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二人同为东晋一代名臣，毛主席对他们的评价为何截然不同？

众所周知，谢安与桓温同为东晋名臣，前者是一代名相，后者是一代枭雄，两人都在东晋历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毛泽东熟读晋史，对两人都作过点评，但耐人寻味的是，他对谢、桓二人却有着截然不同的评价。

在毛泽东晚年最后的读史生活中，他特别注意读《晋书》、《南史》、《北史》等史籍。

1972年10月，毛泽东视力较差，他让学者将谢安等人的传记进行标点和注释，用大号字体印刷，以便阅读。毛泽东读得非常认真，连注释中的一个错字也发现了。他指出，注释中的安徽“濉汉”二字疑是“濉溪”之误。

毛泽东也常读他那部武英殿本的《晋书》。对于《谢安传》他读得很细，书上有很多他读后圈画的笔迹，还写了称赞谢安的“有办法”、“谢安好”的批语。

在读《谢安传》的同时，他也读了《桓温传》，但评价却完全不同。对于桓温的北伐，他批了“是作样子”四个字，一语点破了桓温借北伐之举谋取篡夺东晋政权的野心。

在1975年5月底与芦荻的谈话中，毛泽东曾详细地论述了他对这两个人作出不同评价的原因。

毛泽东对谢安给予很高的评价，“原因就在于谢安为维护东晋的统一局面，立了两次大功。一次是他指挥了‘淝水之战’，以少胜多，打了个漂亮仗；另一次是他拖住了搞分裂的野心家桓温，使其分裂的阴谋没有得逞。”

对于桓温，毛泽东说：“桓温是个搞分裂的野心家，他想当皇帝。他带兵北伐，不过是作样子，搞资本，到了长安，不肯进去。苻秦的王猛很厉害，一眼就看透了他的意图。还是谢安有办法，把他拖住了，使他的野心没得实现。谢安文韬武略，又机智又沉着，淝水之战立了大功，拖住了桓温也立了大功，两次大功是对维护统一的贡献。”

毛泽东对这两个重要人物的评价基本上反映了古今历史学家的共同观点，但所不同的是，历史学家们多注重谢安在淝水之战中作用的评价，对他个人的思想作风也较注意，但对于谢安在抑制桓温野心的问题上却没有像毛泽东那样把它放在与淝水之战取胜同样的位置上。

毛泽东把拖住桓温也看成是“立了大功”，这可能是与毛泽东在“九·一三”事件以后，对于警惕野心家的企图给予极大的关注这种特殊心态有关吧。

谢安抑制桓温篡权野心的事件发生在淝水之战以前。

当时，桓温是权倾天下的人物。346年他率军攻破十六国中的蜀国，从此威名大振。354年桓温统兵进攻前秦，他的军队已进逼长安，三辅郡县皆降，但却屯兵灞上，不作最后的进攻。

当时隐居华山的名士王猛来见桓温，“扪虱而谈当世之务”，指出桓温“不远数千里，深入敌境，今长安咫尺而不渡灞水”，因此“百姓不知公心”。

其实，王猛已经看出桓温的企图：“但欲以功名镇服江东，非真有心于伐罪吊民，恢复境土。”

369年桓温再次北伐，与燕慕容垂等战于枋头，大败。回建康后，以大司马的高位专擅朝政，他的野心也日益暴露。这次北伐前，他本想“立功河朔，还受九锡”，这样便可以取司马氏的王朝而代之。然而，这次战败使他篡权的企图受挫。两年后，桓温所立的简文帝病死。桓温所抱简文帝禅位于他的幻想成了泡影。

后来，桓温本人也患了病，他篡权的野心更加急不可耐，多次要求朝廷为他“加九锡”，这是仿效曹氏篡汉取代司马氏政权的准备步骤。

这时，执掌朝廷政事的正是谢安。他见到朝廷为桓温加九锡的文书已经写好，便以要进行修改为由，延缓其事。尽管桓温“累相催促”，而谢安却“历旬不就”，致使桓温篡代的阴谋完全破产，从而避免了处于危机之中的东晋王朝的大分裂、大动乱，稳住了局势，为十年之后淝水之战的胜利创造了有利的内部条件。

桓温死后，谢安以司徒、侍中、卫将军等官职主持朝政，东晋政权“君臣和睦，上下同心”。

383年，前秦皇帝苻坚亲率几十万多民族的军队攻晋，妄图一举灭晋。谢安命谢玄为前锋都督，与谢琰、桓伊等率众八万拒之。晋军在数量上显然居于劣势，但在谢玄的正确指挥下，淝水一战大败秦军，取得了历史上著名的以少胜多的胜利。

1975年上半年，由于患白内障，毛泽东主要靠工作人员为他读书。这年8月份他做了白内障切除手术后，在医生还不允许读书的情况下，他再次阅读了《谢安传》、《谢琰传》、《谢玄传》。

今天，在他那部线装本的《晋书》上仍然留着他这次阅读时写下的苍劲的字迹：“一九七五八月，阅第五十至五十六卷，再阅第三十四卷《羊枯传》、《杜预传》；九月再阅第七十九卷《谢安传》、《谢琰传》、《谢玄传》。”由此可以看出，谢安是毛泽东晚年特别称赞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