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周刊丨保研，在“确定”与“不确定”之间

半岛全媒体记者 牛晓芳

保研不同于考研，很多时候，那不是一种选择，而是一个结果。

很多参与保研竞争的学生，是被动卷入的。

财会专业的大四学生娅琳，是在大一第一学期结束后发现自己专业成绩排名第一时，才开始有意识地“慢慢往这个方向靠拢”。

身为一名综合排名始终卡在保研名额线外的女生，在从未刻意做过任何准备的情况下，意外递补到一个保研资格。得知这个好消息时，慌张大于喜悦，她打电话问老师：“我该怎么办？”

不同于那些被动且幸运的故事，刘昶是在入校第一天就决定争取保研名额的。她今年读大三，过去的两年里，专业成绩稳居第一。对她来说，保研是一年后一次可能性很大的机遇，但同时充满了不确定性。

某种意义上，比起不知不觉卷入保研名额之争，那些在一开始就目标笃定的同学似乎要走更远的路。

内卷、疯狂、煎熬，构成了这类故事的大部分底色，也在大多数人的想象中建构了一种年轻人在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里挣扎向上的新景观。

不累吗？有必要吗？值得吗？当这些问题由局外人抛出，刘昶总能用云淡风轻的笑接住，“还好，我觉得我挺放松的。”

可是，当这些问题由自己抛出呢？“我累了。”这句话出现在她和同学相互打探对方“科研进展”时的调侃中，出现在我们并肩走在正午阳光下的沉默间隙，出现在被一遍遍追问“如果失败了有什么打算”之后……

这个故事中，放松和疲惫是不冲突的，苦与甜是捆绑在一起的。那些披星戴月、朝乾夕惕是真实的，那些获得感、满足感与享受也是真实的。你很难用一个“苦”字概括一切。复杂性出现在这个世界上几乎每一个角落，自然也包括这场跨度长达三年（通常保研的跨度指的是大一到大三，大四一开学就公布结果）的战役中。

清醒的35小时

秋分之后的太阳是过了6点才会升起来的。

那是今年秋分之后的一天。刘昶带着一位刚从浙江飞来的朋友，凌晨4点就赶到海边，她们等待着“5点看日出”。5点当然是等不来日出的，实际上过了6点，她们也没看到海上日出的壮美景象。那天早晨是阴天。

在日出前的11个小时里，刘昶和朋友一起吃了火锅，又吃烧烤，用一种柠檬味的饮料兑酒喝，从一个目的地赶去下一个目的地，没有睡过觉。在日出后的十几个小时里，刘昶跑了很多地方，见了很多人，说了很多话，完成了很多“待办事项”，也没有睡过觉。

这天，是经历过“保研节”——9月29日，保研结果公布日——之后的普通一天。不同于朋友圈里的上岸者和失败者，作为仍在水中的人，刘昶没有特别的喜悦与悲伤，通宵等日出是个小插曲，她的日程照例被排满。

这天早上离开海边后，她去开了至少两个会，见了不下10位不同专业、不同年级的学长和学姐，又去自己任助理的校内一间办公室值了半天班，穿越半个校园去和一位很久没见面的老师打了招呼，参加了一场大学生全国竞赛的线下模拟答辩，利用午餐时间填写了竞争一项校内荣誉的申报资料。下午5点前，她只吃了一顿饭。

天黑后，刘昶至少还要筹备第二天上课时的Presentation（演示文稿），因为主动担任小组中的演讲者有加分；要为“把六级分刷高一点”练习英语，因为今年12月份的考试是她最后一次刷分机会，上一次成绩刚过合格线，而她的目标是要超过550分，中间尚有100多分的鸿沟要跨越……

已经超过30个小时没有睡觉，真的不会困吗？

“我刚才不是趴了会嘛。”刘昶指的是上午与刚保研上岸的娅琳交流时，坐在大学生社团办公室内的小憩。这间10平方米大小的屋子，是她过去两年来的主要活动场所之一。工作资料、成箱的功能性饮料和零食堆满了房间的角落，房间中央的一块展板上透露着，在不久前结束的纳新招募中，15名大一新生通过面试顺利入社。

“大一、大二是干事，大三的负责，大四的考研。每年一批批放人。”刘昶解释。如今，已经读大四的上任社长去备战考研了，正在读大三的她接任了社长一职。

这样的一天只是寻常。

她打开手机日程表，展示自己今年5月份度过的最忙一天。那天从早到晚密密麻麻排了十几项行程，每一项行程的起止点紧密咬合。“你看，12点下课，12点50就赶到这里参加活动。”两地之间的车程超过半小时，她的语气中有一丝骄傲。

