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是党的创始人，未参加一大，那他参加二大了吗？职位如何？

在中共“二大”选举产生的五名中央委员中，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高君宇四人，经过众多党史学者的考证，目前获得了一致的认可。但还有一名委员，究竟是邓中夏还是李大钊，则仍存在较大的争议。

在目前较早较权威的文献中，称邓中夏为二届中央委员的，是红旗出版社1983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汇编》，其中称：“中央执行委员：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高君宇、邓中夏。”后来，这种说法为两种官方权威文献所吸收：一是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2000年编的《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一卷）；二是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央党史研究室2004年编的《中国共产党历届中央委员大辞典》。

以上几种国内较权威的文献都说邓中夏是二届中央委员，但笔者查阅了大量的文献资料，尤其是参考了大量的当事人的回忆性史料，发现事实并非如此，邓中夏并非二届中委，李大钊才是二届中委之一。

我们知道，“二大”关于中央委员的原始资料今已不存，现在所能见到的较早也是较为可靠的资料主要来自于当事者的相关回忆。根据“二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所确立的中央委员的组织原则，“中央执行委员会由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五人组织之，并选举候补委员三人，如委员离职时，得以候补委员代理之”。从《章程》的规定来看，二届中委总数规定为五人，实际情况也正是这样。

陈独秀一九二三年六月在中共“三大”上就二届中委的工作情况所作的报告中说：“现在我代表中央委员会作关于上届代表会议以来的工作报告。中央委员会的人员太少，不能搜集很多材料，……中央委员会的成员只有五个人，因此，代表会议以后，杭州委员会建议扩大中央委员会，再增加两个委员。可是上海和北京反对这个建议。……改善机构的计划未能实现。”陈独秀在“三大”上所作的报告，距“二大”召开仅仅一年，具有很高的可信度，报告中称“中央委员会的成员只有五个人”正与“二大”《章程》的规定完全一致。

关于邓中夏为中央委员的回忆性资料，目前所能见到的，只有一个，即蔡和森一九二六年在莫斯科作的题为《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的报告提纲，其中说：“在第二次大会发生竞选向题，结果这次委员为独秀、国焘、君宇、和森、中夏等同志”，“在西湖会议时，马林不满意新委员完全系新分子，主张扩大加李汉俊、李大钊为委员”。

关于李大钊为中央委员的回忆资料，目前可见的有两种：

1．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十日陈独秀在《告全党同志书》中说：“党的‘二大’散会不久，共产国际即派马林来中国，要求中共中央全体委员在西湖开会，提议加入国民党的组织，力言国民党不是一个资产阶级的党，而是各阶级联合的党，无产阶级应该加入去改进这一党以推动革命。当时中共中央五个委员：李守常、张特立（即张国焘——笔者注）、蔡和森、高君宇及我，都一致反对此提案。”

2．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说：二大闭幕后，“李大钊先生也正在这个时候到达了上海。中共中央的负责人认为他和马林都没有参加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机会，现在马林又提出了不同的意见，大家正好从长计议。因而中共中央便决定在西湖举行一次中央特别会议。（一九二二年）八月初，距第二次代表大会约三星期，另一次更重要的会议在西湖举行了。参加者有陈独秀、李大钊、马林、蔡和森、张太雷、高尚德（即高君宇——笔者注）和我共七人。”其中马林是共产国际代表，张太雷是马林的翻译。

陈、张二人提到的西湖会议，是由马林发起和主张的，由全体中央委员参加，目的是探讨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合作问题。由于这次会议是二届中委的全体会议，除马林本人及其翻译外，出席成员都是二届中委的组成人员。因此，只要弄清了西湖会议的参加者，也就澄清了二届中委的具体组成人员。但是，在弄清西湖会议的参加者之前，有一个问题必须解决：那就是，一九二二年八月召开的西湖会议究竟是不是一次二届中委的全体会议。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可从以下文献的记载中找到答案：

A．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十日陈独秀在《告全党同志书》中称：“党的‘二大’散会不久，共产国际即派马林来中国，要求中共中央全体委员在西湖开会，提议加人国民党组织。”

