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访谈 | 仇华吉：非洲猪瘟防控策略需要因地制宜，生物安全内涵亦应与时俱进

嘉宾简介

仇华吉，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农业科学院哈尔滨兽医研究所猪传染病研究室主任、猪烈性传染病创新团队首席科学家，主要从事非洲猪瘟、猪瘟和伪狂犬病相关的基础和应用研究。

• 全文共 9483 字，文中核心观点已标注，快速阅读约需要12分钟。

1. 养猪不仅是经济行为，它还具有政治、生态和文化属性。未来我国养猪业是否会完全走向集团化，我看未必。作为民生为本、人民至上的社会主义国家，政府不会任由资本无序扩张，而要在政策导向上扶持适度规模、种养结合的家庭农场。没有农民的活路，乡村振兴无从谈起；离开了农民的致富，中国式现代化也很难实现。

2. 养猪业需要回归。这种回归不是回到原始的养殖方式，而是在工业化养殖和自然放养之间找到一条中间道路。回归，在这里指的是价值和观念的回归，甚至是对自然规律的回归。这是自然之道、道法自然，是中国传统智慧的体现。

3. 我想未来我们的养猪业还将呈现多样化局面，大中小规模并存、现代化与生态化并行，百花斗艳、百舸争流。不同地区根据资源禀赋、农业结构以及食品需求，找到平衡点，发展适合本地的养殖模式。

4. 经过多年的调研和思考，包括和养猪人的深入交流，我发现，防非不能只盯着病毒。

5. 如果不靠常规生物安全活下来的猪场只是个案，可能是“幸存者偏差”，但如果全国各地都有这样的案例，那就不是偶然，而是规律。我们需要总结这些规律，挖掘其背后的逻辑，找到可复制、可推广的模式。

6. 生物安全不单是常规意义上洗、消、烘、隔离，还包括重视猪的环境舒适度和健康度，特别是温度、湿度、光照度、猪群密度、空气清新度、饲料清洁度和营养均衡度，这就是我总结出的“七度”理论。

7. 我从来没有否认生物安全在防控疾病中的作用和地位，只不过我们对生物安全内涵的认知有所不同。随着对非瘟病毒的了解加深，我们对生物安全的认知需要与时俱进，应该重新定义生物安全。

8. 短期内，在全国范围内实现与非瘟的和谐共存可能不现实，但在某些猪场或地区可能已经实现。

9. 专家群体和其他任何群体一样，水平也是良莠不齐。有时，这种差异来自知识和认知的局限，有时则是源于个人修养品行的差异。因此，期望所有专家都无比高尚和正确，也是不现实的。

10. 说假话有两个层面：一种是明知是假的还要说，另一种是因为知识或见识的局限而误说。这两种情况都会对行业造成伤害。比如对非洲猪瘟的理解，如果你的话貌似真实，但实际上对行业或养猪人无用甚至有害，那和说假话没有区别。

新猪网：您多年来一直关注中小猪场的生存与发展。面对当前中小猪场市场份额的持续下滑，您认为养猪业的未来格局将如何变化？这一趋势可能对整个行业产生哪些长期影响？

仇华吉：养猪业在过去几十年经历了多次波折，呈现出明显的周期性，每个周期大约持续4年。每个周期看似是一个经济周期，但其背后实际上是一个疫病周期，疫病周期的背后其实就是健康周期。我国每隔4年左右发生一次重大疫情，实际上其背后反映的是猪群的营养水平、管理水平和整体健康水平的大幅波动。

我国养猪业在非洲猪瘟（非瘟）传入之后确实遭受了巨大冲击，养猪业格局正在重塑。一些中小场户因疫情被迫退出市场，这是客观现实。其主要原因在于非瘟带来的巨大挑战，中小场户对疫情认知不足、防控能力不足和基础设施不足。

未来我国养猪业是否会完全走向集团化，我看未必。首先，我们对非瘟病毒的认知正在加深，大家的防控意识和防非条件也在改善，行业专家也在推广防非理念和技术。因此，中小场户会逐步掌握防非本领，非瘟对我国养猪业的影响正在逐渐减弱。

此外，养猪规模发展到一定程度也存在“天花板”，有规模正效应，也会有规模负效应，扩张并非无止境。猪场规模化受到国家政策、土地、资金和环保的限制，集团化养殖公司也会根据自身实力、当地实际情况和国家政策来确定自己的扩张上限。

