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河南农民在日本乘火车时，满车的日本旅客向他高呼：万岁

1993年6月11日，一架飞机在大阪机场着陆。

机舱门一开，一个中国人和一个日本人缓缓走出。

各大媒体纷纷扎堆报道，场面热闹非凡。

此行每一站，两人均受到热烈的接待与欢迎，然而，这背后的故事却是几十年苦涩的历史。

抗战争末期，一位普通农民在乡间偶遇一名重伤的日本兵。

即使在当时，民间对日仇恨犹深，若杀此日兵，无人会多言，但他，偏偏选择了仁慈。

1993年，河南农民在日本乘火车时，满车的日本旅客向他高呼：万岁

收留重伤日本兵

1945年8月，马上到了秋天，铁道旁，火车轰隆隆地驶过，留下满目疮痍的村庄和漫天飘散的尘土。

这尘土呀，遮住了天空，蒙住了人们的眼，也埋没了希望。

就在这铁轨边，河南南召县高庄村的孙邦俊一家，尝尽了八年抗战的苦涩滋味，家徒四壁，一无所有。

贫寒和饥饿，像两只恶狼，紧紧咬住了这些处于社会最底层的佃农们，他们挣扎在生死线上，看不到什么出路。

孙邦俊，这个旧中国典型的佃农，整日为全家老小的生计而奔波，累得腰都直不起来。

可他又能如何？倘若不如此，家人便要挨饿受冻了。

一天，他在石门乡黑石岩街上，瞧见一个身受重伤、穿着日本军装的日本兵，蓬头垢面地在瑟瑟寒风中沿街乞讨，模样儿可怜得很。

他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只能比比划划地表达意思。

村里人都以为他是个哑巴，是个天生愚笨之人，谁也弄不清他的姓名，家住日本何处。

凭心而论，孙邦俊恨透了日本兵，像他这样的“鬼子兵”，即使一锄头挥下去将他了结，也未必过分，无人会帮他说一句话。

然而，纯朴善良的孙邦俊，终究还是饶恕了这名日本伤兵。

因为此时，他已放下了武器，成了一个衣衫褴褛的乞丐。

孙邦俊见他在寒风中瑟瑟发抖，蓬头垢面，形容枯槁，心中不免生出一丝怜悯。

他制止了孩子们的石块投掷，喝止了大人们的戏弄，将他带回了自家破旧的土屋。

给他饭吃，给他衣穿，让他安然入睡。

若不如此，眼看着他活活饿死，也不是个道理。

孙邦俊的老伴见丈夫领回来个日本伤兵，心中疑惑，不解其意。

她皱着眉头，道：“你这是作甚？咱们受他们欺负还来不及，怎能收留他？”

孙邦俊叹了口气，说道：“若日本人不来打咱中国人，他如何会落得这般田地？这日本兵也是个苦命人。咱若不收留他，看着他活活饿死，可不是那个理儿啊！”

张金荣听罢，默然良久，眼圈也红了起来。

或许是被丈夫的善心所感动，又或许是想到了太多回忆。

世道如此，索性就以善待人吧。

自此，这个日本伤兵结束了流浪乞讨的艰难旅途，成了孙家一口人，一住便是四十七年。

乡亲们听说孙邦俊竟收留了一个日本兵，顿时炸开了锅。

那些平日里和气的人家，也一改往常的温柔，一个个指指点点，责怪声如潮水般涌来。

孙邦俊呢，虽是不识字，却有自己的一番道理。

他面对这些指责，只淡淡一笑，劝说道：“这些日本青年，也未必都是自愿来打仗的，大家都吃了打仗的苦，受了打仗的罪，能救一个是一个吧。”