B．葛萨廖夫一九二六年在《中国共产党的初期革命活动》一文中指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代表和孙中山的磋商获得了确定的结果。不久之后，一九二二八月，党在浙江省杭州召开了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把这个问题（即国共合作问题，笔者注）在更广泛的意义上重新提出来。”

C．社会科学研究会在一九二七年年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底历史与策略（讨论大纲）》中指出：“当中山到上海的时候，共产党即对他表示愿意与国民党合作。中山先生常赞成这个意思。是年（1922）八月中国共产党在西湖召开中央委员会议，决定不但与国民党合作，并且加入国民党。”

通过以上文献的引证，可以肯定地说，一九二二年八月召开的西湖会议是一次全体中委参加的会议。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西湖会议究竟是由哪些人参加的。蔡和森的回忆中有邓无李，陈独秀、张国焘的回忆中有李无邓。通过分析相关文献，笔者认为，陈、张的说法更符合历史真实。理由如下：

1．陈独秀作为“一大”选出的党的中央书记，是党的主要负责人，直接筹备、主持了“二大”的全部活动，并在“二大”上继续当选为中央书记。更重要的是，他是西湖会议的主要负责人。因此，他对“二大”选举中委和西湖会议参加者的回忆，比其他任何“二大”或西湖会议参加者都更有权威性。

2．蔡和森对邓中夏为中委的回忆仅限于事实本身的描述，而张国焘对李大钊为中委的回忆，则不仅有事实描述，而且对李大钊参加西湖会议的过程有详细和清楚的细节回顾。

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说：“马林在这次会议中是主要的发言者。他坚持共产党员必须加入国民党；……我和蔡和森发言反对马林这种主张。……陈独秀先生也反对马林的主张，而且发言甚多。……李大钊先生却采取一个调和的立场。他虽同情我们的某些看法，也称许陈先生提出条件，但基本上是附和马林的。他认为国民党的组织非常松懈，无政府主义者加入国民党已经多年，挂着国民党党籍，依然进行无政府主义的宣传，并未受到任何约束。……足见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同样不会受到约束。他也判断联合战线不易实现，采取加入国民党的方式是实现联合战线的易于行通的办法。李大钊先生根据他的这种看法，向我们疏通，认为有条件的加入国民党和中共少数领导人加入国民党为两党合作的桥梁，是实现第二次大会既定政策，同时避免与马林乃至共产国际发生严重争执的两全办法。”

张国焘还回忆了西湖会议上李大钊对“小组织问题”的立场：“马林从袋中取出一份关于小组织问题的决议文，……蔡和森表示，根本无此决议的必要。……这就使马林沉不住气，转而向我施其压力。……我强行压抑内心的愤怒，起而声明，……李大钊先生没有等我说完，但劝阻我继续说下去。他颂扬了一番大家坦率的交换意见，达成了对加入国民党问题的协议，彼此忍让的和谐精神十分可贵；他说不妨让这个决议存在，以作为将来的殷鉴。他声言他不相信我有甚么小组织的倾向，也相信其他同志对我并无不信任的心理等等。”

张国焘在他的回忆中，屡次三番地谈到李大钊参加西湖会议的细节，比如对李大钊到达上海准备参加西湖会议的叙述，对李大钊在西湖会议上调和马林与陈、蔡、张冲突的描写，以及在会议中对“小组织问题”的调解，等等，言之凿凿，不容置疑，足可证明李大钊的确参加了西湖会议。

由于西湖会议是一次由二届全体中委参加的会议，李大钊既然参加了这次会议，说明在“二大”时他已被选为中委。由此可以推出，一九二六年蔡和森在莫斯科作的题为《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的报告提纲中提出的所谓“在西湖会议时，马林不满意新委员完全系新分子，主张扩大加李汉俊、李大钊为委员”，必定是蔡和森的记忆有误。

