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1949年,北平刚解放的时候,毛泽东曾明确指出,不要再犯接收石家庄初期时的那些错误。所以针对这次接管北平,叶剑英和彭真做了严密的准备工作,其中一条就是全部留用原国民党北平市警察局机构的人员。之所以这样做,有利有弊,但也正因为这样做,才让“北平”得以平安过渡成“北京”。
慕丰韵给土匪小偷开会
1949年解放军进北平前,叶剑英和彭真曾在颐和园后山的树林子里开了一个动员大会,讲了进城要注意的事情,宣布了非常明朗的进城纪律。
进城的那些干部中,大多数都没在城里呆过,连电话甚至厕所也不会使用。叶剑英耐心地告诉大家,同时强调不准坐三轮车。(那时一致认为三轮车象征剥削,以至于解放初期一大批三轮车工人改行学开了汽车。)
就是这些土里土气的公安干部,在遇到土匪抢劫时,都奋勇冲上去,而旧警察却为了爱惜自己而不敢上前。
那是入城不久,慕丰韵(公安部原党组成员、边防保卫总局局长)去了外三分局也就是崇文门分局当局长,他的管区土匪多,每天晚上都要出去抓。
在花市大街的一条胡同里,有一个老太太被土匪按倒抢去了一对金耳坠子。群众报案后,慕丰韵带上4名旧警察和两名公安总队的战士,把土匪堵在胡同里。这是大白天,慕丰韵叫旧警察上,他们你看我,我看你,谁也不敢上。慕丰韵骂了他们一顿,叫他们回去。最后还是两名公安战士上去把土匪抓了。
当天,慕丰韵召开了大会让土匪亮相,来了足足上万人。
群众说:“这是我们第一次看到抓住的土匪,国民党和土匪都是一家,还是共产党厉害,动真的。”
由于市民中好多人都深受土匪之害,因此,纷纷要求枪毙土匪。40多年后,慕丰韵回忆那场面还感叹地说:“群众的情绪太强烈了,火山爆发一般。经过劝说,按法律判他们,群众才勉强同意。”
仅此一事,公安局干部的威信就在崇文门的市民中树立起来。
那时候,慕丰韵每天晚上都骑上自行车到他所属的十几个派出所转一圈,一晚上能睡半晚上觉就很知足了。除了一拉警报就要组织群众防空外,还要负责抓小偷。
一次,有一个农民赶集卖了一口袋粮,得了旧人民币80万元,他去街上吃老豆腐,吃完一看装钱的口袋不见了,就去慕丰韵当局长的崇文门分局报了案。当时国民党时期的旧刑警还在,慕丰韵便找来了队长。
慕丰韵知道,不仅土匪与警察局穿一条裤子,而且小偷也是如此。他对旧刑警队长说:“限你3天破案,破不了我撤你的职。”
第一天,旧刑警队长来告诉慕丰韵没有线索,找不到小偷。
“没关系,还有两天嘛。”慕丰韵说。
第二天他还是找不到,又来报告。
慕丰韵说:“找不到拿你是问。”
那些旧人员很怕进城的共产党,但是他们又想耍一些小手段。第三天刚吃过午饭,他来了,说:“小偷把钱送回来了,但是找不到人。”
“还有半天时间,有钱就有人,必须把人找来。”慕丰韵说。
到了第三天晩上,旧刑警队长把小偷送了来。
慕丰韵对旧刑警队长说:“很好,现在给你一个任务,你把咱们崇文分局所辖范围内的小偷全集中起来,我要给他们办一个学习班。”
那一次集中了34名小偷,学习了半个月。小偷们还交待了过去偷钢笔眼镜割口袋偷毛驴的过程。偷毛驴时,一个与牵驴的聊天,一个割绳子,还有一个牵绳子头,让牵驴人以为还有驴。等到发现却什么都没有了。
慕丰韵让他们写出材料。如此一来,崇文分局管区的偷盗就少多了。
侦讯处长的金笔被偷了
有一段时间,长安大戏院小偷云集,多为偷钱偷钢笔什么的。担任纠察总队支队长的李明对他的老战友说:“去长安大戏院看戏,可要小心你的钢笔哟!”
