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宏杰：史上最搞笑的一次农民起义

正统历史教科书过多地强调了历代起义者的天理，有意识地忽略了他们的人欲。事实上，几乎每一次农民起义背后的主要推动力都是对财富和地位的向往。

在中国历史上，许多农民起义领袖，往往都是在俗世的奋斗中屡屡受挫的“LOSER”。

嘉庆年间天理教起义因为义军传奇般地攻入紫禁城而垂名青史，而且还小小地改变了清代的历史。

怎么改变了历史了呢？起义军攻进紫禁城，那时嘉庆皇帝正在承德还没回到北京，紫禁城里的大大小小的主子们一个个都吓得手足无措，关键时刻，只有嘉庆的皇子，后来的道光皇帝，拿起鸟枪，瞄准正爬在墙头上准备往里跳的起义军，砰砰，打死了两，这一下把别的都吓跑了。

嘉庆皇帝那时候只为挑接班人，正为不知道挑谁发愁，从承德回来一听说这个皇子这么勇敢，得，就你了。以后要是打起仗来，你一定能领着国家打胜仗。他没想到，后来道光打了个鸦片战争，差点把大清国打没了。

▍一

我们回过头来说起义。

起义总首领林清的命运转折，生动地向我们演示了民间宗教是如何“变废为宝”、“点石成金”的。

林清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生于北京近郊。父亲是一名衙门里的书吏。他的前半生几乎完全是由大大小小的失败串联起来的，这些失败之间甚至没有什么缓冲地带：

林清“少无赖，（其父）先本捶挞之，不克悛，屏处药肆。”（《靖逆记》）读了几年书后发现不是读书的材料，于是在十七岁那年，父亲把他送到一家药铺里当学徒。三年学习期满，他学了点中药知识，“并略懂医病”，于是走上了社会。

▲清人绘林清像

走上社会之后他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三里河一个药店里当伙计，本来这是一个不错的职业，不幸因为他刚走上社会就染上了嫖娼的恶习，得了梅毒，长了一身的毒疮，“被药铺逐出”。

他的第二份工作收入又低，又不体面：在顺城门外大街打更。这一般是老头们干的活儿。不过也有好处，打更都是深更半夜出来，不怕人瞧见他的毒疮。不久之后，父亲去世，他的毒疮也好的差不多了，就回乡顶替父职，任黄村巡检司书吏。

书吏虽然工资低微，有的甚至没有工资，但是因为充当着官僚体系与民间社会的连接剂，拥有操纵潜规则的空间。那些心黑手狠而又“门儿清”的书吏中，不乏发财致富者。可惜林清发财之心过于操切。当上书吏不久，他就因为私扣民夫工资而被革退。这是他第二次失业。

被“开除公职”之后，他并不服输，决定自己创业，投身商业，用没被官员查出的那部分贪污款与他姐夫一起在黄村合伙开了个茶馆。

一开始，他跑东跑西很卖力气，茶馆经营的势头不错。怎奈他做事只有三分钟热度，事业刚开头，他就开始陷入赌博之中，不久把自己的这份本钱输得精光，被姐夫撵了出去。这是他第三次失业。

遭遇了这连续三板斧后，他对人生并没有失去信心。他的长处就是从不服输，“大不了从头再来”。他怀着“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悲壮，偷越边墙，潜入满清皇帝们圈为禁地的热河。

在那里他凭着一张三寸不烂之舌头和曾经经管河务工程的“工作资历”，获得了一位管理皇家工程的“汪巴大人”的信任，参与管理“布达拉石作工程”。工程项目自古至今都是贪污腐败的最佳渠道，这次工作是他职业生涯中最成功的一次，很快他就赚了一大笔钱，“衣锦还乡”，大摇大摆地在人们惊讶的目光中回到了黄村。

然而好景不长，财主日子没过几天，赌博和嫖娼很快把这笔钱败光了，他再一次成了穷人。

不过见识过花花世界的他已经知道了外面的世界很精彩，于是他再度外出，南下苏杭。在苏州他谋到了一份在“四府粮道衙门”当长随的工作。《靖逆记》记载：“清有口给，能营贿赂所得，即散去若粪土。及事觉，官绳以法，清潜逃。”也就是说，他又一次因为过于大胆地贪污枉法而失业。这是第四次。

这次失业的后果十分严重，因为这是遥远的他乡，举目无亲，他连家都回不了。想来想去，只好靠记得的几个药方当上了游方医生。游方医生其实比乞丐强不了多少，居无定所，饥一顿饱一顿，更谈不上能攒下钱了。