最难的还是大二上学期。因为转专业，她在这一学期内修了22门课，上课时间一定会有冲突，也就有影响绩点的风险。

但从结果看，她这一年依然保持了专业第一的成绩。从过程看，这是一场极限挑战。

要“社交”——“得跟老师说好，让老师理解理解。”

要“主动”——“有一门课回答问题加20分，平时分一共才50分，就硬逼着自己坐第一排，去举手。”她说，“我最讨厌上课举手。”

要“熬夜”——已稀松平常到不值得单独讲述。路过一台自助零食柜时，她欢乐地讲起，自己曾和室友赶作业到凌晨三点，因为太饿一起在这台机器上买零食的细节——这样的生活也是寻常。

“只要你一直在动，就不会困，只要坐在那里，你就会睡过去。”清醒的时间已接近35个小时，刘昶突然提起困不困的话题。

寻找确定性

深究起来，寻找确定性好像是造成今日处境的关键动因。

刘昶是山东人，父母在家乡一座小城里任公职。妈妈爱好写作，从刘昶年幼时便引导她的写作兴趣。刘昶不负期望，从小参加过大大小小数不清的作文竞赛，拿过数不清的奖。读高中时，“成绩下滑得厉害”，担心考不上大学，在父母建议下，她决定利用写作特长走“综合评价招生”这条路。

高考那年恰逢新冠防疫期，所有的综合评价招生考试改为线上，这让刘昶拥有了更多选择。她太担心不确定性了，因此除了省外的几所梦想院校，省内几乎所有高校都报了名，包括985、211，甚至“双非”院校。

于是，当她被梦想拒之门外时，还是通过“综合评价招生”被省内一所“双非”院校录取。尽管结果和梦想有差距，但刘昶认为自己至少通过努力把握住了众多不确定性中可以确定的那一部分，至少最后“有学上”。

她自称“认命了”。但其实也没认。

高中读的文科班，大学专业偏偏属于理工类。她从一入学就决定转专业，但按照学校规定，转专业的条件是成绩必须名列前茅。因此她每天早晨5点半起床，晚上10点半睡觉，拼命学习只为“拉绩点”。回忆大一第一学期，留下的感受只有“学得很焦虑”。

辛苦付出的收获很明显，刘昶成为专业第一，学生骨干。“就是给老师干活的，以后得奖什么的肯定会想着我。”她解释这种角色的重要意义。

大一下学期，刘昶不顾身边几乎所有人的阻拦转入了一个文科专业，为了学习不那么吃力是一方面，年少时埋下的写作梦是另一方面。

她也记得一入学时就做出的另一个决定——争取保研。在保研这场游戏的规则中，转专业显然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她为此付出的最显著代价是，无法进入新学院的学生会，也丧失了在原学院积累的一切资源。

“在这边谁都不认识，什么都没有，就是一张白纸。”这是刘昶始终放不下的一个心结。没有“关系”意味着远离信息源，意味着很难接触重要竞赛和活动的消息，意味着被排除在评奖候选人之外，意味着在保研这场关于信息差的博弈中处于弱势。

“你要自己去寻找机会。”这是一件很难用几句话概括的事。它体现在一些具体而微妙的小事中。比如，无所求地帮学长做PPT，主动去学院里帮忙干活，多参加学院组织的活动，“就算没人叫，大型活动也一定要去露脸”。

作为专业第一名，刘昶放弃过国家奖学金的竞选答辩，因为“获奖人肯定从学生会里出”；也放弃过争取出去打比赛的努力，因为“学院向外推荐的唯一一支参赛队伍，一定是学生会主席带队”。

大二时，她通过竞选加入了一支面向全校招募的大学生创新创业竞赛队伍。在学校里，像这样的团队有时能达20人，但按照比赛规则，一支队伍最多只能挂15个名字，按照保研规则，只有前五名有效。

这是一个排队的游戏。“从大一开始你就可以跟着一支队伍干，一开始位次靠后，先积累资源，等熬到大三，学长学姐毕业了，他们就会把这个项目传承给你。”刘昶加入时便是积极活跃分子，努力肯干。如今，她的位次已进入前五。

在刘昶看来，转专业这个决定的积极意义是，学习的压力确实减少了，自己不用像从前那样“学得那么累”，可以分散更多精力在其他事情上。同时，专业成绩还能始终保持在第一名。

