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蒋介石心腹干将被俘，毛主席：派可靠武装，再加脚镣押送

国民党在大陆统治时期，人所共知蒋介石有两个心腹干将：一个是戴笠，另一个就是康泽，他们两人在国民党内被称为“康戴二公”。然而在解放时期，蒋介石却接连失去这两名爱将：1946年，戴笠因飞机失事身亡；1948年，康泽被我军俘虏。

当毛主席得知康泽被俘虏的消息后，他当即给刘邓发去电报：“派可靠武装，再加上脚镣押送……”众所周知我军对俘虏的待遇都是非常好的，那么康泽为何会获得毛主席的“特殊对待”呢？他又有着怎样的结局？

康泽

成为蒋介石的心腹干将

康泽原名康代宾，1904年出生在四川安岳县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7岁父亲就因病去世，他和弟弟妹妹只能靠卖手工纺织品的母亲维持基本生活。康泽知道自己家里的条件不好，所以他努力读书，想要学有所成，改变家里的情况。因此，他读书比其他人还要刻苦，而他的努力也得到了应有的回报，中学时的学习成绩更是次次名列前茅。

当时处于辛亥革命后，军阀混乱，百姓民不聊生之际，目睹这一场景的康泽发誓要救国救民，让老百姓都过上好日子，不再流离失所。但令人万万没想到的是，康泽之后所做的事情却和他的初衷背道而驰……

康泽从中学毕业后，在老师李恒生、刘卓安等人的帮助和接济下，前往广州求学，并于1925年成功考入黄埔军校，成为第三期学员。由于他十分崇拜冒死刺杀满清摄政王载沣的汪精卫（字兆铭），因此入学后便改名为兆名，号康泽。后来以号代名，以“康泽”闻世。

汪精卫

除此之外，康泽还十分擅长模仿汪精卫。他的记忆力是非常强的，在各种场合讲话从来都不用演讲稿，再加上言辞简单，有条不紊，经过一段时间的模仿和演练，康泽确实有汪氏的派头。

在黄埔军校学习期间，康泽发愤图强，只要有时间就会读书学习，不肯游乐玩耍，连节假日也不肯出去闲逛，而是留在教室潜心攻读《三民主义》，钻研政治和军事理论。

一个星期天，康泽正在教室里专心致志地整理校长蒋介石的训话笔记，由于太过专注，连有人进来也没有发现。随着脚步声越来越近，康泽猛然回头，没想到却看到了蒋介石在教官的陪同下朝自己走来。他连忙放下笔记立正站好，敬了个礼说：“校长好！”

蒋介石点点头，随手拿起康泽的笔记，然后问：“你叫什么名字？大家都去玩耍休息了，为何你独自一人在这里？”还没等康泽回答，一旁的教官就说：“这是康泽，他学习很用功，成绩也是名列前茅的。”蒋介石听后十分满意，并用赞许的眼光看向康泽。

从这以后，康泽在蒋介石心中留下了“好学生”的印象。半年后，当康泽从黄埔军校毕业后，蒋介石亲自推荐他去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深造，这也令康泽对蒋介石产生感激之情。

蒋介石

除了有康泽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外，还有贺衷寒、邓文仪、郑介民等等，大家兴趣相同，想要在政治联合中形成自己的实力。当他们得知在中山大学读书的国民党员有几百人的时候，便有了将这些人团结起来，结成派系，作为日后回国争取权力的政治资本的想法。

在这一前提下，贺衷寒和康泽去实施这一计划，他们以留法学生中有国民党、共产党旅欧支部为理由，发动组织了中国国民党旅莫支部。不过非常可惜的是这一活动遭到了校方的坚决制止，再加上没有得到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的批准，所以这一计划没能成功。

1927年10月，康泽从莫斯科学成归来，被任命为北伐军总司令侍从参谋。这年冬天，他又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陆军第二师政治部主任，后来在“反共”宣传中显示出自己的才华，也获得蒋介石的特别信任和器重。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国内各阶层抗日爱国运动不断涌起，这也令蒋介石感到十分不安。为了牢牢稳住自己手中的权力，蒋介石召集康泽、贺衷寒、郑介民等十多位心腹干将在自己的住处开会，他说：

“现在日本帝国主义压迫我们，共产党还在‘捣乱’，我们党的精神完全消失不见了，搞的各地的省市党部被包围的包围，被打压的打压，甚至连南京的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都被包围了。我们的党一点力量也没有，如果能像苏联那样，搞一个情报机构就好了……”