没办法，他平生第一次当了苦力，在粮船上给人拉纤。这份工作的好处是他可以沿运河一路北上，回到北京。不过当粮船到达北京时，他已经形同乞丐。

回到北京之后，他又卖过鹌鹑，当过鸟雀铺店员，也因为好吃懒做，都没干长久。还因为将鸟雀店本钱花光，“险些被人送官”。只好灰溜溜回到黄村，落脚在外甥董国太家。

总结前半生，林清换了十来种工作，除了在热河一次外，基本上都以失败告终。这一方面固然说明“大清盛世”中社会底层的生存状况并不如王朝自己宣传的那么安稳，另一方面也说明林清本人性格中存在着致命的缺点：好逸恶劳，性情浮躁，做事没长性，大手大脚，花钱散漫。

直到加入民间宗教后，这个“屡战屡败”、“百无一能”的“废人”的命运才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重大转折。嘉庆十二年(1807)，三十七岁的林清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加入了荣华会(即“八卦教”中的坎卦教)。

我们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林清加入荣华会是因为真正的信仰，《靖逆记》说“清之初入教也，意图敛钱无大志”。这个说法是根据林清自己的供词：“我起初倡会，原是意图敛钱。”

然而林清马上就发现他终于找到了适合自己的终身事业。他发现他简直就是为宗教而生的，他具有成为一个伟大民间宗教家的一切条件：

第一，他有极好的口才。《靖逆记》说：“清有口给”，知道怎么讲教理讲得深入浅出而又神乎其神，非常适合传教和辩论。走南闯北的经历，又使他的三寸不烂之舌更加油滑熟练。

第二，他见多识广，脑筋灵活。又生性慷慨，善于结交。如前所述，《靖逆记》记载他得来的钱，“即散去若粪土。”

第三，他略懂医术，而免费治病是民间宗教传教的最好方式。他经常走街串户，以行医为名进行传教活动，比一般人更容易获得成功。

所以入教不久，他在教内地位就节节上升，迅速取代了原来的教首郭潮俊，此人虽然资格较老，然“性怯懦，遇事畏葸”，教门一直打不开局面。林清做事有魄力，敢闯敢干，在他成为教首后，因他“有大刀阔斧和勇于进取的作风，从而改变了以往教门的保守势态。

使坎卦教不再囤于大兴县农村、乡镇的一隅之地，走向了北京内城、京边诸县以及直隶地区；教徒也从单一的农民，发展到各个阶层。”

林清雄心勃勃，很快就依仗实力，统一了这一区域范围内的白阳教、红阳教诸教派，成了冀鲁豫三省交界处最大的宗教首领。他把自己宣传成是“弥勒佛转世”，全称是“掌理天盘八卦开法后天祖师”。

教徒们认为他是“文圣人”、“就同孔圣人一般”。他向每个教徒收取“根基钱”，迅速成为巨富，过上了“食有鱼出有车”的生活。

林清第一次尝到了真正的成功滋味。他在民间宗教中，不但获得了温饱和金钱，更重要的，是获得了地位、尊重和信任，体会到了以前世俗事业中从来没有体会过的成功感。

这种感觉实在太甘美了，人们惊讶地发现，原来的二流子林清几乎变了一个人。《董国太供词》称“自从掌教，据说他不嫖赌了”。他的眼里燃烧着辉光，他的身上笼罩着严肃。他不再赌博，也不再嫖娼，举手投足，完全是成功人士的模样，浑身上下，一派威严的“圣人”风度。

▍二

正统历史教科书过多地强调了历代起义者的天理，有意识地忽略了他们的人欲。似乎每一个起义者都是怀抱着“民胞物与”、“解放全人类”的雄伟理想揭竿而起的。

事实上，几乎每一次农民起义背后的主要推动力都是对财富和地位的向往。这种向往光明正大，顺理成章，本也无庸讳言。人欲就是天理。当一个不合理的社会秩序不能满足大多数人的温饱之时，他们有天然的权利来改变这种秩序。

正如它的名字所揭示的，林清加入的“荣华会”的主要宗旨就是使信众“荣华富贵”。教首们向教徒口授“真空”八字诀，并叫他们每日朝太阳叩头。声称只要念“真空”八字诀，一可以消灾免祸，二可以不受穷。

“荣华富贵”的念头迷惑了许多人，其中甚至有一位大清帝国的高级武官。曹纶加入荣华会，被嘉庆皇帝称为汉唐宋明以来从未有的“奇之又奇” 之事，因为此人出身名门，曾祖、祖父和父亲都是品级不低的官员，曹纶本人也是大清王朝的四品武官。

这样一个高级武官入教，原因非常简单，那就是想摆脱穷困。曹纶的父亲在知府任上死于苗民起义，家产也毁于战火。曹纶携父柩回京后，囊中尽空，家徒四壁，甚至“衣衫褴褛不能出门当差”。

