政治模型。为了进一步简化讨论，我们假设在政变过程中被破坏的资本和如果民众能重新设定他们最偏好的税率和转移支付，对资本和土地的税收由(9.19)式给定，且T,=0。

土地数量相同(即φk=φL,或者ξ=1)。这一假定突出了我们本节要强调的渠道。

我们可以得到每一公民所接受的转移为：

反过来，如果权贵决定不发动政变，政治体系则仍为民主。在这种情况下，自然再次行动，决定民主是否重新设定与民众在前一阶段所许诺的税率不同的税率。与前面一样，这一后续博弈表现了这一事实————旦政变的威胁消失，民主也许不能承诺更少的再分配政策(即不采用亲民众的政策)。自然决定民众许诺的税率以概率p保持，民众和权贵得到价值V(y²|tk=

TK,t2=TL)和V(y|tk=TK,tP=TL),其中：

另一方面，如果自然允许民主重新设定税率，则权贵和民众都会得到(无约束的)民主价值V²(D)和Vr(D),这由(9.22)式给出。所以，民众在民主中做出的仅以税率tk,TL进行更少再分配的许诺产生的价值为VP(D,rk=TK,tP=TL)和Vr(D,tk=tk,tp=TL),使得：

当这一约束不具有约束力时，民主是完全巩固的。

相反，当这一约束具有约束力时，民主是不完全巩固的：如果民众不采取行动，则沿着均衡路径会有政变发生。民主可以采取的行动是减少对资本和土地的税收，从而减少民主对权贵的负担。尤其是，民众可能对权贵提供的最好许诺是对资本和土地的税收都为零，Vr(D,tR=0,tP=0)。如前面的分析一样，我们可以定义φ、φ*的临界值，使得当φ<φ*时，民众的有限再分配许诺不足以劝阻权贵发动政变。因此，我们必须有在φ*处Vr(D,tR=0,tP=0)=Vr(C,φ*)。解这一等式，我们可以得到：

我们再次来定义资本密集度的两个临界水平k和k*,使得当经济达到这些临界水平时，首先变成不完全巩固的民主，然后变成完全巩固的民主。

这些临界值是：

在(9.28)式、(9.29)式给定的k和k*下，推论(9.2)式与以前一样适用。因此，结果与前面类似：当资本和工业变得比土地和农业更重要时，权贵就会减少对民主的反感，反民主的威胁减少。但发生这种情况的原因和以前不一样。在前一节的模型的讨论中，民主的负担与权贵资产的构成无关。他们对政变的不同态度来自政变所带来的混乱的不同成本。在现实中，也许更重要的是，权贵的不同部分在民主中遭受的损失是不同的。在这一节，我们通过构造一个土地被课以更重税收(或通过土地改革进行更激进的再分配)的模型，强调了这一方面。所以，当土地是权贵收入的一个重要来源时，他们更惧怕民主。随着资本密集度的提高，对民主的反对减少，民主更可能巩固。

本节中的这一模型的含义直接适用于民主化。由于民主的负担更多地落在土地所有者身上，所以，随着经济的资本密集度的提高，相对于民主，镇压的吸引力会下降，民主化就会出现。的确，类比于前面的分析，我们可以找出足以保证镇压对权贵完全没有吸引力的资本密集水平。

9.7土地所有者和工业家之间的冲突

前面的分析说明了经济中上升的资本密集度如何降低了反民主政变的可能性。为了使讨论简化，我们假设资产的构成可以变化，但假定权贵都是一样的，每个成员都拥有相同份额的资本和土地。但在现实中，存在不同的团体———土地所有者和工业家——并且一些团体比其他团体更反对民主。这些区别是摩尔(Moore,1996)首创性文献的持续的主题，并在近期关于民主和的文献中以强硬路线者和温和路线者的面目出现。在前一章中，我们讨论了如何在一个既有富人又有中产阶级行动者的模型的语境下，对强硬路线者和温和路线者的区分提供一些具体内容和微观基础。然而，在第八章中，收入仍是外生的，行动者之间的惟一区别只是收入水平的差异。