同时，作为民生为本、人民至上的社会主义国家，政府也不会任由资本无序扩张，而要在政策导向上扶持适度规模、种养结合的家庭农场。没有农民的活路，乡村振兴无从谈起；离开了农民的致富，中国式现代化也很难实现。

养猪不仅是经济行为，它还具有政治、生态和文化属性。农民提供的猪肉，满足的不仅是食品需要，还有多方面的差异化需求。家庭农场因其灵活性、责任感和管理精细度，能够提供优质美味猪肉，这是人们对美好生活向往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集团公司难以替代的。

自然界中的一切事物都具其生态圈和规律性，养猪业也不例外。这需要我们尊重猪的生命规律和生物学特性，同时也要尊重养殖和产业的规律、敬畏自然之道。

在养猪实践中，我们往往追求高密度和高效益，但这可能会损害猪只的健康需求。我们应该在工业化、规模化养殖的同时，尽可能满足猪只的自然习性和福利需求，这是对猪只天性的必要尊重。

纵观全球养猪业发展格局，尽管欧美国家经历过规模化过程，但现在欧洲基本上是以家庭农场为主，美国也停止了无序扩张，集中度并没有继续增加。这是因为养猪业与工业生产不同，它涉及生物和生命活动，有生态功能，必须种养结合，不能制造污染。

欧洲的养猪业在回归生态养殖。他们开始重视猪只的自然需求，比如提供垫草满足待产母猪母性需求，怀孕母猪大栏饲养、保证运动空间，减少甚至立法禁止手术阉割、断尾和剪牙等做法。而我国的养猪业似乎还在走欧洲曾经走过的老路，现在是时候“回归”到更加生态自然和平衡的状态。

养猪业需要回归。这种回归不是回到原始的养殖方式，而是在工业化养殖和自然放养之间找到一条中间道路。

回归，在这里指的是价值和观念的回归，甚至是对自然规律的回归。这是自然之道、道法自然，是中国古老智慧的体现。我们不应该完全照搬美国的养殖模式，而应该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尊重生命，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在力求降本增效的同时，我们也应该给予猪只必要的投入和福利，确保猪群的健康度和生产力。

目前超大规模工业化养殖模式很难实现粪污返田，产生的污染类似于工业污染，不仅得不到资源化利用，还需要投入巨大人力、物力、财力进行治理，这与国家倡导的绿色、生态、可持续发展理念背道而驰。

我推测，未来我们的养猪业还将呈现多样化局面，大中小规模并存、现代化与生态化并行。不同地区根据资源禀赋、农业结构以及食品需求，找到平衡点，发展适合本地的养殖模式。有的地方可能以规模化养殖为主，有的地方可能以中小猪场为主，这取决于各地的实际情况。

新猪网：您作为猪烈性传染病研究的首席科学家，随着非瘟疫情传入国内，您这几年在讲授内容上从“防病”更多地转向了“健康管理”，是什么促使您做出这样的转变？

仇华吉：2018年非瘟最早传入我国的时候，没有相关的专家，没有相关的防控经验，大家都是摸着石头过河。我们可以借鉴的主要是教材和欧美的实践，尤其是东欧国家的一些经验。大家都知道，欧美在防控疾病时主要以净化和消灭为主，早期我们也试图消灭非瘟，专家们提出了很多建议，尽力把疫情控制在萌芽状态，但不幸的是，我们未能及时控制住，结果导致疫情蔓延至全国。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发现了一些以前未曾遇到的现象。一些中小猪场在非瘟大暴发后，竟然没有被感染，或者在感染后迅速恢复，甚至还有部分猪能够幸存下来，这样的猪场并不少见。另外，虽然有的集团公司通过严防死守取得了一定成功，但也有不少猪场反复中招。

基于这些现象，我们需要深刻反思：我们是否需要做出改变？我们是否还要继续采取清除模式？

理想状态下，最好让病毒不进入猪场，如果进入了就要将其扑灭，这种思路并没有错，我在讲课的时候并没有否定这种思路的价值和必要性。

然而，我国的养殖业格局非常复杂，有大、中、小规模的养殖场，有全封闭式的，有开放式的，有自动化、智能化的，也有完全依赖人工的养殖模式。在这样的现实下，持续的严防死守几乎是不可能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如何稳定生猪产业、确保老百姓吃得起猪肉，就需要我们在新的形势下采取新的思维。