老战友说:“没问题,我抱着它。”
结果休息10分钟,再一落座,钢笔没了。
李明说:“讲了让你注意吧。”
“那你想办法帮我找回来。”
李明说:“我们纠察总队,主要对付武装的坏人,对小偷什么的根本顾不上,这事由公安局侦讯处管。再说,扒手都分地区,现在打乱了,到处乱跑。原来哪区哪段都有个头,一乱就抓不到了。”
“那怎么办?”老战友还是很心痛他的钢笔。
“再买两支得了。”李明说。
“你说得轻巧,我上哪找钱去呀。”老战友连连说:“不来看戏就好了,不来看戏就好了。”
40多年后,北京市公安局刑侦处的大事记上,专门提到一笔,专偷钢笔的案犯申子玉,27岁,系职业惯犯。据称,他多次在公共场所偷钢笔。从他身上起获五一型派克钢笔4支,大小金笔各一支。
北平市公安局侦讯处长冯基平也赶上了一次,别人告诉冯基平说:“小偷专偷金笔呢。”冯基平不太相信。没想到他刚去天安门,就叫人把派克金笔偷走了。
偷到侦讯处长头上,这还了得?冯基平认为这是旧城市在向新政权的一种挑战,于是他去找原侦缉大队长聂士庆讲了此事。
聂士庆是军统特务,人民解放军一进城,他就表示要立功赎罪。由他出面,把侦缉大队一中队按名册全部缴械了,送清河大队集训。
这里解释一下,原国民党北平市警察局机构庞大,下设20个分局,共有员警一万多人,所属机构的主要负责人都是国民党特务。后来随着东北、华北地区的大片解放,各地军警头子大多逃到北平,被收罗进警察局。于是当时的北平警察局成了国民党的特务分子集中地。
这个一中队全部是军统特务,根据聂士庆的举报,就这样和平地被解决了,聂士庆也成了积极分子。虽然聂士庆长期效忠国民党,杀害过革命干部和群众,血债累累。但他在北平解放前夕,接受北平地下党的指示,营救过地下党员出狱,并掩护过在警察局中的地下党员。
警察局长杨清植南逃之前煽动军统分子携枪逃散,聂士庆将逃散人员召回。接管时,他带领刑警大队的军统特务及其他公职人员参加起义,并进行了登记,表现良好。
聂士庆知道冯基平的派克金笔被偷后,立即派出原班人马四处侦察。第二天下午,居然将金笔查获,完璧归赵了。
毛泽东:这次接管北平,不要犯石家庄那些错误
彭真在1948年7月对北岳区城工干部的讲话中说:“过去我们一入城先来个打烂一切,使好多的生产物资遭受损失,这是最愚蠢的办法。我们要动员所有的城市关系起来保护城市,维持秩序。”
平津战役发起后不久,毛泽东在西柏坡对叶剑英和彭真说:“这次接管北平,影响中外,你们务必办到如同沈阳、济南那样的接收和管理成绩,不要落在沈阳和济南之后。特别要注意,不要犯接收石家庄初期时的那些错误。”
收复井陉阳泉等工业区时,曾发生乱抓乱抢现象,收复张家口也如此,到接管石家庄时,好了一些,但仍有士兵拿取东西,还鼓励市民去拿。开始搬公物,后来就抢私人财物,以至于不得不实行戒严,甚至枪决了几个人来制止乱抢。到1948年接管济南和沈阳时,就创造了很多好经验。沈阳解决了接管城市工作的两大难点,即怎样做到接收完整和怎样迅速恢复秩序。其中提到了收缴警察枪支徒手服务。毛泽东关于原封原样接收的思想,就是从陈云的沈阳经验中发挥出来的。
中共北平市委关于如何进行接管北平工作的通告中提到,对于国民党反动的国家机构(包括政权、军队、警察、法庭、监狱等),必须彻底地予以粉碎。
但是,粉碎旧的国家机器,不等于说粉碎旧人员。在新成立的北平市公安局里,对旧警人员,除集训的特务分子外,在彻底审查清理之前全部留用。采取这样的措施,既稳定了旧警人员的情绪,调动了他们正常地进行工作,又使用他们维持了北平的社会秩序。
叶剑英说:“在咱们北平市人民政府中,最重要的部门是公安局。”他以军管会主任的名义,发布的第一号通告中,就提出维持社会安宁确立革命秩序的要求。以后,他又陆续发布了一系列关于治安问题的布告。
无论从哪一个角度说,北平解放初期,治安是个最突出的问题。而接管之初,人员力量不足,业务情况生疏,在这种情况下,采取军事代表制,暂时利用旧机构旧人员维持内外秩序,无疑是相当聪明的做法。
这使“北平”很平安地就过渡到了“北京”。关于这段历史,想必一些老北京人还都记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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