康泽、贺衷寒等人十分聪明，瞬间明白蒋介石的意思，他们异口同声地说：“我们一定完成任务！”就这样，贺衷寒负责起草章程，康泽负责起草纪律条例，那么这一组织该叫什么名字呢？

贺衷寒觉得应该叫“力行社”，康泽则觉得用“复兴社”作为这个组织的名字。蒋介石得知两人的意见后，说：“我觉得复兴社这个名字很不错。”随后写下“驱逐倭寇，复兴中华，平均地权，完成革命”这句话，作为“复兴社”的政治纲领。

1932年3月，“复兴社”正式成立，蒋介石担任社长，康泽等人为骨干成员。“复兴社”在蒋介石特务系统中是非常重要的一支，该组织又分成三支：一支由贺衷寒领导的“政训”系统；一支是康泽领导的“别动队”系统；最后一支则是戴笠领导的“特务处”系统。

蒋介石认为康泽这个学生忠诚可靠，而康泽也将蒋介石当成“至尊”，只听他的命令。以康泽为头目的别动队更是得到蒋介石的宠信，他们自认为是蒋介石的“御林军”，因此到处耀武扬威，不将其他人放在眼中。此时的康泽，早已将年少时为了报效祖国才参军的康代宾给忘记了……

被蒋介石所“厌弃”

“复兴社”成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搞宣传，其次是开办政训班。就这样，康泽开始崭露头角，他所提出的计划一个个都获得蒋介石的批准，这也令他越来越膨胀。一年后，“政训班”正式结业，蒋介石还以校长身份亲临现场讲话，康泽跟在一旁，随后他又为蒋介石收录了500名门生。

“复兴社”成立前，康泽还利用一位黄埔六期生杨周熙编写了一本名为《三民主义的法西斯化》的书，大肆宣传崇拜蒋介石。此后，凡是集会或者谈话，甚至在打电话中，只要一提到“蒋介石”、“蒋委员长”等名词的时候，他们都必须立正站好，并碰响鞋跟，以此来表示对蒋介石的尊敬。

此时的康泽已经是蒋介石面前的大红人了，他昂头挺胸，不将任何人放在眼里，俨然一副“蒋介石接班人”的样子。

抗日战争爆发后，康泽依旧风光无限，渐渐地他萌发了建军的想法。在和刘伯龙等心腹密商，经过反复思考后，康泽决定将“别动总队”改为正规的“警卫军”。

陈诚

不过康泽的想法没能如愿，陈诚认为他太过嚣张跋扈，便调动各方力量削弱康泽，激化矛盾。直到1939年，康泽妄想的“警卫军”的肥皂才终被破灭。

尽管这一想法没能实现，但康泽的野心还是没有减弱，他想兼并刘湘的地盘，在四川扩充自己的领土。于是康泽一方面设立自己的特务机构，利用一个留法学生郑家康搞电子武器等等，一方面收买刘湘的特工人员徐平，企图借助其他力量来搞特务活动。

然而康泽的这个想法仍没有实现，刘湘在四川的势力太过雄厚，他在得知康泽的想法后决定先下手为强。于是刘湘先派特务围攻康泽的汽车，然后将他的司机和警卫都给抓起来，康泽则趁机逃到妻子兄长朱兆南家，这才躲过一劫。

事情结束后，康泽认为是郑家康泄露了情报，便派特务暗杀郑家康。就这样，康泽和刘湘的争斗以康泽失败告终。

“三青团”刚成立的时候，康泽、陈立夫和刘建群都是最早的奠基人。再加上康泽是组织处长，手中掌握着实权，因此他认为自己才是蒋介石最合适的接班人，他怎么也想不明白，蒋介石为何要将衣钵传给蒋经国。

蒋经国

此时的康泽忘记一件事，那就是蒋经国是蒋介石最器重的儿子，不管康泽怎么努力，表现怎么好，也是比不上自己的亲儿子的。因此当康泽处心积虑想要将蒋经国架空的时候，蒋介石自然是不允许的，他让陈诚帮蒋经国，他们仅用一个回合就将康泽给击倒了。

1946年，康泽的组织处长由蒋经国接任，他失去了各种官职，最后被遣送到美国去了……

于襄阳被俘虏

1947年1月，康泽收到通知，让他回国参加国民党六届三中全会。康泽认为这是蒋介石的意思，便于3月6日回到上海，谁曾想蒋介石知道他回来后却十分不高兴。

11月，邓文仪来到康泽住处，向他传达蒋介石的任命：“蒋委员长打算任命你为国民党十五绥靖区司令官。”康泽听后十分震惊，但他并没有表态。一个星期后，康泽接到通知，让他去蒋公馆开会。