经过多年的调研和思考，包括和养猪人的深入交流，我发现，防非不能只盯着病毒。我们需要全方位考虑，既要防止病毒进入猪场，也要思考如果少量病毒进入后靠什么应对。事实上，如果猪只足够健康，皮肤和黏膜完整，它们是可以不被感染的，至少不被少量病毒感染。

我所说的“不被感染”是不发生病毒自然感染，不是人工接种。假如我们在猪场内撒一些病毒，如果猪足够健康，接触到少量病毒，未必会感染和发病，这一点已经通过实验和许多中小猪场的实践得到了证实。我们也看到一些“网红猪场”人来人往，病毒进去了没有？肯定会带进去的，但这些猪场却能保持长期稳定，难道它没发生过感染吗？难道没有阳性病例吗？他们可能只清理了发病猪，剩下的猪也没有继续感染或发病。

我并不是鼓励大家敞开大门任由病毒进入，而是说既要认识到病毒的凶残之处，也要看到病毒的有限之处。病毒并不是无限的，当然猪的抵抗力也不是无限的。那些“网红猪场”并不是说病毒进入后就一定不感染，而是通过自然途径，猪群不容易被感染，或者感染了但不发病。

基于这样的逻辑，我提出了“酒量理论”，即每头猪感染并发病需要一定的病毒剂量，这就是所谓的“酒量”，也就是“感染阈值”。这个感染阈值是客观存在的，能用实验加以验证。

即便是非瘟病毒，在实验室中也需要一定的剂量才能让猪感染和死亡，注射途径和口腔途径所需的病毒感染量也不同。

因此，我提出了“三管齐下”的防非思路，特别要关注猪的生存条件。很多猪场的破防，是因为猪群本身处于亚健康状态，皮肤和黏膜破损、肝肾损伤、肠道不健康等问题给非瘟病毒提供了极佳感染机会。

集团公司和一些猪场虽然采取了严防死守的措施，但仍然遭遇破防，这是因为少量病毒“找到”了“酒量低”的易感猪，而这些易感猪往往处于亚健康状态。我们发现，亚健康猪的比例越高，猪场破防的风险也越大。

“养猪人讲养猪故事”第三期介绍的钟欢猪场，很多养猪人去参观过，猪舍内没有氨味和苍蝇，1万多头育肥猪居然没有一头咳嗽，母猪眼睛清亮，没有泪斑，没有便秘，抵抗力非常强。有时个别猪出现症状，将其清除后能很快稳定下来，不像很多猪场，反复拔牙，拔着拔着就清场了。

这给我们带来了启示：我们不仅要关注病毒，还要关注猪的健康和环境。很多猪场空气质量差、饲料霉变、水量不足、温差过大等，造成猪群亚健康。管理不善也会影响猪只健康，我们看到很多猪场的氨气超标、臭气熏天、苍蝇和蚊子满天飞，而那些很少中招的猪场，无一例外不存在上述问题，猪群健康度都很高。

如果不靠常规生物安全活下来的猪场只是个案，可能是“幸存者偏差”；但如果全国各地都有这样的案例，那就不是偶然，而是规律。我们需要总结这些规律，挖掘其背后的逻辑，找到可复制、可推广的模式。

这些成功的猪场，他们并没有采取严格的常规生物安全措施，却依然能有效防控非瘟。他们的“生物安全”并不完全是常规意义上洗、消、烘、隔离，还包括重视猪的环境舒适度和健康度，特别是温度、湿度、光照度、猪群密度、空气清新度、饲料清洁度和营养均衡度，这就是我总结提出的“七度”理论。只要做到这些，猪的抵抗力就会非常强，非瘟和其它疾病比如蓝耳病的发生几率也会大大降低。

其实我早在2019年时就提出了“系统思维、三管齐下”的防非理念，但当时并没有正式提出“七度”这个概念，那时候讲“系统防非”，大家可能没有印象。现在强调“七度”，是因为我认为它在防控中至关重要，这与我一直坚持的“重视猪群健康”理念是一脉相承的。

新冠疫情也给了我们启示。最初我们封城，后来实施动态清零，再后来接种疫苗和研究特效药，但最终战胜新冠的还是我们自己。我们不能过度强调疫苗和药物的重要性，而无视人类和环境的作用。