起初，乡亲们对他的言辞颇有不屑，甚至有人在背后悄声说他“年龄大了犯糊涂”。

然而，日子久了，村里人渐渐看着这“傻子”不似寻常的模样，心中慢慢软了下来。

后来，逢发放救济粮食，或是划分自留地的时候，村里人也开始照顾他，分一份给他。

日本伤兵头部受伤，失去了记忆，连自己的名字都记不清，村里人便戏谑地给他取了个诨名，叫“小门野郎”。

不过，这“小门野郎”并未享多久的清福。

被孙家收留没多久，他便突患偏瘫，整日躺在炕上，动弹不得，生活不能自理。

孙邦俊和妻子张金荣没有嫌弃，反而四处奔走，托人借钱为他看病。

白日里，端吃端喝，细心照顾，到了夜里，又得替他擦屎接尿。

这种劳心劳力的日子，整整持续了八个多月。好在小门的命硬，竟奇迹般地康复了。

这一场病，也让孙家背上了几百元的债务。

对那个时候的一户农民而言，几百元可不是小数目。

此时，小门已经在孙家住了七八年了。

可他依旧不曾说过一句完整的话，凡事只能用手比划。

47年不忘寻亲

20世纪60年代初，那是一段饥荒横行的岁月，大地仿佛被无形的手掌紧紧扼住了咽喉，干裂的田野，饥饿的人群，到处是苍凉的影子。

中原大地惨遭大灾难，饥饿吞噬着生命。

孙邦俊的哥嫂，虽与他同住一院，却也逃不过这场劫难，因饥饿患上浮肿病，先后撒手人寰。

他们倒下的时候，仿佛一棵棵干枯的老树，最终还是支撑不住。

然而，这个日本兵，靠着孙家大小人从野地里挖回的野菜，捡来的山果，竟然硬生生活了下来。

这时孙邦俊的儿子孙保杰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师专，原本满心欢喜，以为苦日子总能有个头儿。

可当政审人员得知孙家还留着个日本伤兵，便断然判定孙保杰“政治上不可靠”，不能为人师表。

于是，这场读书梦，竟也跟着日本兵的身份一道碎了，连个喘息的机会都没有。

等到孙保杰到了该结婚的年纪，情况更是叫人唏嘘。

村里姑娘一听说他家里还有个“老日”，便纷纷避之不及。

即便孙家再怎么老实本分，也无人愿意上门。

一直等到同龄的小伙子们抱上孩子，他才与那个甘愿和他共赴艰难的山村姑娘王成香成了亲。

成香过门后，二话不说，便与丈夫一道，义无反顾地担起了照顾日本伤兵的重任。

这份担当，叫人心中生出些许敬佩。

到了1964年，孙邦俊身患绝症，时日无多。

他躺在炕上，气息微弱，却还念念不忘嘱咐儿子保杰。

“他是这场战争的牺牲品，如何不想家？倘若有机会，你们定要设法帮他找到在日本的亲人，让一家子团聚。”