“如果学的这个知识让你很痛苦，每天郁郁寡欢，我觉得这样的生活不会快乐，会让人产生一种想放弃，甚至复读的感觉。”刘昶说，“像现在，我很轻松，每天不需要思考这个题怎么解，只需要思考今天要完成的任务，需要哪些条件，如何获得，就足够了。”

学院里，尽管有意隐藏自己正在争取保研名额的事实，但相熟的老师提起她时，仍用笃定的口吻评价，“挺优秀的孩子，是有希望保研的。”老师们开会时也会谈论，“多转过来几个这样的就好了，学院就轻松了。”

如今，进入保研争夺战的关键一年，专业成绩、综测排名均名列前茅，名下有一项专利、一串长长的奖项与实践经历，是大家公认的优等生，对刘昶来说，保研已经不是一个选择，而是一种可能性。

至于考研，那太不确定了。“我不想考研了，知道自己可能考不好，重大考试发挥不出水平。”话虽如此，考研依然是她追求确定性的一条退路。如果保研失败，就考研；如果没考上，就“二战”；如果“二战”失败，就去找工作，她一步步盘点退路。

“其实我还挺幸运的，如果现在真的要面试一家企业，我能拿出来的已发表作品大概有这么厚。”她用两根手指比画出大约十厘米的厚度。

看起来，那个关于未来的不确定性正无限接近确定。

蝴蝶的翅膀

对保研人来说，在9月29日尘埃落定前，没人能说什么是确定的。

为追求确定性走上的保研之路，实际上是一条埋伏了更多不确定的艰难之路。这是刘昶最初没想到的。

一个与刘昶相熟的男生，曾立志考入中南大学，今年保研结果揭晓才得知，他选择了“双非”的本校。“很可惜，但能保肯定比考好，这是一个确定性的问题。”她如此评价。

保研上岸的娅琳，尽管专业排名第一，但在这一年里一次次被一所又一所目标院校拒绝，直到9月29日出结果的那一刻，才知道自己被南京一所211高校的财务管理专业录取。“就是处在一种有学上和没学上，二者之间反复摇摆的崩溃中。”刘昶这样描述自己的观察。

无论如何，对刘昶来说，保研是明年的事，眼下不确定的事情已经够多了，她甚至排不出一个优先级。

“明天要做Presentation的那门课和另一门课冲突了，我不确定哪个老师能给我更高的分数，我不知道应该在哪门课上更下功夫；我不确定年底六级能考多少分，我英语不好，如果达不到那个线，很多学校就会拒绝我；我不确定明年的保研政策怎么变，我是转专业过来的，原专业的平均绩点比现专业低，如果核算方式对我不利，那我肯定保不上了。”

每一次微不足道的选择与判断，都像蝴蝶的翅膀，指向了保研结果的不确定。在列举完上面那些因素后，刘昶突然得出一个结论：“我可能保不上了。”

缓解焦虑与不安，方式之一是先否定那个目标。“我觉得现在的目标不是保研，是考研。太累了。保研这事儿，我只能说知道里面的道道，但我不一定参与其中。”谈话中途，刘昶突然修正了自己此前的所有说法。

缓解的方式之二，是为自己的行为寻找合理性。“我只是觉得打比赛很好玩。”说这句话时，刘昶好像全然忘记了一小时前，她在解释为何现在手里只有一项比赛时说的那句“不太想打了，今年有点累了”。

方式之三，是睡觉。不被重视的睡眠，在这时发挥了巨大作用，“睡一觉就好了，你会有明确的目标，你要思考接下来要干的事情，尽量让自己忙碌起来，没有时间去想别的。”

最后，这场自我疗愈落脚在一段理性的总结里：“我能做的，是尽量增加生活的确定性，把不确定的变得确定。比如我不确定自己能不能保研，但我能确定的是，只要把绩点稳住就有保研的机会。尽管不确定性依然存在，但我能稳固这个不确定的概率，起码心里有底了。”

失去了什么

得到一个确定结果后，娅琳却陷入了新的不确定。

十一假期返校后，她很快投入到助理会计师资格的备考中。这原本是一个可以在毕业后考取的证书，但娅琳考虑，“保研完成后还有一年的空闲时间，我打算卷一卷。”

“这个超级难，我要用考研的学习强度试一试，看看一年能不能拿下6科来。”娅琳每天跟着学校的考研大军一起出入图书馆，从早上8点半学到晚上10点，一边觉得“学得快崩溃了”，一边又感到“很满足”。