在抗日战争中，毛泽东主席提出了持久战理论，号召全民抗战，强调了人民群众的巨大力量和不同阶段应该采取的策略。我们在面对非瘟时，也需要灵活应对，不能固守旧有的防控模式。病毒在不断变化，我们也必须比病毒更聪明，调整我们的防控策略。

非瘟暴发之前，我们行业几乎没有生物安全的概念；非瘟之后，部分企业把生物安全做到了极致、甚至变态的程度。但生物安全也要科学合理，既要避免过度，也要防止忽视。

每一次疫情的暴发，其实都是对猪群健康水平和管理水平的一次大考。每次疫情之前，往往伴随着价格的长期低迷，导致在猪只管理、营养和防疫方面的投入大大降低。

反过来，为了避免这样的“疫病周期”，我们需要改变养殖理念，坚持长期主义，持续改善对猪只的投入和管理水平。

新猪网：在非洲猪瘟的防控问题上，您的观点似乎与一些专家强调的“生物安全是最有效、最经济的手段”这一主流观点有所差异。这种差异有时会引发争议，甚至对您个人的非议。您如何看待这些议论？

仇华吉：我也听到过一些人的不同观点，对这个问题可能存在一些误解。我从来没有否认生物安全在疫病防控中的作用和地位，只不过我们对生物安全内涵的认知有所不同。

目前，行业内对生物安全的主流做法主要是严防死守，切断传播途径，隔离和消毒。在非瘟暴发之初，这种措施是必要的，就像新冠疫情初期的封城一样。随着对非瘟病毒了解的加深，我们对生物安全的认知需要与时俱进，应该重新定义生物安全。

我刚才讲到了，已经有一些不同规模的猪场没有采取传统意义上的生物安全措施，却成功防控了非瘟。这让我们质疑，我们对生物安全的定义是否准确？就像中医和西医对待感冒的不同看法和处置方法，我们能否换个角度，用不同的思维方式来解决问题？

通过几年的观察，我发现我们对生物安全的理解存在偏差。生物安全的目的应该是保护动物，用不同的手段防止它们受到病原感染和侵害。我们的目标应该是采取各种措施保护动物，而不是单纯地阻挡或消灭病毒，事实上，我们也无法消灭所有病毒。换句话说，我们无法从地球上清除非瘟病毒，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能在这种环境下养猪。

通过这几年的实践，也有很多养猪人探索出了他们自己独到的一些方法。他们有的甚至不知道非瘟为何物，也没有采取针对性措施，只是关注猪舍环境和猪群健康，依然能保持猪群不被感染或不发病。这难道不是生物安全吗？中药和西药都是药物，只要能治好病，都是好药。我们不能因为某些中医没有“证书”，就否认他们的治疗功效，这种偏见是没有道理的。同样，我们不能因为某些方法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生物安全，就否认它们的作用。

在此基础上，我提出了“大生物安全观”，有别于传统或狭义的生物安全观，其内涵要广一些，主要理念是不让病毒得逞、不让它造成危害。最终我们可能要接受病毒的存在，就像我们接受自然界不同物种、社会中不同人群的存在一样。

所以我觉得不管是防非，还是防癌，或者是防控任何其他疾病，我们都应该建立一个强大的免疫和自愈系统，而不是单纯地、片面地强调消灭病毒。我们要用老祖宗的智慧、中医的思维，打造不易被“外邪”侵入和病毒感染的充盈正气和强大体质。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病毒无处不在的环境中生存和延续。

这就是我对生物安全的理解，其实没有本质不同，只不过实现的路径不太一样，它的理念内涵稍微有点差别而已。相信但不迷信西医，崇尚但不崇拜中医，中医和西医要相互兼容、相互协作，为共同的目标去做不同的事情。

新猪网：由于人员和资金的限制，非瘟防控成为中小猪场的弱点。目前，一些公司提出了“与非共存”的方案，但这种方案和大公司的“严防死守”策略一样，也常常被“破防”。您如何评价这两种模式的有效性和适用性？

仇华吉：“与非共存”这个概念我觉得还值得商榷，这个说法是不是科学暂时不好评判，但它确实是一个现实问题。纵观历史上的不同病毒，有几种被人类消灭？比如流感病毒，虽然1918年西班牙大流感造成了数千万人死亡，但流感病毒并没有消失，它们依然在人类、家禽、野鸟、野猪、老虎等多种动物中传播。

