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后一个女酋长，活到了2022年

两千多年前，周平王东迁时，黄土高原森林密布，万物生灵竞自由。

《三秦记》记载，当时，有一只白鹿从林中窜出，来到周天子面前。这是难得一见的异象，周平王经过的这片塬地，从此被称为“白鹿原”。

在古人看来，白鹿是吉祥的征兆。《瑞立图》曰：“王者承先圣法度，无所遗失，则白鹿来。”

但那时的周朝，刚刚经历一场使天下分崩离析的巨变。于是，后世在记述此事时，将这次白鹿现身视为“秦运”的象征。周王室已然日落西山，白鹿在关中出现，说明多年后秦人将在此崛起。这有点儿事后诸葛亮的意思。

有学者认为，自古以来，中国鹿文化经历了从自然物到人格化，再到神化，直到进入产业化、科学化的演进过程。

鹿，在中国历史文化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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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中的“鹿”，一般为鹿科动物的通称。

鹿出现在远古先民的视野中，最初是作为被捕猎的对象。从渔猎时代到农耕时代初期，先民在恶劣的生活环境中学会了食用鹿肉、使用鹿骨。考古学家在一些石器时代的遗址中，发现有鹿角、鹿骨制作的骨角器。

古人将这段缺乏文字记载的远古记忆称为“茹毛饮血”的时代，此即《礼记·礼运》中所说的：“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实、鸟兽之肉，饮其血，茹其毛。”后来，先民懂得用火来烹饪肉食，鹿脯（肉干）、鹿醢（肉酱）、鹿舌、鹿筋、鹿尾等美食相继被搬上餐桌。

在农耕时代，鹿有时也是农民耕作的好伙伴。

西晋张华的《博物志》记载，有些地方“多麋兽，千百为群，掘食草根，其处成泥……民人随此而略，种稻不耕而获其利，所收百倍”。

这是说，古时候，麋鹿常常成群出动，挖草根为食，在其繁衍生息之地，土地因为被鹿蹄踏过而变得松软，适合耕种。农民在这些烂泥土上播种，往往事半功倍，收获颇丰。

鹿虽不属于六畜之内，但也是古代重要的肉食来源，可满足古人的口腹之欲，且一身都是宝。

春秋时期，有个孝子叫郯子。孔子访问郯国时，仰慕郯子的仁孝，曾拜他为师。韩愈《师说》中提及的“圣人无常师，孔子师郯子”便是出自于此。

郯子为人熟知的还有一个“鹿乳奉亲”的典故。

据说，郯子“性至孝”，其父母年老，双目失明，想要喝鹿乳却无处寻找。当地没有驯养鹿的牧场，而山中的野鹿生性机警，只要一有人靠近就会迅速逃跑，消失在林间。郯子思来想去，只好找来一张鹿皮，披上后办成鹿的模样，模仿鹿的动作，混到深林的鹿群中挤鹿奶。

郯子正在专心地挤鹿乳时，正巧有几名猎人从远处经过，他们将郯子看成鹿，张弓搭箭，准备将其猎杀。幸好郯子及时发现了猎人们，他赶紧起身，拱手作揖，说明情况。猎人们也被郯子的孝顺打动。这个故事后来被列入“二十四孝”之一。

▲郯子鹿乳奉亲。图源：网络

鹿，成就了贤者的孝心，也是上至宫廷、下至民间的佳肴。据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史料所载，汉代的鹿肉美食就有鹿肉鲍鱼笋白羹、小菽鹿胁白羹（羹为肉汤）、鹿炙（烤鹿肉）、鹿脍（切成薄片的鹿肉）等。

《西京杂记》记载了一个故事，说汉高祖刘邦最喜欢吃鹿肚，曾将其作为下酒菜。

当年，刘邦还叫刘季的时候，担任泗水亭长，有一次负责送本地的刑徒到骊山服苦役。刑徒们不满秦朝暴政，走到半路上，人已经逃走了一多半，到骊山估计就要跑光了。刘邦自知难以交差，就对剩下的刑徒说，你们各自逃命去吧，我也要远走高飞了。

刑徒们见刘邦如此仗义，搜罗来酒两壶，鹿肚、牛肝各一个，众人饮酒食肉，大快朵颐后各自离去。有十几个壮士不愿独自逃走，誓死追随刘邦，跟着他逃到芒砀山落草为寇。不久后，很多年轻人慕名而来，聚集了数百人之众，构成刘邦起兵前的创业团队。

刘邦称帝后，每天的膳食中都有烤鹿肚、烤牛肝这两样，并且一定要备上两壶老酒，这也算是老刘的“忆苦饭”了。

汉高祖对鹿的喜爱，影响了其后世子孙。

汉武帝在位时，广开上林苑，驯养百兽，其中就有大量的鹿。汉朝为上林苑配置了“分诸苑养狗马禽兽”的官奴婢，每逢对泰一、五帝诸神祭祀时，他们要选出品相出众的鹿作为祭品。

