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同古长城遗迹
从今天起,开始长篇连载:《帝国的边疆:从嘉靖到万历》
明朝自开国,就未能彻底解决边患问题。嘉靖到万历年间,边患问题集中爆发,北边的蒙古、辽东的女真、西南的土司、宁夏的叛军、东南的倭寇以及发生在朝鲜的壬辰倭乱,都困扰着大明王朝。本连载所描绘的是:从嘉靖元年(1522)到万历四十六年(1618)的近百年时间里,在内忧外患之下,帝国的边患危机是如何一步步积累终至恶化,而君臣又是如何去解决这一个又一个的边患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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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德十六年三月十四日(1521年4月20日),正德帝驾崩。由于他没有子嗣,首辅杨廷和在征得太后的同意之后,援引《皇明祖训》中“兄终弟及”的原则,宣布由正德帝堂弟朱厚熜为皇帝继承人,朱厚熜即嘉靖帝。
嘉靖帝于四月二十二日正式即皇帝位,就在当日宣布了一系列的新政措施,意图清除正德时期的弊政,开创新局面。其新政力度之大,内容之详细,为明朝所罕见。
大赦天下,释放罪轻的囚徒;
给正德期间遭受不平待遇的官员,全部平反;
免去正德十五年十二月以前各处实征税粮,嘉靖元年则减半征收;
释放内苑的珍禽异兽,令之后不得进献;
因为啸聚山林者,许其自首免罪,军还原伍、民还原籍;
豹房各处积年收贮存的银两,送户部太仓银库,以放官军俸粮等项支用。
正德时期新修的宅子、佛寺、神庙、总督府、神武营、香房、酒店之类,镇国府、总督府、老儿院、玄明宫、教坊司新宅、石经山祠庙、店房等项,或拆,或存留别用,或变卖还官。
等等。类目太多,不能一一列举。
其中一些很小的事情,都被列入其中,举两个例子。
漕运官军如果借了高利贷者,俱不许还。如果再有借、放高利贷者,一律重处。
浣衣局的妇女,很多都是因罪被罚至此,嘉靖帝要求法司逐一去核查她们原卷,详究事由,情可矜宥者,给予释放。
考虑到正德帝年仅14岁,并且刚刚即位,并不熟悉国家事务,这一轮庞大的新政很显然是来自于首辅杨廷和为首的正德旧臣之手,他们深知国家弊端,以新皇帝即位之机,而清除弊政。
嘉靖帝很显然接纳了这一切。
但没承想到的是,嘉靖帝的新政才刚开始,朝廷就陷入了一场争大礼的争端之中,这场争端席卷整个朝野,当时的大臣无不卷入其中。
嘉靖帝是正德帝都是堂弟,是明宪宗朱见深之孙、明孝宗朱祐樘之侄。嘉靖帝父亲被封为兴献王。以杨廷和为首的一众朝臣认为,嘉靖帝应当过继给明孝宗,这样,嘉靖帝的生父兴献王在名义上就不再是其父亲。嘉靖帝对此坚决反对,他甚至以厚待杨廷和,并向礼部尚书毛澄赏赐黄金来拉拢二人。但当时继嗣不继统的观念根深蒂固,杨廷和、毛澄如果选择支持嘉靖帝,他们面对的将是在士大夫阶层中身败名裂。
当时的反对声音有多激烈呢?嘉靖帝以皇帝之尊,支持他的人屈指可数,这里”屈指可数“我们甚至可以直接理解为字面意思,因为支持者用手就可以数得过来:张璁、霍韬、熊浃、桂萼、席书和方献夫。
很少有一个争论,正反双方的支持者数量会有如此大的悬殊。这样的事情,放在其他事情上,会因为正反双方人数过于悬殊都不能成为争论。但这次,反对者中有皇帝,而且皇帝寸步不让。