嘉庆十六年升任正四品的独石口都司时，因为这个官位没有什么油水，仍然穷困潦倒。林清在这个当口及时出手接济，让他能有体面的衣服和车马去官府当差，又宣传说“荣华会”的咒语可以对抗穷神，使他的财运迅速改变。曹纶遂拜林清为师入了教。

天理教起义失败后，曹纶交待自己的入教动机时说：“实在穷极无奈，贪图富贵，料得林清事成后，自然给我一、二品。”（清代八卦教，218页。）

事实上，林清的事业发展得如此蓬勃，主要就是因为他抓住了人们改变命运的渴望，在传教手段上有所创新。开始他宣传，加入他的宗教是一种一本万利的投资。如果你交一份“根基钱”，那么将来，你会得到这个数额十倍的回报。后来他更敏锐对抓住普通农民对土地的渴望，承诺如果你交一百个大钱，那么以后就会“得地一顷”。

这个办法“得到了广大农民的热烈拥护”，河南和直隶的农民“相从者众”（《钦定平定教匪纪略》卷二十五），只河南滑浚一带“于号簿内按名登记”者，就“共计男妇大小三千八百余名”（《军录》，《刘第五供词》）这些对未来充满幻想的人成为日后起义的中坚力量。

林清的“条件”不光吸引了普通农民，甚至对一些富人来说也极有诱惑力。天理教为壮大势力，利用富人们对权力的渴望，许诺交“粮食数石，许给官职，填写号簿，并开写合同纸片，交与本人做据”。有的财主出银 100 两，得到了将来事成后可做总督的许愿。清代宗室黄带子海康，也是因为听到“如林清事成，给伊大官职”的承诺慨然入教。

▍三

和历史上许多失败的农民起义一样，天理教起义的战略水平十分低下。因为想登基坐殿，享受帝王滋味，在嘉庆十六年左右，林清就和骨干们准备起义事宜。他们早早地定下了起义时间，那就是两年后的嘉庆十八年九月十五日午时。

一般来说，起义需要根据当时的形势因势利导地决定时间地点，为什么早早就决定了两年后某一天的具体时日呢？原来，嘉庆十六年八月，“彗星出西北方”，教首们认为“星射紫微垣，主兵象”，从而推算出起义日期“应在酉之年，戌之月，寅之日，午之时，故以十八年九月十五日午时起事”（《靖逆记》卷五，《李文成》）即使那些夸张歌颂林清起义进步意义的历史学家们也不得不评论这个做法“过于愚昧”。

嘉庆十八年（1813 年）七月，林清召集骨干力量在河南道口召开了一次会议，部署起义事宜。他们议定，京畿和直、鲁、豫三省于九月十五日同时举行反清起义，起义军总人数数万，由林清、李文成、冯克善分别夺取紫禁城、河南、山东，然后李、冯率师抵京，与林清会合，共同坐殿。

然而，由于目光短浅，组织松散，领导无力，这次起义进行得毫无章法，最后以惨败告终。

我们先来看看山东的起义。山东教徒按计划准时于九月十五日午时举行了起义，趁着清朝地方官员毫无准备的机会占领了两座县城。

但是在杀了县官，劫了监狱后，起义军就忠实地听从“发财”这一教旨的指导，集中精力于“抢当铺、钱铺”，然后“仍出城各分股散逸”，四散而走，“游奕于定、曹、单三县之间，劫掠村庄、食物”。（朱批奏折，嘉庆十八年九月十七日山东巡抚同兴奏折，清代八卦教，267页）“从九月十日至九月末，山东八卦教徒仅只贪眼前小利，劫掠商号、抢府库，根本没有任何战略意图，结果坐失良机。”

清政府的正规军杀到后，发现这些起义军不堪一击。他们“不但没有任何战备意图，更要命的是缺乏统一的领导，严明的纪律，和经过训练的兵源。不少人属于被临时裹胁，仓促上阵的普通百姓，而军事首领仅知抢劫财货，以饱囊驮，不知死已临头”。

官军发现“该逆匪并无纪律，亦无技勇……其被胁之人，一见官兵、即将刀仗抛弃，拼命奔逃。并有脱衣跪地者。其剿残零匪，俱逃往曹县之启家集”。这些革命者很快被清地方军队消灭了。

河南起义进行得比山东严肃认真，因为它的领导者是号称“李自成转世”、进行了多年精心准备的李文成。河南因此也成为这次大起义的主战场。

因为事机泄露，李文成部于九月六日提前起义，并顺利攻下了滑城县城。李文成在城内建立政权，称“天王”，树“大明天顺李真主”的大旗。接着，起义军又攻占了附近的道口和桃源两个镇，与滑城形成犄角之势。起义的开头有声有色。