上林苑中的鹿作为皇家私产，只供朝廷使用，不允许私自盗猎，其带来的收益也收归国有。

于是，汉武帝采纳大臣张汤的建议，利用苑中的鹿想出了一个削弱宗室诸侯的计策，即“白鹿皮币”。

所谓“白鹿皮币”，主要材料就是一张方尺宽的鹿皮，饰以紫色花纹，朝廷规定其价值40万钱。由于其鹿皮只能出自上林苑的鹿，“白鹿皮币”实际上是只有汉武帝才有权力发行的超级货币。

“白鹿皮币”推出后，汉武帝下诏，命令以后诸侯朝觐皇帝或祭祀祖先时，要花费巨资买白鹿皮币作为进贡玉璧的垫子。这将鹿皮的货币作用发挥到了极致，本质上却是对王侯的经济掠夺，借此将地方的大量现实货币无条件地收归国库。

《汉官旧仪》记载，到汉元帝时，上林苑中养鹿带来的收入“得七十亿万，以给军击西域”。

汉高祖钟情于鹿肚，汉武帝善于用鹿皮，而至迟到汉代，鹿产品已被广泛用于中医药。

从成书于汉代的《神农本草经》，到明代的《本草纲目》，历代本草典籍都提及了鹿的药用价值。鹿茸、鹿角胶、鹿血、鹿髓、鹿筋、麝香等，各有其疗效，如鹿茸“补阳益血之功多”，麝香（一些鹿科动物雄体腺囊中的干燥分泌物）主治中风不醒、偏正头痛等。

由于鹿的药用价值高，在中国本草著作中，鹿也被称为“斑龙”。

《述异记》称，鹿“千岁为苍，又五百岁为白，又五百岁为玄”，号称“仙兽”，这是古人的神异之说，但也说明，鹿在古代不仅带来丰厚的经济价值，还拥有丰富的文化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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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个有趣的例子，“丽”的繁体字写作“麗”。这个字是从甲骨文发展而来。徐中舒《甲骨文字典》认为，甲骨文中的“麗”是“以鹿之特饰双角为丽之异构”，意思是，先民看到长长的鹿角交叉盘在鹿的头顶上，格外好看，于是就以鹿为原型，发明了一个形容美丽的文字。

鹿的温驯美好，使其成为爱情的象征。古代结婚时，男方送给女方的聘礼中往往有一种叫“俪皮”的礼物，其实就是两张鹿皮，比喻成双成对，夫妻和美。

野有死麕，白茅包之。有女怀春，吉士诱之。

林有朴樕，野有死鹿。白茅纯束，有女如玉。

这首创作于先秦时期的《诗经·召南·野有死麕》描写了一个青年猎手在林中求爱，用洁白的白茅包裹猎得的小鹿，送给他那位美如玉的心上人。

鹿象征爱情与婚姻，不仅是因为它的美，还因为它的生活习性，与古代的生殖崇拜相契合。古人认为，鹿“孕六月而生子，鹿性淫，一牡常交数牝，谓之聚”，可象征多子多孙。

茂密的山林中，时时传来鹿的叫声，这也引起了古人的关注。鹿喜欢群聚，有食相招，绝不排斥同类，这是君子之风。呦呦鹿鸣，亦是“仁兽”的仁德之音。

因此，古代宴饮时要奏《鹿鸣》之曲，表明主人待客的诚意，所谓“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到了科举时代，衍生出州县官员礼遇考官、祝贺中举学子的“鹿鸣宴”，这是无数科举考生梦寐以求的荣耀。

随着时间推移，人类的欲望变得愈发复杂，也掩盖了最初的美好意象。

当初，先民从鹿的形态中想象出了“麗”字。后来，因为“鹿”与“禄”字谐音，象征仁的鹿反而用来寓意升官发财。

福禄寿，是中国常见的吉祥图案。其中，福是福运，与蝙蝠的谐音相同，禄即俸禄，用鹿来比喻，寿乃长命，与其相关的艺术形象是寿星、寿桃、松、鹤等。

鹿的文化意义不断衍生，甚至走向神化，成为帝王统治权的代名词。

▲[宋]佚名：《仙岩寿鹿图》。图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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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朝末年，奸臣赵高弄权。

为了打压异己，有一日，赵高命人牵着一只鹿到大殿上，献给皇帝秦二世。

赵高指着鹿对秦二世说：“这是一匹千里马，臣花重金买来，献给陛下。”