本章的模型为这一问题提供了另一种方法。特别是由于镇压和政变的成本更多地由资本所有者承担，而民主对土地所有者的负担更加沉重，我们可以预期资本所有者不会像土地所有者那样强烈反对民主。因此，我们可以设想一种权贵出现分化的状况：资本家倾向于承认民主，而土地所有者则反对。

虽然在政治学文献中，关于强硬路线者和温和路线者的讨论通常只限于向民主过渡的讨论，但其基本逻辑意味着这一区别对民主的巩固也应该是重要的。在反对民主的人群中也存在异质性；当分化出现在这些团体之间时，如何加总他们的偏好对决定民主是否存续起关键作用。因此，我们接着前两节来讨论在权贵是异质的情况下，资本密集度如何影响民主的巩固。这与第八章的分析有所不同，在那里，权贵的异质性是在民主化的背景下讨论的。

在本节中，我们仍使用前一节的模型，但在这个模型中有三个行动者团体：工人、土地所有者和工业家。我们分别用δ*和δ“来表示工业家和土地所有者的数目，使得δ+δ=8。工业家拥有全部的资本，土地所有者拥有全部的土地。我们也继续我们前一节的分析，假定政变的成本对土地所有者是一样的(即ξ=1),但贫穷的工人对他们按不同的税率征税。政治状况仍由相似的博弈描述。民众首先规定对资本和土地的税率，tk和t2P,而且他们也许愿意许诺tk和tL,这与他们的理想税率是不同的。然后，如果权贵决定不发动政变，自然会采取行动，民众以1-p的概率重设税率，使之偏离tk和TL。这一行动表现了民主的承诺问题。

然而，为了讨论权贵的行为，我们必须首先提出加总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的偏好的方式。如前所述，这可以有很多方式，但在这里采用第八章8.6的模型。在这个模型中，我们假定决策是用功利主义的社会福利函数决定的，以此来加总富人和中产阶级的偏好。在这里，我们使用同样的假定，因此，如果政变最大化权贵———土地所有者和工业家——的效用和，权贵会支持政变。

现在，支付也不同了，因为存在三个团体。如果博弈的结果是民主，民众设定他们最偏好的税率，由(9.19)式给出，则我们可以得到民众、工业家和土地所有者各自的支付：

其中，w、r和v由(9.2)式给出，由于在民主中T,=0,Tp由(9.21)式给出。在此，假设权贵的各部分以相同的比例拥有资本和土地。为了简化符号，用Vk(D)表示所有工业家得到的价值，V¹(D)表示所有土地所有者所得的价值。

如果，另一方面，如果政变发生，工业家和土地所有者取得了权力。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假设他们共同选择税率和转移支付。这会导致税率为0,但在政变过程中，有φ比例的资本和土地被破坏。因此，对一个工人、工业家和土地所有者的支付是：

在设定政变的支付时，我们规定，在政变之后建立的非民主中，不存在权贵的征税。工业家也许支持把税率设定为t>0且T>0,对土地所有者征税，再分配给他们自己。同理，土地所有者也许支持对工业家征税。然而，在这里，这种税率将是通过最大化决定了政变是否发生的同一福利函数决定的，而功利主义形式的目标函数保证了这种税收不会在均衡中出现。

最后，在穷人许诺以税率R=tk且t2=tL进行再分配时(考虑这一诺言被兑现的概率为p),预期收益为：

与前面的分析类似，我们可以再次定义政变约束以及使权贵对政变和生活在民主中无差异的φ的临界水平。如果政变的成本大于这一水平，则我们处于完全巩固的民主。这些数值现在决定于权贵内部政治权力的平衡。首先我们来定义基本的政变约束V*(C,φ)>Vk(D)且V(C,φ)>Vi(D)。它们分别是：

注意(9.35)式和(9.26)式是同样的方程。并且，(9.34)式包含的政变成本的临界值和(9.27)式给出的φ*相同。所以，命题9.5也适用于这种情况。例如，我们可以定义资本密集度的临界水平，k*和k,使得当k变发生；当k∈(k*,k)时，民主可以通过让步存续，因此是不完全巩固的；当k≥k时，民主是完全巩固的。