康泽来到蒋介石住处后，蒋介石一见到他就说：“派你去襄阳怎么样？”康泽连忙说：“一切都听您的。”蒋介石说：“我准备拨65师、202师和川军三个旅给你指挥，如果军事上遇到问题的话，我可以随时派空军去支援你，或者空投粮食弹药接济你。”

康泽心想既然要调拨部队的话，那就要办手续，罗泽闿在场会比较方便点，便说：“不如请罗泽闿来，他在会比较方便些。”蒋介石点点头表示同意。

罗泽闿来后，在得知蒋介石的意思后，说：“真是不巧啊，65师正在河南商丘作战，现在调不回来……”后来康泽又从程潜处得知202师部在成都，一个旅在津浦线作战，一个旅在鄂东也不能调过来；川军三个旅中只有164旅驻守在樊城，而且只有4个建制都不全的营。

此时的康泽才知道蒋介石当初的好脸色都是假象，他给自己开的是一个空头支票。但君命难违，康泽不得不硬着头皮去襄阳就任。

国民党十五绥靖区的总兵力共计11000人，为了很好地统辖这支部队，康泽以川军将领郭勋祺为副司令员，毕竟郭勋祺在川籍军人中很有威望。

因此，将战斗力比较强的川军陈旅的两个团用来守备老河口，以守备樊城并维护樊城老公路的交通。根据康泽分析当前的形势，他认为解放军暂时不会有很大兵力来攻打襄阳，于是便对部下说：

“如果解放军真的要来的话，必定要先渡过老河口，然后去樊城。襄阳地势险要，还有汉水加以阻止，是易守难攻之地，一旦发生战事，总统也会在第一时间派出援军前来支援，我们是不必担忧的。”

1948年的某天晚上，第十五绥靖区司令部的不少干部都齐聚康泽的住处，准备为他祝寿。正当大家兴高采烈为康泽祝寿的时候，老河口突然传来一个紧急情报：“解放军在老河口进攻的很急。”

康泽等人听到这一消息瞬间呆愣在原地，郭勋祺反应过来后连忙说：“老河口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敌人这次突然来，我们不能小觑。应该派人去老河口协助陈旅作战。”康泽点头，说：“既然如此的话，你就去老河口一趟，帮他们打解放军。”

郭勋祺接受任命后，于第二天一大早前往老河口指挥战斗。但非常可惜的是还没等他抵达老河口，陈旅就在我军强有力的进攻下，将其大部分给歼灭了。

7月9日，当西关外真武庙的制高点被解放军占领后，康泽又从樊城的刘旅抽调一个加强营去西关增援。紧接着，他还给蒋介石发去电报，请他立即派出两架飞机，企图联合空军进行反扑。尽管有空军的支援，但康泽还是没能从解放军的手中夺走制高点。

就这样，襄阳和樊城都在我军的控制之中。康泽无奈之下，只好于7月10日放弃樊城，并将刘旅全部调到襄阳西关到南门外一线，企图力保西南郊高地的部分据点。

7月11日，一架飞机突然出现在襄阳上空，随后不少传单落在襄阳郊区的各个角落，其大致意思是劝解放军“弃暗投明”，如果不投降的话，大军一旦压境，就没有后悔的机会了……

据守在襄阳的国民党士兵捡到传单后，还以为援军很快就能到了，他十分兴奋地将这一传单拿给康泽看，康泽也很是激动，之前的害怕、担忧全都消失的无影无踪。

然而令康泽等国民党军万万没想到的是，当天晚上，解放军就向襄阳发起了更加猛烈的进攻，不仅连续攻占好几处重要据点，连他们仅剩的一条补给线也在我军的射程之中，随时都可能被我军切断。

在得到报告后，蒋介石给康泽发去电报，让他集中兵力据守襄阳，并说：“援军已经日夜兼程前去支援了，敌人缺乏枪支弹药，不惧畏惧。”康泽收到蒋介石的电报后，这才将悬着的心放下。

7月13日，康泽按照蒋介石的指令放弃高地残余据点，退守襄阳。这天下午，西关据点被我军占领，康泽和郭勋祺得知这一情况后大骂刘旅长：“真是个无用的东西，连西关都守不住！”

7月15日黄昏前，解放军继续发动进攻。黄昏时分，城西的刘旅长指挥所附近突然出现两个迫击炮弹，也将刘旅长吓得慌忙逃窜。此时的康泽乱了方寸，他没有办法只好再次给蒋介石发去电报，请求支援，但为时已晚。第二天上午，康泽被我军俘虏……