秦二世一看，这明明就是一只鹿，便笑着说：“丞相（指赵高）说错了吧，怎么连鹿和马都分不清？”

赵高坚持说，这是马，秦二世只好问满朝大臣。一些精明的大臣知道赵高的意思，纷纷迎合他，也把鹿说成马，有些大臣害怕赵高的威势，又不愿胡说，就默不作声，还有一些大臣看不惯赵高胡作非为，挺身而出说实话，这是鹿，不是马。

事后，赵高捏造罪名，除掉了那些不愿跟着他指鹿为马的大臣。

史书在记载这个故事的时候，还写了秦二世对此事的态度。当赵高和他的党羽纷纷指鹿为马时，秦二世的表现是“自以为惑”，然后找来太卜卜卦。算了一卦后，太卜告诉秦二世，他是“斋戒不明，故至于此”，所以要去皇家苑囿斋戒祭神。

为何赵高人为导演的一场闹剧，会让秦二世如此惊慌失措？有一部分原因出在鹿身上。

如前文所述，鹿在古人看来是“仙兽”，是一种有通天神性的动物。当鹿非鹿时，秦二世也许会担忧，自己的统治是不是出了问题，皇权是否已经出现动摇。赵高找来一只鹿做试探，可能也在暗示自己夺权的野心。

与赵高同时代的谋士蒯通，也以鹿作为皇权的象征。

蒯通曾经游说刘邦的大将韩信，为其献上灭齐之计，又在楚汉相争的关键时刻，劝说韩信脱离刘邦势力，拥兵自立，三分天下。

汉朝建立后，功臣韩信被杀，汉高祖刘邦得知蒯通当年如此煽动韩信，于是将蒯通抓了起来。

蒯通被押到京城后，刘邦问他，你为什么要唆使韩信造反？

蒯通回答道：“确有其事，但他不听我的计策，不然陛下怎么能诛灭他？”

刘邦大怒，下令要把蒯通烹杀。

蒯通大呼，冤枉啊！秦朝统治崩溃时，崤山以东大乱，英雄豪杰纷纷起兵，“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有才能的人捷足先登，“蹠之狗吠尧，尧非不仁，狗固吠非其主”，我当时只知有韩信，不知有陛下，况且天下厉兵秣马、想要像陛下干一样事业的人太多了，只是力量不足罢了，陛下能将他们全部杀光吗？

刘邦一听，好像挺有道理，就把蒯通赦免了。蒯通后来成为汉朝开国功臣曹参的宾客。

在这个故事里，“秦失其鹿”指秦朝政权崩溃，天下大乱。此后，“逐鹿”一般用来表示乱世中群雄并起，争夺天下。

▲[宋]马远：《松荫观鹿图》。图源：网络

鹿的王权象征，不仅影响中原，也在边远地区的少数民族中流传。

鲜卑人，兴起于大兴安岭，后迁徙至蒙古高原。从两汉到魏晋，鲜卑人不断南迁，与中原汉人冲突、融合，于南北朝时期建立了强盛一时的北魏政权。

在鲜卑人早期的游牧生活中，鹿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甚至在鲜卑人的神话中，其祖先走出大兴安岭，就是在一只驯鹿的引导下。

《魏书》记载，鲜卑先民居于大兴安岭时，“有神兽，其形似马，其声类牛，先行导引，历年乃出。始居匈奴之故地（蒙古高原）”。一些学者认为，这只“神兽”的形态与驯鹿相似，说明驯鹿在鲜卑人迁徙的过程中可能发挥了作用，或是出于原始的图腾崇拜，或是对驯鹿驮负重物的感恩。

鲜卑人入主中原后，依旧以鹿为祥瑞之兽。北魏太祖拓跋珪在位时，有一年外出打猎，亲自捕获了一只一角鹿。拓跋珪回朝后，召问群臣，这是什么征兆？

大臣们告诉他，鹿本来有两个角，如今仅有一角，这是一统天下的吉兆啊！

后来，北魏逐鹿中原，统一北方，在中原的呦呦鹿鸣中，不断吸收融合汉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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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以后，中原的野鹿越来越少，但边疆地区依然是这些生灵繁衍生息的乐土。

崛起于唐代的契丹人，在东北的草原和森林中以游牧、渔猎为生，坐拥大量的鹿类资源。

辽朝建立后，契丹人保持了猎鹿、驯鹿的习惯，建立围场，对鹿进行放牧式的喂养，并设有监鹿详稳司一职，专门看管围场中的鹿。入冬时，契丹人用鹿皮衣御寒；宴会时，契丹人常将鹿肉做成鹿脯，或生吃鹿舌酱。