凡是支持嘉靖帝的人无不遭到了大臣们的群起而攻,甚至策划对他们的暗杀。
斗争无时不刻缠绕着整个朝廷。
当嘉靖帝将支持者张璁和桂萼调到朝廷为官,礼科都给事中张翀等30余人立即上疏弹劾。御史郑本公等44人又对几人痛斥,以致完全失去了读书人的风度:
桂萼首倡乱阶,张璁再肆欺罔,黄绾如鹰犬,张啄而旁噬,黄宗明如奴隶,攘臂以横行。 《明世宗实录》卷四十,嘉靖三年六月戊戌
接着36名翰林学士请辞,因为他们无法接受与桂萼一起共事。
嘉靖帝将奉先殿的西室更名为观德殿,安放自己生父的神主。此举招致反对者的不满。甚至就连太医院的医士也来上疏反对:
太医院冠带医士刘惠、周序言,观德殿名不称皇上尊亲之义,请敕礼部更新名以昭圣孝。 《明世宗实录》卷四十一,嘉靖三年七月乙丑
如果不是因为这件事,以两位医士的地位,他们的名字恐怕难以位后世人所知。
嘉靖三年(1524年)七月十二日,明世宗诏谕礼部,十四日为父母上册文、祭告天地、宗庙、社稷,群臣听闻之后,一片哗然。如果此礼一成,将意味着群臣落败,故而立即遭到了群臣的反对。到了上呈圣母册之时,尚书秦金、金献民、赵鉴、赵璜,侍郎何孟春、朱希周,都御史王时中,大理少卿张缙、徐文华俱不至,而且大大方方地表示任由嘉靖帝处置。
杨廷和之子、状元杨慎称:
国家养士一百五十年,坚守节操大义而死,就在今日。 《明史·卷一百九十二·列传第八十》
230多名官员在左顺门跪请世宗改变旨意,实际上就是逼迫嘉靖帝。如此大规模的请愿,在明朝也曾出现过,比如正德时期,官员们为劝谏正德帝不要南巡时,也有过此举,结果是100多人被廷杖。
明世宗命大臣们退朝,但群臣直到中午仍伏地不起,群臣们嚎啕大哭,口中呼喊着太祖、孝宗,深宫中的嘉靖帝亦听见,震怒之余,嘉靖帝下令锦衣卫逮捕为首者8人,下诏狱,以震慑其他人。
没承想此举令群臣更为激动,直接冲到上前号哭着拍打左顺门。嘉靖帝下令将五品以下官员134人下狱拷讯,四品以上官员86人罢免待罪。
七月二十日,嘉靖帝下令四品以上官员停俸,五品以下官员当廷杖责,有16人杖责而死
谈迁在《国榷》记载了嘉靖帝与张璁的一段对话,嘉靖帝说:
“祸福与尔共之,如众汹汹何?”张孚敬答复道:“彼众为政耳。天子至尊,明如日,威如霆,畴敢抗者?需锦衣卫数力士足矣。”上颔之。
很显然,嘉靖帝听从了张孚敬的建议。
由于嘉靖帝采取强力手段进行打压,而且各项礼仪也已经成为事实,争大礼方才告一段落。
但大礼议带来的危害是巨大的,至少有两点:
一是,朝廷君臣纷纷将精力置于礼仪之争,刚刚开始的新政打了折扣。虽然也清除了一些正德时期的弊政,但并不彻底,一些问题依旧存在甚至愈发严重,比如:财政危机和边患危机。嘉靖年间兵变频繁:甘州兵变,两次大同兵变,以及辽东兵变,都极大地打击了明王朝在边防上的力量,为后来的蒙古入寇带来了机会。
二是,大礼议让嘉靖朝的政治核心变为:迎合。大臣们无不以谄媚和迎合为升迁的秘诀,嘉靖十七年后,内阁十四个辅臣中,有九人是通过撰写道教的青词起家的。在边防上,以仇鸾为代表的一批谄媚之徒获取了高官之位,他们奉承上是好手,御敌上却表现得一塌糊涂,终于导致”庚戌之变“的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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