引人注目的是，现在出现了权贵的利益和偏好迥异的状态。由于tk

在此，重要的不只是随着经济的发展以及资本和工业变得更加重要，权贵作为一个整体变得更加支持民主。相反，也是更为切合实际的是，存在着权贵内部的分化。旧土地贵族总是更加反对民主，因为他们在民主政治中付出了更沉重的代价，而且恐惧在未来他们将付出更大的代价。他们对民主的态度不会迅速变化，但随着工业化，经济结构不断变化，新兴权贵的力量不断壮大，工业家在政变中会失去更多，对民主则更少惧怕。随着新兴权贵实力的增强，权贵对民主的威胁也大为减少。这一结果来自这一事实：随着资本密集度的上升，权贵内部不同部分的偏好强度发生了变化，工业家就越来越反对政变而土地所有者的力量减小。这种相对的偏好强度反映了相对的政治权力。

9.8土地所有者、工业家和实践中的民主

本章所提供的视角如何有助于理解在民主的建立和巩固过程中不同国家的差异?拉丁美洲和西欧之间的比较是很有启发意义的。当19世纪70年代英国和法国等欧洲走向全面民主时，它们主要是城市社会；而当巴西、危地马拉和委内瑞拉在20世纪40年代实行民主化的时候，它们还主要是农业社会。在欧洲的情况下，虽然民主产生了有利于穷人的收入再分配和经济社会政策，但在这些国家没有出现激进的资产再分配计划。虽然欧洲社会主义者当然谈论过“资本的社会化”,但它从来没有被作为一种严肃的选举策略提出来，除了在工业的国有化这一可能是例外的背景下。然而，至少在英国的情况下，国有化都是针对一些严重亏损的行业，并且其所有者都得到了补偿。严肃的资本再分配仅发生在共产主义革命之后。然而，在拉丁美洲，刚刚获得公民权的农民就要求土地改革全面的土地再分配。这种现象持续地发生在拉丁美洲的民主化过程中。只有阿根廷和乌拉圭等更加城市化的国家例外，这些国家的政治围绕着农村和城市的对立演变。〔1〕

在1964年的巴西、1954年的危地马拉、1948年的委内瑞拉以及1973年的智利，对激进的土地再分配的反应都是政变。因此，与土地所有者相比，工业家对民主的担心更少，反民主的情绪更少的思想，与不同国家的历史经验似乎是一致的。

工业家和土地所有者也许对民主有不同偏好的观点可能也有助于解释在20世纪90年代中美洲民主化的动力学。例如，在萨尔瓦多，在20世纪40年代后，随着新的进口替代工业在城镇出现以及从咖啡向棉花的转变，经济多样化开始出现(Williams,1986;Paige,1997)。因为棉花生产是更加机械化的，导致大量的农村劳动力流入城镇。人口在城市地区的集中似乎大大加剧了国家的政治不稳定。并且，投资于棉花和工业的新型工业家出现了。这种新的权贵在战争中遭受了沉重损失，是大力推动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妥协的中心力量。所以，镇压对工业家成本更高的思想，和工业家的增长的政治权力。〔1〕例如，在阿根廷，对庇隆的支持大多数来自城市，他的政策也已从农村向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再分配为目标。显然，与英国和其他西欧国家的情形一样，城市工人对土地再分配不感兴趣。

会导致体制分裂和民主化的思想一样，与中美洲的经验非常吻合。

伍德(Wood,2000)也用这种观点去分析南非的情况。他指出，随着白人土地所有者的重要性下降，工业家的重要性上升，在南非也出现了类似的变革。工业家从种族隔离体制得到的好处更少(因为他们被阻止非洲人积累人力资本的限制所损害),在镇压和对南非的国际制裁中损失更为惨重。

