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国军战犯听到长津湖战役后，为何泪流不止纷纷请战？

1950年11月27日，在冬季气候常年维持到零下3摄氏度左右的长津湖地区，破天荒地受到了西伯利亚寒流的影响，出现了零下30左右的极端天气。

我们的志愿军战士，第九兵团可谓遭了天劫，此前他们正在准备收复台湾，只身着一身薄薄的单衣，被紧急调入长津湖预伏地时，仅有总部临时分配的一件薄款棉服做支撑。

在这场敌我力量悬殊之大的战斗中，第九兵团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打垮了敌人企图三个月结束战斗的妄想。

其中，由杨根思连长率领的一支队伍，在长津湖南部下碣隅里，美军的重要补给处。

以全连三个土豆，数百枚手榴弹做支撑，击退装备先进的美军8次，最后还与敌人同归于尽，整个兵团将美国“北极熊部”全部歼灭。

当志愿军在长津湖艰难告捷的消息传到国内后，激起无数爱国青年之壮志，就连功德林战犯所的犯人们，也哭着向上级“请战”。

今天的故事将带领大家走进功德林战犯所，去了解一下国军高级将领改造途中的心路历程，以及他们对志愿军态度的转变…

桀骜不驯的战犯

自解放战争后期，我党先后在全国各个解放区域建立了多处战犯管理所，共关押1064名国民党官员。

其中北京功德林战犯所，关押着200多名国民党高级将领，诸如宋希濂、杜聿明、杨伯涛等人，除此之外还有黄维、文强、周养浩等多名国民党军统部的高官。

在这200多名国民党高级将领当中，曾有10位高级将领在1959年被特赦，也有一些顽固分子至死不服改造，一直将“牢底坐穿”。

首先是在淮海战场被俘虏，被我军列为头等战犯的黄维，他因违背国际公约对解放军使用毒气，而遭受到民众的强烈谴责。

被俘虏后，黄维一副大义凛然之模样，根本无视战犯管理所中的纪律，不肯刮胡子，也不肯写关于蒋介石发动内战实况的真实材料。

他为人固执且又有一种自我“感动”式的偏执，如：“我黄维一生不侍二主”。

届时，不管蒋介石在内战中做过多少不耻之事，即使其他国民党高官都纷纷揭露，唯有黄维不“舍得”说一句蒋介石的不是，反而替蒋介石的每一种罪行开脱，当真是“忠实奴仆”。

对于这种狂妄自大、桀骜不驯的国民党高官，周总理提出要用“爱”来感化他。

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教务管理员都因为长期营养不良而变得全身臃肿，只有黄维大鱼大肉不断，还有贴身医官伺候着。

原本，组织上以为对黄维能够“滴水石穿”，没承想，黄维为了逃避审查和撰写材料，借口研发搞“永动机”，钻在屋子里十几年都不肯出来。

对于要不要被释放，黄维似乎并不在意，即使家中妻子已经因为等待他被特赦而变得精神焦虑失常，可黄维依旧是一副“唯我”的姿态。

当听说毛主席准备派志愿军与美军作战时，黄维打心眼里觉得志愿军“不自量力”，但因其不愿与我党组织打交道，又不想多说一些影响团结的话，最终选择在监狱里度过了27年。

除了黄维，还有一位名叫“文强”的军统分子，他的身份很特殊，是毛主席母亲的亲侄子，与毛主席的弟弟打小就在一起玩泥巴。

早年间，文强在黄埔军校读过书，也参加过工农红军，与周总理、朱老总都曾相识。

一次中共地下组织遭到破坏，文强与组织上失去联系，后又因误会被组织上警告观察一年。

最后文强气不过，跟着接头人一起叛变，来到戴笠手下工作，在被我军俘虏时，其对外身份曾是“军统局北方区的中将区长”。

要说黄维的脾气硬，文强与其相比，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不像黄维那么高冷，会找借口躲避。

而是在监狱中，对着工作人员大呼小叫：“毛主席是我表哥，周总理是我老师，朱德是我领导…”