从生物进化的逻辑上讲，病毒与宿主之间是一个博弈过程，此消彼长。一开始病毒可能非常致命，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病毒要找到它的生存之道，宿主也需要活下去。在这个博弈过程中，病原会进化，宿主也在演化，最终的结果往往是相互适应，达到和谐共处。

以2006年的高热病为例，当时的病毒致死率很高，导致大量猪只死亡。虽然后来开发了不同疫苗，但效果差强人意。如今有的猪场实现了非免疫净化，有的猪场则实现了与病毒的共存，即所谓“阳性稳定”。

在种猪上，大家追求“双阴”，我个人认为这其中既有科学逻辑，也有一些商业因素。我们期望猪只常见病原都是阴性，大家也在为此理想而努力，但这在现实中可能很难实现。

病毒的“好坏”不能一概而论。我们体内也有各种病毒，如内源性逆转录病毒，它们参与我们的遗传进化，甚至参与我们的某些性状的表达，反而是不可或缺的。我们的身体不仅仅是我们自己的，我们还与数量庞大的微生物共生共荣。因此，我们是人体和微生物的共同体。

短期内，在全国范围内实现与非瘟的和谐共存可能不现实，但在某些猪场或地区可能已经实现。比如钟欢猪场的猪只健康高、猪舍环境良好，虽然偶尔检测到疑似病例，但生产一直保持稳定，说明他们具备了抗非的底气。

在防控非瘟方面，我们可以借鉴反腐的“三管齐下”策略：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不敢腐”是通过严厉的惩处来遏制腐败，就像我们通过拔牙来控制病毒传播；“不能腐”是通过制度来防止腐败，就像我们通过生物安全措施来阻断病毒进入；“不想腐”是通过提升个人境界和信念来避免腐败，就像我们通过提升猪只的健康和抵抗力来防止病毒感染。

我们需要从源头控制、降低病毒载量、提升猪只抵抗力三个维度防非，这种防控策略与反腐的“三管齐下”异曲同工。通过这样的综合措施，我们才能更好地防控非瘟。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那些在生物安全和健康管理上无所作为、坐等病毒“弱化”的想法是十分危险的。

新猪网：在当前社会环境中，专家的角色和可信度面临挑战。一些专家为了避免争议而采取保守的表达方式，这可能削弱了他们的实际影响力；而那些敢于表达个人观点的专家有时会面临被质疑的风险。在您看来，专家应如何评估自己的角色和责任？

仇华吉：专家是相对特殊的一个群体，是代表了一个行业水平和良知的知识分子群体，理论上讲，他们应该坚持真理，至少不说假话。然而，在现实中，专家群体和其他任何群体一样，水平也是良莠不齐。有时，这种差异来自知识和认知的局限，有时则是源于个人修养品行的差异。因此，指望所有专家都无比高尚和正确，也是不现实的。

作为科研出身的人，我对自己的要求是不能讲假话、尽量讲真话。当然讲真话也要讲究方式、方法，过于“直言不讳”可能会引起反感，甚至起反作用。

我记得前外长李肇星谈到他在被选为发言人之后，曾向北京大学的季羡林教授寻求指点。季老先生的建议是：“真话不全说，假话全不说”。借用到我们行业来说，如果担心说真话而让领导或客户不高兴，你可以选择沉默，但决不能说假话，尤其是为了取悦他人或追求名利，不但影响自己的声誉，也影响整个专家群体。

目前，专家群体的声誉在行业中并不高，这不只是我们行业的问题，也是整个国家都面临的信任危机。专家被蔑称为“砖家”，这是社会的悲哀。知识分子应该是社会的良心、民族的脊梁，如果这个群体形象崩塌了，这个国家就失去希望了。

所以我还是希望我们知识分子，应该保持士大夫的品格，即使做不了圣贤，但至少不要说违背良心的话。说假话有两个层面：一种是明知是假的还要说，另一种是因为知识或见识的局限而误说。这两种情况都会对行业造成伤害。

包括对非瘟的理解，如果你的话貌似真实，但实际上对行业或养猪人无用甚至有害，那和说假话没有区别。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和行业专家，应该具备起码的良知，要根据受众的实际情况，提供有价值的建议，而不是玩弄话术或为了一己私利而说违背良心的话。