但是紧接着起义军就暴露了他们对军事的一无所知。一般农民起义的惯伎是主动出击，流动作战，避实就虚，流动作战。这是历代农民起义的成功规律。

如果李文成此时挥兵山东，与山东八卦教联合作战，利用山东河南多年荒旱的机会，本可以掀起翻天巨浪。但是李文成却率领起义大军屯守他攻下的这三处城镇，准备在此建立地上天国。这种“固守老家，等敌上门”的战略明显是重大失策。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主要有二。第一是他们没有人懂得军事。二是李文成等人在滑县附近拥有大量的土地房产，恋土怀乡之念很重。

前来镇压的清军将领一开始十分紧张，及至看到他们固守滑城，就放下心来，知道是乌合之众，不足为敌。“贼初起时，余告当事者，即忧其四出奔突，难以追逐。后闻其据城自守，已知其无能为。”因为“孤城致毙，此兵法所最忌者”（礼亲王昭琏）。

事实也是这样，嘉庆十八年十二月底，滑县城的起义军在清军四面包围下经过了道口、司寨、滑县三战轻松被消灭。

直隶起义军规模最小，组织领导水平也不高，当然也没逃过失败的命运。虽据守潘章镇多日，被托津指挥吉林索伦军最终镇压。

▍四

不过，最荒唐的还是这次起义的最高潮，天理教教首林清亲自指挥的攻打紫禁城之战。

将三省的起义任务分配好后，林清就开始准备攻占紫禁城，直接到金銮殿去“坐殿”。

令人难以想像的是，这么大一个行动，他的准备却只限召集了一百来人，打造了几十把大刀：

李得曾叫人在雄县白沟河打过刀六、七把，……在新城县新利庄打过刀三把，……在新城高各庄打过刀五把。李得自己在马庄行粮上打过刀三把”。所打之刀，“送交林清散给会中使用。”

这就是他的全部准备工作。

林清本来的计划是与李文成北上部队在北京彰仪门会师后，一同进攻紫禁城。然而，因为被困于滑县，李文成根本没有派部队北上。按理这种情况下攻打紫禁城计划只能取消，林清却异想天开，认为有自己的聪明机智，又有太监做内应，仅凭一百来人，奇袭紫禁城也能成功。而一旦他们“坐了殿”，那么一切都好说了：“九月十五往京中闹事，官兵们措手不及，必能得手，我们据了京师，就好说了……我们据了京师，不怕皇上不到关东去。”

九月十五日，林清派一百四十多人，兵分两路，从东西两个方向“围攻紫禁城”。然而这个计划一开始就大打折扣：许多人一边杀向紫禁城，一边心里打鼓。结果一路弃刀逃跑者多达七十余人。也就是说，只有七十多人参加“紫禁城之战”。

攻打东华门的大约三十多人，他们手持大刀冲到门口。守门卫兵大吃一惊，急忙关大门，只有五六个人跑得快冲了进去，其他二十多个起义军英雄们望着大门只能大眼儿瞪小眼，瞪了一会儿，四散逃跑了。攻进去这五六个人当然很快“寡不敌众，惨遭杀害”。“东路的进攻失败了”。

西华门一路比较顺利，因为有太监杨进忠在门口迎候，全队四十多人全都冲进城内。他们不想着肃清宫内守兵，占据要津，控制局面，却一门心思要奔到金銮殿上去“坐殿”。

所以发生了这样荒唐的一幕：翰林院编修陶梁正在文颖馆中校书，忽听门外有人喧哗，出门一看，一伙持刀的农民杀了进来，一见他就问：“金銮殿在何所？”得知“坐殿”要由隆宗门进入后，他们就一起跑到了这座门前，他们事后供说：“我们的人用两根杉槁撞门，撞不开。后来官军隔着门射出箭来，大家都往北跑。出了甬子，见官兵从北来，弓箭刀枪抵故不住，又回来往南走，到西华门上了马道。”

他们上了马道，登上城墙，打开上书“大明天顺”的白色大旗，向外摇动大喊，希望河南同教前来接应。然而，此时河南的起义军被围在河南滑县一带，离此数百公里之遥，当然没有听到他们的声音。

正在宫内读书的皇次子旻宁得到汇报，急忙集合守军，用几只鸟松把起义者轻松击败了。接着又进行搜捕，两日之中，共有七十二名天理教徒被擒被杀。轰轰烈烈的攻打紫禁城起义，至此彻底失败。

留名史册的“林清起义”过程虽然如此荒唐，但是结果却非常惨烈。山东仅扈家集一战就有二千余起义军被杀。河南死亡更为惨重，道口一役中，起义军被杀者六千余，被烧死于镇中者四五千人。

整个镇压过程中，总计数以七、八万计的起义军死亡，直鲁豫三省交界处数十州县荒无人烟，像是一片人间地狱。第二年春天，这一带瘟疫大起，百姓甚至官吏染疫者大半，死亡无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