对于这类滴水不进的顽固分子，组织上除了为他们安排思想教育课、劳动改造外，只能好吃好喝招待着，只等有一天能让这颗铁树开出花来…

1950年10月，志愿军正式入朝作战，监狱里的大部分国民党高官心里都忍不住暗爽：“看来距离委员长反攻大陆营救我们的日子不远了…”

更有甚者直接在监狱里“交头接耳”道：“就凭那支土八路的部队，也想跟美军较量，简直不自量力”。

不时间捷报传来，志愿军风风火火一入朝，就一鼓作气将美联合国军赶回了“三八线”以外。

“怎么可能？共产党肯定在吹牛，拿一些假消息诓我们，给我们洗脑，都散了吧……”众人如是说，就连末代皇帝溥仪都跟着喝倒彩。

为了显示自己不可一世的预判才能，文强专门写了一篇5000字的文章，将美军的装备、作战意识等方面，里里外外歌颂了个遍。

文强认为，美军是不可战胜的力量，因为美军有着世界上最强大的海陆空三军，不久之后他们便会铲平朝鲜半岛，直逼东北，帮助蒋校长重回大陆…

国军第64军军长刘镇湘也是如此，他顶撞教官，出言不逊，高举党国旗帜，唱衰志愿军，恨不得加入联合国军一起与志愿军对峙。

如果说他们刚入狱不久，思想各方面还没有转过弯来，根本不能与我党我军有共同的家国荣辱感，尚可理解。

那么国军高级将领杜聿明、杨伯涛的表现似乎又给人一种，“人和人”的格局、胸怀始终有着不同层次的感觉…

虚心改造，为志愿军出谋划策

杜聿明曾是蒋介石钦点的徐州“剿总”副司令，兼第二兵团司令官，于1949年1月10日被俘。

杨伯涛是国民党第十八军军长，隶属黄维兵团，黄维被俘虏后不久，杨伯涛也被俘。

杨伯涛刚进监狱那会，杜聿明尚在“徐蚌会战”中急火攻心、焦头烂额，他一面迫于蒋介石的淫危，一面又苦恼没有支援。

几个月后，杜聿明与杨伯涛都被关进了功德林战犯管理所，这两位昔日老战友，一见面便揪住了对方的脖子互相“问好”。

“你十八军当时干什么去了？让我206师孤军奋战，全军覆没？”杜聿明咬牙切齿地询问杨伯涛。

“我十八军遇上了洪水，阻断了去路，你倒好，连几天时间都撑不住，还来怪我？”杨伯涛也不肯退让地说道。

杜聿明气得一边哭一边抓耳挠腮，可此时其二人都被俘虏，再去计较过去的得失已经没了意义。

随着组织上的思想改造，和无微不至的关怀，杜聿明长年累积下来的胃病、结核病、腰椎问题，都被治好了。

杨伯涛索性申请去解放军教导队中学习，一面改造自我，一面撰写一些分析美军装备的资料。

听闻志愿军赴朝作战，杨伯涛便主动联系思想改造颇好，又与美军打过交道的国民党高官，诸如吴绍周、王耀武等人，专门成立一个小组，用来撰写和分析关于美军的战术，为志愿军出一份力。

最后这份由数人一起整理，杨伯涛主笔的《关于美军战术之研究》的六万字文献，被送到了毛主席手中，毛主席看后给予这个小组高度评价道：“你们对人民有功”，而后这份手稿又被送到了朝鲜战场，人民志愿军司令部直接送来了志愿军作战纪念服感谢他们。

其间，因腰病无法起身的杜聿明，见昔日老战友个个热情高涨，为志愿军出谋划策，自己也忍不住从病床上爬了起来，主动找组织上谈话。

“其实美军只是装备厉害，整体作战素质不高，对武器依赖度高，这一点尤其凸显在步兵上，一旦志愿军将领能摸索到一个好的办法指挥作战，志愿军不一定会输给美军…”