毛主席

毛主席：派可靠武装，加脚镣押送

当康泽被我军俘虏的消息传到毛主席耳中的时候，他当即给刘伯承和邓小平发去电报：

“将康泽送回华北，派可靠武装，再加脚镣押送……”

康泽被我军俘虏后是十分担心的，他不知道共产党会如何处置自己，毕竟他所犯下的罪恶实在是太大了。然而被关押一段时间后，他发现自己的伙食比看管人员还要好，还有专门的医护人员为他疗伤；在审讯过程中，也不是他所想的那些言行逼供，审讯人员态度十分和蔼，这也令康泽有些不知所措。

与此同时，康泽在解放区看到的是一片和谐的场景，官兵一致，深受老百姓的爱戴。之前他对解放军误会很深，以为对方是“洪水猛兽”，但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后，他发现解放军战士是那么善良、朴实，军队内也不像国民党那样勾心斗角。

此时的康泽似乎终于明白，威慑呢么装备低下的共产党能够打败装备精良的国民党军了，因为共产党的成功不仅仅取决于一两位干部的出色，而在于一个集团、一个群体。

1948年年底，康泽决定开始写“自省录”，他谴责自己：“应当站在穷人的立场为那些贫苦老百姓服务，让穷人翻身做主人，不应该跳进大资产阶级大地主的阵营中，为大资产阶级大地主服务，这样只会让穷人越来越穷！”“自省录”是康泽人生第一次认真反省，也是他转变认识的开始。

1949年5月初，康泽等战犯被押送到北京功德林监狱，到了功德林后，康泽面对管理人员体贴的照顾，思想进一步得到改变。而接下来一件事的发生，令康泽意识到共产党人的伟大。

一次，黄维的痔疮犯了，手纸不够用，便拆开自费买来并读完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用作手纸应急。这在当时是比较恶劣的行为，同组人知道后批评他是在“侮辱革命”，并要将他的事情上报。

黄维不服气，便和小组长争吵起来，他说：“我这怎么能叫侮辱呢？我是在废物利用，既然已经看过了，就可以让它发挥第二次作用！”小组长见吵不过黄维，便请管理人员来解决这件事。

令人意外的是，管理人员来后没有批评黄维，而是说：

“黄维痔疮犯了，应该要求多给他发点手纸，但他没有提出来，这是他的不对；不过我也有我不对的地方，我没有发现他的需求，这是我的失职。大家不要因为黄维处理事情不恰当，而也作出不恰当的结论……”

就这样，一场争端被管理人员很好地解决，也令康泽等战犯受益匪浅。

还有一次是发生在康泽身上的事情，当时他和来功德林调查材料的工作人员发生口角，争吵过后心中忐忑不安，害怕会受到批评。

然而令人意外的是，管理处领导在一次会上宣布：

“今后接触调查材料的人，大家态度尽量好一点，不过对那些动不动就拍桌子、打板凳的人，你们不用理会。又要人家配合讲，又要骂人家，真是岂有此理！今天康泽和外调人员吵架，责任不在他，他不用写检查。”

1956年4月25日，毛主席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

“我们对待反革命分子的办法无非是‘杀、关、管、放’，那么什么样的人是可以不杀的呢？连被俘虏的宣统皇帝、康泽这样的人也可以不杀，不杀他们不是没有可杀之罪，而是杀了不利……杀了他们，反而得了一个杀俘虏的名声，杀俘虏历来是名声不好的……”

毛主席的这段话，决定了康泽的后半生命运。

在康泽被关押期间，前国民党高级将领和爱国人士张治中、程潜、傅作义等人先后来到功德林战犯管理所。他们给战犯们带来一则好消息，党和政府希望他们能好好学习，改恶从善，重新做人。如果愿意留在大陆为祖国服务的话，一律安排工作；如果不愿意，想要去台湾或者海外的，政府也会行方便，保证他们来去自由。

1959年12月4日，当宣布首批被释放的战犯名单时，大家都十分激动，但非常可惜的是里面没有康泽的名字。康泽虽然有些失望，但他知道这些人的改造确实比自己好。让他感到失落的是，在接下来的两批特赦名单中，仍没有他的名字。

1963年4月9日，当第四批特赦名单公布前，康泽已经不抱什么希望了，但这次他却听到了自己的名字。当他走上台，结果那张“特赦通知书”的时候，他的脸上布满泪水……

然而康泽被释放后没有享受几年平静生活，就于1967年12月23日去世了，终年63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