按佛教说，口业多了，将来会不得安宁。因此，我们应该正言、正行，尽力做一个正人君子。

新猪网：目前非洲猪瘟疫苗研究进展如何？

仇华吉：非瘟疫苗是一个比较敏感的话题。过去几年，行业都在期盼着疫苗的问世，甚至有时候争论得非常激烈，预测疫苗将在不久的将来上市。

然而，经过了五、六年的时间，尽管科学家们夜以继日、努力攻关，监管部门也严格把关、稳妥推进，但仍没有一款疫苗能够完全满足防控的需求，在安全性、有效性以及对行业的影响这三者之间尚未找到平衡点。

科学家们尝试了多种疫苗研发路线，包括弱毒疫苗、亚单位疫苗和载体疫苗等。弱毒疫苗在实验条件下相对安全有效，亚单位疫苗和载体疫苗安全性问题不大，也展示了一定的有效性。但疫苗面临的最大考验是在临床试验和实际应用中能否达到实验室效果和预期防控目标。此外毒株变异也是一个巨大挑战。

一些企业希望疫苗能成为万能钥匙，疫苗出来之后，生物安全就不用做了。但如果我们完全依赖疫苗，忽视生物安全，甚至无所作为，可能会导致新的问题。疫苗可能会发挥一定作用，但如果我们不结合生物安全和其他综合防控措施，疫苗可能达不到预期效果，甚至可能出现副作用，比如发生疫苗毒感染和传播、干扰防疫检疫或促进病毒变异，这是我们不愿看到的结果。

在疫苗的选择和推广过程中，我们需要找到一个利益汇合点，既要考虑安全性和有效性，也要考虑短期和长期的利益，同时兼顾疫苗企业和养猪人的利益，政府的责任和产业的需求之间也需要找到一个契合点。

目前，我们仍在探索和努力中。

新猪网：今年春节后，您联合多家单位发起了《养猪人讲养猪的故事》这一大型公益活动，至今已播出七期，并在行业内引起了广泛关注。您是如何想到要创办这个栏目的？创办这个栏目的初衷是什么？

仇华吉：“养猪人讲养猪的故事”的发起，可以说是偶然，但偶然中又有必然。之所以说是偶然，是因为在今年春节前，我偶然读到了新猪网吴义师老师写的一篇深度报道，讲述了安徽君喜悦家庭农场一个专做杜洛克种猪的公司的故事。这个故事让我深思，这么好的主人翁，这么好的故事，如果能让更多的人知道、看到、学到，那该多好。可惜一般养猪人可能没有时间或兴趣看长篇大论。

联想我自己这几年，讲了很多课，但因为每次讲课时间有限，很难把每一个观点背后的逻辑和故事讲透。而我的观点，实际上都是由无数个故事和案例积淀而成的。我一直在想，如何能让我过去讲的课程内容，通过一个平台、不同故事，让养猪人自己讲出来，更有效地传播给更多养猪人。

于是，我向行业内的一些专家、媒体以及上下游的合作伙伴提出了这个想法，结果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认同。我们迅速行动起来，第一期节目就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浏览量达到了80万，反响非常热烈。很多听众朋友说这个节目非常好看，还问下期还播不播、什么时候播。

这个活动不仅对养猪人有益，对我们的行业、专家和相关从业者也是一个多赢的结果。养猪人通过这个平台分享他们的故事，把他成功的经验惠及更多的同行。通过深度采访、直播、短视频、文章和专家点评这种全方位多渠道方式，以生动的形式让养猪人能够听得懂、学得会。大家取长补短，让我们养猪业先进的模式、先进的经验、先进的技术得到传播，最后能够推动这个行业的进步。这样可能比我们举办行业会议、比我们专家讲课、比我们做点产品广告，传播范围、传播效果及影响力大得多。

我们的活动已经进行了七期，每一期的主人公故事都被有关部门所关注，并作为典型案例进行推广，活动也吸引了很多行业媒体和专家的参与。

我想，这个活动会有助于形成新质生产力、促进养猪业高质量发展，通过互联网的放大效应，其影响力必将越来越大。事实上，有些养猪人通过我们的故事栏目重拾了养猪的信心，找到了养猪之道、防非之道，这就相当于为行业播下科学防非的“种子”、播下生态健康养殖的“种子”，将来有可能长成“参天大树”。

当然活动进行过程也很艰难，因为没有专门经费支持，大家都是凭着热情和情怀在支撑。我也借此机会呼吁企业家能够资助这个栏目，设立一个项目基金，让这个活动能够长期办下去，惠及更多的养猪人。我期待有好的故事和主人公，能够主动与我们联系，让你们的故事传播到全中国，甚至全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