辽朝皇帝的猎鹿活动，有时长达数月，每次都会有专门的“鹿人”跟随。鹿人在狩猎时要模仿鹿的叫声，把鹿引来供皇帝射猎。

与契丹同样擅长渔猎的女真人也会“唤鹿”的绝技。女真首领完颜阿骨打的弟弟吴乞买就做过辽朝皇帝的“鹿人”，还因为跟随皇帝猎鹿得到了赏赐。《辽史》记载，“吴乞买、粘罕、胡舍等尝从猎，能呼鹿，刺虎，搏熊。上喜，辄加官爵。”

那时，女真人依附于辽朝。契丹贵族想不到，这些被他们视为小跟班的女真人有一天会夺取他们的江山。

▲[辽]耶律倍：《射鹿图》。图源：网络

在契丹、女真之后纵横北方的蒙古人，也与鹿结下不解之缘。

《蒙古秘史》在追溯蒙古族的起源时，讲述了一个狼鹿相配生子的神话故事。

在这个故事中，成吉思汗的祖先叫做巴塔赤罕，巴塔赤罕的父母则是渡过大湖来到斡难河源头栖息的苍狼和白鹿。

德国哲学家费尔巴哈在《宗教的本质》中写道：“动物是人不可缺少的、必要的东西；人之所以为人，要依靠动物；而人的生命和生存所依靠的东西，对人来说就是神。”

苍狼和白鹿生子的故事背后，其实是蒙古族早期历史中，以狼为图腾的部族与以鹿为图腾的部族之间的结合。这种原始的宗教崇拜源自蒙古人祖先的狩猎与游牧生活，也将鹿推向了神坛。

到了清代，东北地区鹿的数量仍然相当可观，盛京（今辽宁沈阳）等地每年都需进贡鹿产品。每年小雪前后进贡的称为“初次鲜”，此后的称为“二次鲜”“三次鲜”，进贡的物品包括新鲜的鹿尾、鹿舌、鹿肉、鹿大肠、鹿肺、鹿肚等。

▲清乾隆粉彩百鹿尊。图源：摄图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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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在中国各民族的史册中留下了活泼跳跃的身影，有的民族却始终把鹿当作朝夕相处的同伴，他们远离人间的喧嚣，归于大自然的宁静。

“传统的鄂温克族只养鹿，不杀鹿，更不吃鹿，因为驯鹿对我们来说就是朋友。”使鹿鄂温克部落的酋长玛利亚·索说。这位与鹿相伴的世纪老人，生前曾被称为“中国最后的女酋长”，著名作家迟子建以她为原型，创作了小说《额尔古纳河右岸》。

历史上，鄂温克族是中国北方的少数民族。其中有一支使鹿鄂温克人于17世纪追随野生驯鹿到达贝加尔湖西北的勒拿河支流，后又沿着河流迁徙到了额尔古纳河右岸，在大兴安岭的茂密森林中驯养驯鹿，过起了放牧与狩猎的生活。

驯鹿性情温顺，是一种可用于使役的鹿科动物，可以骑乘、驮重、拉雪橇，堪称使鹿鄂温克人在林间的好搭档。驯鹿死后，其毛皮可以制成皮衣和鞋帽，帮助使鹿鄂温克人隔潮防寒。

使鹿鄂温克人在额尔古纳河右岸过着自给自足的山林生活，度过了数百年的时光。迈入现代社会后，很多年轻人放下猎枪，走向城市，融入到现代化生活。

随着老一辈族人逐渐凋零，世代驯养的驯鹿也渐渐减少。2003年，当地政府进行“生态移民”，仅剩的200多名部落居民，从大兴安岭腹地搬迁到位于根河市郊的新址，开始了新的生活。

一生见证百年沧桑的玛利亚·索被族人看作是“活着的图腾”。当人们劝说她下山到养老院居住时，她仍然选择坚守在山林中，与驯鹿相伴。她对山林外的人们说：“我只想回到驯鹿身边！”

▲正在卧息的驯鹿。图源：摄图网

老酋长重回山川、河流与森林的怀抱，孤独地传承着几近消亡的使鹿鄂温克文化，也让越来越多的人注意到了这个驯鹿部落的存在。

2022年，“中国最后的女酋长”玛利亚·索去世，享年101岁。

玛利亚·索常说，没有驯鹿，也就没有这个民族。她生前希望，鹿能在山林里自由自在地栖息。

呦呦鹿鸣声中，仁者的懿德高风长留人间。万古山河，鹿的传说还在不断续写。

参考文献：

[汉]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82年

[汉]刘歆撰，[东晋]葛洪辑：《西京杂记》，中华书局，2022年

[北齐]魏收：《魏书》，中华书局，1997年

[宋]李昉：《太平御览》，中华书局，2000年

[宋]沈括：《梦溪笔谈》，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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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大钧译注：《蒙古秘史》，河北人民出版社，200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