孙邦俊逝去，顶天立地的大树轰然倒塌，留下的不过是满地散乱的枝叶与一片狼藉。

而生活的全部重担，毫不留情地压在了孙保杰这个尚不满二十岁的少年肩上。

夏日里，他为日本伤兵缝制单衣，冬天则精心做好棉袄。

孙保杰在日复一日的生活中，逐渐发现日本老人胃口不佳，常常腹中作痛。

于是，每每天蒙蒙亮时，他便偷偷起身，依着那些土方子熬上一锅温暖的汤水，为老人调养胃口。

那可是连自己都舍不得喝的白面稀饭，在那个连红薯都填不饱肚子的年代里，白面无疑是最珍贵的，而他却毫不吝惜地端到日本老人面前。

若说是孝顺遵从父亲遗愿，倒不如说是骨子里的善良和执着。

动荡的岁月，容不得半点与“外敌”有关的风吹草动。

有人在暗地里散布流言，说孙保杰里通外国，家里藏着日本特务。

于是，一次又一次的隔离审查，一场接一场的批斗接踵而至，压得他喘不过气来。

火光四起，冷眼如刀，孙保杰几度忍不住崩溃，想干脆将这个“累赘”赶出门罢！

何苦为此背负骂名？

可心里一转念，他又无法下此决心。

无论风雨如何，孙保杰依旧用他那纯朴的心，尽心照料这位老人。

1975年，天灾人祸再次降临。

南召县遭遇了百年不遇的洪涝灾害，秋季的粮食颗粒无收，田间的庄稼连根翻倒。

这个冬天，孙保杰一家已揭不开锅，饥肠辘辘成了每日的常态。

正当一家人愁云惨淡之际，偏偏祸不单行，日本老人的关节炎又复发了，再次瘫倒在炕上。

孙保杰没有犹豫，赶紧四处奔走，借来了几十元钱，将老人送进了附近的医院。

为了全家人的生计，他把妻子留在医院照顾老人，自己则拉着架子车，顶风冒雨，赶往二百多里外的亲戚家，勉强借来了一百多斤红薯干，这才勉强度过了寒冬。

经济的困窘，的确使他再无力负担医院费用，他含着泪将老人接回家中，自己四处打听，求得民间的名医，又是熬药又是贴膏，亲力亲为。

半年多的细心调养，家人无微不至的照料，最终，这位年迈的老人竟又一次站了起来，虽步履蹒跚，却也重拾了行走的力气。

大爱无国界

随着岁月的流逝，那位日本老人渐渐显露出浓浓的乡愁，思乡之情如藤蔓般缠绕在他的心上。

白日里抑制得太久，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情感像决了堤的河水般涌出。

他时常独自坐在角落，低头长叹，眼中闪烁着泪光。

有时夜半，大家熟睡时，他又突然发出一声声撕心裂肺的呼喊。

那嘶哑的声音，仿佛要穿透这苍凉的天地。

中日两国关系恢复正常后，孙保杰带着那份执念，开始了漫长的寻亲之路。

他跑到南召县政府报告此事。

县政府当即与日本驻华使馆取得联系，收到的回复却简单得让人无奈：“尽量劝导他自己说出姓名和详细住址。”

这道理倒是简单，奈何这位日本老人早已失去了表达的能力。

时间一天天过去，直到1988年，孙保杰从县外事办得知方城县有一位日本侨民。

为了让老人重新开口，他立刻带着老人赶赴方城。

这位侨民见了自己的同胞，心中颇为感慨，尝试了各种法子——比划、猜测、诱导，终究无济于事。

孙保杰心中不甘，转念一想，既然说不出，何不写下来？

于是，他让老人动笔，将他写下的字和照片寄往国际红十字会和日本的民间组织。

然而，老人的日文笔迹潦草不堪，歪歪扭扭，凌乱无序，最终仍然无人能辨。

1992年，一个访华团来到南阳，锲而不舍的孙保杰抓住这丝希望，领着老人前去会面。

当他们走进访华团时，一位名叫津田康道的老兵，神情激动得如同见到了鬼魂一般，脱口而出：“石田东四郎！”

随即，他一把抱住“小门野郎”，激动得无法自制，眼泪竟不由自主地滚落下来。

然而，这个曾名叫石田东四郎的老人，却呆呆地望着津田，眼中没有丝毫波澜，仿佛津田的激动与他无关，他早已与过去的自己彻底隔绝。

津田回国后，找到石田东四郎的弟弟石田小十郎，告诉他那位失散多年的哥哥依然活着。

小十郎根本无法相信这个事实。

对他而言，哥哥早已阵亡了，怎么可能还活在异国他乡？

但津田作为当年东四郎的上司，绝不可能认错自己的下属。

于是，将信将疑的小十郎决定派人到中国采集“小门野郎”的血样。

最终，科学的鉴定结果揭晓：这个漂泊在中国半个世纪的日本老人，确实就是当年“阵亡”的石田东四郎！

迷失了半个世纪的亲情线索，终于被重新接续。

原来，他正是日本秋田县增田町的石田东四郎。

石田东四郎，1937年毕业于东京农学院，1942年应征入伍。

岁月将他的记忆风化成了模糊的碎片，直到1993年6月，石田的弟弟石田小十郎终于踏上了中国的土地，与哥哥见面团聚。

而这一切的背后，少不了孙保杰父子二人历经多年艰难困苦，竭尽全力帮助寻找亲人的坚持和努力。

此刻，石田东四郎回国的时刻终于来临，而送他踏上归途的，正是孙保杰。

此事在日本引发了轩然大波，各大媒体纷纷报道中国孙氏父子收养战后遗留日本伤兵的传奇故事。

报道中充满了对孙家父子的钦佩，他们的善举不仅在中国传为佳话，更是在日本引起了强烈的共鸣。

在日本，孙保杰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欢迎和礼遇，几乎每日都有团体、个人邀请他参观访问。一天，孙保杰受邀前往某城市观光。

火车上，当旅客们听说他正是那位收养日本伤兵的中国农民时，车厢里所有的人都纷纷起立，面向孙保杰深深鞠躬，以示感谢。

秋田县县长亲自会见了孙保杰，特意向他表示深深的歉意，对当年日军侵华战争的罪行进行反思与忏悔。

1998年8月，一位名叫中进毅的日本友人，深为孙家父子收养日本伤兵的感人事迹所触动。

怀着对这段跨越历史的善意与勇气的崇敬，中进毅捐资在东四郎曾生活过的梁沟村建起了一所“日中友好小学”，以表达对中国南召农民的敬意和谢意。

这所小学像一颗默默生长的种子，深埋在岁月的土壤里，待未来之风吹来，它必将开出更丰硕的果实，绽放出和平与友爱的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