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
据华商报大风新闻报道，近日，华东政法大学一位教授反映，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和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教材《宪法学》（第二版）内，竟设置了46个二维码收费点，每个3元共138元，扫码付钱才能解锁新知识，一时引发舆论热议。对此，该教材出版社编辑回应，设置二维码的初衷是防盗，并强调“一本书只能绑定一个手机号，二手书可能就绑定不了”。
现在的书里有二维码不稀奇，但一本教材里有46个要收费的二维码，并不常见。也难怪有学生感叹“宪法学知识怎么这么贵啊”“二维码过于密集令人窒息”。提出质疑的教授也认为，这实际上属于隐性消费，显然是“挖空心思收费”。教材有商品属性，但同时也承担着传播知识的重任，被社会赋予了更多的责任和期待，因而也是一种公共品。这也决定了，评价一本教材的水准和价值，不能只看重销量这样的商业效益，也应该关注其社会效益。
的确，二维码绑定、扫码收费等方式可以保护知识产权。一本教材凝聚了作者的心血，鼓励购买新书、正版书，进而提高作者及出版方的收益，这样的做法没有问题。为教材提供增值资源也不是不可以，问题就在于，明明有更多合理且有效的做法摆在面前，却偏偏选择了其中争议最大的一种方式。
目前不少出版社为读者提供了付费下载或开通会员订阅浏览的功能，但多为课件、配套习题等不影响阅读体验的内容，以维持一本教材的整体性，很少听说有教材将知识点择出来单独收费。另外，只能绑定一人的方式，令教材循环使用的价值急剧降低。尤其是考虑到教材的使用者多是经济能力有限的学生，购买二手教材其实是一种常见现象，这种收费模式就显得“过于苛刻”了。
商业性图书加再多二维码，只要提前告知、消费者愿意买单，不会引发如此大的争议。公众介意的或许也不是3元一次的扫码定价，而是商业气息过浓令人“观感不佳”。教材这种特殊的文化产品，需要结合市场逻辑和公益逻辑，在盈利的同时肩负公共服务的使命。多一些传授知识的纯粹，少一些商业气息的浸染，才是公众所期盼的优质教材。
上游新闻评论员 康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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