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大陆最后三个军统特务低调见面，隐姓埋名64年生活如何？

1938年，国民党政府成立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这一组织后来也被称为军统。作为国民党当时最主要的两大特务组织之一，当年它可谓是出尽了风头。

作为其第一任领导人，戴笠就创造了很多的风云故事，在抗战时期曾经多次刺杀投日的军政人员，同时也在很多电视剧里面针对我党进行猛烈打击。

可以说，军统是一个十分恐怖的组织，在很长的时间内都拥有着极大的影响力。

在最巅峰时，曾经最多拥有近5万名特务，他们渗透到了国民党的军队，警察，行政，交通乃至于驻外使馆。他们如同锦衣卫一般，帮助蒋介石监管着所有人。

但可惜，随着国内战争的结束，这个恐怖的组织也在1949年被迫撤往台湾，直到1950年被彻底解散。

当年那些声名赫赫的军统特务们，例如戴笠，毛人凤，还有军统三剑客，他们有的死了，有的跑了，有的甚至进了功德林，被改造了。

但不管怎么说，这一组织曾经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即使在建国后，也留下了一些尾声。这最后的尾声包括三个人，他们分别是戴以谦，祝仁波，以及王庆莲。

首先来看戴以谦，正如开篇所说，军统是由戴笠所建立，是当之无愧的军统头号人物。而戴以谦则和戴笠沾亲带故，按照他的说法，他要叫戴笠一声十叔公，就是这份关系改变了他的人生。

据记载，戴以谦早期在军队中服役，那时候他还不知道戴笠的来历。

但一次偶然的机会，他的部队负责了对戴笠的接待工作，戴以谦抓住了机会，在戴笠面前表现得很聪明，而且在闲聊之时了解了对方的身份，于是两人就这么攀上了关系。

和戴笠有了关系，那自然水涨船高，他很快就从军队进入了军统，而后更是步步高升，被提拔为了戴笠的机要秘书。

我们可不要小看了机要秘书，在军统这个体制内，级别高低并不是最重要的而是谁最亲近老板，谁就最有特权。

很明显，作为机要秘书的戴以谦离老板最近，而且经常帮助戴笠进行签发各种命令，这也使得他的权力一度飞涨。

不少人认为，戴以谦参与过很多军统的重要决策，在军统中也是一个小红人。

不过难得的是，由于早期出生不是特别好，所以他为人十分谦厚，居然在阴谋诡计遍地走的军统中，显得人缘不错。

之后，戴笠坐飞机出事了，军统也换成了毛人凤为领导。

常言道“一朝天子一朝臣”，戴以谦自然被赶出了军统的核心区，而他本人也心灰意冷，直接离开了军统。于1949年来到北京，加入了傅作义的投诚部队，后来一直留在大陆生活。

紧接着是祝仁波，他的历史基本上没什么波澜，在军统局中他只是充当维修电台的工作人员。不过由于是高端人才，所以也得到了一定的重视。

唯一值得说到的是，作为一个孤儿，他凭借自己的努力考上了当时的警官学院。而且在学校中，没有选择文化，也没有选择军队，反而选择了无线电。

之后因为表现十分突出，被我国空军无线电电击人陈一白注意，就变成了电台维修人员。

进入军统后，他每天一门心思研究无线电，两耳不闻政治斗争。所以他既没有得到提升，也没有遭到打压。

后来他离开了军统，和妻儿一起隐姓埋名。但在1950年身份被查了出来，结果被判了劳改，之后回归正常生活。

最后一位也是最传奇的王庆莲，她的故事远比前两位要精彩，她是内地仅存的有过军统首脑机构工作经历的女译电员，也是最后一个军统女特务。

由于她太过于传奇，所以有研究人员专门对她进行了采访，而且整理了她的口述内容。

根据王庆莲的讲述，她不到一岁就没了父亲，之后就住在浙江省江山县的外婆家。

本来日子就十分艰苦，结果后来又遇到了日本鬼子，而那些恶徒把所有的东西都烧光了，当时是1943年，王庆莲才满15岁，可是家里却已经揭不开锅了。

为了活下去，也为了向那些恶徒复仇，王庆莲报考了军统局，没想到一考就考上了。

当时一共有4女16男一起被录取，他们被带到了重庆，然后就分配了各自的工作。

王庆莲的表现十分突出，在译电科做得很好，所以在1944年被调回局本部译电科华南股担任译电员，其军衔也被提拔到了准尉，工资待遇也获得了极大的提高。

在那段日子里，她每天的工作就是不断地接收情报和翻译电文，其中华南地区的电报都是由她们所经手的，所以她对那段抗战历史有着很多的了解。

当然她也见识到了传说中的戴笠，根据她的回忆：此人很神气，说一不二。他不让我们叫他戴局长，都要叫他戴老板。

另外她也早早地接触到了毛人凤，根据她的回忆，毛人凤这个人比较随和，而且在戴老板打人的时候他就去劝。甚至，王庆莲要离开时，也是向毛人凤请的假。

说起来这也是一段尴尬的往事，当时抗战胜利的，军统局的工作人员要分批次回南京。

王庆莲被自己的组长吓唬，说她表现不好，要把她关起来。由于实在担心，王庆莲就赶忙找到了新任的毛局长，向他请假要离开。

当时毛人凤还问她：“你为什么要走？”王庆莲只能以年龄小妈妈不放心为由进行搪塞。

就这样，王庆莲离开了工作了三年零几个月的军统，那一年是1946年8月。

在解放后，王庆莲的命运多舛，首先是被划为了反革命，后来又被当成镇压对象。

那段日子她过得很苦，她也经常在嘴边唠叨：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间未到，时间一到，全部要报。以此来感慨自己当年的错误。

直到1981年，她的人生被改变，不仅在乡下的23年给她算了工龄，而且晚年生活也是越来越好。

在后来的日子里，她也会偶尔提起当年的历史，反思军统的错误举动，同时感慨于现在和国民党统治时期的优越性。

直到2013年，已经86岁的王庆莲接到了一个消息，有两位同事想要见她。

此举一下子又激起了王庆莲的久远回忆，而这两位同事就是上文提到的另外两位军统的尾声。

思考再三，三人最终还是见面了，大家感慨万千。一起回顾了军统的往事，又一起聊起了军统的败亡，还有相互交流，彼此后来的人生。

最后大家相视一笑，往事已成烟，一切向前看，他们一起拍了照，留下了一张照片，然后相互道别。

就这样，军统的历史彻底被画上了句号，而三人也作为历史的见证者，各自品味着国民党留下来的教训去走向更美好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