9.9经济制度

在本章(乃至全书)的分析中，我们把经济制度的结构视为既定。然而，很显然，如果拥有政治权力的人能够改变这些制度，这会对民主产生重要的影响。例如，设想这样一种情况：市场不是竞争性的，拥有权力的人能干预和扭曲市场。在资本所有者和土地所有者统治的非民主中，权贵可以干预市场，也许通过在劳动市场上创造买方垄断，降低工资。在这种情况下，土地和资本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会上升，使劳动的份额下降到1—θ以下。在这一社会中，民主化不仅会导致权贵不喜欢的税收，而且会破坏他们偏好的经济制度。例如，一旦靠出卖劳动为生的民众左右了民主政治，他们就会有通过法律削弱工业家和土地所有者的市场力量的动力。的确，他们有加强自己的市场力量的动力，也许通过促进工会的形成，引进失业保险，实施最低工资制度，以及提高解雇成本等办法。这将会有缩小民主中的θ的作用。19世纪英国的民主化导致劳动市场立法的重要变化，使谈判的力量由雇主转向劳工。

允许劳动市场和其他经济制度以这种方式内生化的影响使权贵更加反民主，而民众更加亲民主。所以，革命变得更有吸引力了，因为，如同在我们存在有针对性的转移支付的模型中那样，非民主的现状使得民众的境况更差。与此同时，民主变得对贵族更为不利，他们因此会更加倾向于用镇压来避免民主。显然，一旦民主建立，操纵经济制度的能力也强化了权贵发动政变的动力。在根本上，允许经济制度成为内生的，将会产生与存在有针对性的转移支付的模型相似的结果。它增加了特定政治制度的风险，使社会冲突更加激烈，社会更不稳定。

虽然我们在本书中不分析内生的经济制度模型，但在实践中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例如，在摩尔(Moore,1966)和他的追随者的著作中，强调的重点是农业的组织。摩尔指出，在英国促进民主的力量之一是农业是高度商业化的，并由相对自由的劳动力市场这一事实。如我们在前面讨论的那样，英国前民主劳动市场制度当然试图削弱工人的谈判能力例如通过禁止工会，但是与东欧的情况相比，这是小巫见大巫了。英国是欧洲最早见证封建主义解体的国家之一，但是东欧的封建制直到19世纪中期才结束。摩尔把英国的这种情况和当时东欧的“劳动压迫”型农业作了比较。在经济制度是内生的情况下，这种不同在我们的框架中是可以成立的。在19世纪的英国，政治精英对民主化的恐惧要比俄国、奥匈帝国的权贵小得多，尽管他们肯定预见到了经济制度的变革。

摩尔的讨论也显示了土地密集社会和民主化之间的另一联系。考虑与农业技术的关系，这种劳动压迫型的经济制度(其极端的情况为奴隶制)可能是有效率的，也是可行的。例如，这是关于在美国内战前奴隶制为什么主要存在于美国南部的标准论点(FogelandEngerman,1974;Eltis2000)。虽然我们还不了解这种观点的微观基础，但这种观点似乎是与大量证据相符合的，并为资本密集型社会和民主的关系提供了另一联系，这一联系是通过经济制度发生的——劳动压迫对于工业家来说更不可能或吸引力更小。

虽然在摩尔的分析中，我们会把19世纪的英国视为相对资本密集的把俄国和奥匈帝国视为土地密集的，但即使在土地密集的社会内部，经济制度也有很大差异。这些思想可能有助于解释拉丁美洲各国的差异性。以中美洲为例，虽然这些国家的经济都高度专业化于同样的经济活动，特别是咖啡，但这些国家的政治发展历程却有重大不同。例如，尼加拉瓜有最危险的个人专制之一，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内都由苏慕萨家族控制，直至该家族被1979年的桑定诺革命推翻。在危地马拉和萨尔瓦多，没有出现这种山大王型的体制；相反，拥有土地的权贵在军队的支持下牢固地掌握着权力。这种扩展只是在20世纪40年代的危地马拉和20年代晚期的萨尔瓦多有所松动。在这两个国家，权贵都走上了镇压而不是民主的道路；结果，他们必须持续地对付游击战争。这些战争直到20世纪90年代才通过谈判结束。但在危地马拉，同样的权贵仍拥有很大的政治权力。另一方面，其邻国哥斯达黎加却也许是拉丁美洲最民主的国家，自1948年以来就一直是民主国家。甚至在那以前，它已经历了相对民主、很少出现镇压的体制。