此外，一九二三年六月陈独秀在“三大”上所作报告称“杭州委员会建议扩大中央委员会，再增加两个委员”。由于陈独秀的这个报告距西湖会议召开不到一年，因此具有很高的可信度。由此可见，提议增加中委的事是有的，但提议的人选中肯定没有李大钊；蔡和森所谓扩大“李大钊为委员”，也一定是记忆上发生了偏差。

按陈独秀和张国焘的回忆，特别是张国焘对李大钊参加西湖会议经过的细节性描述，足见李大钊本来就是五个中委之一，无所谓增加为中委之说。退一步说，如果“二大”期间李大钊没有当选为中委，则杭州代表提议要增加中委，为什么“上海和北京反对这个建议”呢？从逻辑上看，显然说不通，因为李大钊当时正是北京地区党的负责人，现在有人提议他为中委，他不可能自己反对自己被选为中委吧。

3．正如前论，西湖会议是一次全体中委参加的会议，从参加西湖会议的人员名单中可以反推二届中委的名单，而且陈独秀、张国焘的回忆均没有提到邓中夏参加了这次会议，即便是蔡和森一九二六的回忆，也没有指出邓中夏参加了这次会议。那么，邓中夏自然也就不是中央委员了。

因此，蔡和森所称邓中夏为中央委员，肯定不是指正式中央委员，而是候补中央委员。因为从“二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来看，大会肯定也选举了候补中央委员。而蔡和森回忆说邓中夏是中央委员，自然只是一种笼统的说法。不过，他将作为候补中委的邓中夏与作为正式中委的陈、张、蔡、高等人并列，似乎不太妥当。这也反映了中共早期对中委与候补中委的区分并不严格。

在非官方资料中，这种不严格性表现得更明显，人们经常将二者统称为“中央委员”（虽然这种统称易于引起误解）。这可从向警予被选为二届候补中委进一步得到证明。蔡畅一九三七年在《缅怀向警予同志》中说：“一九二二年，警予同志在上海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同年在我党召开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担任党中央妇女部第一任部长。”

蔡畅说向警予“被选为中央委员”，正与蔡和森说邓中夏为中央委员一样，只是一种笼统的说法，实际上是偏指候补中央委员。因为从西湖会议来看，根据党章产生的五个中委（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李大钊、高君宇）都已全部参加，虽然有杭州代表提议增加中委，但由于“上海和北京反对这个建议”，因而“改善机构的计划未能实现”。也就是说，西湖会议时中央委员仍只有五个人，这正与陈独秀在不久后召开的“三大”报告中所称的“中央委员会的成员只有五个人”互相印证。既然西湖会议上五个中央委员都已全体出席，则邓中夏、向警予的当选为中央委员，只能是指候补中央委员。

最近，潘顺利先生在《党史博采》上发表了一篇叫《李大钊的中共二届中央委员考》的文章（以下简称潘文），文中认为邓中夏是二届中央委员，李大钊并非二届中央委员。其所依据的资料来源于人民网，以及北京大学对李大钊的介绍，还有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2000年编的《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以及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央党史研究室2004年编的《中国共产党历届中央委员大辞典》等等。

这些资料当然有其可取之处，但以这些资料为论据，也有一个缺陷，那就是这些资料都是二手文献，都是通过对较早的较原始的文献资料加以整理而成。因此，如果整理者没有对相关史实，特别是对一些历史细节问题进行详细而深入的考证的话，那么，以此为论据，相比起那些较早的和较原初的资料而言，在可信度上未免存在不足。而从事史学论证工作，掌握原始的一手史料是一个基本的原则。

如果实在没有原始的一手史料，那也要尽量拥有大量的较早的、较原初的资料。而潘文在论证中，基本没有选用较早的、较原初的资料，特别是没有引用一些当事者的回忆性文字以及中共早期发表的相关文献。因此，潘文得出的观点很难产生说服力。

通过以上的分析、论证，可以得出如下结论：一、中共二届中央委员为陈独秀、李大钊、张国焘、蔡和森、高君宇五人。二、邓中夏为中央候补委员，不是中央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