“保研结束后，就有一种空了的感觉。忙了三年，每天从睁开眼就忙这个事，突然有一天不需要再去做这事了，会觉得生活突然空了。”用另一场备考来填补上一场留下的空洞，这是娅琳的安全感来源。

她是这场“保研战”中相对幸运的那个。如果说每一位保研候选人都有一个核心竞争力，娅琳相信自己的核心竞争力是学习。

娅琳高中就读于家乡一所普通中学，成绩始终是全校前几名，让她对自己保留着优等生的期待。可考上一所“双非”院校和自己的“预期差太多”，为此她花了一星期的时间来消解接到录取通知书后的“崩溃”。

喜欢看《今日说法》的娅琳曾有一个法律梦，因此她在大一入学后辅修了法学。人生字典里从未出现“放纵”二字的她，仍带着高中时的那种学习方式，“所有的精力都放在学习上，不管其他事情。”娅琳如是回忆自己的大一时光。

卷入保研之争后，这种心无旁骛的状态一去不复返。娅琳发现只有专业成绩第一还不够，综测排名也要拉上去。而追求综测成绩，就不可避免要多参加活动、多社交、多获奖。她开始调整自己适应这场游戏的规则。

“每个保研人都变成了社交达人。”这是她的结论。对于一个内向的人来说，刻意社交的过程是折磨，去听没意义的讲座也是折磨，去刻意“攀附关系”更是折磨，娅琳到现在也无法突破这个障碍。

大三那年，她彻底放弃了自己的法学梦。“是被迫放弃。因为开始忙保研了，已经没有太多时间给我去追求自己的热爱了。”娅琳说。

遗憾吗？她没有正面回答这个问题。

“在这个过程里，考试没考好，比赛没比好，各种不好的事情太多了。慢慢地你就学会不去考虑已经发生的事情，只考虑当下。”娅琳透着明媚的笑容说，现在自己已经从内向变得外向了，在一次次社交与一场场活动的历练中，她找到了对外表达的自信，甚至开始享受这个过程。

只是，她隐约感知，“我已经没有之前的学习热情了。”

大二时，她还会为周末到底是去参加学生会的活动挣那0.5分，还是去学习辅修的课程纠结，她还会坚持“宁可费更大精力通过学习提高一分，也不去参加没意义的活动浪费时间”。如今，她后悔没有早点扭转这种思想上的“偏差”，否则保研的结果可能会更好。

失去的，还有生活的热情。

在保研的高压与反复折磨下，娅琳发现自己很难找到让心情产生很大波动的事情了。“快乐的阙值变高了，对什么事情都是淡淡的，心累了。”

甘愿吃“苦”

很多时候，保研是个“磨心态”的过程。

等待上岸的刘昶至今仍在磨。她清晰记得自己在一次英语考试前改竞赛PPT的那个夜晚，“每天都是英语书放这边，PPT放另一边。我劝自己改PPT吧，英语就先别学了。但内心非常崩溃。”

这种纠结和矛盾撕扯着她，至今仍在撕扯。但她从未想过，如果没有保研，自己将是一种怎样的生活状态。“从来没想象过。我真的已经习惯了，如果没活干，我就会很无助，很彷徨，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那样的话，我反而压力更大。”

那种“每天除了上课就是玩”的大学生活不是她的向往，如今的这种吃苦被她纠正为“甘愿吃苦”。“你嫌弃苦，完全可以放弃，没有人强迫你。”她说，“但我觉得这不是真正的苦，真正的苦是最终没有得到应该得到的东西。你会发现现在承受的苦比起最后结果的苦，要轻松得多。”

这是一个无法用“苦”字概括一切的故事。

秋分之后的太阳是过了6点才会升起来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你在6点前赶到海边就一定能看到日出。意外因素有很多，比如，阴雨天。或者，大部晴朗，但恰好一片路过的云遮蔽了太阳。

日升日落这么有规律的事情都充满了不确定性，人生能够把握的确定的部分也只能局限在眼前。“我不想那么多了，先把这学期的目标完成吧。”刘昶说，“目标是把六级分刷高。”

“我突然想把朋友喊出来看日落。”迎着夕阳的方向行走时，刘昶突然说。此刻是下午4点40分，距离日落至少还有半个小时。漫长的一天还没结束，5点前她要赶回办公室值班，远方的朋友当晚就要离开，那轮早上偷偷升起来的太阳还挂在天上。

（文中娅琳、刘昶为化名。）