如何解释这些不同的结果呢?一个明显的因素是哥斯达黎加没有大地产(Williams,1994;Gudmundson,1995;Paige,1997;Yashar,1997;Leb-oucq,1998;NugentandRobinson,2000;Wood,2000;Mahoney,2001)。该国的咖啡主要由小土地所有者种植，在19世纪早期和中期国家通过了一系列宅地法案，基本上是将种植咖啡的土地送给了想种咖啡的人。相反，在其他中美洲国家，19世纪世界经济的扩张没有带来宅地法案，而是导致了权贵以及与之有政治联系的人对土地的一系列大规模的剥夺。这些剥夺没有产生哥斯达黎加那样的小所有者社会，而是形成了大地产和更严重的土地持有的不平等。大多数学者认为，农业组织的不同形式，“土地精英”在哥斯达黎加以外的大多数中美洲国家的存在，是解释这些国家不同政治发展道路的一个关键。

相对民主的哥伦比亚的情况与哥斯达黎加十分相似。在这两个国家，政治精英主要集中于金融以及对农作物的收购和出口而不是咖啡生产(关于哥斯达黎加，参见：Paige,1997;Mahoney,2001;关于哥伦比亚，参见：Pala-cios,1980;NugentandRobinson,2000)。一个结果是在危地马拉和萨尔瓦多，劳动市场制度是更加劳动压迫型的。危地马拉直到1945年首次创立民主之前一直实行强制劳动，而哥伦比亚在19世纪20年代就废除了这种制度。这一点对民主的重要性是，投资于土地的权贵预料，如果他们实行民主，他们也会失去他们所偏好的劳动市场制度，就如同1945年他们在危地马拉所经历的那样。

更一般地说，关于美洲国家比较发展的文献以这一思想为前提：西班牙和葡萄牙殖民地的初始条件导致了旨在从本地民众身上榨取租金，控制殖民地权贵的经济制度(LockhartandSchwartz,1983;Coatsworth,1993;En-germanandSokoloff,1997;Acemoglu,Johnson,andRobinson,2001,2002,2004)。这些制度，如强制劳动、完备界定的产权或法律面前的平等的缺乏以及高度重商主义的政策，长期持续。这种制度似乎阻碍了19世纪拉丁美洲国家的工业化进程，也有助于解释这些国家的高度不平等。美洲各国之间的长期的经济差异，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可由不同经济制度的持续性来解释，这些不同的经济制度源自殖民地的初始条件。

这些论点表明特定的经济制度能够长期持续。的确，如果经济制度不能持续，它们就难以制约经济、社会和政治生活。这也表明并不是所有的或大部分的经济制度都能够随着政治体制的变革而改变。尽管有一些令人感兴趣的例子说明在民主化、政变和我们在本节讨论的经济制度的变革之间存在相关关系，但主要出于这一原因，我们没有详细分析这种相关性。此处的情况与第六章对政治制度的讨论类似。制度不论是经济制度还是政治制度，一旦建立就会有强有力的持续倾向(关于解释机制的讨论，参见Acemoglu,Johnson,andRobinson,2001)。在任何社会，现存的制度都是复杂的历史过程的结果。在危地马拉和英国，在一个层次上，在民主化时期有重要的经济制度的变革；但在另一个层次上，存在显著的由历史决定的经济制度的差异性。这意味着当我们在提出一种关于为什么英国

的民主化比危地马拉发展更快的解释时，以参数化的方式处理这些经济制度的差异是有用的。然而，在最终的意义上，我们希望提出一种考虑了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共同演进的理论。这种理论虽然超出了本书的研究范围，但却是一个令人激动的未来研究领域(关于这种理论的概述，参见：Acemoglu,Johnson,andRobinson,2004)。最后，经济制度和支持着经济制度的政治体制的关系提供了不平等和政治发展的另一联系。例如，经济制度有利于少数的权贵的社会可能保持非民主，进而维持这一经济制度，产生高度的不平等；而其他社会也许过渡到民主，选择更平均主义的经济制度。