在战犯们心态彻底扭转后，全国各地又兴起了为志愿军捐款买飞机、做棉衣，为战士们炒干粮的热潮。

杜聿明、杨伯涛、宋希濂等人，都纷纷挽起袖子脱掉棉服，热火朝天地在监狱墙边搭地锅，用铁锹翻炒米面。

谁能想到，那些昔日里风光无限的国军将领，后来会为了给志愿军出一份力而汗流浃背地，翻铁铲，弹棉花呢？

杨伯涛说：“只要上头能给我机会戴罪立功，能让志愿军吃到我做的炒面，就算给我机会重新做人了”。

就杜聿明而言，他在认罪改造的过程中，长期受到组织爱护，能吃上新鲜的鱼肉、进口药。

心里既惶恐又不好意思，能为志愿军做棉袄、做炒面，是杜聿明报答我党唯一的途径，也是缓解自身心理压力的唯一办法。

可是，不久之后，朝鲜战场的一则战报传来，功德林战犯管理所内的这些国民党高官们，再也不甘在院墙内做幕后贡献了，他们纷纷开始请战上战场……

长津湖艰难取胜，战俘们纷纷落泪请战

1950年11月27日，长津湖战役打响，志愿军第九兵团十五万名战士身着单衣，翻山越岭来到预伏地。

届时他们将在东线对战数支装备精良的现代化部队：美国“海军陆战队”1师，第3、7步兵师、韩国第一军团等十万兵力。

在吃不饱穿不暖，装备与敌人天差地别的前提下，第九兵团十五万战士与敌军混战了20天。

最终，我军以牺牲19000多人，冻死冻伤近33000人的惨重代价，将美联合国军从长津湖地区，赶出朝鲜东部。

当战士们艰难胜利的消息传到国内，全国百姓无不为之痛心，尤其是“冰雕连”的悲壮故事，连毛主席都忍不住评价道：“第九兵团，完成了巨大的战略性任务”！

当长津湖捷报传到功德林，那些不服改造的罪犯依旧觉得这是假新闻，或是中共的“统战”手段，再或者只是志愿军的幸运。

而一些已经认罪并深刻反省过的战犯，在听说志愿军在战场上的遭遇后，更是忍不住涕泪交下，直言：“我要参战，我要上战场”。

长津湖战役之后，监狱里要求战犯们学习和理解每一场战斗，表现积极的战犯，如杜聿明、杨伯涛、王耀武、吴绍周等人，还专门成立一个“抗美援朝兴趣组”。

以他们多年的作战经验，和对美军装备，朝鲜地形的研究来分析双方作战的特点，或是复盘每一场失败的战斗，并找到主要原因，或是提出改良方法。

如此，即使他们不被允许去战场上戴罪立功，也一样能在幕后为志愿军战士，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

曾几何时，美军的军事文献当中曾记录过长津湖作战时的场景：那些志愿军好像对美军秘集的火网并不害怕。

第一排冲刺的志愿军倒下了，第二排接着冲，第二排倒下了，第三排跨过那些战友的遗体，接着冲，有时候他们也会突然消失，但不是因为他们在躲避，而是粮食补给不足，使他们不得不想办法填饱肚子。

2021年，长津湖战争的幸存者，双手双脚都被冻断的87岁老人周全弟告诉众人，70多年过去了，他的心里依然有两个遗憾：

第一，16岁的他没能抵抗得了严寒，没能站起身同战友们一起冲上去杀敌，而是晕倒在了雪地里。

第二，不嫌弃他四肢残疾，而伺候了他几十年的老伴，没享过一天福便去世了，是他一生的伤痛。

诚然，这位幸存者的遭遇，只是数百万志愿军战士在朝鲜战场上的一个缩影，但他们的存在始终在警醒着世人，战争有多可怕。

同时也从侧面告诉新一代的年轻人，我们的祖辈壮年时的家国信仰有多强烈。

如此回过头来，看一看那些被俘虏的国民党高官，抛开他们在解放战争中的种种表现来看，在抗日战场上，哪个不是实打实的民族英雄？他们能为志愿军流泪，主动申请上战场，就说明了，“立场”从不能改变中国人的血性，“阵营”也从不是影响国人一致对外的阻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