9.10人力资本

这一章的模型表明，在一个社会中，资本密集度越高，则镇压和政变的成本越高，民主的激进性和威胁性越小。结果，这种社会应该更容易实行民主化，更可能巩固民主。在过去的半个世纪，土地，甚至物质资本的重要性减小，而人力资本和技术的重要性增加。戈尔丁(Goldin,2001)将20世纪称为“人力资本的世纪”。因此，在这一节，我们进一步分析，集中考察当人力资本占据重要地位的时候，民主会有什么变化。

人力资本——体现在个人身上的技能、知识和教育——很自然地进入这些机制。首先，镇压和政变的负担经常落在了在冲突中被杀害的个人身上。杀害一个人比毁坏土地和机器要容易得多。所以，我们可以预料说人力资本在镇压、暴力和政变中损失最大。其次，人力资本不可能再分配。并且，对人力资本的收入征税是有成本的，因为人力资本和机器不同，只有当个人付出努力时，人力资本才会有产出。努力是难以监督的，所以，政府难以强迫人们使用其人力资本，相反，人力资本的使用很容易被收入所得税的高税率阻止。因此，在一个生产性资产由人力资本而不是物质资本或土地主导的社会中，民主的再分配程度可能更小。

这一讨论意味着在此可以直接应用与前面类似的分析。只是需要用表示社会的人力资本密集度h=H/K来代替表示社会的物质资本密集度k=K/L。权贵的人力资本密集度增大，他们就更不愿意使用武力去反对民主。并且，这也会减少民主的负担，因为人力资本比物质资本或土地更难征税。这两个渠道都意味着，随着人力资本变得更加重要，民主就更可能建立和巩固。

此外，随着人力资本变得更加重要，中产阶级(像在第八章中分析的那样)变得更加富裕，人数也更多，这也会使民主更加可能。

因此，我们的分析说明了人力资本和民主之间重大互动关系的原因，提供了理解第三章所指出的，特别是图3.7和图3.8所表示的经验关系的有用渠道。

9.11关于政治发展的猜想

在本章中探讨的关于资本(物质的和人力的)和土地密集度与民主之间的关系使我们能对经济发展和政治发展之间的关系做出一些猜想。虽然近来的经济增长理论有时强调增长过程只是社会收入水平的提高，但经济发展不仅仅是收入水平的提高。随着经济发展，生产关系会有重大变化；工人和企业都将由农村地区迁向城市；物质资本，后来是人力资本和技术变得日益重要；整个经济结构被改变了。这些主题已被早期的经济发展理论家例如，辛格(Singer,1949)、罗森斯坦一罗丹(Rosenstein-Rodan,1949)、纳克斯(Nurkse,1953)、刘易斯(Lewis,1954)、缪尔达尔(Myrdal,1957),特别是库兹涅茨(Kuznets,1966)———提了出来，在某种程度上由墨菲、施莱弗和维西尼(Murphy,Shleifer,andVishny,1989)、松山(Matsuy-ama,1992)以及阿塞莫格鲁和茨利伯提(AcemogluandZilibotti,1997,1999)做了正式分析。

因此，经济发展和人均收入的提高与本章使用的资本密集度概念有关的经济结构变化相伴而生。这一观点意味着，随着经济发展，资本变得比土地重要，工业变得比农业重要，并且，我们的政治框架意味着，对民主的反对和威胁被削弱了。我们可以预期人均收入水平高的国家也会是资本密集度高的国家，这将产生人均收入和民主之间的经验关系。

这种关系，首先由李普赛(Lipset,1959)指出，是政治经济学最重要的“事实”之一。正如第三章所述，这是各国数据显示的明确的相关性。但对这一经验事实仍还没有一个真正的理论解释。李普赛把他的解释追溯到亚里士多德，并且，像亚里士多德一样，指出：“只有在一个富裕的、只有极少数的人生活于真正贫困的社会中，才可能出现这样的状况：大众能智慧地参与政治，形成必不可少的自我约束，避免受不负责任的蛊惑的吸引”(1959,p.75)。根据这种观点，收入和民主之间的这种关系反映了这一事实：只有在相对富裕的国家，民众才会足够“成熟”,足够信息灵通，过着与民主相伴随的更加复杂的生活。最近学者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检验这种关系的可靠性，而不是为之提供解释。

在本书中，本章以前提出的模型是有意以一种对这个问题持不可知论的态度构造的，因为我们设计这些模型是为了得到不受人均收入水平影响的结果(例如，通过使税收成本标准化)。然而，本章的分析结果也许为这种经济发展和政治发展的关系提供了一种微观基础。它们说明，随着经济发展、生产要素积累、人均收入增长，经济结构向更为资本密集的资产禀赋的变化导致了民主及民主的巩固。

在目前这一阶段，这只是一个缺少经验支持的猜想。的确，由于关于民主决定因素的经验工作尚未令人信服地确立收入对民主的因果性影响，对本章提出的机制对政治发展的影响的研究是一个未来研究领域。一种可能性是数据中的这一相关性可能来源于另一个被省略的变量。如前所述，回想一下前一节关于经济制度对民主影响的分析。在那里，我们指出，危地马拉与英国不同的经济制度也许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在历史上危地马拉的民主化程度一直比英国低很多。很明显，经济制度的一阶影响是对经济动力和绩效的影响。因此，经济制度的这些差异也许解释了为什么危地马拉比英国更为贫困的问题(Acemoglu,Johnson,andRobinson,2001)。在这一解释中，人均收入和民主是正相关的，但两者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实际上，两者都是由另外的因素——经济制度——导致的(Acemoglu,Johnson,Rob-inson,andYared,2004)。

9.12结论

在这一章，我们提出了一个收入水平和收入分配是内生的模型，指出了经济结构如何影响民主的建立和巩固。我们强调在生产过程中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相对于土地的重要性——我们称为经济的资本密集度——能够既影响镇压和政变的成本也影响民主对权贵的负担。这是因为：(1)镇压和使用暴力的成本对资本家和工业家要比对土地所有者更大。(2)民主将理性地以更高的税率(高于对资本和来自资本的收入的税率)对土地和来自土地的收入征税。这些观点都是初步的，没有经受经验的检验；但不论怎样，它们和许多案例分析、历史资料以及经济发展的主流方法是一致的。它们也与观察到的人均收入和民主的量度之间的相关性一致。

这些结果和政治身份的性质无关，虽然我们没有在本章明确分析这一问题，但这是很重要的。即使政治冲突发生在不同的种族团体X和Z之间，而不是社会经济阶级之间，资本密集度的增加也会对民主产生类似的影响。为了理解资本密集度如何影响民主，假设每个团体的权贵都拥有土地和资本，其余人只拥有劳动力。即使冲突发生在种族团体之间，更大的资本密集度仍然会减弱更大的X团体实行不利于更小的Z团体的再分配的愿望，因为现在这样做的成本更高了。只要在Z团体中存在一些资本所有者和土地所有者，这一结果就是成立的。如果民主已经建立，这将减弱Z团体发动政变的动力。并且，在非民主中(在此，非民主由Z团体统治),资本密集度的增加会使Z团体的镇压成本加大，因此会促进民主化的进程。

将本章的结果与第八章进行比较是引人注目的。在第八章中，我们把富人和中产阶级对民主的态度进行了比较。在那里看到，与摩尔所强调的一样，中产阶级更加倾向于民主，因为他们的收入要少于富人，所以他们由于民主的税收所遭受的损失比富人更小。所以，与富人相比，他们会更不愿意支持用镇压来阻止民主化。第八章的分析也说明，基于同样的考虑，中产阶级比富人更反对反民主的政变，而富人则从向非民主的转变获益更多。这些分析存在的问题是，没有明确的经济基础与富人和中产阶级这些标签相对应，使得我们难以将经济变革和这些潜在的政治态度的变化联系起来。在这一章，我们没有集中考察中产阶级和富人之间的宽泛的区分，而是强调了工业家和土地所有者的不同。和中产阶级一样，与土地所有者相比，工业家在民主中的损失更少，在动荡和暴力中也许损失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